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高等教育中的潜规则
近期央视披露了中小学教育的八大潜规则，这里我也想谈一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潜规则。
1、 政府官员与高校共同批量生产假冒伪劣博士生。
倘若“3.15”能进入教育领域打假，那中国“博士培养”的过程准会成为重灾户。
在早已异化或曰错位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当日益衙门化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官场腐败嫁接之后，则什么样的“奇迹”就都会发生了。当我国高校那些非教育家的行政官员们，需要为了自己的前程、疏通和编织自己政府人脉、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时候；当诸多的导师希望透过官员权力实现自身其它利益的时候，诸如：拿到更多的科研项目、横向及纵向科研课题，从而在早已产业化的科研中拿到学校高额的科研提成而迅速暴富的时候。博士，这一当年专心研究的学者称呼，一种学术成就表现的称呼，就被沆瀣一气、官教勾结的“官员博士大跃进”给糟蹋的不成体统，“博士书记”、“学者官员”现如今真的满大街都是。从省部级的政府高官直到一心憋着拿“博士帽”兑换更高级别“乌纱帽”的科处长们，面对这即不担心学费和时间且入学容易、考试变通（甚至可以代听课、代考试、代写论文）、有时甚至是变相赠与的“博士帽”，官员们自然会乐此不彼了。而这种政府官员与高校共同批量生产假冒伪劣博士生的最终结果则是：败坏了中国博士培养的声誉；异化了中国博士培养的理念；耗费了国家宝贵的资源；滋生了新的教育腐败（官员们花官家钱给自己买了博士文凭；博士导们通过官员博士生提供的社会资源拿到了高额的科研提成）；同时这种做法，还挤占了国家急需培养的博士生名额；寒了无数苦读寒窗立志成才学子的心。
2、大学里科研的低水平重复，科研论文含金量低下。
近些年来，随着“指标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引进和推广，在各大高校评教授、评成果，只是硬性规定论文数量，没有强调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刊登论文的刊物级别界定论文质量，没有直截了当地针对论文本身进行审核，这不但给学术、科研造假者以巨大的空间，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中国的学者对科学越来越变得实用主义了，许多人不愿意做风险高、时间长的基础性研究，而是谋求短期效应，刻意的去迎合重数量的考核体系，浮躁者，轻率者有之、移花接木七拼八凑者有之、甚至制造学术垃圾者也有之。大量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使创新能力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变得越来越难以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今天的高校，人们已经越来越难看见那些鄙视虚假浮夸、耐得住寂寞、坐的住板凳科研人员的身影了，简单的“指标化”学术评价体系，正在使我国的科研投入产出比日益劣化，正在把中国的科研引上一条歧途。难怪钱学森老人临终前感叹到“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
3、变了味的保送生制度。
保送生制度应该说没有原罪，作为中国高考的补充制度，它的初衷是试图赋予高等教育更多的弹性和活力，为那些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创造一条“绿色通道”。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很多事情、很多原本美好的制度，是总会逐渐被异化和变味的？保送生制度亦是如此。今天的保送生制度，实际上越来越成了给全国各级教委、有关的中学领导、部分大学的招生办相关人员拉关系、发横财的天赐良机；是让教育界头头脑脑的后代、官宦的子弟、有钱人的孩子免考上大学的直通车。全国那么多的教育研究机构，不知怎么就没有一家能真正走进相关高校，对“保送生”做个详细的调查。看看我们今天的“保送生”们究竟有多少是货真价实？查一查有多少个地方的“保送生”，是像那个被曝光的隆回一中一样，14名保送生里居然有13个不合格的官宦子弟混迹其中而被高校退回了？
前些年里的确也曾出现过取消“保送制度”的呼声，甚至都见了报，但后来还是流产了，什么原因呢？无非是能够决定废除“保送制度”的决策者们恰恰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因而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正是当前这种扭曲、变味了的“保送制度”不但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它还大大地伤害了孩子们的心，令我们对孩子的所有思想教育在变了味的保送生制度面前，顿时都黯然失色了；且它还会在客观上助长官宦子弟、有钱人子弟的特权之风。甚至还会形成“吏治腐败”“封建世袭”的恶性循环，王侯将相们真的会前赴后继了。
4、愈演愈烈的“点招”之风。
点招也叫“预录”，有的也叫“选择性计划”。是高校在网上正常录取以外的名额。如果你取得了点招的名额，只要你达到了见档线（一般要比录取线低七八十分）你就可以在你梦寐以求的学校上学了。
点招说白了，就是我想要谁就要谁。有没有分数控制？有。很低。一般在300分左右。点招的名额多吗？不多。国家规定各个高校只有当年招生人数的1%。但实际情况是：各个高校大约控制在5%。也就是说，某高校招收5000人，大约有250人是可以点招的。点招的名额在谁手里？一是在有点招审批权的省招办手里，他可以在所有掌控的高校统筹使用；二是在各高校领导手里，他们每个人都可分配到几个。谁能走点招？一是高校职工子女；二是各个地方领导与高校有密切关系的厅局领导子女。三则是通过各种关系花费钱财弄到指标的考生。所以，对掌握点招名额的省招办和高校领导来说，附带着数量完全由自己掌控“点招费”的点招指标，无疑是一件份量不轻的“福利”或“外快”。稍微有点良心的学校和领导，也许会集体决策来使用点招名额，并将其更多地用在职工子女或学校关系户身上，而无良的领导那就。。。 。。。，但不管怎么说，1%到5%不等的点招名额、一般低于录取线七八十分的点招录取线，都表现出了高考中的特权，是对绝大多数参加高考考生的不公。
5、“找评委”已经成了大学里的“递红包”。
由于大学的越来越行政化和机关化，大学的很多价值观也越来越背离了大学本来应该拥有的价值观念。现在，在科教领域、在许多大学的许多评聘、评比工作中，上到院士的选举，下到助教的转正，“找评委”已经不是被评者的“自选动作”，而几乎成了他们的“规定动作”了，就像目前医院的“递红包”一样，给手术的大夫“递红包”，今天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而是成了解决“递红包”者“心里安慰”的问题了，当大家都在“找评委”的时候，谁不找谁就成了另类，而在一个背离了大学应该拥有价值观、错了位的学术环境氛围中，另类无疑就是找死。我时常在想，过去的一些“老学究”甚至是一些大师们，假如他们活在今天、假如他们正当学有所长的青壮年，他们到底有没有勇气敢于去成为这少数为了获得充分的自由和维护有尊严生活的另类？肯不肯去低头哈腰下做地去找评委给自己划圈圈？然而后来一想，自己这纯属是关公战秦琼了，因为今天，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环境也已不是那个环境了，君不见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不是一个能够保证教授们能获得充分自由，过着有尊严生活的学术环境了；中国的社会也不是一个需要和能够造就大师的社会了，在中国教育的天空下，过去也许我们还有过群星灿烂，然而今天的中国教育天空，则早已被错位的办学理念以及教育产业化、教育管理行政化之类的乌烟瘴气给污染的很难见到天日了，当然也就很难看到星星闪耀了。倒不是独独我们这个时代，突然就没有了成为大师、英才的材料，而实在是一个想真正成为英才和大师的学者，当你难以弯下自己那用来克难攻险的脊梁；不屑腾出自己宝贵而有限的精力去周旋和逢迎那些学术上的利益团体时，那么在这个科研经费的划拨、职称的评定、教育科研资源等皆由行政主导，皆仰望行政权威的大环境下，你注定就会星光暗淡甚至会被完全掩盖的。
今天，那些依旧残存的大师们正在一个个离我们远去，而那些可塑的大师坯子们则还要在极为狭窄且十分浑浊的社会、教育空间里苟延残喘着，过去如果说是被“改造”，那么今天，无疑是要被磨练了，要么被磨练成同样的学阀，要么被打造成花瓶。迟早会有一天，一个和谐但举国平庸、冠冕却充满糟糠、繁荣又无所作为的没有大师的时代就会到来，是的，没有大师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不还有“山寨”吗？
6、虚假的大学就业率
今天“被就业”已经成了街上的流行词，那么不管人保部、教育部如何解释说“高校虚假签约就业率属于个别现象”，但实际上除了几个极其靠前的211名校，依然能像不太理睬教育部评估一样，不太在意自己学校的就业率之外，几乎中国所有的高校，都很难在此起彼伏、相互攀比的就业率面前不去造假，这就像往白面里掺假把馒头搞得白的吓人一样，当一个学校有着一个也许诚实但难以和造假学校相比的就业率之后，尤其是这个就业率会直接关系到到自己学校的专业生死（教育部门有将就业率与大学专业停办、减招挂钩的规定）、影响到学校的形象和招生、影响到做为行政官员的学校领导直接的政绩甚至职务的升迁的时候；当大学生的就业率对于教育部门而言，是衡量其大学生就业政策是否落实到位，所管理的高校办学质量是否高、大学生是否受社会欢迎的时候；对地方政府而言，则关系到对上级政府要求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是否高度重视、执行有力的时候。你想不造假都很难，因为诚实的就业率是现今高校官员、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承受的。而真实的大学生就业率究竟如何？在高校里有没有逼着家长签就业承诺书、家长是否到处找单位给子女灵活就业表上盖章，学生是否真的必须拿就业协议书来换毕业证书等“要求学生就业”的现象？学校到底有没有把毕业前仍未就业的学生，私下填进灵活就业表中，然后或者拿到有关系的公司盖章，或者直接盖上自己伪造的公章，让这些学生“被就业”？其实学生所在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说是心知肚明的。
7、科研被当作产业来运作，高校正在崛起“科研致富”一族。
很多在高校外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在许多的高校，只要申请到科研经费就可以有项目提成，因此，在很多人眼里，科研项目已经成了“圈钱项目”：只要有了科研项目，科研人员就可以从中提成，甚至有媒体报道说，有人用科研经费买车买房的都有（甚至有的人连孩子的铅笔也要从中报销）。高校利用科研快速致富的一族正在迅速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做学问人，开始走上了把科研甚至论文都当做产业来运作的“致富之路”。政府课题的提成一般都在10%，而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可以高达40%。也就是说——如果申请到一个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就可以马上到手100万元，乃至400万元。科研还没做，自己就已经变成富翁了。大家想想，这样的一个制度及其结果，又怎么不会去影响到学校及博士导们用“博士帽”去与政府官员交换政府课题和企业的合作项目呢？又怎么能不导致大学里科研的低水平重复，又有多少学者会甘愿守着清贫仍去坐风险高、时间长基础性研究的“冷板凳”呢？又怎么能阻止更多的教师，为了早日当上教授、博士导，快速走上科研致富之路，而去踏烂评委家的门槛、陪上笑脸让评委为自己画圈呢？更为可怕的是：当学术俨然成为一个致富工具的时候，腐败的细菌也开始在这里滋生，有的科研经费变成了行贿经费，成了送钱洗钱的手段；有的科研经费则成了国有资产转移的新渠道，成了高校“圈钱”的工具，使高校学术活动走向功利化，学术腐败呈现常态化，而真正的科研工作则被严重的异化或者边缘化了。
8、“教书无用”高校的教育职能被削弱，使学生成了错位高等教育的最大牺牲品。
不是读书无用吗，怎么又冒出来个教书无用呢？是的，正是在多年来错位的办学理念、教育产业化、教育管理行政化不断作用的结果，高校已经变得越来越一切围绕着教育部转、围绕着学校领导及行政部门转，而就不围绕学生转，学生被严重的边缘化了。目前，学校最不属于正事儿的应该就是“教书”了，日渐兴盛的“官本位”之风，导致更多的教师们蜂拥着去当处长，成为远离三尺讲台的“官”； 沾满铜臭味的科研，令“名师”们削尖脑袋挤在“科研治富“的路上而无心于教学；“指标化”学术评价体系使广大教师深陷论文科研的沼泽而变得在教学上愈加的浮躁和懈怠；教育部门“先有数量再保质量”的高论，则被人们戏称为“大学本科高中化，研究生本科化，博士生硕士化”，至于对不正学风疏远管理、对学术不端和腐败现象打击不力，对课堂教学管理和招生考试环节控制乏力，对教授不上教学第一线的放任自流、赶大集式的就业方式使教育学时严重缩水等等，都导致了高校教学的运行，严重偏离了高等教育的正常轨道，阻碍了大学精神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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