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莫当改革的最高裁判官——读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及有关文章有感
栾保俊
（一）
最近读了一些关于皇甫平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大文《改革不可动摇》（此文发表以后，又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和访谈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轰动和争论的文章，使我感触颇多。我有幸与皇甫先生（实名周瑞金）在解放日报一起工作了七年，而且关系相当好（这是我自己的感觉，皇甫先生是不是这样认为就难说了）。那时的皇甫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政治上敏锐，爱好民主，文化修养相当好，为人也比较沉稳，谦和，很好相处，很多重要评论都出自他手，我以有这样的朋友和同事为荣。但不幸的是，自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以后，我们就如有人常说的那样“渐行渐远”了。我这个人一向珍惜同志友谊，即使观点不同但友谊可以长存。后来皇甫先生一路高升，而我则离休赋闲，没有什么接触了，但心里还是经常挂念着。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需要“促进”的时候，皇甫先生连续发表了《作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文章以后，名声大噪，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
但是，最近读了皇甫先生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使我很有一些失望。从行文中看，当年我们在一起工作时的那种谦和与良好的修养，似乎不见了。文章很有一点居高示下，舍我其谁的味道，而且不少地方的行文是在打棍子，扣帽子（这是皇甫先生过去一贯反对的）。我不知道皇甫先生现在身负何种要职，只知道阁下的最后职务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就算这个职务是“终身制”，作为有头有脸的文人，而且是一向爱好民主的文人，写文章也不必摆出一种真理都在自己的手中的架势，教训那些只是对改革提出了一点善意意见的人。这使人有一种皇甫先生又得到了什么“令旨”，又要出来扭转乾坤的感觉。
（二）
文章的头一句话是“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据学问家说，“拐点”是个数学用语。鄙人文化水平低，没有学过“微积分”，连算术都很差劲儿，所以不知所云。但隐约觉得说历史出现了“拐点”，似乎是说出了“方向”问题。因为皇甫先生在下文有论述，他认为：“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请注意：是‘新’的，不是旧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按：这顶帽子够大的，大得可以压死人）。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新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因此，皇甫先生觉得“大事不好”，现在又需要他这位曾经大出风头的政治明星出来横扫阴霾，端正方向，保卫改革，推动改革了。
这些年来，在一些人那里，“改革”变成了他们的“专利”，任何人都“碰不得”，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一口咬定“改革（不管什么样的‘改革’，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好就是好”！谁要是提一点意见，说改革有什么缺陷或问题，应该加以改进，这就冒犯了天威，侮辱了他们的“改革”，就给人扣上“左”、“保守”、“落后”、以至“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他们俨然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是非的最高裁判官，改革的好与坏，意见的对与错，只有他们说了算。只要他们认为什么人提的意见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就可以给提意见的人判定任何我们的罪名。像皇甫先生这样爱好民主、修养比较好的人都如此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分歧和争论，都听不进一点不同意见，可想而知，修养比他降一格的人会怎样？
皇甫先生可能认为自己是改革的先知先觉，是改革的坚决拥护者，保卫者，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时时刻刻在瞪大眼睛寻找“反对改革”的对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在主流传媒、主流经济学家舆论的高压之下，对改革的确是少有人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见的。但是，不提意见，或者听不到不同意见，不等于没有意见。只不过是憋在心里不讲罢了。尽管断断续续有几个非主流经济学家，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忠言逆耳，并没有引起掌控改革大权的领导和机构的重视。一般百姓就更难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中国内地的改革，长时间里是舆论一边倒，改革的“话语权”，完全被“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所掌控着。
谁知2004年从香港冒出了一个名叫郎咸平的人，此人出生于台湾省，就读于美国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院校，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任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按传统的说法，此人应属于 “资产阶级学者”。大概就是因为他是个“资产阶级学者”，又生活在香港，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就胆大妄为起来，在他认真地研究了内地的国企改革以后，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在网上和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炮轰内地的国企改革，诸如：《质疑TCL产权改革方案》（2004年6月17日“搜狐财经网”）、《海尔变形记：漫长曲线MBO全解释》（2004年7月31日《财经时报》）、《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2004年8月16日“新浪财经网”）、《MBO成了MBI国企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2004年8月16日“新浪财经网”）、《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2004年8月29日“搜狐财经网”）《应当立即停止产权私下交易》（2004年9月2日《国际先驱导报》）郎咸平先生的文章还有许多，因为篇幅有限不能多列。但仅从上列的几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郎咸平先生的思想倾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批评内地在国企改革中，有人以“改革”的名义窃取国有资财产，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食公而肥，应该加以制止。
据介绍，郎咸平为什么在那个被一些人视为天堂的美国学业有成，却要回到香港任教，而且关心内地的改革开放？他说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假若这个介绍不虚，我认为这位郎先生的思想境界，似乎要比内地有些自吹自擂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有的还得了什么奖）的思想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点”！高在那里？高在他关心内地的改革开放，看到问题敢于直言不讳，一言中的，戳到了要害。即使由此引来了围剿和漫骂依然坦然自若。而且，到现在为止，鄙人没听说他和什么权贵或者“暴发户”勾结，图谋私利（拿点稿费是应该的）。他在香港工作，大概待遇不会太差。内地的国企改革的好坏、成败，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完全可以“隔岸观火”，不加评论，既不得罪人，当然也就不会招骂。但他却以大局为重，单打独斗，面对内地的一帮“主流”“著名经济学家”的诽谤和漫骂，连续发表文章，犹如石破天惊，一石激起千重浪，打破了改革的沉闷空气，引发了关于改革的大讨论。几乎在“郎旋风”劲吹的同时，刘国光同志发表了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2005年7月）、《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2005年4月）和要反思改革等讲话和文章，又引起了讨论，媒体认为这又是一股“旋风”。这两股“旋风”使关于改革的讨论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为这种讨论欢呼！古人早就说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时刻，要使改革进一步健康发展，就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打破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担任什么“公司”、“集团”“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以及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所谓“精英”控制“话语权”的局面，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才是正确的。
（三）
早在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就说：“我们的改革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影响成亿的人。这中间一定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 讲得多好啊！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金石之言。其要点是：第一，改革一定要坚定不移，不能动摇，动摇了中国就没有希望；第二，要善于总结经验，他老人家那时候就估计到“一定还会犯错误”，所以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利于改进工作，把改革推向前进；第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不及时总结经验，走了“邪路”就会损害“成亿”人民利益，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可是有些人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根本没有往心里去。皇甫先生号称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的，他是怎样“辅佐”的呢？他们根本没有把“成亿”的人民放在眼里，在20世纪20多年的改革中，经济的有了飞速而巨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事实际。谁也否定不了，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叫“一定会犯错误”，皇甫先生自已也承认“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这些问题，连皇甫先生也说是“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强烈”者，强大而猛烈也！就是拿出一项两项，或者是一两个地区所犯的错误，都是大问题，都涉及到小平同志所说的“成亿”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一点意见，或者是批评，实在是再正常不过又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皇甫先生竟然要给提议见的人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这除了说明是“护短”，是要封住提意见人的嘴，还能说明什么呢！
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而且把这说成是“关键”，并说“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可是皇甫先生以及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又是怎么对待的呢？涉及到10多亿人民的改革，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如果加上“精英”们所希望的使社会主义的中国“转型”（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转型”，“转”成什么“型”，鄙人是一概不知），那就更加复杂。对如此巨大而复杂的事物，凡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都会坚决遵循小平同志的指示：走一段回过头来看一看，看看改革出了什么问题没有，总结一下经验，或者听听群众的意见，对了就继续往前走，要是错了就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赶快改”。可是“精英”们反对这么做，他们反对“向后看”，说向后看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否定改革的成就。这里不说计划经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到底起没起过良好的作用。只问一点：为什么一向后看就回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就否定了他们的改革成就？人们不晓得，他们那个“改革”怎么就那么不经“看”，一看就被“否定”了！如果真是这样，你们的那个“改革”是不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头？这样地“辅佐”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的在天之灵能安心吗？
（四）
毛泽东主席在世的时候多次说过：要让人家讲话，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家讲话，有一天会霸王别姬的。可是现在不要说是某些官员，就是有一些“精英”、“主流经济学家”、“主流媒体”以至某些教授（这些人平常是最爱好民主的）都不让人家讲话。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不管是革命时期、建立新中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可以看出中国人民是多么的伟大！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作出了巨大、也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贡献，只要革命和建设需要，他们有什么就贡献什么，甚至生命。他们作出了贡献，却很少索取，甚至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只要能忍受，就默默的忍受。就拿改革开放以来说吧，有的农村，上面说要在那里搞“开发区”（全国有4000多个开发区，有的征了土地并没有开发，让土地晒太阳），要拿农民的土地，农民说：好吧，拿吧。有的能拿到一些补贴，有的连补贴也拿不到。在工厂里，领导说要“建立现代企业机制”，要“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才能使工厂发展，因此需要多少工人下岗，工人说：好吧，下吧。于是每人发一点钱就给打发了•••••。尽管有些失地农民（据报道，全国有4000多万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据报道有3000多万下岗工人。——这个数字鄙人吃不准，有的报道说是2600万，海外的报道说有3600万，我取中为3000万）生活很困难，但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自谋职业，维持生计，尽量不给国家增添麻烦。因为领导上告诉他们：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他们听党的话，默默地忍受着，抱着希望，盼望着有一天能“解决”。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们的困难有的仍然没有解决，有的甚至还加重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才到有关部门上访，而上访也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受气是经常的事情。他们忍受了多少年的困苦，蒙蒙懂懂，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而那些出主意让他们失地和下岗的“精英”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竟然毫无怜悯之心，还在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大卖国企，国有资产流失所出的主意诸如“卖光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等理念 “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不许人们说一个不字儿。只是最近因为出现了两股“旋风”，打破了沉闷，人们才开始讲话，由于电脑的普及，不少人才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本来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儿。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空气逐渐浓厚，参与讨论的人也较前活跃，有的意见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如果能继续讨论下去，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取长补短，一定能使改革的步子迈得更稳，工作更完善。可是“精英”们不高兴了，皇甫先生说他们是“反对改革”，前面已经说了，不赘述。还有一位名气颇高的大学教授张维迎先生，也出来发话了。他在深圳一个会议上说：“我们是一个网络时代，舆论环境变化非常大，网络时代的信息特别容易偏离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国企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这真是一篇“绝妙好词”！与皇甫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先生不愧为教授，不仅学问大（没有学问怎么能当教授），政治敏感性也特别高。他和皇甫先生一唱一和：一个说“网络时代的信息特别容易偏离时代”，一个说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一个说现在“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的意见的时代”，一个说“相当部分年轻一代，他们没有过往历史经验的教训，容易被情绪感染”（见2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与“皇甫平”的对话：《〈改革不可动摇〉发表前后》）；一个说“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国企生存发展的危害”，一个说现在“否定改革”的思潮“甚嚣尘上”。
我的天！现在的中国到底是谁家之天下？人们对于改革多年不敢讲话，刚刚讲了几句，就招来这么多的罪名！美国有人在全世界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主义，其结果是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连他们自己的舆论界都问：美国人为什么到处招人恨？这是前车之覆，不可不鉴，不可不重视。想不到在堂堂社会主义中国，在熟读了历史的知识界，竟然有那么几个“精英”，不顾历史，在21世纪，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政三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等一系列的深得人心的方针政策以后，竟然也想施行“霸权主义”——话语霸权主义：只许他们讲话，不许别人讲话，一讲话就会招来他们给加上的许多罪名。——这是怎么回事儿，是谁让他们这么干的？
（五）
记者问皇甫先生：“网络上反对您的声音，您有过大致的思考吗？”皇甫先生答曰：“相当部分是年轻一代，他们没有过往历史经验的教训，容易被情绪感染。还有一些来自学界的不同声音，他们还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皇甫先生为什么这么看重“年轻一代”？这使我大惑不解。在很长的时间里，“精英”们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老家伙”，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是来自那些“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跨过江，抗美援朝负过伤”的人，这些人受“左”的影响太深，习惯于计划经济，看不惯改革开放所施行的“新”方针政策，因此“上面顶，下面抗，中间还有一根顶门杠”。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这个情况我想皇甫先生是会记得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忽然把矛头指向了“年轻一代”呢？真让人猜不出葫芦理卖的是什么药。
皇甫先生，你不觉得这么说“年轻一代”有点冒失么？第一，“年轻一代”是国家的未来，是改革开放的接班人，搞了20多年的改革，结果培养出“相当部分”的“反对”皇甫先生、也就是“反对改革”的“年轻一代”。如果真是如此，皇甫先生的“改革”就很值得悲哀了！第二，皇甫先生说“年轻一代”“容易被情绪感染”。“情绪”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是客观事物影响人的主观（物质——如大脑或心理）的反应，美好的事物，会引起人的美好影响，产生美好的情绪；不美好的事物，会对人产生不美好的影响，引起不美好的情绪。皇甫先生所指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已经能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年轻一代”，恐怕已经不是不谙世事的、人云亦云的、容易受人左右的“年轻一代”；他们在长期的某种教育下可以树立不同的世界观，但情绪却不会轻易地被人“感染”的。这样的“一代”对皇甫先生的“声音”有所“反对”，恐怕不是无足轻重的。第三，皇甫先生说这些“反对”他的“年轻一代”“没有过往历史经验的教训”，因此才“反”他的“对”，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许多年来，传媒上和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中，发表了多少污蔑、丑化社会主义、共产党、毛泽东的消息和作品！这些“年轻”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就拿批评计划经济方面来说，媒体作了多少文章啊！电视上拿出两寸布票来展示，拿某一户人家把油瓶子打翻了，一家人为此而痛心，用棉花揩油的故事来展示，以说明计划经济的不好，给人的印象深刻极了。被皇甫先生所指责的在网络上“反”他的“对”的“年轻一代”，决不会没有人看这些东西。这些场景留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决不会不与现在的人因吃多了大鱼大肉而得肥胖症的场景来比较。可是比较下来，他们还是“反对”皇甫先生的“声音”。难道这不值得皇甫先生深思么？何况，在网上“反对”先生的“声音”的，不会只是“年轻一代”吧，因为现在中老年人上网者也是“大大地有”啊！
经过这样的分析倒使我有一点开窍了：皇甫先生在这里指责“年轻一代”，恐怕不是不需要“年轻一代”，假若这些“年轻一代”不是“反对”皇甫先生的“声音”，而是“欢迎”甚至是吹捧皇甫先生的“声音”，大概就不会招来皇甫先生的指责。君不见自从皇甫先生的大作发表以来，国内的舆论大加吹捧，记者访问也不止一次，不断地发表大块文章。对此皇甫先生舒服得很，答问中不乏得意之词。未见先生对这些新闻单位和记者有什么不满。香港的极右刊物也大加赞扬皇甫先生的大文，为皇甫先生“怒斥政坛反改革思潮”和“挑战胡、温”而叫好，也未见先生出面谴责，与这种挑拨划清界限。相比之下，是不是可以看出皇甫先生的爱好和立场？是不是可以看出他的言论受到什么人的拥护？
（六）
皇甫先生在大作中拿科学发展观来说事，有点言不由衷，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皇甫先生，你所要保卫的“改革”，与科学发展观是有差异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又是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紧密联系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谈不上发展。但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和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制约发展的局面。”
我这样大段地引证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因为这个讲话太重要了，每一句话都有所指，稍加思索，都能找到对立面。坚持全面发展，是因为曾经有过没有全面发展的问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因为曾经有过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政治、文化紧密联系，是因为有不够紧密联系的时候，说不能单纯扩大数量和追求速度，是因为有过这个毛病。在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央的决策、方针和指导思想正式出台以前，陆续有人指出过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有GDP崇拜、搞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破坏自然环境搞掠夺式开发、经济收入差距太大（有人认为有了两极分化）等毛病，并因此引起了“群体事件”大副上升等问题••••••。人们对这些事情提出意见和批评，是为了改革能更健康的发展，却遭到了“精英”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反对以至围攻，口径与皇甫先生对待“年轻一代”的口径惊人的相似。如今，皇甫先生竟然好意思拿科学发展观来打掩护，实在是有些那个！
（七）
毛泽东主席在世的时候，不断地提倡要学会分析问题，对待问题要有区别，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看这个方法也适用于对待改革的反映问题。皇甫先生一定是熟读过毛泽东主席写的《矛盾论》的，他在这篇巨著中引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具体的情况。”对改革也应该持这种态度。我认为在改革这个伟大的工程的长过程中，矛盾的表现是有阶段性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解决方法。而不同阶段处于领导地位的领导集体或领导人，由于水平、经验和作风的不同，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也有差异，有的成绩、收效大一些，有的就小一些，有的甚至出现过某些失误，这都是正常的。谁也不能保证他所做的工作都百分之百的完善。人们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指出发生的失误是正常的，也是符合宪法和党章规定的。若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应该虚心地、认真地听取这些意见。不能谁一指出有失误，就说人家反对改革。只要是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社会只有改革才能前进，不改革社会只能原地踏步，就不能发展，人类就是在不断地改革中前进的，为什么要反对改革呢？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批评与意见，是改什么和怎么改意见，不是不要改革的意见，这个界限是应该分清的。不过，假若有人搞的不是真的改革，而是借改革之名而行谋私利之实，就如胡长清、周正毅、刘金宝、顾雏军••••••之类，他们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在犯罪，这样的“改革”人们反对一下，我看是有好处的。
同理，对各个阶段提出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口号，也不能笼而统之，要么一概肯定，要么一概否定，也要有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个阶段提出了某个大得人心的理论或者口号，就把所有的不太正确或根本错误的口号也给掩盖或抹煞。不知皇甫先生注意了没有？在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随后出台的一系列的新措施，特别是把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免除施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在经济上要“多予，少取，放活”以来，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气儿顺了，脸上的笑容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方针使占中国80%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这个政策使中国的大多数人受益，所以才能出现这种令人深受鼓舞的好形势。但是却不能因此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口号都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拥护改革的人应有的态度。
（八）
本来还有很多话要对皇甫先生说，限于篇幅，文章不能再写下去了。但是还想劝皇甫先生几句。当年你处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得风气之先，写了几篇文章，受到了一些人吹捧。但你自己得头脑清醒，你不能以先知先觉自居，更不能以救世主自居。要知道，人的一生那样的机会是不会太多的。就拿你最近写的《色情服务需要产业化，规范化》一文来说吧，我看就是在一种不太正常的心态下写的，可能受到非议。你说去年这种事儿给中国带来了5000亿的产值，在你看来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就应该让它合法化，规范化。这样的做法将来怎么样无法预计，有可能你的建议会实现。但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条件下提倡这些东西，你不觉得有一点冒进么？假如有人问你：这么好的事业，你的亲属中有多少人在从事这项“工作”？你如何回答？假如有，你的心情是否很舒畅？
3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说：“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说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皇甫先生的建议是持否定态度的。皇甫先生不觉得脸上无光吗？
所以，我劝皇甫先生，不管你过去是多么的走红，还是收敛一点为好。好汉不恃当年勇啊，即使你过去有天大的贡献，也只说明过去，并不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所以不可锋芒毕露，还是谨慎做人为好。
（《环球视野》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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