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
-------一评高尚全先生的改革观
李崇正
2005年10月3日《经济观察报》，2005年12月20日第24期（总第346期）《新华文摘》，2006年1月6日光明网《光明观察》栏目，先后分别刊登了“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引自：网页 “证券之星 - 百家论坛”个人简历）高尚全先生的一篇访谈文章，题目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的改革”。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又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只因为有了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对于从理论上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才有了正确的答案。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惟一正确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列宁曾经指出：“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象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以前，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地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工人阶级提供的强大精神武器，它与愚弄和蒙蔽人民群众的唯心史观正好相反，是解放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强大思想武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立和培养一种完全不同于唯心史观的唯物史观，是一切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多年以来，对于马克思的这两个伟大发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在理论界和学术界中，是存在分歧的，这也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自从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围绕上述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有的是来自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的不了解和误解；更有的是来自敌人的诽谤和歪曲。前几年我国不是曾经有少数人打着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幌子，混淆我们的某些必要的和正确的具体政策规定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界限，鼓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所谓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为剥削行为诡辩，从而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有人借口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大肆篡改和随意捏造历史事件，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翻历史的案，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否定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史。这些宣扬宣扬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和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受到绝大多数理论工的有力批判。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面对我国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以“科学发展观”通领各项工作，纠正部分领导干部错误的政绩观（GDP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惟一标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要受惠于全体人民，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等等一系列正确决策。在前年发生在经济领域郎顾之争，顾雏军被拘留，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在去年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7、15谈话，指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痛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出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从而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正是在这个时候，高先生的谈话出台了。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起着并非举足轻重的、有着“五长、二员、三校教授”称号的高尚全先生在这个时机发表谈话，就我国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意见，非同小可。他打着所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判断过去我国改革的金光闪亮的幌子，拿起“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吓人的棍子，给别人扣上“历史唯心主义”的坏帽子（尽管他声称什么“不能用主义扣帽子”，但是他谈话的题目就是一顶帽子，是给自己带上了一顶“历史唯物主义”的好帽子，并且还要做“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那么谁不同意他的主张和观点的自然就是历史唯心主义了！）声称“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高先生，您错了！您的改革观与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观不是一种改革观。我们同高先生却有着正好相反的见解，如果我们不分清两种改革观——即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改革观还是朝资本主义改向的改革观，不批判西方演变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国的改革就不会沿着正确和健康的道路前进，就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定重蹈苏联东欧改革的覆辙，就必定导致灾难性后果。人们反对的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资本主义的改革，拥护的是社会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早在10多年前说过：“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很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我们一定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伟大祖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见丁冰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3页）
高先生谈话的全文，应该说是比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改革观，而他的改革观，正好暴露了他有着一整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这在当代中国是一篇全面了解和系统研究历史唯心主义，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份非常生动、异常难得的绝好的反面教材。
本文首先让我们分析高先生是如何用非历史的观点这一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谈社会历史问题的，至于对其他观点的谬误留待以后分析。
高先生在谈话中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似乎很公平啊，每个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但是大家不希望要这种贫穷的公正。”高尚全先生，你上边说得还不够“贫穷”呢，你自己大概是每月享受三两油半斤肉吧！（你是当时就被优待的知识分子！）而根据我和许多老同志的记忆，许多地方是二两油，而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肉供应的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您高先生说的是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即“暂时困难”那个时期吗？那您为什么没有谈论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呢？之后，不是还有过曾经动员大家吃“爱国肉”的事情，您为什么竟然给忘记了呢？
列宁曾经说过：“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5年6月第3版第26页）
把建国后在特定时期（暂时困难）消费品的匮乏武断地说计划经济如何，闭口不谈基本的历史联系（——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亏您还说得出口！）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诡辩！
我国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你高尚全先生是忘记了呢，还是故意隐瞒来欺骗年轻人呢？
请问高先生，当时的“贫穷”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吗？
解放以前我国不也是市场经济吗？请问，我国解放前贫穷呢还是解放后贫穷？恐怕只有国民党反动派中的顽固分子才说解放前富裕，解放后贫穷！
俄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实行的一直不是市场经济吗？为什么不但没有富裕，反而是欧洲落后和贫穷的国家呢？十月革命之后实行计划经济，不但富裕了，还打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有力地打击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能够长时期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抗衡？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实行了十多年市场经济了，为什么至今经济（GDP）还没有恢复到实行计划经济的1991年的一半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如果没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能够恢复吗？能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吗？能够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吗？能够保卫住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吗？能够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吗？能够进行抗美援越吗？能够抵挡先是美帝国主义后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吗？没有当时的高积累，我国有强大的国防吗？能够建设成比较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吗？整个国家还有改革和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吗？您还能担任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吗？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首先要求要把这一现象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体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实际的而不是编造的，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历史地而不是割裂历史地内外原因和条件，按照事物本来具有的互相联系的而不是孤立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分析这一现象。离开这些是不能够谈论任何社会历史问题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对要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也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直强调的“实事求是”。
前几年，有人曾经在电视上诉说，在书籍中宣扬，在我国解放后不同历史时期发行的各种票证（油票、布票、糖票等票证）。如果从尊重历史的角度，仔细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前因后果，吸取经验教训，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那自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有的人却同高先生一样，是指责和批评计划经济的。
在我们看来，那时政府发行票证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您如果控诉，首先应该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修正主义的无耻背叛。请问，国民党统治时期，发过票证吗？为什么不发？建国以来，在困难时期，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人民群众，大家是万众一心，共同度过难关，（没有如今这么厉害的腐败现象！）自然也就没有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么多的社会问题。高先生，您在这里控诉和嘲笑的正是社会主义呢！
还有，请问高先生，您说“大家不希望要这种贫穷的公正”。难道公正是按照贫穷和富裕来划分的吗？富裕就公正，贫穷就不公正吗？当今世界，美国日本等最富裕，那么美国日本就公平了？朝鲜、古巴和越南等还相对贫穷，那么他们就不公平了？这是什么逻辑？
列宁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5年6月第3版第26页）“谁要是忘记了这些基本条件而从中得出一些广泛的结论，“那就暴露出他自己极其肤浅”和“对马克思历史方法的嘲弄。”（《列宁选集》第1卷第1995年6月第3版第712——713页）
高先生的谈话，对于自己要谈的事情是极力避讳基本的历史联系的，内容之肤浅和对马克思历史方法的嘲弄，表明他自己决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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