周日文化沙龙
主题：点评《色·戒》事件（中午12：30播放相关电影《第四十一个》）
嘉宾：张宏良、郭松民、李北方、老田、赵月枝、韩德强等
时间：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下午2：30——4：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
网站：http://www.wyzxsx.com 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书社 左岸网站（http://www.eduww.com)
说明：2007年11月11日举办了一次点评李安《色·戒》的文化沙龙之后，从网络到纸煤刮起了一阵妖风，对于这次活动的情况进行了恶意的歪曲报道和妖魔化的评论，围绕李安电影《色·戒》形成了一个事件。其中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为此，我们再举办这次沙龙，从多角度点评这个事件。欢迎负责任遵守基本职业道德的媒体界朋友关注并参加讨论。因我们的周日活动惯例都是面向会员和学生的，参加这次的媒体界朋友只要联系我们提前预约都可以参加。如果报道，请尊重事实即可。预约电话：010-62760856。
下面是李北方发言，已经本人审阅。
从色戒谈到媒体
李北方：
关于《色•戒》电影本身我其实没有什么更多的看法要谈。刚才放了电影《第四十一个》，这个电影我也看了，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会发现这两个电影的确可以对比着看。郭松民已经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对这两部片子的看法，提出了人性和动物性的差别。郭松民所定义的动物性，其实和我上次在沙龙上谈到的人的自然性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是属于零的那部分，它要服从人更高尚更美好的情感，而不是冲突。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我今天主要介绍一下第一次沙龙之后的的余波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坐的几位老师没有参加第一次沙龙，可能不清楚，我提供一个背景情况，顺便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那次沙龙开过之后，《南都周刊》上有个报道出来，我一开始也以为是他们的记者过来了，仔细一看并不是。是前次来参加沙龙的一个人，叫沈亚川，是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的编导。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看一点他写的东西就知道了，他以前在《21世纪环球报道》工作过，网上有一篇他纪念那个报纸的帖子。他是通常所谓的自由派——虽然我认为这些自由派都是假的。
那天在现场言语上有一点不愉快，王小东和我呛了他一通，我在公开信里也说了。应该就是当天的后半夜吧，沈亚川在博客上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记述，当日记一样写的，把他后来在《南都周刊》稿子里的主要概括都写出来了。后来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同事看见他的博客了，就转给我看。因为博客是很私人的东西，写得也不用很正式，也不需要有特别多的责任感，随便写写就算了，没关系。我把我的观点也写下来了，发在博客上，跟别人说，我的观点以我自己的表述为准。
后来有人看了他的博客，然后找到了我的博客，根据他的概括，留言骂我，骂我的观点。我第一次在博客上就别人的回复进行了一个回答，我说这个是一个同行写的，他的概括有不全面的地方，也有不实的地方，我的观点以我自己的为准。我当时的确是觉得他这么写没有什么恶意。
然后就在《南都周刊》上出了这样一个报道，主旨没有变，就是掺了点水，水多了又掺了点面，拉长了发在报纸上，其实还是原来那篇文章。在我看来，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作为一个正式的出版物，作为媒体，你在上面发表文章，就不应该像写博客那么随意了。我个人也是这样的，每次给我们杂志写稿的时候我都写得很难受，很痛苦，一句话总是犹豫再三，直到觉得写得没有什么纰漏才可以，这和博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
我猜测这肯定不是他投稿的，而是《南都周刊》的约稿，大概是他们的某一个编辑看到他那篇博客，觉得他写的挺有意思，倾向也很合《南都周刊》的胃口，所以就向他约了这篇稿。我写了公开信之后，我向《南都周刊》的一个朋友求证过，是不是约的，朋友告诉我是另外一个编辑约的，这位朋友还说，他其实不太同意发这样的稿子。报社的规矩我们知道，大家开选题会，每个人报选题，有的编辑同意做这个选题，有的编辑不同意，在有争执的情况下，最后这个稿子还能发出来，而且还是以这样形式发出来，那只能是领导拍板了。
我写了两封公开信贴在博客上，有一个是给《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的。长平这个人当过《南方周末》的新闻部主任，做过《外滩画报》的副总编辑，新闻经历很丰富，也很资深。以他专业方面的修养来讲，不应该判断不出来这样一篇文章的写作存在什么问题，用我的话说就是连实习生的水平都达不到，其中有一些刻意的歪曲和带有明显的恶意的揣测。比如，当时我谈到《色•戒》应该怎么面对，说千万不要像上一次处理冰点那样，把它给关了，这种方法很不好。这很明显，是我在谈到《色•戒》的时候，顺带一说，对管制方式做了一个批评。可是在沈亚川的笔下成了记者李向政府献了一计，但祝东力对这个计不同意，他也献了个计。好像我们俩在争风吃醋，争着要给政府献计，然后打起来了一样。这种歪曲是带有明显的恶意的。
作为编辑，既然不是看不出来稿子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坚持把这样的稿子发出来？而且后面还可以留个尾巴，什么没有经过当事人审阅，不代表他的观点之类的，为什么会这么做？网站上特地开了一个专栏，“某报系造假录”，对一些媒体有很多的批评。这些媒体的一贯做法就是片面地夸大一些东西，然后刻意掩盖一些东西，制造出一种他们希望的效果。有些媒体人敢于这么做，而且做得大义凛然，背后是有他们的逻辑在支撑的。我主要就想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虽然我跟所谓主流的关系不是很紧密，但是我毕竟在这个行业内，可能比其他人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心思和想法。
最近几年有一位在媒体上比较活跃的媒体人，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有一个细节：他在跟一个海外华人学者交流的时候，那个人提到，虽然这些年在海外发现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在用中文写作的时候却从来不说，之所以不说，“全是为了爱”。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法。他们首先认为他们奋斗的目标是正确的，所以要把它说得很好，虽然这个目标本身可能有问题，但是要努力把问题盖住——不说全是为了爱。一片赤诚之心，就是为了推动我们的民族走向自由和民主，当然是他们所定义的自由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看到了负面的问题，但是不能讲，全是为了爱。他们有这样一种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会刻意突出一些东西，是为了爱；他们会刻意掩盖一些东西，是为了爱；他们扭曲一些东西，是为了爱；抹黑我们这些人，歪曲我们这些人，当然也是为了爱。
大家要理解他们这种心态，理解了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大义凛然。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地讲说，流氓并不可怕，有文化的流氓最可怕。为什么呢？假如你碰到色狼了，只要你大喊一声抓色狼，这个人肯定转身就跑了；或者有人偷你东西，你大喊有小偷，他一般也是转身就跑。因为这种流氓做坏事的时候，他知道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不那么理直气壮，在遇到反抗或者遇到批评的时候，一般来讲他马上就认罪了。但是有文化的流氓不一样，虽然他干的事情在手段上有点不光明正大，但是他认为他的目的是对的，所以手段无所谓，也就是目的决定了手段的合法性。这话我记得是列宁说过吧？这些人比我们这里的人还列宁主义呢。
沈亚川在我发出公开信之后，以答《南华早报》记者采访的方式在博客上又发表了他的看法。对我的质问有他的解释，总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的概括是没有错的，是很准确的。我看后就乐了，心想算了吧，人要是不要脸，鬼都拿他没办法，何况我又不是鬼。这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我要谈的第一点，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有些媒体会有这种做事的方式。
接下来谈谈我另外的一个感想。在沈亚川歪曲的基础上，长平发表了他的评论，大家可能也看了。现在的这群自由派啊，有的时候想想，真是觉得这些人第一可气，第二可怜。他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或者说称职的辩论对手，当你在面对一个新的课题把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跟你把讨论引向深入，提出他不同的看法，或者提出他的问题。他只是在那儿搅浑水，你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说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他没看见。长平说什么每个人都是大时代下可怜虫，这就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模糊掉，所以“皮肤性病科”真是个绝妙的比喻，整个社会都快被他们变成一个“皮肤性别科”了。他们的论调就是电影是电影，政治是政治，你不要往一块扯，你不要提问题，这是他们基本的立场，（韩德强：不争论。）对，不争论嘛。
前不久《南都周刊》发了李陀的一篇访谈，我觉得谈得非常好。那个访谈我看了两遍，一个是发表的版本，第二次看的是标明未经删节的。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是第一次看删节版的时候没有的，应该是发表的时候被删掉了，提到了徐友渔。李陀说前些年海外一个叫刘禾的学者，给《读书》写文章，谈到近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还有西方的社会科学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我们要跟上这个转变，否则就没有办法理解世界了。徐友渔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转变呢。用李陀的话说，徐友渔很“天真的”问，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转变？看到没，这是他们这些人一贯的做法。你怎么好意思说呢？人家把问题提出来了，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转变，学术发生了转变，作为一个学者，你不知道难道是光彩的事情吗？这是很丢人的，还大言不惭地说我怎么不知道。这就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往沙子里一钻，就以为全世界都不存在了，以为全世界都看不见它了，实际上它的屁股在外面撅着呢。
这些人，一可气，二可怜。像长平的那种评论，看完了我就想，人怎么可以这么蠢，还蠢得扬扬自得，又可气又可笑，真是没办法。
补充：
我想要补充几句。刚才韩德强老师谈的问题，我已经有点跟不上了，还要多学习才行，我接着就我前面的话题说几句。
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件事，薛涌跟《南方都市报》停止合作，薛涌公布了和南都编辑来往的一些信件，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谎言，南都的编辑说茅于轼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其实茅于轼住的是部长楼，如果那叫“破旧”的房子，全国人民估计12.5亿人住的都算是猪圈了。但是他们就可以很大义凛然这么说。
我写了一篇博客来反驳这个话，算是帮薛涌打架了。那篇博客文章里，我对撒谎的这些人做了个心理分析，谈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惯用的做法，就是抹黑文革，然后他站在文革的对立面，把一切不喜欢的东西往文革的方面推，好像这样胜负立即就能判断出来了。茅于轼使用的也是这种手法。所以郭松民的嘴巴里才被塞了根“大毒草”，那个词郭松民没有说过，但是他非要说你说过，你要是用大毒草这个词，你就是文革余孽。（注：沈亚川先生在答《南华早报》记者问中，承认了他无中生有地使用了这个词，但把郭松民误做为祝东力了。他的博客和正式发表稿，写的都是郭松民说，辩解的时候怎么就变成祝东力说的了呢？这就是沈亚川先生的严谨态度。善良的人们，以后看这位先生骗导的节目，可要擦亮眼睛啊。）
郭松民有一句话，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果想取得胜利，首先必须得真的是自由主义者。我在骂他们的博客里边说，我不认为中国现在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他们这些人也算自由主义者，他们也是最堕落的一个群体。这是我对他们基本的判断。
上一次我们讨论《色•戒》的时候，基本上是就电影谈电影，没有从更深远的视角看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那些人会说，你们这帮人真无聊，内心太荒漠化，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跟政治没有关系，用政治的视角分析就是渴望对权力的滥用。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不存在，装作看不见，而且摸黑。可是刚才韩德强把对《色•戒》的批评和对现代性的反思都联系起来了，把问题分析到这个层面上了，在他们看来，这岂至是无聊，简直就是吃饱了撑的。
可是电影或者说艺术，跟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像刚才韩老师说得那么深刻，那些蠢人大概听不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个电影，《求求你表扬我》，范伟演了一个民工，用我们东北话说是个“淤能八揣”（无能与内向的结合）的一个人，因为做了件好事，非要一个表扬。在这个电影里面反映出来的底层人的形象是什么样的？他是个没有主体性的人，他的存在或者他的价值需要通过别人来确证。可是我们看以前主旋律电影里边的人物，虽然表情比较僵硬，但是它是昂扬的、健康的，眼睛是向上的。不说那个时候了，我们就看贾樟柯的电影，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和他拍的其他片子，也是镜头对准了底层人民，你看看那里的底层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是健康的，完整的。不同电影里边，为什么对一个群体的表现那么的不同呢？这不是因为立场决定的吗？立场的问题难道不是政治吗？
所以我通过这个机会，向那些企图抹杀问题的人，说电影就是电影、跟政治没关系的那些人说，我求求你们了，当个蠢人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拜托开动脑子，好好想一想。
这种思维现在占了主导的地位，我跟一些朋友聊过，很多人持这种看法。我谈论类似问题的朋友都应该算是社会的精英份子了，最低学历都是本科，要不就是研究生。我很忧虑，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的政治意识会这么淡漠。政治意识过于淡漠往往就是灾难的肇始，因为这种淡漠会导致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对可能到来的危机或灾难缺乏警觉。与政治保持距离，或者不谈政治，其实是最大的政治，甘阳讲过这样的话，用汪晖的术语，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做出不理会政治的独立姿态，实际上不过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奴隶而已。
最后一句话是说给周泉缨先生的。我批评长平，是因为他不可以在一个已经歪曲过的东西的基础上，再经过简化歪曲，得出来你的结论。刚才周老师也犯了这个错误，一开始先声明对不了解，说着说着得出有暴力倾向这样的论断，怎么十几分钟的谈话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呢，又没有调研研究。你是前辈，要给我们年轻人做个好榜样嘛。
补充：别人攻击我们或者诬蔑我们老喜欢用一个词，说你们这些人被洗脑了，我可以这么说，我说我1978年出生的，毛泽东1976年就死了，我成长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轰轰烈烈了，洗脑也是邓小平洗脑，也轮不到毛泽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些所谓自由派们，标榜自己说远离政治、不谈政治，其实不谈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他们只是做出一种独立自由的姿态，其实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政治，或者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奴隶，当着小跟班还以为自己了不起，是这样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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