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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和李荣融谈心 ——10万亿国有资产该如何监管?

韩德强 · 2006-05-20 · 来源:授权
国资委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和李荣融谈心

                                                 ——10万亿国有资产该如何监管?

                                                                                    韩德强

                                                       2006年5月20日再修订毕

      

       最近,我有机会了解到国资委内部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了解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同志的基本管理思路,感到问题重大。思路不当,10万亿国有资产很有可能真的像“大热天的冰棍一样化掉”;思路得当,10万亿国有资产就可能变为20万亿、30万亿,中国真有可能出一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思路即心路,谈思路即谈心路,所以,有了这篇公开的谈心文字。

      一、企业远景和企业价值观

       一位朋友再三向我指出,李荣融过去只管过小企业,没有管过大企业的经历。言下之意,李荣融没有领导众多大企业集团的能力。开始,我很不以为然。中国历史上的伊尹、管仲、诸葛亮,都是一介布衣,一跃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统帅各方诸侯,挥洒自如,名留青史。唯文凭论固然错误,唯经历论也同样错误。李荣融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具备基层企业管理的实践,又有多年机关工作的经历,如果再有勤奋的学习、深刻的思考、为人民服务的赤诚,未尝不可以弥补经历上的缺陷,成为统帅一方的高级领导。

       这里的要害在于是否懂得领导大企业的奥秘。大企业常常内部业务众多,每项业务都很复杂,大企业领导通常并不熟悉其中任何一项具体业务,而必须靠精通单项业务的部门或子公司经理去工作。如果各类业务的领导都谋求自身利益,那么,企业可能暂时账面业绩辉煌,但却会埋下重重隐患,导致企业倒闭破产,甚至出现各类重大事故。怎样当好大企业领导呢?韦尔奇谈出了这个奥秘:建立一个远景,然后鼓励人们围绕这个远景努力。所谓远景,是对国内外市场、技术、资源等外部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人才、组织、技术、生产能力有深刻洞察,足以引领企业方向、切实鼓舞各级领导和员工的发展蓝图。1929年,当林彪等许多将领对井冈山的游击战信心不足、意志动摇时,毛泽东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名篇,给各级将领描绘了一幅清晰可见的成长蓝图,有效地稳定了军心,带领红军不断壮大,这就是远景的作用。

       比大企业更高一个层次,集合着169家大企业的超级大企业的领导人,又该怎么当呢?这时的远景,不得不更加抽象,接近价值观层次。张瑞敏已经感到自己是海尔价值观的建立、维护和发展者,是海尔宗教的传教士,而不简单是海尔远景的构想者和维护者。这是真正懂得领导一个大企业和超大企业者的肺腑之言。有了丰富、清晰又有可调整余地的远景,有了企业价值观,原则上一个超级大企业也可以不断壮大,持续发展。

       李荣融是否懂得这一点?我看似乎不懂。面对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李荣融的办法第一是卖掉:“现在国有的工商企业是138000户,职工大概在4300万左右。现在我们中央企业是169户,职工是1053万。根据现在改革的进程,我们大概每年减少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概是4000户到5000户。”(2005年12月22日李荣融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第二是股份制改造:“明年改革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完成了这些基础工作之后实施产权转让,包括企业的重组,我想肯定会加快。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还是股份制,所以,核心是要加快股份制的步伐。”(同上)股份制改造的实质也是卖掉,就是将部分或大部分国有股卖给境内外投资者。我们完全可以追问,股份制改造完成后,国有股谁来代表?国有股的代表还会不会出现问题?李荣融可能会回答说,那就管得过来了。但是,经验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当企业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非国有股代表手里时,国有股代表的控制难度不是减小了,而是加大了。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李荣融领导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出卖国有资产的委员会。如果韦尔奇担任GE的CEO后提出这样一个企业远景,恐怕他会立刻被股东赶下台。

      二、如何管理下属企业?

       李荣融很像一个继承了庞大产业,却不懂经营的出资人,没有能力构想远景,又不懂得维护国有企业价值观,更不懂得按企业远景和价值观选拔、考察、裁撤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于是,卖掉企业就是唯一选择。但是,卖也不容易。每家中央企业值多少钱?清产核资工作就不容易。卖给谁?卖多少?多少价成交?交易过程怎样才能显得公开、公平、公正,符合国际规范,不受别人指责?这恐怕是李荣融上任3年多来最关心的问题。

       问题在于,还没有卖出去的企业是否还需要经营?还需要监管?对此,李荣融大概有这么三项重大举措:一、签订任期和年度两种考核责任书;二、推行年薪制,大幅度提高企业集团高管和机关的薪水、福利;三、全球范围招聘高管。监督功能由监事会负责,监事会是在国资委成立以前,在中央企业工委时期就派驻到各企业的,不能算是李荣融的举措。

稍加推敲可以发现,这三项举措中有两项是象征性的。任期和年度两种考核责任书都只有寥寥数页,很抽象,不起什么实际作用,只起象征性授权作用。我们平时买一部手机,就有许多责任条款。国资委与一家中央企业签订一项经营责任书,只有寥寥数页,可以想象吗?这种责任合同是典型的无效合同。全球范围内招聘高管,也只有象征意义。对于超级企业而言,调整班子,即调整企业政治生态,是领导下属企业的最重要手段。如果招聘来的高管改变不了企业政治生态,无论应聘者职位高低,无论应聘者是好是坏,能力是强是弱,都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真正产生了重大效果的是年薪制(高薪制的代名词)。在李荣融的设想中,高薪可以使人尽心尽力。但是,按照李荣融所认同的经济人假设,最符合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是舞照跳、马照跑、贿照受、私人照用、高薪照拿。如果没有企业远景和价值观的引领,没有明确的可考核的责任约束,没有明确的权力行使规则约束,高薪的正效益是极不确定的,而其负效益却是确定的。事实上,高管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制度范围内的自由度很大,责任难以严格明确,权利难以严格约束。如果李荣融不明白这一点,那说明他真的还停留在当车间主任的水平上,还停留在用规章制度严格约束工人的水平上。如果他明白这一点,那么他就应该懂得高薪并不能让大企业的高管们尽心尽力。高薪制的真正价值或许在于,使李荣融与大企业的高管们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把中央企业变成李荣融的个人帝国。

       高薪制的负效应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负效应是各大企业集团的总部机关开支庞大,成为一个拥有特权、缺乏责任的寄生性的利益集团,是一种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当这些中央企业集团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可以享受80万、100万甚至更高年薪时,当他们可以住260平方米的豪宅或别墅时,乘着高级轿车,享受着巨额职务消费金时,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工人却只有千元左右的月薪,一线的干部和工人会怎么想?还会有主人翁责任感吗?自2003年以来,中央企业已经发生多起重大事故,如中石油重庆开县特大井喷事故,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等。这些事故各有具体技术性原因。但是,如果基层干部和职工的对公司的认同度高、责任心强,完全可以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什么原因造成认同度、责任心降低?高薪制恐怕是很明显的因素之一。如果说高薪制造了高管与基层干部和工人的心理鸿沟,那么高管的责任心总该增强了吧?在中航油投机巨亏事件,中储棉投机巨亏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高管一边拿着高薪,另一面却不惜以国家利益的巨大风险为代价,为小集团或个人利益火中取栗。

      三、监事会形同虚设

       国资委的全称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在前,管理在后。李荣融和国资委各局对经营活动,只靠层层上报的统计数据,不可能了解深层次的情况,而监事会系统对逐个企业情况了解得比较多。监事会有几十位副部级主席,几百名监事,都是各行业抽调上来的专家型领导,既有足够的权威,又有足够的经验、能力和时间去了解各企业的实际情况,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但是,李荣融似乎对监事会的作用缺乏认识,每次新闻发布会对监事会都只字未提。监事会每年向国资委提供对企业的监督检查报告,反映企业存在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但李荣融既不向外界公开,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处置行为。例如中航油事件,监事会曾经反映过,但无人过问,结果造成巨额损失。监事会的几十位副部级干部被长期原地冻结,客观上造成了监事会形同虚设。逢年过节,国资委的西便门办公区送礼者车水马龙,而监事会的安定门办公区门可罗雀。在今天的官场风气下,这也许并不能说明监事会的廉洁,但足以说明监事会在企业心目中的地位。

       监事会被架空,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前面分析到,李荣融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小卖大股”。这样的人一定会热衷于“改革”、“改制”,却会无心于监督、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李荣融在国资委内部似乎可以一手遮天,根本不把监事会放在眼里。监事会的几十位副部级主席,在李荣融这位正部级领导面前似乎等于零。这真是咄咄怪事!

       监事会被架空,这意味着李荣融对出资人的定位完全错误。最理想的出资人行为当然是能够构建共同远景和价值观,领袖群伦。最低限度,出资人应该对经营者的行为加强监督。两者都不做,却热衷于“改制”,国资委就变成了“国改委”!这是越位啊!

       更进一步,任何出资人都懂得,先解决重大紧急的问题,例如投资项目的进退,技术的升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再解决长远的体制问题。李荣融对中央企业面临的各类重大紧急问题束手无策,却一头扎进产权交易的程序和规则的建设中,扎进给企业重组找对象中,这算什么出资人啊?

       为了防止监事会被进一步架空,为了防止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人大应该通过立法,将监事会升格为与国资委并列的机构,监事会的监督检查报告应该通过党和国家的机关报向全国人民公开。

      四、几分成绩和几分问题

按照本文的判断,国资委成立三年多来,国有企业远景和价值观进一步失落,管理失控、失衡,监督被架空,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必然会上升。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3月公布: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这一结果是与本文的逻辑相一致的。

但是,李荣融可能会提出一组同样真实的数据:“2005年与2002年相比,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减少1.19万户,年均减少3967户;销售收入增加3.8万亿元,年均增长21.6%;实现利润增加3814亿元,年均增长34.8%;上缴税金增加2237亿元,年均增长16%;资产总额增加2.99万亿元,年均增长10.1%。国资委成立前的2002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7.1万亿元,现在已经超过10万亿元。”(200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中央企业利润和资产的增长中,国资委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在巨额亏损和重大事故中,国资委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李荣融的说法是,亏损和事故,例如三九集团的问题,是以前留下的“烂事”,而利润和成绩,则是国资委方针的正确、工作的努力。

       其实,公允地说,亏损和事故的确不能全怪国资委,的确有以前留下的“烂事”,国资委控制不了的社会风气问题。但是,国资委是不是认真面对、解决“烂事”了呢?国资委是不是也在促进社会风气的败坏呢?是不是有可能由于国资委一心“改制”,不注意监督和管理,鼓励管理层持股,而加速了“烂事”的成长和爆发呢?

       同样,公允地说,近三年中央企业的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和某种程度的过热,来源于能源、原材料的涨价。中央企业绝大部分是垄断型企业,特别是在石油、煤炭、电力、通讯、和烟草行业,这些行业的利润增长与努力经营的关系并不大。相应地,如果下一阶段经济降温,这些中央企业的利润大幅度萎缩,我们也不应该责怪国资委。

       此外,国资委成立以来,这些中央企业只交税收,不交利润,是建国以来的仅见的。巨大的利润任由缺乏监管的中央企业集团总部机关支配,滋生了这些总部高薪、高福利、高住宅标准的三高现象,也成为中央企业腐败的温床。国有资产、垄断地位所制造的巨额利润就这样进入了极少数人的腰包。

       李荣融的真正业绩恐怕集中在三个方面:

1、卖掉中小企业,加快大企业的股权出售。三年期间,国有企业户数年均减少3967户。卖给谁了?恐怕主要是管理层,或与管理层有密切联系的私人资本。在加快大企业的股权出售方面,工作也卓有成效。这是大企业设立董事会,向现代企业转型的必要前提。为了做好这两项工作,国资委先后完成了产权登记、资产评估、组建产权交易所、制订交易规则、要求进场交易等工作。“2005年,京津沪三家产权交易机构转让企业国有产权3622宗,成交金额1080亿元 ,与资产评估值相比增加64.7亿元,平均增值6.4%。”(2006年2月22日李荣融在国有产权管理暨产权交易工作会上的讲话)也就是说,卖得规范、卖了个好价钱。

但是,到底是否规范、是否卖了个好价钱,这是有争议的。在一个卖字当头的国资委授权下组建的产权交易所、制订的交易规则、选择的资产评估机构,是否会因急于成交而卖不了好价钱呢?是否会因急于成交而低价卖给了管理层呢?如果评估值本身很低,交易时的增值又有何意义呢?国有资产在交易中的流失,被称为“瓜分国有资产的最后晚宴”。作为这场晚宴的主持人,李荣融恐怕不容易洗清自己的责任吧。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无从知道,这么多企业卖掉,据说又卖了个好价钱,那么,李荣融应该报告一下,到底卖回来多少钱?据我所知,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同志多次提案,要求国资委或国家统计局报告这个数据,但都无果而终。

2、促进中央企业间的重组。为重组定规则的,是《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但是,据知情人透露,这个暂行办法本身有很多漏洞。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李荣融点头,重组的事就可以搞定。我们知道,大企业的重组谈判事关重大,没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很难形成重组方案,更难以就方案达成各方共识。但是,李荣融大权在握,将重组看成儿戏。通过重组,许多坏帐被一笔勾销,当事人各方皆大欢喜,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李荣融还在媒体上说:企业要重组,你自己找对象,你找不到我帮你找。

3、为国有资产流失作掩护。由于李荣融的基本思路是卖,而卖难免流失,所以,李荣融的全部工作既然可以理解为出卖国有资产建立程序和规则,也可以理解为国有资产流失作合法性包装。正因为如此,当郎顾之争出现后,李荣融派调查组了解国有资产流失情况。问题在于,调查组是在交易程序和规则等问题上调查流失情况的,而无法深入到交易过程的实质中去,因此,结论不用调查就有了,国有资产流失只是枝节性的、个别性的问题,是国企改革进程中的正常问题。

      五、谁不在状态?

       李荣融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态,为了防止新的问题爆发,在完成改制之前,他不得不动用传统管理手段:换人。他的说法是,不在状态就换人。他还拜托记者,及时报道不在状态的央企领导。这话给人印象深刻。第一,说明李荣融是国资委和中央企业真正的当家人,是掌握实权的。第二,说明李荣融是对国有资产有责任心的。社会上也有人说,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是在国资委成立之前,成立之后,国有资产就不是流失了,而是正常交易、转让了。所以,李荣融功莫大焉。

       如果不了解国资委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李荣融的基本工作思路,这种说法是可以让人接受的。请看李荣融的另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还是说这两句话,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一是公有制,二是共同富裕。在公有制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核心,所以我们在座的同志要共同努力,保持我们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地发挥主导作用。在我们国资委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时候,我就要求全体党员都观看苏联解体的专题片,苏联共产党是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革命的胜利,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法西斯,但是到2000万党员的时候,党被解散了,苏联解体了,这个教训很深刻。国有经济是重要基础,抽掉了这个内容,没有太多的社会主义内容。”(2006年2月22日李荣融在国有产权管理暨产权交易工作会上的讲话)

但是,按照本文的分析思路,李荣融口头上讲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实际上却以抽掉这个基础为己任。因此,最不在状态的,可能就是李荣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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