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于2009年12月31日（第396期）发表的系列谈话中，有一个要害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就是周瑞金和高尚全所讲的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周说：“2003年有关领导部门提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观点，引起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高则进一步讲：“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是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而是三个‘民’（民生、民心、民营），这三个‘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另外，民营，就是指老百姓有参与权、有表达权。”我们可称为高尚全式“三民主义”。
这里先不说“民生、民心”与“民营”不是同一个概念（混在一起就把经济成分与政治行为混淆不清），而要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个观点并不是“有关领导部门”讲的，而是我们党一贯的根本观点。2000年6月20日，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门有篇文章：《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讲了几段重要的话：“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党执政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道理就在这里。”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71页）实际上，他讲的不只这一次，而是讲了多次，表达了我们党一贯的思想。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讲话指出：“我们党带领人民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再从《党章》和《宪法》上看。《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宪法》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可见这些都带有根本性质，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的确确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从理论上说，任何政党都有一定的阶级基础，集中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5页）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选集》第4卷第407页）这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一个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它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江泽民当时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组织、运行方式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但西方国家政权通过税收、财政等手段掌握和支配着相当的经济和物质力量，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和管制着其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一九九八年，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五，达到三万零六百一十亿美元。这一年，美国的军费总额达到二千七百多亿美元。没有这样的经济和物质力量，美国政府就难以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也无法实施其内外政策。”（《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70-71页）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我国为人民民主专政），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是政权的领导力量和核心，没有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就失去了经济依托和左右政权的经济实力。所以，江泽民在论述国有企业时特别中肯地指出：“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要有效运行，也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力量。”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71页）
从国家安全来说，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化解国内外各类风险的主要经济支柱。在今天这样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里，仍然是充满着变数和杀机的时代。由于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情况更加复杂、手段更加隐蔽，所面临风险更多样也更多变。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拥有强大的实力，就不能抵御来自国际上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技术、信息、医药等各种风险冲击，也无法稳定国内的市场。现在连曾经私有化的拉美一些国家和俄罗斯都在对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重新实行国有化，韩国的土地由国家垄断经营（土地公社）。我国人口居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四，又处在美国战略弧形图包围之中，始终面临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军事风险。加之，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在风险出现以前要规避，在风险发生时要化解，在风险造成恶果后要弥补，这些都得依靠国有经济充当强大的主力军，发挥稳定盘和蓄水库作用，其中国防经济更需日益加强和提升。这些单靠财政的力量到国外购买物品，那就无异于授人以柄，根本不能保持经济主权和国家独立。何况财政收入的一个大头也是来自国有企业。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便没有真正的综合国力，恐怕连独立都难以保持。
从国内来说，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巩固和优化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根本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所代表的首先是先进的生产力，执政的基础是公有制经济，主要依靠的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先进的文化也是以先进的生产力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如果国有经济不能稳居主导地位，失去了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力，共产党就丧失了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没有左右发展方向的经济实体。如果替少数富人和外商说话，党和政权就会变质；先进的文化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那时，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也就降临到中国。正如江泽民所说：“没有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71页。）我们发展私营经济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毫不动摇的，它的力量和作用不可忽视，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看成为党的执政基础，也没当作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必须分清。
如果象周、高二位说的那样，共产党不以公有制、国有经济为执政基础，而以民营经济即私营企业为执政基础，依靠私有资本执政，那不仅无法维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而且必然变为私人资本的代言人，促进和保护两极分化，党的性质就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再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民生”、“民意”更会成为一句空话。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从根基上改变共产党的性质，颠覆党的执政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不就是和平演变了吗？作为入党几十年的老党员、党的高级干部，竟然说出这样带有根本性和常识性政治错误的荒谬观点，真是令人吃惊！请问你们还要不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要不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这不是无根无据的乱扣帽子，而是周、高他们自己谈话的基本的逻辑。希望他们按党章要求自己，回到党性的立场上来，反悔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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