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网友解读胡锦涛“6·20讲话”精神　　

按：　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在《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胡锦涛总书记分析了当前我国媒体面临的严峻形势，特别强调了“西强我弱”的舆论态势和新闻舆论领导权问题。他指出，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导权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的情况下，要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遗憾的是，讲话并没有得到舆论界的足够重视，一些亲西方的主流媒体却歪曲这个讲话，大做文章，混淆视听。有鉴于此，成都网友组织起来，就“6·20讲话”精神做了深入探讨和学习。根据录音和笔记，现将讨论情况整理如下：　　

iamLG(《》网友)　　

胡主席讲话很重要，现在，很难说中国的舆论领导权仍然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仍然忠于社会主义价值观。　　

我的个人直观感觉是，自90年代以来，有一种势力一直在处心积虑的攫取主流媒体控制权，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目前的中国主流媒体，基本已经不能反映广大中国人民的主体意愿和利益诉求，而主要是一些精英学者的荒谬理念充斥版面。　　

在西山会议以前，主流媒体主要实行的是“打左灯向右转”战略，西山会议之后，主要实行的是“普世价值”战略。所有这些，无非是在忽悠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回到官僚买办主导的旧社会形态。　　

他们在基本控制主流媒体的同时，由于网络越来越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强大影响力，“刘涌案件”是一个标志，正是以“强国论坛”为代表的网络舆论抗争，使某些法律精英们为黑老大刘涌开脱的图谋彻底破产，这是使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非常震惊的事件。因而最近5、6年来，控制网络媒体成了主流精英们最主要图谋，许多自由论坛都增加了审贴制度，但这个审贴制度，主要以打压社会主义价值观、放纵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审贴制度为主流精英控制网络舆论提供了可能，并且也确实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甚至从“强国论坛”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控制的存在。　　

我相信，胡主席看到了这一点，胡主席在《人民网》的讲话和登陆《强国论坛》的举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突破精英们的媒体控制，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出的直接民意呼唤。　　

所以，正义的力量想在媒体上产生影响，能够造成声势，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已经成为一个影响非常大的网站，虽然主流媒体都不提它，都害怕扩大它的影响，但是从浏览量上看，它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这实际上是民心所向。右派经常持一种小人的观点，认为你发不了财，就成为左派，你找不到女朋友，就成了左派。实际上正直的、真诚的人，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人，才会替广大民众说话。　　

柳成湘（西南大学）：　　

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宣传也好，都应该回复到以前的定位，是“工作队”、“宣传队”、“播种机”。而不像现在的主流媒体，把这个当作“狗崽队”，搞些花边新闻一类的名堂，追求货币化和数字化，像报纸搞“超女”一样，追求短信投票率，把政治性的东西、思想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丢掉了。　　

《》对我很有启发，我是在无意之间接触到这个网站，当时韩德强搞了一个反对日本“入常”，我觉得这个学者是很有良心的，说的都是老实话，这些理论和观点，我们经过思考觉得确实有道理，开始关注这个网站。我对《》主要还是关注，这两年基本上每天我都在看，但是没有发表过东西，主要是觉得自己还没有考虑成熟，主要还是学习。　　

像今天这样，我们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就一些重大问题开展座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确实很不容易。现在很多人都很怕惹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分左右，只要是观点一致的，只要真诚，说老实话，说有良心的话，右派也是可以讨论的。　　

实际上，毛泽东当年是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比我们现在重视。当年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足以承担改造中国的重任，他们本身也需要改造。今天，我们已经把知识分子的需求打到最低层次，打成动物人，满足于生存本能，现在连“安全”都没有了，知识分子只要有一个梯子往上爬就行了，没有了高级追求，不去关注、关心老百姓，成了奴隶，一天到晚为了温饱，没有方向，精神世界也变得非常狭隘。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站在批判的角度上，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阴暗面。可惜中国目前缺乏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刘庭（西南交通大学）：　　

胡总书记做客强国论坛和6.20讲话，南方周末如鲠在喉，赶紧抢过话头包装一番，硬是给这篇讲话续上一条斑斓粗大的尾巴。  　　

1．出路无他，唯在开放而已。这十个字就是南报千方百计要给中共指出的方向，我们来看看逻辑上怎么推演过来的：“远的不说，单就此次抗震救灾而言”，第一句话就有问题，凭什么“单说救灾”？救灾报道的确是官方为数不多的几个宣传战役之一，但我们回顾一下就能发现，但凡近年来成功的宣传战役全是救灾和与外来压力抗衡方面的。抗震报道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对于灾难的发生没有责任，在事件中扮演拯救者和牺牲者的角色，自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跟踪宣传，给自己立牌坊的事谁会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呢（相反，周老虎，杨大侠，翁安事件怎么三缄其口，不见政府全面报道呢），－－明明是因为宣传成功才敢于开放，南报本末倒置加以偏概全，第一句话就说开放导致宣传的成功，逻辑上连个过渡都没有，侮辱了全国人民的智商。　　

2．西强我弱，这个“我”不是别人，就是官僚买办集团，这个格局是怎么造成的。在肖磊同志的文章中有清楚阐述 ，放弃了反帝斗争的旗帜，背离了革命理想，也就损害了国内广大人民的利益。什么“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声不吭，在联合国投了几十年弃权票。和六七十年代输出革命理论和价值观相比，今天中国能向外国传播一丁点价值观吗？就是因为自己丢失了团结人民，反帝斗争这个根本，面对内外夹攻自然挺不起腰杆。南报只看现象不看原因，叫着用“开放”来化解西强我弱，如同放着鲜血淋漓的伤口不管，在完好的皮肉上包纱布。　　

3．一百步在催五十步，走资派还再走，但走的不够快，在彻底修改家谱，认祖归宗的问题上犹犹豫豫。南报临危授命执鞭上阵，百步在催五十步；除了“信息管理体制首先对内开放”，还“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媒体”，“尽可能创造条件促成媒体的升级”……在海外主子开的清单上夹带自己的私货，但考虑南报一门心思的当急先锋，志虑忠纯，估计除了”开放“，别的都是应景之话。　　

4．“唯在开放”，这句话是点题之笔，的确，开放是不错的，关键是对谁开放，是对鼓吹西方至上，普世价值，民族逆向主义开放，向诋毁中国革命、人民领袖、群众运动开放；还是对弘扬民族精神、优良文化、社会主义价值开放；对维护人民权益，传递人民声音，讴歌中国革命和人民领袖开放。这个判断是拷问开放二字的性质，是检验开放动机的唯一标准。　　

5．结论。南报歪曲胡总讲话冒了一定风险，而且要把讲话演绎成自由宣言也有技术难度，急切上阵草率出击，结果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涂抹修改太过明显，就算想把开放自由之花嫁接到新闻管制的树上也没法成活，文章发出后受到普遍攻击，和者寥寥，可以看作南报急切争夺话语权的系列战斗中的失败典型。　　

张鹏（西南财经大学）：　　

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内容共五点，第一点是新闻媒体的宗旨；后面四点指明了发展的具体战术。我将其概括为坚持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　　

1、拿来主义。新闻媒体对外要拿国外新闻媒体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对外不能什么都拿，要有选择和鉴别。对内要拿发生在人民群众身上真善美的事迹，去聆听群众的呼声，向党和政府传递群众的喜怒哀乐。去拿假恶丑，将之公布于众。　　

 2、送去主义。正如总书记发言中所说，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儿女的勤劳善良等方面的优秀品质送出去。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新闻媒体的宗旨、发展的灵魂和战略方向。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是新闻媒体发展的具体战术和手段。坚持宗旨和灵魂指引下的战略战术，新闻媒体西强我弱的局面就会得到较快改变，我国的软实力就会不断增强。　　

　 　YJS(《》网友)　　

胡总书记讲“西强我弱”，话里隐含了在新闻媒体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但是，在南报系列里面，在这一类的媒体里面，观点是没有斗争的。原来他们说镇守“普世价值”，现在又说什么“现代文明”、“以苍生为念”一类的漂亮词汇，否定社会传媒里面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来掩饰基本问题。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面，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就产生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形成一种剥削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就是经济基础，而且相对于其它关系，经济关系是一种主导关系，它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它要决定包括政治、法律、新闻、社会意识形态等等的上层建筑，而且它要决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　　

所以，南报系列就是在用一些漂亮的、超阶级的辞藻来掩饰它们为资本服务的目的，维护符合资本的根本利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性质。现在私有制逐渐占统治地位，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决定传媒集团的变化。我们的主流媒体在性质上基本上起了变化，这是由我们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决定的。在广东，率先大规模地搞私有企业，规模和比重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再加上西方的大力渗透，尤其是通过香港，因而产生了竭力鼓吹资本的南报系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它们是为资本服务，也是西方资本向国内渗透的阵地，所以它鼓吹西方的主流价值，它的文章很多是鼓吹哈美、哈西方的，它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西方的主流价值，西方的主流价值就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主流价值。　　

当然，它不敢公开说这就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或者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说是“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西方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冒充为普天下都要遵守的价值观，把资本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大众，要劳动阶级也要遵守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劳动大众不能够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能有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以前，南报经常说什么“多元价值观”，现在它不这样说，现在它讲要都遵守普世价值观。前后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它是虚伪的。现在，它觉得时机到了，要用普世价值，也就是资本的价值观来统一天下。　　

李节（西南财经大学）：　　

我自己在见解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年前我是看“凯迪”，后来有毛泽东旗帜网，最后我找到了《》，觉得不错，非常接近我自己的观点。但在《》上我很少发言，就像王小波所讲的“沉默的大多数”，很有点像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南海里面学跳舞，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一边看”到“下场转”，最后“死了算”。　　

这次大地震，“水鬼”全部发话了，说明人心还是自有人心在，虽然不讲话，但心里还是很清楚。通过这个事情，　赵磊　老师给了我一个说法，说这个也是实践，喊的人多了也可以成为路。《》这三次会议，在慢慢地聚拢力量，声音也越来越大。网络只是一个工具，哪个派都可以用，实际上所谓思想上的左派才是人和人之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可以争论，右派反而像过去那样拉帮接派。论坛能够吸引人，聚拢力量，是因为它的门槛低，只有门槛低，就能成为大众化的东西，真正有用的是能够看得懂的东西，《》一定要走平民化，老左派的话语要转变。　　

我最后讲两句话，一个是“网而论道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另一个就是“喊的人多了也可以成为路”。　　

肖磊（西南财经大学）：　　

媒体绝对不是没有阶级性和阶级立场的，这是阶级社会固有的、无法回避的必然性。我们说出现了汉奸媒体、汉奸言论，那是因为有了官僚买办集团；我们说出现了精英媒体、精英言论，那是因为有了“资本”一类精英集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得很清楚，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资本、官僚、外部敌对势力是当代中国与人民对立的三股强大的力量，代表其利益的媒体和舆论是随着这三大利益集团的崛起而产生的。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媒体，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西强我弱”的舆论态势，那是因为代表人民大众的言论占据主导地位。说白了，媒体在阶级斗争中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一个阶级处于社会的领导地位，就必然会产生一大批追随这个阶级的媒体和言论，而与之相对立的媒体就会遭到打击和报复。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　　

反观中国当下的状况，很清楚的是，代表外国资本利益、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媒体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的强势媒体。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势力量，正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掌握了一部分领导权。因为，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领导权异变了（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这里不做更深入的讨论），就必然会产生与人民为敌，替剥削者辩护的媒体和言论，媒体的人民性也就必然消失了。　　

王习明（西南交通大学）：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讲话中指出：“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实际上，中国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西强我弱”的格局，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盛行。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自动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即对核心概念的定义权，并将西方价值观吹捧成普世价值观，积极与其接轨。　　

毛泽东时代，中国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如在部队取消军衔制，建立士兵委员会，部队首长没有任何政治经济生活上的特权；在工厂建立职工大会，对工厂实行民主管理；在农村，各个生产队的分配、管理都由社员大会民主决定。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都是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占主体，并有农民、工人、士兵的杰出代表直接当选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还通过宪法赋予“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公民可运用这些权利直接同官僚主义做斗争。其结果是，官僚主义基本上不严重，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贪污腐化；在同一单位（生产队）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工资待遇与其他经济福利方面基本上不存在根本差别。　　

改革开放后，西方民主价值观逐渐盛行，工人、农民的地位逐渐下降。1980年修改宪法，取消了原宪法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修改宪法又取消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中工人、农民的比例逐渐下降。如十七大基层党代表的比例是改革开放后最高的，在２２１７名十七大代表中，也只有２８．４％来自生产一线；江苏省从第五届到第七届工人代表的比例连续下降，第八届到第十届又逐步上升，但１９８３年以来，工人代表比例基本在１２％—１６％之间。农民代表的比例只有第五届是增加的，其他各届均呈逐渐下降的态势，最近两届均在１０％以下。被称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亮点”的是有3位农民工代表，也与其代表的群体远远不相称，因为农民工有1．5亿。同时，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在下降，其他权利也得不到障，最突出的表现是，工人下岗，国有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年薪差距大，相差大者高达数百倍；农民种田和打工基本上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制度。　　

西方民主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因为西方民主的基础是竞选和代议，要竞选，就要实行多党制，不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代议，就要实行议行分立、三权制衡，不能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西方民主观盛行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在民主领域内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共产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要改变在民主观竞争方面的劣势，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必须让人民确实感到是在当家作主，而不是受官僚欺压；赋予人民反官僚的权利，而不能害怕群众组织起来与贪官污吏做斗争。　　

   彭膺昊（四川大学）：　　

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的大学都不是大学，是培训学校，《》才是真正的大学。这个观点我很认同。　　

现在我们讨论领导权问题，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什么人占据领导权问题，而是背后的一些更深层次的制度性的东西、社会性的东西。　　

要转变这样的舆论环境和主流一统天下的声音，还与民众的接受与否有关。民众是不是习惯于接受？为什么主流媒体同网络媒体对立得那么厉害？网络只代表了民众中很少的一部分，不能代表上层同民众的分立。我们必须要考虑受众，没有受到伤害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而一些强势人物，一下子就能够扭转权力，在现实中，往往是强权大于公理。　　

朱明熙（西南财经大学）：　　

　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同志视察了人民日报社，并在人民网上与网友进行了交流，在考察时他针对宣传舆论的现状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对如何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五点意见。应当说这五点建议都是切中时弊的。　　

众所周知，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和宣传舆论阵地，他甚至把它称之为与“枪杆子”相并列的“笔杆子”。他认为，思想文化和宣传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他总结历史经验后甚至讲，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要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毛主席在他领导的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和宣传舆论工作，甚至多次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思想文化斗争。　　

过去，我们对此往往不理解，在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往往将它归结为“极左”、“专制”和“独裁”。　　

但三十年来的苏东剧变、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西方的“一边倒”的舆论导向的实践，都一再教育我们，使我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认识到西方和我国一些主流媒体、主流精英所标榜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极端虚伪性。　　

比如，西方和我国一些主流媒体、主流精英不是一再宣扬“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却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所谓“民主、自由”思想吗，但为什么现在在主流媒体上几乎只能看见清一色的鼓吹不要国家利益、不为广大人民利益、只为少数官僚资本利益的“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宣扬率先致富、腐败有功、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性经济人”；赞赏“空手套白狼的企业改制和成功人士”；讴歌倒退回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分田单干”；为帝国主义侵略、为卖国贼和反动派翻案、而对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极尽造谣中伤恶毒诬蔑的文章和观点，并且大行其道，铺天盖地？相反，凡是质疑目前的只为少数官僚资本利益的“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性经济人”和“空手套白狼的企业改制和成功人士”；讴歌华西村、南街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反对为帝国主义侵略、为卖国贼和反动派翻案；批判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毛主席和共产党造谣中伤恶毒诬蔑；质疑目前改革开放的文章和观点却只能见诸于寥寥无几的一两个网站？为什么寥若星晨的几个“中流”、“真理的追求”这类“左派”媒体杂志会被封杀？为什么少数几个有“左倾”思想的汪晖、黄平等编辑会被撤换？为什么甚至连主张改革开放，只是有些质疑的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也面临被主流媒体“封杀”的命运，以至于悲愤而严肃地提出“话语权”和“领导权”问题？为什么当下的中国凡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往往会形成主流媒体和民间网络尖锐对立的两极，以至于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要听假话、空话、套话就去主流媒体，而要听真话只能到网络？　　

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什么呢？它只能说明西方和我国一些主流媒体、主流精英所宣扬的“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却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所谓“民主、自由”是彻头彻尾的假货，是他们没有掌握思想文化和宣传媒体阵地前的斗争策略，是欺骗善良的人们的烟幕弹。而一旦他们上了台，掌握了思想文化和宣传媒体阵地，便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就会撕下其迷惑人的美丽的面纱，露出吃人的獠牙，他们就会“我既不赞成你的观点，也剥夺你说话的权利”。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但事实也又一次教育了我们，要真正实现胡锦涛5.20讲话的要求，必须丢掉幻想，戳穿鬼话，解决“话语权”和“领导权”问题，使思想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的手中。舍此，另有它途吗？ 　　

赵磊（西南财经大学）：　　

对于胡锦涛“6•20讲话”，我发现左派和右派好像产生了某种“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对这个讲话似乎都不以为然：右派认为是不是要“收紧舆论了”，是不是要强调意识形态斗争了？所以感到很不愉快；左派抱怨现实情形总让人不断失望，说的和做的似乎是两码事，所以也很压抑。这个“共识”我觉得可以理解，比如刚才有些网友谈的，很多想法也能引起我的共鸣。　　

但是，我觉得对“6•20讲话”应当做正面解读，对总书记的讲话也必须挺。为什么呢？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是各个阶层的现实利益斗争，还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斗争，都必须团结大多数。毛主席当年就是这样做的，总是强调要团结大多数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他都注意把大多数团结在自己身边，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数坏人。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要想取得胜利，就要团结大多数人，要“求大同，存小异”。我们一定不能做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这样做，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简直就是脑子进了水，只有那些躲在阴暗角落的坏人最高兴。　　

第二，毛泽东当年有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就姑且把这句话称为“两个凡是”吧！这句话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好象有点绝对了，其实不然。实际上，我们从现实中来观察，这“两个凡是”太有道理了。毛泽东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师，更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大师，这“两个凡是”是他老人家毕生革命经验的总结，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 “6•20讲话”遭到很多新自由主义的明里暗里的攻击，说明胡锦涛这个讲话能够让汉奸卖国贼很生气，以至于“南报”要用歪曲来攻击胡总的讲话，这难道不应当我们作正面解读吗？何况胡总书记的讲话本身确有许多正面和积极的因素。我们越是作正面解读，那些汉奸卖国贼就越是气得吐血。能让这些坏人吐血的事情，我们不支持难道还要反对不成？　　

第三，这里面有一个策略问题。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讲究策略。什么是策略？就是要利用合理、合法的手段来与汉奸卖国贼、腐败官僚作斗争。当今的决策者不同于老一辈的领导人，他们在整个力量格局当中已经不能一言九鼎了，总是要受到利益集团博弈、权力配置的制约，这是政治生态进化的现状，很可能也是未来政治生态发展的长期走势。所以，决策人某个讲话的真实想法、真实意图，要准确把握，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不论如何解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我们都要向毛泽东学习，尽可能地利用合理合法的形势，利用一切积极的因素和力量，同一切腐朽的、反动的、落后的思想做斗争。今天我们的一切进步力量，特别是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要学习毛泽东的斗争艺术。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什么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力量逼着他们不得不这样干，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他们如果公开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或者公开宣扬他们那套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要立马完蛋。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干坏事，说明他们都知道借势，知道斗争策略。那么，在“西强我弱”、“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下，我们也要掌握斗争策略，这并不是“难得糊涂”，而是我们应当比那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坏人高明许多。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提出来供大家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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