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的政治失范到基督世界的合理性》
秦始皇从生命意义上死了一次，但被后人说死了N次之多。后人往往把秦始皇和胡亥这对父子一起当成“暴秦”的靶子，把胡亥父子与秦国历史一起打到，就像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说的“把洗澡水连同洗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知说死了秦始皇多少次，这是中国文人的一贯作风。李陵事件中司马迁严重的政治失范难以获得原谅，李陵又不是去当卧底，凭什么不可以杀他的家人，就算是当卧底，这点代价是不可以省的，是司马迁的“政治失范”导致汉武帝的“道德冷血”的历史假象。
如果说“明史”把土木堡之变后的皇帝说成“静养”“北狩”这样的相当于出国旅游的字眼还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考虑，那么像司马迁无端指责汉武帝在“李陵事件”后对李陵家人的冷血，就让我摸不着头脑了，司马迁挥舞着“道德大棒”无情的向皇帝头上砸去，自己虽然也落了个“腐刑”的下场，但加上对秦始皇的谩骂和诽谤，司马迁从两位皇帝的尸体上赚足了“人望”。
到了方孝孺登场时就省去了繁琐的文字遮掩，直截了当的对皇权“宣战”，道德正确的疯狂“理性”完全忽略了政治正确的存在。抱着忠于另一位朱姓皇帝的道德牌匾，去反对另一位朱姓皇帝，在朱姓皇帝祖孙三代之间把“道德大棒”的鸡毛令箭耍的是游刃有余，打的明成祖“遍体鳞伤、名声扫地”。
传说基督死后三天复活，只不过在19世纪末又被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说死了一次。中国的皇帝没有复活只说，只有同姓传世之例，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同姓皇帝在世的情况，文人一般留有余地，对于同姓皇帝不在的情况如秦始皇，就像“痛打落水狗”一样的文学不断出现。西方基督世界的合理性在于，除了一个神没有其他权威的存在，不必“痛打落水狗”，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就是为了超越才“痛打落水狗”的，秦始皇死后皇帝的名号被盗用了多少次，就被诅咒和超越了多少次，也就死了多少次，这是中国哲学的死结。
秦始皇杀术士、汉武帝杀李陵一家、朱元璋依法杀宋濂、朱棣怒杀方孝孺，这些有作为的皇帝对名人的施法触怒了文人阶层，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字咒骂中，杀术士被“偷梁换柱”变成了杀儒生，终生无悔做汉奸的李陵成了受贵族排挤而出走匈奴游历的、伟大的爱国将领，依法杀宋濂成了诛杀功臣的刽子手，朱棣的永乐盛世也不及方孝孺的唯道德至上，皇帝成了历史话语权中的“弱势群体”。
毛泽东的那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也不能算是对秦始皇的昭雪，因为他本人在《沁园春*雪》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以文辞作品的能力来鉴别政治家，并不比司马迁、方孝孺之流的道德伪君子高明，也是一种政治失范。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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