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的主题是“毁灭一个城市,成就一段爱情”,我觉得在艺术上,它这个主题是成功的。黄纪苏老师认为不成功,理由是张爱玲把女主角描述成一个为了情爱可以不顾一切的“情圣”,张本人也以“情圣”自居,实际上她却做不到这一点。不但张爱玲做不到,那些喜欢《色.戒》、并自以为《色.戒》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男男女女也做不到。黄老师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确实,在1940年代并没有真正发生如《色.戒》那样的故事。即使在今天为《色.戒》叫好的人,到了彼时彼境面临选择时,大多也不可能真正那么做。但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才有价值,才感人。伟大的艺术作品,往往不是再现生活中已有的真实,而是凸现被生活所压抑的内心,揭示人性隐蔽的一面。《色.戒》以虚构的情节展现了许多人心中皆有、在现实生活中却必须压抑的那种情感,就象李安所说的“不可能的爱情”,并且打动了人心,引发了共鸣,所以它是成功的。
崔卫平教授认为《色.戒》所表达的只是情爱,人性还包括很多内容,以情爱代替人性是狭隘的、有欠缺的。不错,人性确实包涵很多内容,但《色.戒》为什么要表达完全的人性呢?没有哪部文艺作品能够表达完整人性,表达总是有选择、有重点的。《色.戒》集中表达了人性之一部分——情爱,并通过极端的情境虚构,将这种表达推到了极致。在一点上做到尽好,这就够了,这就是成功。
或许,《色.戒》在市场上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松动和变化,但在官方有能力观照的正式语境中,国家与民族仍然是不可亵渎的禁区。李安这个戏就闯了这个禁区,给人一种“破禁”的快感。许多人有这种共鸣:为什么个人情爱就只能放在国家民族后面,而不能放在前面呢?我的情感、我的选择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为什么上面还要压上一块“民族大义”的大石头?在个人主义日渐深入人心的今天,在已经远离了那个民族危亡情景的新时代背景下,很多中国人会有此想法。李安的作品让这些人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这也是《色.戒》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但是,艺术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色.戒》在政治上的缺失。说它是“汉奸电影”,可以说是它罪有应得。刚才,许多人的发言包括崔教授都强调:李安本人并没有为汉奸歌功颂德的动机。或许李安确实没有这样的动机,但他的作品客观上起到了为汉奸张目、消解对国家、民族价值认同的效果。文艺作品只要面之于公众,对它的评论就不再取决于的主观意图,而只能依据作品本身的客观效果包括读者对它的评价和感受。《色.戒》故事以那个大是大非异常清晰的时代为背景,而且剧中人物还各有其原形,它就回避不了这方面的是非问题,回避不了政治维度,必然要承受来自政治维度的评论和批判。《色.戒》对人物和情节的虚构,从艺术来说是成功的,从政治而言却是颠覆性的。
一个社会对国家、民族的价值认同,是一种大范围的价值覆盖。不说涉及每个人,至少大多数人如此。但具体到每个人,这种价值认同在其心目中的份量、权重是不一样的;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认同是可以抛弃或牺牲的。以张爱玲为例,我们可以设想,在碰到胡兰成之前,她可能也是有着国家民族观念的。但碰到胡之后,她的选择就变了——就像天平一样,国家民族观念这一端的份量是不变的,但在另一端加上了生死情爱或荣华富贵的砝码,天平就向着另一端倾斜了。这种选择的变化,从人性自利的角度而言,有一定的合理性,只能说各人面临着不同的利益选择的格局。但一旦有人把这种个人选择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对公众产生影响,那就不一样的,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这个时候,代表了大多数人价值倾向的声音就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对这种颠覆公共价值的个人选择进行批判,一定不能放任对这种选择的拔高和美化。《色.戒》的题材不但以政治事件为背景,其影响所及,也颠覆了某些政治观念。一些人却说什么《色.戒》只是文艺作品,表达的只是人性,不能进行政治评论,否则就是文革遗风。这无疑是很荒诞和可笑的。
更为吊诡的是,《色.戒》这种颠覆国家民族观念的电影可以公开上映,批评它的声音却在主流媒体发不出来,只能在管制较松的网络有所体现。一种代表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认同、也符合政府本身利益的声音却在主流媒体上发不出来,这只能说明掌控着媒体的那一批精英,对于自我利益和价值有了新的、与众不同的判断。说到这里,不能不归功于自由主义这么多年的辛勤启蒙,尤其是他们对国家民族认同的消解,对个人利益优先的推崇。自由主义启蒙已做到了这种程度,个人主义已实际掌控着中国的主流媒体,掌握了话语权。政府意图的表达,在很多时候也必须经过自由主义者的过滤后才能出来。这其中有着另一类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
最后,我的结论是:《色.戒》是部好电影,希望以后这样的电影越来越多;对《色.戒》的批评更是好声音。没有这种批评,一个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作为电影或小说的《色.戒》,还是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应该拥有平等表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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