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史的伪造者，还是历史的见证人？——评高尚全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
书桥
身为公务员的高官高尚全先生发表了一篇震惊网坛的大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本人为一介草民，冒昧行使一次纳税人的权利，妄对高先生的大作进行一番评论．不妥之处，尚希见谅。这篇文章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却是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历史，用唯我主义剪除历史的唯心主义之作。他自称是改革的历史见证人．我们倒要看看他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
贪 天 之 功
高先生文章的标题是“评价中国改革”，但是，似乎文不对题。文章通篇列数的都是高先生个人对改革理论和实践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高先生身居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多年，曾经做过些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把改革的成效和理论创新都记在高先生的帐本上，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把高先生身等于“中国改革”，那就更荒唐了．
既然高先生文章列数了自己自1956年以来对改革的贡献，我们不妨来看个究竟。高文说，中国改革的争论可以追述到 1956年。在 1956年12月 6 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他写的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计划经济的弊病己经暴露出来了，但是人们不敢说计划经济不行，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我那篇文章发表后，有人就贴大宇报说这怎么行呢？企业有了自主权那还了得，那不是南斯拉夫吗？我差一点被打成右派了？”
然而，“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并不是高先生的首创。早在1955年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明确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先后主持召开了约70次座谈会，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 25日）和党的八大（1956年9月 15日至27 日）。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可见，早在高的高论发表前半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党中央从那时起便着手改革从苏联移植来的经济体制。根据八大的决议，按照在计划经济和统一市场的条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原则，颁布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商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高先生对这段历史避而不谈，而大谈自己的“先见之明”，这恐怕不是一时的疏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邓小平13年前的警世之言为何置若罔闻
高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就亮出了两顶大帽子，扣在论敌的头上：“否定改革，反对改革”。他说：“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有人认为，现在一些领域的改革出现了种种问题，是崇奉新自由主义的恶果。”他所谓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的头面人物是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去年4月刘国光同志在授奖会上的答词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高先生及其同伙又是召开座谈会，又是发表文章，上纲上线，对刘国光先生进行文革式的大批判，掀起了一股批刘浪潮。在这股浊流中，高先生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扮演了领军人的角色。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这是以较小的成本和代价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80年代中期那场价格改革“闯关”的夭折，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按照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放开，一步到位”，“闯关”刚一迈步，就引发了民众抢购，挤兑风潮。“闯关”被迫止步，价格改革不得不改弦更张，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重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因为有些人犯了健忘症。
当前，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凸现各种错综复杂甚至尖锐的矛盾，迫切需要认真反思28年来所经历的道路，迫切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高先生挥舞着批判“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的大棒，企图把反思改革和发展变成禁区。不过，这一次他就无法狐假虎威了。倒是邓小平的“遗言”鼓起了公众反思的勇气。邓小平的心总是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
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年谱》）
1993年9月16 日邓小平又强调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
邓小平的这些警世之言，迄今已有10余年。13年前他不仅指出了问题的严峻性，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时间。从那以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难道不应当深刻反思吗？高先生声称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存在的条件出发。然而，在社会保障制度残缺不全，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巨大，分配制度混乱，市场无序的环境下，3000多万职工被迫下岗，几千万农民工忍受血汗工资制，城镇职工公费医疗被医疗保险代替，农村医疗实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教育走上了产业化歧路。民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房改掏光了职工的钱包，教改让二老半生受穷，医改让病人提前送终。”这个民谣反映了改革超越了民众的经济承受力，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任何有良心，良知的学者，面对我们的衣食父母的遭遇和处境，岂可熟视无睹．
新自由主义的推销员和卫士的真面貌
高先生说：“另外一个干扰，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7日）高先生这番高论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就是干扰改革？为什么批判新自由主义会引起灾难性后果？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特别在第三世界几乎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在社会主义中国反而成为批判的禁地？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是它的创始人。这一学派是古典经济学的复归。但它从产生之日起就打着反社会主义的烙印。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1920年）中断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实行经济计算，不可能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在随后半个世纪，新自由主义由于对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没有发展成为主流学派。到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泥潭，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大显身手。并且，适应国内和对外政策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为包罗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的理论体系，占居了主流地位。它的基本观点就是主张经济运行市场化，经济调节自由化，产权关系私有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为美国统治集团对外经济扩张，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新形势下，新自由主义派上了新用场。美国统治集团把它作为对外实施新战略的理论武器，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殖民化，把它们纳入美国经济体系，使之沦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另方面，插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把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引上私有化，殖民化的道路。
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项损人利己的举措。它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了某些正面效应，但是，它对苏联东欧国家和拉美，东南亚国家，借用高先生的话来说，带来的却是空前的“灾难性后果”：苏联解体，俄罗斯丧失了世界强国地位，经济遭受的损失相当于一个半卫国战争，60%的家庭陷入贫困，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卢布几乎贬为废纸，失业居高不下，财政金融崩溃；拉丁美洲频繁爆发经济、财政危机，内外债务累累，失业率节节攀升，金融危机，货币贬值，经济增长的成果前功尽弃，已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重新返贫，经济主权落入跨国公司囊中之物，政局动荡不稳；1997年在东南亚爆发的那场金融风暴，使东南亚国家遭受一场空前浩劫，广大民众被迫吞食新自由主义政策酿下的苦果，事后西方国家又对那些敢于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说“不”的国家拒绝提供援助；至于我们中国，高先生及同伙矢口否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的干扰和误导。然而，80年代那场短命的价格闯关却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所谓“价格闯关”的理论正是来自弗里德曼的发明，他主张价格改革应当全面放开物价，一步到位；只要管住货币，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弗氏当时曾向我国主持改革的领导人面授机宜。高先生们深信不疑。然而，百姓却不信这个教条。抢购，挤兑风潮四起，设等“闯关”方案正式出台，便胎死腹中。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象瘟疫一样，走到哪里，哪里就危机四伏，人民就要遭殃。可以说，战后没有哪一种经济思潮象新自由主义那样给人类带来如此严重的灾难。高先生如此酷爱新自由主义，奋不顾身率先领军反击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新自由主义政策酿成的灾难，把自己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激起了许多有良心，良知的学者，政治家的非议和批判。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里茨指出，《华盛顿共识》强加给拉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策建议，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产权神话是种危险的神话，它已经误导了许多处于过渡中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私有化上。美国学者罗伯特•迈克杰斯尼指出，新自由主义“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的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绝对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这种追求已经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混乱和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日本学者伊藤诚认为，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障碍。
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的实践造成一场空前的灾难。普京哀叹，俄罗斯正处在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近2－300年来第一次真正面临沦为二流或三流国家的危险．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筋疲力尽，社会濒临崩溃，经济、政治、心理和精神濒于崩溃（《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波兰前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科勒德克指出，波兰转轨导致生产史无前例崩溃；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是和平年代最严重的一次，要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仍要经过漫长和崎岖的道路。智利前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能消除拉美严重的社会灾难。
我国经济学大师陈岱孙曾多次尖锐地指出，近年来产生一种倾向，即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搬照抄的倾向。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忘在脑后，将西方经济学奉为神明，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金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见胡代光主编《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请问高先生，难道这些学者、政治家也是“连一些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清楚，就批这个批那个”吗？
高先生竭力阻挠和抵制批判新自由主义，原来他自己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和在中国的推销员。我们不妨看看他竭力鼓吹的所谓“民本经济”是什么货色．他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他强调这是“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营经济的过程”。“民本经济是相对官本经济而言的，我们过去搞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官本经济，通过长官意志和行政方式来配置资源，而民本经济则强调，人民是创业的主体、经济的主体、产权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3月13日）高先生所谓的“民本经济”的楷模就是以私有和个体经济为主体的浙江温州模式。目前，在浙江全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上升到7 0%以上。高先生说：“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要实现高先生的理想，就必须在全国实行全面、全盘私有化，放手发展非公有经济；就是要根本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要重走苏联解体的道路。那时，高先生的“民本经济＂是实现了，但作为人民主体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除了待价而沽的廉价劳动力，将重新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所享的仅仅是赖以维身的工资；真正“民有、民营、民享”的是少数资本所有者、经营者。高先生的“民本经济”葫芦里装的是货真价实的美国牌的“资本经济”。150多年前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早就宣扬“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世长存。”在当今国际国内的条件下，企图在中国复制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条死路。
“西山”黑会漏了高尚全“下一步的思考”的馅
高尚全最近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的名义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思考》，（《社会科学报》） 2006年4月6日）。文章对3月 4日由他一手策划、主持召开的“西山会议”却只字未提。而这次会议恰恰是商讨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步骤、战略、策略的重要会议。我们把“西山会议”的发言与高尚全们洋洋万言连篇累牍的文章的对比一下，高尚全们究竟要把中国改革引向何处？他们“下一步思考”些什么？人们从“西山会议”上看到的才是高尚全们的真实面孔。
“西山会议”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荡。这次会议传递给人们的信息非同寻常。
第一，会议的主题和基调不是讨论“宏观经济和改革的走势”，而是把攻击的矛头明确地直接指向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公然扬言中共执政“非法”、人代会“非法”、总书记“非法”，说什么“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领域”，“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确实对中国问题恐怕要多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党没有注册登记，它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的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纠正各种违法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以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一天不开都好。”“权力架构方面严重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
第二，“西山会议”在“改革攻坚”的旗号下，提出了“改革派”的政治纲领。他们在这次“内部会议”上撕下了假面，毫不隐讳地亮出了他们的政治意图，公然扬言“图穷匕首见，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露，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力建立在保障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大学里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共产党和市场经济结婚结合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前提，不是市场转向，而是共产党的转向。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是消灭资本家。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不能叫结婚，叫通奸，因为违背了原来的宗旨”， “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
第三，提出了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方法。会议发言可以归纳以下要点：一是隐瞒政治企图，只做不说，欺骗公众。“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 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二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转移视线，污蔑坚持四项原则、反对西化私有化的人是反对改革、否定改革的成就。三是狐假虎威，压中央表态支持他们，取得政治优势。四是搬出“不争论”的王牌，玩弄“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技，压制反对者。五是装扮关注弱势群体的假相，煽动群众不满情绪，把祸水泼向党中央。
第四，“西山会议”是利用合法机构进行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会议名义上是讨论宏观经济和改革形势，但会议的领导人一开始就给与会者打招呼：“这是内部会议，是内部会议。我们不希望外面的记者炒来炒去。我们内部形成共识。”一个研究会研讨经济形势，为什么如此神秘一再招呼是“内部会议”？还是听听这伙人中的干将的自白：“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地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别）。”“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这样的会议，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有必要。”“我发现今天讲的话容易出问题，好在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记者。”
第五，高尚全在这一政治性事件中扮演了领军人和军师的重要角色。高尚全身为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海南发展研究院院长，近几年他利用掌握的组织、人员、经费，对中央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部署竭力抵制、干扰。这次，他认为“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刻，能不能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正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选择在“人代会”前夕，亮出了他们的旗子。目的：一是统一内部认识，组织力量，发动改革“攻坚”，二是对中央施加压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央，三是施放氢气球，试探中央和群众的反映。高尚全在会议上再三打招呼这是内部会议，其意一是防止外泄，二是让与会者敞开讲。在会议过程中，他对那些反动政治观点和言论，不但不予制止和批评，相反地，加以附和、支持、肯定。他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上说：“我们内部形成了共识，达到目的了。”令高尚全始料不及，会后竟然有人将会议发言速记稿在网上全文发表，引起公众强烈的愤怒，招来一片谴责。3月 30日，高尚全被迫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义公布了一份名曰《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和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全文）》文件，还加了按语。将这份文件和网上公布的速记稿比较一下，人们不难发现，多了一个按语，少了几位显赫人士的发言。这一多一少，为的是什么呢？高先生玩弄的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把戏。如果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为什么不公布记录稿的全文？为什么用经过删改的“纪要”欺骗公众？高先生这一着恰恰证明了网上公布的速记稿的真实性，证明了高尚全们内心有鬼。高先生是非分明、憎爱有别。他如此偏爱、袒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伙，而不予揭发批判，这不清楚证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顽固吗？更有甚者，他在那篇《按语》中以退为进，公然扬言要让 “有关中国改革的各种讨论越来越深入全面，逐步形成平和的但更具建设性的共识。”看来，高尚全们并不因为尾巴被揪住而打算休战。
“西山会议”决不是理论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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