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时期以来，一些人散布“左”的僵化思想始终是干扰改革开放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党中央一再强调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视新矛盾，研究和解决新问题。按照这个精神，我以为，30年来干扰改革正确方向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有个变化的过程。
30年来干扰改革方向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的变化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问题，胡总书记先后在17大报告和纪念11届3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12••18讲话”）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改革以来的历届中央都始终坚持了这个正确方向。但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并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中动态坚持的。然而改革开放30年中干扰改革方向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从纠正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僵化与错误理解开始的。当时由于这种思想影响根深蒂固，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左”的僵化思想成为主要阻力。这种错误的认识，主要是过高估计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照套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照搬经济上只适用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纯粹公有制和产品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中央在11届3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导下，先后通过12大确定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尤其是通过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就全党全社会总体上讲，思想理论战线上基本解决了上述误解。
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一部分人错误解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在11届3中全会后不久，就冒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针对此情况，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并在13大和14大报告中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1992年14大以前，如果考虑到思想影响的滞后性，改革开放的前15年，虽然同时有“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但主要的方面是“左”的僵化影响；而那时的改革大体上是普遍受惠，因而全党、全社会对改革的必要性却有着广泛的共识，虽然也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但并不是改革方向性的问题，因而不存在全社会的激烈争论。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恰是盛行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向市场机制转型，需要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我国许多青年学子和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大本营学习，因而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正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发生了苏东剧变，西方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趁着“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势头，加紧向我国渗透，推销新自由主义。而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有着形而上学思想的广泛影响，加上“舆论一律”的流毒，存在跟风的陋习，容易发生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在中央强调克服“左”的僵化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氛围下，一些人片面解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在90年代迅速泛滥起来。这个时候，正如小平同志批评的，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忽视思想教育的倾向，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实践中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任其发展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随着市场导向改革的深入，逐渐发生利益分化，导致阶层、城乡和地区差距迅速扩大，不同阶层在改革中分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出现社会学家所说的官商学利益联盟，强势群体在利益驱动下极力煽动和推行自由化，权力腐败也愈演愈烈。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利益和思想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形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断裂，社会矛盾凸显。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对两个基本点关系认识的分歧越来越大。这时的争论，在理念也就是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不同改革观的争论，而背后主要是受利益关系的支配，因此难以调和。加上互联网的兴起，所以分歧发展为全社会的激烈争论。到2004年由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有企业管理层借“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批评掀起了“反思”浪潮，并且形成阵营分明的两军对垒，延续至今大体已达15年之久。
虽然对这场改革方向争论中的是非，胡总书记作了权威的、详细的、有说服力的阐释，但由于十多年来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僵化，散布“左”的错误思潮是贯串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的主要干扰，仍有人只讲坚持改革开放，不讲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克服形而上学思想，切实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地认识干扰改革方向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的变化。
近十多年来干扰改革方向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是自由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进一步以实践标准研究近十多年来干扰改革方向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是什么。
首先，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近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初期的“左”倾僵化思想已不是主要干扰。还把它说成是主要错误思想倾向，既不合逻辑，更违背事实，也低估了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领导地位。
其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依据，就是针对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其主要表现就是，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迅速扩大，出现新的“三座大山”，很大一部分工农群众权益受到侵犯，变为弱势群体，沦入社会底层，权力腐败蔓延，社会矛盾激化，资源环境恶化。
那么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往往归咎于旧僵化体制或者什么“市场化不彻底”。众所周知，所谓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和房产商追求超额利润正是“新三座大山”的主要根源。上述问题正是受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恶果。这种思潮反对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问“姓社姓资”，只讲资权、不讲甚至侵犯劳权，鼓吹市场万能、私有制万能，煽动私有化，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鼓吹利润挂帅、GDP挂帅，把就业、社会保障说成是包袱，鼓吹“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反对国家调控等。上述恶果正是这些谬论对改革方向直接干扰所致。
实践充分证明，近十多年对改革方向的主要干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清理形而上学的新僵化思想
十多年来造成上述恶果的自由化泛滥的根源又是什么呢？除了改革中的利益和阶层分化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些需要专门研究）外，就思想领域讲，主要是形而上学、片面性，表现为右的形式的新僵化。
这里，我以近年几位记者描述改革方向争论的书共160万字提供的资料进行研究。
自发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虽然要引进市场机制，但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是，曾在资源配置由产品计划向市场机制转变过程中宣传市场机制起了一定历史作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不能与时俱进，“吃老本”，产生了新的僵化思想，陷入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由改革过去只适应发达社会主义的纯而又纯公有制和产品计划经济走向了另一极端，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缺乏效率论的影响，排挤马克思主义、贬低公有制，反对国家调控、推崇自由化，鼓吹新自由主义。他们中一些受自由化思想影响、身居官方研究机构显赫地位的“名人”，和少数媒体人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片面解读两个基本点，以其垄断的话语权，把对自由化的批评硬说成是反对改革。
例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著声称是全面描述争论的书《交锋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和《交锋三十年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就只字不提自由化的干扰，一方面把批评自由化的言论打成反对改革开放，一方面拚命鼓吹自由化，①P281、②P145、195、247、253、259、260、338说：“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① P181，说“2004年以来，一些反对改革的力量逐渐聚集起来……否定改革开放” ②P247。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高尚全，竟然公开露骨地说批新自由主义是对改革的干扰③。
一些“名人”和媒体人还挑拨批评自由化的人士与中央领导的关系，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矛头对准中央，甚至说成是“反动思潮”，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成是对批评自由化人士的“痛击”，还屡屡在媒体上呼吁中央打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例如说“万言书”是把矛头指向小平同志，说江泽民总书记的“五二九讲话”和15大报告主要是、甚至只是对“万言书”的痛击。②P203、247、259、286、302美国之音就为此叫好，欢呼15大前后“改革派”发动了强大的、密集的宣传攻势。另外一位记者写的《大碰撞 中国改革纪实》和《争锋 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虽然提供的资料比较全面，但的评论仍然受自由化观点的影响。例如说胡总书记的“六二五讲话”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被认为是对否定改革开放大方向和成就的回答”。⑤P279 ④ P262、269、270、273、276
《大碰撞》在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对自由化思潮受到批评“忧心忡忡”后，讲了他“通过特殊渠道”写给中央领导的文章，说他在文章中“剖析”了“郎旋风”的性质：“一些20多年来一直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左’派，把科学发展观歪曲成‘新发展观’，纷纷著文‘批判旧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批判邓小平发展观。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改革派’。他们……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为民请愿，最容易煽动‘草根群众’不满。可矛头对谁？是执政党！……这是一股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动思潮。”文章在引用刘国光批评自由化的言论后说：“这声音与‘文化大革命’前，说什么农村60%和工厂60% 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手中’，何其相似乃尔！”众所周知，后面所引的话乃是毛泽东的话。刘吉不但污蔑刘国光批评自由化的言论为“否定改革开放”的“反动思潮”，而且也把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成是“反动思潮”。④P269、270
尤其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为《与总书记谈心》和《交锋》作序，特别是前者取的书名，故意让人误认为真的是与总书记促膝谈心的实录，以为其观点是得到党中央认可的。原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故意宣扬其笔名“皇甫平”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辅佐”邓小平的意思。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方研究员吴敬琏则顶着“吴市场”的桂冠，每每在改革方向争论激烈的时候频频在媒体亮相。他们常常按自己自由化的观点以官方权威架势解读中央领导的话，并挑拨批评自由化的人士与中央领导的关系。尤其是高尚全、刘吉和周瑞金多次讲他们对反自由化的批评是中央领导授意的④P185、267。吴敬琏还频频攻击对自由化的批评是“煽动弱势群体”；高尚全更攻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为“利用群众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刘吉攻击批评自由化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自称是代表弱势群体的‘草根经济学家’，不仅全面否定党和政府领导的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且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和政府。”④P266、262、270他们以“名人效应”并以代传“圣旨“的架式扩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对批评自由化的人士施加政治压力。
因为我国的形而上学思想影响较深，容易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类似文化大革命中以“造反大方向正确”作虎皮打倒一切一样，在所谓主流媒体散布的我国改革开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①P424的舆论氛围中，以改革开放“大方向”正确为掩护，一方面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自由化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舆论铺天盖地，以“反对改革开放”的大棒打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一方面放肆鼓吹自由化，相当时期竟然在社会舆论上对批评自由化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例如许多媒体不敢报道批评自由化的言论。我国最早提出向市场经济转轨，与吴敬琏同时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刘国光的文章，就因为批评自由化多次被“主流媒体”和官方研究机构的刊物拒绝发表④P211、275，⑤P273。而吴敬琏却广受媒体吹捧，频频在各种会议宣传他的观点，甚至到香港凤凰电视台贬低他过去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玄耀他到美国镀新自由主义之金的历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万言书”被认为是“非法宣传品”，不能印刷出版，只得口传、手抄。站在批评自由化前线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被迫停刊⑤P169。这就更助长了自由化的嚣张气焰。
更为严重的是，强劲的自由化之风把官商联盟推向了既得利益强势群体，一些媒体和所谓“学者”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把持着话语权，在“反‘左’”口号掩护下，凭借其强势地位进一步扭曲改革，形成恶性循环，终于导致以上严重恶果。
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视新矛盾，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就应克服新的僵化思想，摆脱既定框框，如实认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把批评自由化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是对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主要干扰。
近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基本保持正确的方向，取得辉煌成就，与党内外广大群众，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顶着强大的压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展批评，抵制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对促进中央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诸如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叫停大型国企领导层收购和拒绝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等，广大群众的呼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人士契而不舍地开展批评，自由化的恶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注释：
①《交锋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②《交锋三十年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③ 2005-3-1 中国改革论坛网：“改革是不断排除干扰的过程”―― “2005中国脑库年会”上的发言
④《大碰撞 中国改革纪实》
⑤《争锋 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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