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传统与大学文化

在座诸君就要成为北大教职工了，首先祝贺大家。这里我愿意从一个比较年长的老师的角度，谈谈对北大传统的认识。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北京大学的校训是什么？　　

有人说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有人说是“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还有人说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到底是那一种呢？我也不太清楚。（笑声）记得80年代末，北大大饭厅东侧墙上曾经写有“勤奋、严谨、求实、创新”8个大字，是书法家的作品，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要看上几眼，以为那就是校训了。可是在许多重要场合，如大会挂个横幅，标示的往往是 “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又有人以为这才是校训。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宣布过什么是北大的校训。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讲的是治学的要求，值得铭记。而“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呢，概括了北大的追求，北大历来都是爱国进步的先锋，是民主科学的摇篮。但是这两个提法作为校训好像都未能得到师生普遍的认可。为什么？一是涉及面广，是几个普泛性的概念、口号，放到哪个学校都适用，并没有很好体现北大的个性气质。二是“来路”不明，（笑声）是谁提出，或者借用了谁的说法？不清楚。很可能就是学校某些领导一时敲定的。这就显得权威性、严肃性不够。三，更主要的，因为北大还有一个蕴含的校训，广为人知，得到“民间”的充分认可，那就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一说到北大传统，北大精神，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还说这两句话。大家无形之中就把这两句话看作北大的校训了。看来北大的校训一直处于模糊、尴尬的状况。　　

校训往往凝结着一个学校的历史，反映一个学校的文化背景或创建历程，或者体现一个学校办学的宗旨，一种精神的追求。好的校训都是采用格言警句的形式，短小精悍，一目了然，能让人感受一个学校的个性、气质，是校园精神与校园文化的人格化呈现。校训能给师生感召与激励，从学校毕业出去的学生，也会永远记得校训，甚至能昭示他们的人生。好的校训如同一个招牌，那是一个学校的精神标志，能鲜明地标示这个学校的特色与成就。　　

例如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非常有特点。这两个成语出于《周易》的乾卦与坤卦，呈现天地运行的态势，又诠释符合天地规则的德性。将“乾”“坤”合一，用传统的思想精华来表述办学育人之道，这校训的文化内涵很深，给人一种庄严阔大的感觉。据说这是梁启超为清华命定的。
　　我看启功先生为北师大所撰的校训也非常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很能标示这所师范大学的宗旨。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都言简意赅，涵义丰厚。国外的大学也都注重以富于特色的校训标示各自的办学理想。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Let Plato be your friend, and Aristotle, 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中文翻译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明与真理”。都给人印象很深。
    可是，近年来我到过许多大学，看到很多学校新定的校训都是标语口号式，诸如团结、上进、勤奋、多思、严谨、求实、创新之类，类似 “北大模式”，（笑声）大同小异，缺少个性，难于让人警醒、激赏、体味、琢磨，更说不上呈现一个学校的灵魂。这样的校训有没有都无所谓。
　　回过头来再说说北大校训。如果采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或者“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和清华、师大等校训相比，确实显得文化含量浅，与我们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积淀不相称。所以我还是主张用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作为北京大学的校训。这两句话符合上面说的好的校训的特征，能充分体现北大的精神、个性、校格。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广为人知、几乎成为北大精神象征的标示语，并没有能正式宣布作为北大校训呢？原九三学社副主委、中文系教授金开诚先生十多年前写过一篇短文，也隐约赞同用“兼容并包”作为北大校训，但又有些担心。他说可能有人这样认为，“‘兼容并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明主张，恐怕不能绝对化。拿现在来说，分裂祖国的言论，北大岂能‘容’它？歪理邪说，北大岂能‘包’它？”我觉得这就是过去政治化年代大家熟悉的“上纲上线”了。什么事情往政治上一扯，就很难再容人说话。其实，金先生够谨慎的了，他只建议用“兼容并包”作为校训，前面一句“思想自由”他也略去了。看来在北大校训问题上有些人是有个心结的，生怕一提“思想自由”就是政治自由化，讲到“兼容并包”就难免包容政治上反动的东西。这种思想禁忌几乎成了 “集体无意识”，大家就不要去碰了。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看看其历史内涵与文化积淀，就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所以，当在座诸君作为新的教职员进入北大这个校园，我不妨就借校训问题，回顾一下北大的历史，特别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来路，让我们感受北大传统的血脉。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通常被看作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形态的大学，其实这个所谓“现代形态”时间有些提前了。1898年建校之后，有十多年时间，很难说就是现代的大学。当时文科基本上是桐城派与“文选”派的天下，学生则以官员或者官宦子弟居多，都是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来上学的，学校风气相当陈腐而且保守。学生称呼老师不是叫老师、教授，而是“大人”、“老爷”，老师可以放纵赌博、嫖妓，当时北大甚至被民间加以“赌窟”、“探艳团”的恶名。中间有一段几乎就办不下去了。直到1916年，北大才转变风气，真正朝着现代大学的方向来办学。这是因为来了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蔡元培开门见山，在就任校长的演讲中就提出三点要求，可以看作是北大精神的第一道闪光。蔡先生说，第一，大学是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的机构；第二，学生不应当“专己守残”，意思是既要专精又要博雅，注重人格修养；第三，大学应当有思想学术的自由。他画龙点睛，说了这样一句关键的话：“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校风好转，教师学生道德水准得到提高。当时北大教师当中成立过一个叫“进德会”的团体，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还有不当官吏、不做议员，等等，居然拥有1000多会员。但蔡元培的理想不止是整顿道德，而且还要仿照西方先进大学的通例，办一所中国的现代的大学。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放开胸怀，聘用各方才俊。这就使北大任用教员着眼于学问，不受政治、派系或者其他非学术因素干扰，只要有学问，言之成理，那怕观点对立，都可以在北大立足。当时北大聘用了一些所谓旧派人物，诸如刘师培、黄侃、林损、辜鸿铭、马叙伦等，他们比较倾向于现在说的文化保守主义，后来他们还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同时北大也引进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改革的人物。　　

这里说说蔡元培聘请陈独秀的史实，看看我们老校长的气度胸襟。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与陈独秀政治信仰不一样，个性也迥然不同。陈独秀是“炮筒子”，你看他那篇《文学革命论》，声称要拖十八门大炮为前驱者助阵，他说话写文章就是这样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是绅士加传统优雅文人的那种气质。但蔡元培赏识陈独秀的锐气，当然还有他在青年中的影响，他是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要聘陈的。为了礼聘这位比他小十多岁的陈独秀，蔡校长亲自去陈的住处拜访，一趟趟“多顾茅庐”。陈习惯熬夜，起床很晚，蔡元培几次登门陈公都还在梦见周公，蔡老先生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陈独秀醒来。（笑声） 　　

年轻气盛的陈独秀开始并不领情。他志向大了去了，哪里肯“屈身”当一个教师？何况那时他正在专心办《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又在上海。但蔡的诚意和气度最终还是感动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有了《新青年》与北大的结合，也就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礼聘陈独秀后，陈又推举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胡适当时才20多岁，“海归”派，可是博士学位还没拿到。是陈独秀看到文章，欣赏他的才情眼光，得到蔡元培赞许，才决定请他来北大的。后来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报刊的编辑生涯中度过。 　　

我讲这段佳话，是为了说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蔡元培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使这所大学能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行“思想自由之通则”。除了聘用旧派与新派的人物，北大那时还汇集了许多非常有学问有特色的学者，例如马寅初、陶履恭、王星拱、陈大齐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开创性角色。北大在很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最有激情与抱负的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各种学派、思潮与主义交锋的一个平台。各种新的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等，纷纷亮相北大，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那种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自由学风，也由此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一代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北大汇集了各色人物，大都是有个性的角色，彼此学术理路和文化立场都不一样，怎么才能相安无事，有竞争，又有协和呢？什么机制在起作用？那主要就是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做的第二件大事：建立起教授会和评议会。这些措施是仿效德国大学管理方法。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选，凡学校章程规矩及重大事项(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以上我们回顾了北大自由校风形成的历史。但是具体来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两句话到底出自哪里？让我再从头说来吧。　　

当陈独秀、胡适等人通过《新青年》杂志大力推进新思潮，最终形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衰腐的伦理道德的新文化运动，就遭到文化保守派的猛烈反抗。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是原北大校长严复，另一就是著名翻译家林纾，都是当时文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他们对中国近代文化是有过重要贡献的。当时林纾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文化、新思潮，尽管他自己20多年前也主张过改革，但此时转向保守，认为只有抵制西方的影响，回归古代文化与伦理，才能救中国。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80多种，是当时大师级人物，他看到胡适一般人提倡白话文写作，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北大。1919年2月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2篇小说，用一些化名影射陈独秀、胡适与钱玄同，甚至进行人格侮辱。当时有些读者认为林纾是借小说暗示要求军阀政府干预北大行政。林纾还在报上发表公开信《致蔡元培书》，控诉北大“尽废古书，行用土语”，“复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令人心丧弊，已在无可挽救之时，........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林纾严厉警告蔡元培搞教育勿“趋怪走奇”，误国误民。蔡元培当即在《公言报》复函，这封信被广为引用，事实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支持。信中驳斥了林纾对北大所谓“复孔孟，铲伦常”，以及“尽废古书”的谣言，不符实际，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办学理念：“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就是“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来路。　　

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没有这种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潮学派宽大包容的胸怀，也就没有北京大学，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立足之地。没有蔡元培这种办学理念，象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还有后来的毛泽东这些共产党人，他们能够拥有最初发言的平台吗？现代科学民主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正是依赖北大这种自由的宽容的学术环境才得以诞生和成长。我们不能忘本了！不能一提到“思想自由”，仿佛就是洪水猛兽，一提到“兼容并包”，就说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就把好东西都推出去了，多么可惜！　　

以上我们回顾了蔡元培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理念，以及北京大学如何靠这一理念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并不只是蔡元培一人的思想，而是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代表性思想，或者说，是北大所以成为北大的精神资源。这一百多年来，北大这个名字这么响亮，跟北大思想自由的宽容的校风很有关系，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虽然也有过许多阻扰与挫折，但多少还是艰难地传承下来了。　　

一个学校除了有大师，有大楼，还要有校园故事，有许多能成为一代代学生不断传说下去的故事。北大总有许多性情中人，许多有风骨个性的学者，他们的故事往往就负载着积淀着北大的精神传统。比如辜鸿铭，长衫马褂留辫子，还满口“牛津腔”讲《论语》。（笑声）太怪了，但有学问，而且他的某些见解在事实上对五四新思潮激进的一面有牵制作用，或者说，起到某种结构性的平衡作用。虽然他是个反对新文化的保守人物，但在一代代传说中，又成为一位有个性有主见的怪才，大家都觉得应当容纳这样的人物。这就是一种理念的传承。　　

又如马寅初，当过北大校长，却那么“死心眼”，认准了自己经过研究的学问观点，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即使面对众多大批判，哪怕是巨大的政治压力，自知年近八十，寡不敌众，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如果当时当局能听取这位学者意见，也就不至于弄到人口膨胀十多亿才着急实施计划生育了。从政治角度看，马寅初先生真是“不识时务”，但在北大居然有这样坚持真理不畏权贵的校长，也是独特的风景。许多诸如此类有学问有个性的学者，他们成为北大精神的支柱。不要小看这些校园故事，一代代北大人所接受的传统滋养，很多就是从中获益的。北大是个多故事的地方，也是传统深厚的精神高地。当一种校风形成，代代相传，就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这种氛围之中，人们比较宽容，尽可能给学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这里不是没有矛盾，也肯定会受到外界各种压力，但多数人都一心向学，也比较习惯给他人以空间，缝隙就比较多，一般情况下不至于被逼到墙角，化解外界压力的可能性也比较多。这正是北大可爱的地方。　　

我再给大家讲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情，说明北大的自由宽松学风之宝贵。　　

现在都讲量化管理，学校管理部门权力很大，往往就用某些规矩把老师学生给卡死，不得动弹了。你要申请职称晋级，引进人才，或者研究生毕业，教授说了多少理由不管用，管理部门只认表上的数字。北大现在也是量化管理，但相对不会那么死板，有时给留个活口。我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这样一件事。1981年夏天，北大中文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要毕业了，我们都在进行紧张的论文答辩。同学中有一位是做“南社”的，是季镇淮先生指导的学生，文才出众，读书极多，有点“名士派”味道，可是论文准备得比较仓促，　季　先生不满意，怎么办？要是现在，可能凑乎过去算了。可是　季　先生不想凑乎，又必须尊重程序，便打算邀请中国社科院的杨天石做答辩委员。杨专攻近代史，对南社很有研究，现在还是研究蒋介石的非常著名的专家，但当时还没有高级职称，按说不能参与答辩的。大概　季　先生认为懂“南社”的行家难找，而随便找一位专家又怕提不出具体意见，就亲自到学校研究生处询问，看能否破格让杨某参与答辩。故事便发生在这里了。你看我们的管理部门研究生处怎么回答？一句话：“您老认为可以就可以了。”这句话很“经典”呀，（笑声）可以看出对于教授的尊重，也看出教学管理不搞一刀切，这就是管理水平，是北大的自由宽容。当然，这自由宽容的另一面，却又是严谨的。答辩时杨某果然提出许多尖锐而中肯的意见，并投了反对票，结果差2票论文没有通过。　季　先生对杨某投反对票还是很赞赏。（笑声）有意思的是，杨某也是　季　先生的学生。对杨某来说，　季　先生有知遇之恩了，如今被恩师请来答辩，却又投恩师学生的反对票。而　季　先生呢，也不会因为师生关系不错，或者其他非学术因素，就放宽论文答辩评介的尺码。1981年我们那一届中文系研究生6个专业19人答辩，居然有3人没有通过，确实非常严格。学风自由，却又严谨，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秉承学术的尊严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　　

再说另一件事，也是我亲历的。十多年前中文系一位年轻的有才华的老师编了一本关于中学语文改革的书，书中收入很多各种报刊上批评应试教育以及目前教育界状况的文章，有些文章批评很厉害，有些话说得比较出格，有违宣传口径。于是有人写信告状，矛头指向中文系的另一位年长的著名学者。因为这位学者给这本书做了序言。某高层领导接到告状，就在一次会上点名严厉批评了北大以及那位教授，据说还拍了桌子，说这样的老师还能评为“十佳教师”？当时学校领导很紧张，连夜开会了解情况，商量怎么办。我担任中文系主任，也被叫去开会。既然高层领导都发怒了，此事看来不能没有反应的。当基本情况弄清楚后，我认为那本书确实政治上有错，但还属于学术讨论范围，何况对人的处理必须非常慎重。我把自己的意见说了，学校领导也就认可了。学校派人找那位老师谈话，然后我们写了个简报说事情已经处理，大家都提高了觉悟，就送上去完了。为了保护那位“闯祸”的年轻教师，中文系有意把他派去国去。后来社会上传说纷纭，说那位教授如何受到处分，以至提前让他退休，等等。其实，我告诉大家，他们两位都毫发未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如果换一个学校，如果领导只对上负责，那两位老师可就倒霉了。因为是在北大，我们大家习惯或者潜意识都有一些“思想自由”的愿望吧，或者大家还是比较尊重学问吧，就把那样的事情都“敷衍”过去了。这背后就有传统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北大之所思想始终比较活跃，也比较具有批评精神，北大的学术空气之所以比较自由，以至于形成一种特别的与其他学校很不相同的氛围，就是因为有从蔡元培开始不断培育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承认不承认，“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就是北大最主要的精神传统，也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北大的校训。我建议校领导敢于正视这一事实，（笑声）旗帜鲜明地正式宣布这就是北大的校训。至于有些人担心“思想自由”这个提法，我们可以向他们说明：一，当初正是靠“思想自由”这个护身符，北大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祥地的，那怕是感念传统恩惠，也不应回避这个词。 第二，我们讲“思想自由”主要是指学术活动，是学术思想的自由。这样解释既符合实际，又解除某些人的习惯性疑虑。如果有人一定扣字眼，那就是不讲理了。即使换成“民主 科学”，他也可能会质疑是“谁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吗？那就扯不清了。我们应当通过校训的明确化，对全校师生进行北大传统的教育，增加我们学校的凝聚力。这是我作为一位老师的愿望，同时也是我对北大传统的理解。　　

下面，我还想结合当前实际，谈谈对如何传承北大精神的一些想法。很自然我们会返观现今北大以及其他许多大学的状况；那些大学的“通病”，在传统的烛照下，会显得如此严重，让人焦虑。　　

首先应当承认，这十多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学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更多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从多数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前进中也出现新的问题，甚至是“通病”，我把它概括为“四弊”：　　

一是市场化。这种趋向日益严重，对大学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对教育投入。这些年基础教育的投入的确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账很多。这是关键问题。国家投入不够，学校要自己去赚钱，不少大学只好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还有就是“创收”（这个词对于学校来说很不好），办各种班，赚了一些钱，可是风气坏了，人心野了，老师哪有心思教学？现在学校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世俗、庸俗。市场化对于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伤害是很大的。北大这些年市场化、商业化冲击也很严重。有几个院系不办班创收的？美其名曰服务社会，当然也给学校补贴了一些资金缺口，可是校风搞乱了。你们进校园看看，太热闹了，到处都是广告横幅，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赚钱班。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什么时候能让北大重新找回 “博雅”的气氛呢？　　

再说老师的心态也受到影响。我们许多教授往往都身兼数职，有的很少时间真正放在教学上、放在学生的学习上。师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败坏了校风。北大有些院系教师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础学科教师的收入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要吸引外国教员，报酬高一些是应该的。而且MBA之类办班收益丰厚，给学校增加了收入，是解决经费不足的途经之一，容许一部分老师“先富起来”，多拿一些钱也无可厚非。（笑声）问题是不能没有管理，否则有些教授可能就是为钱上课，而且造成校内贫富不均，两极严重分化，学校成了市场，人心搞得很势利，既不利于校风建设，也不利于学科建设。　　

    学校争相办各种班“创收”，是我们中国大陆办大学的一个现象，世界各国如此急功近利办班创收的，恐怕以中国为最。虽然有些无奈，这也可以为学校筹集一些资金，给老师增加收入，但弊病是很大的。对此必需清醒。我看学校应当有些平衡，适当抑制，否则学校彻底市场化了，弊害无穷。　　

二是平面化。大学越来越失去个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质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原有一些传统特点就丢失。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而是长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汉原来有个水利学院、还有个测绘学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学时就知道。现在合并到武汉大学了，融合一块了，文章发表的指标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见了。北大幸亏没有和清华合并，否则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蔡元培了。（笑声）大学办学个性与特色的丢失，是个大问题，现在都“平面化”了。　　

三是官场化。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动机也未必是坏的，可能是为了帮助学校争取资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还不是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有的教授争着去当处长，这有点可悲。不是处长不重要，是这种风气不适合学校。管理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运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领导，而是服务教学科研（不是服务教师）。管理做好了应当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应当是当官。我到过一些学校，看到有些支部书记的权利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长、系主任，一级一级官阶很鲜明，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我当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称呼我“温主任”的，那样称呼会让我不舒服。（笑声）北大这方面相对好一些，但许多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职，地位就比教授、老师、学生要高，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　　

四是多动症。过去搞运动，反复折腾，是“多动”。现在也“多动”，是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下面目不暇接。意图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怀疑。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是变动。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我称之为“无疾而终”。接着又搞“元培学院”，也是着急出经验，弄到现在全国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吧，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即使试验，也要有过过程，有跟踪。我们都有点沉不住气，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北大教师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气，这才是大问题。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 D P”,所以“多动”。但学校应当有自己主心骨，尽量抑制“多动”。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国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级”为学院了，我说不必去跟风，即使要变学院，那也等全国的中文系都“升级”完了我们再升格吧。现在全都“升级”了，这里还是岿然不动。我不当系主任了，以后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级为文学院，也就不可逆料了。（笑声）我们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针对“多动”，我们这些年提倡“守正创新”，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教学科研以及课程建设还是维持在较好的水平。这也得益于北大的宽容，校方没有逼着我们“多动”。 “守正创新”也是针对浮躁的学风。北大和其他许多大学都有好的传统需要守成，不要动不动就改变它，也不要急于创新，天天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将之付诸于积极的建设。　　

以上四个问题我们平时也都谈得很多了。怎么改变？我也没有更多好的主意。有时我也觉得很无奈的。我想我们只能温习传承好的传统，用传统的力量来抵制不良风气，逐步创造条件，建立完善的机制，争取和保证大学的学术空气的自由、民主、活跃、宽容。所谓建设一流大学，讲了多少年了，北大的确下了很大力气，建了许多大楼，硬件可以说接近甚至超越一流了。可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是否往上走了？科研成果是否往上走了？还有，这个大学对于社会的贡献以及她的声誉，是增加和提升了，还是减少与下降了？都可以讨论。这里我稍微展开说说对现代大学文化的理解，反过来可以观照前面说的我们大学的“通病”。　　

大学文化有什么特征？就是有相对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学对于校园以外的社会、对于政府，都是相对独立的。国立大学要从社会上拿钱，政府拨款，但不一定就要放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不是思想库吗？不是学术思想自由吗？如果什么都听上级部门的，上级出台政策你做图解发挥就可以了，不容许有不同声音，不容许多种可能性的探究，也不重视那些超越现实的基础性研究，那么还要大学干什么？把政府的顾问班子以及宣传部门等机构尽量扩编就是了。可见，让大学有学术思想的相对独立，是办好大学的基本前提。蔡元培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核心就是让大学从金钱权势中保持相对的超越。学者也是人，如果放到名利场上，跟金钱、权势挂上勾，他们可能也就免不了要受到金钱权力的左右与牵制，学术研究就可能失去自主性。一个社会之所以要有大学，就是希望保留那么一块相对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的地方，养那么一批学者来独立思考、批判、论辩。这是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钱是重要的，没有钱办不了大学，可是拿了钱不等于放弃大学的功能。
　　大学文化和社会主流、时尚要适当保持距离，社会上流行的东西，校园里不一定都跟进，相反，对于流行、世俗的潮流，大学往往是有质疑、批评的。就是说，社会必须有一个地方比较超越、清醒，不完全被瞬息万变的时事所左右，这对社会保持平衡和长远发展是必要的。世界形势变化莫测，人心与人性都有难于把握的时候，这时相对超越的大学的作用就显出来了。在欧美，许多著名大学都总是弥漫着浓厚的反思与质疑的空气。许多教授总是以怀疑、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流行事物，他们教给学生的也是如何在现实世界面前独立思考。知识分子的主要功能就是独立思考，为社会把脉。大学是思想库，是人类各种智慧集中的地方。各种学科的交叉以及各种学术观点的交锋，包括许多所谓“深刻的片面”，总是可以对社会生活当中那些偏至的东西，以及人性中非理性的难于把握的东西起到纠偏、牵制、平衡的作用。当年小布什和他的宣传机器对伊拉克的情况做了过火的描述，多数国民都义愤填膺主张惩罚萨达姆，美国大学里的某些知识分子则从另外的角度谨慎看待这件事，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认为这终究达不到目的。这些清醒之士比较了解伊斯兰文化及其社会心理模式，知道阿拉伯人为和与美国人如此结仇，作为学者他们超越一些，把问题前前后后看得仔细一些，不会轻易被流行的宣传、舆论或者群众情绪所左右。这就是大学的作用嘛！如果当时能参考采纳这些意见，理性一些，弯路也就可能少一些。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前面讲到马寅初时，也证实了。如果容许马寅初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多一些超越性的独立思考，能听取一些不同的声音，中国人口就不至于一度失控，后来也就不至于采取那么艰难的计划生育政策来补救，以至几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1958年大跃进，以及后来“文革”，北大很多人都是主动卷进极左的时代潮流中。“文革”中北大清华的写作班子“梁效”，对国家民族都是个祸害呀，当时那些参与其中的学者居然变得那样疯狂。为什么？那时的北大很难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完全绑在主流政治的战车上了。于是我们一些院士级的教授也赞同“除四害”，消灭麻雀，也相信水稻亩产可以过万斤。因为他们那时只有阐释既定政策的权利，而不容许独立思考。可见，大学保持适当的独立性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多么重要。这就是大学文化的魅力和它的价值所在。可是现在我们大学文化越来越媚俗，时尚，只强调服务社会，紧跟市场，校园和外边没有什么区别。什么流行的东西都想先到北大来造势，有钱就可以在北大闹腾。你们看看校园里挂的那些标语横幅，还有许多所谓的名人讲座，其实很多都和金钱有关。这些流行的甚至有拜金主义的东西在校园里如此张扬，搅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制造庸俗势利的风气，对于学生身心发展非常不利。　　

 最好的大学总是精神高地，有她的格调，气度，魅力。北大90年校庆时编过一本书叫《精神的魅力》，百年校庆时又编过一本《精神的魅力》的续集，很受欢迎。大家可以看一看。里边那些文章讲到北大许多有趣的事情，都和这所大学那种特有的精神气质有关。有些大学学生毕业后对母校没有很多感情，这样的大学是失败的。而有些大学学生走出校园多少年了，仍然会恋念他们大学里有过的青春岁月，这样的大学是成功的。大学以培育人为第一要义，年轻学子在大学期间不止是接收专业教育，更重要的还是人格素养的培养，是眼界的开阔，是思想力的锻造，一个学校在精神上对于学生的熏陶浸染，可能是根本的，是给终身发展打底子的。大学应当注重良好学术氛围的营造，重博雅教育，人生教育。现在很多学校太过注重实际利益，前面说的市场化、商业化味道太浓，校园成为为升官发财做准备的地方，精神层面的东西受到压抑，学生变得非常实际，一进来就是为了以后找个舒服体面赚钱的职业，甚至一开始就为职业焦虑，哪里还有什么理想、抱负？他们看到老师一个个都在名利场中奔波，哪里还有什么精神的追求？这样的状况和大学精神是违背的，和北大蔡元培那种办学不为升官发财的理念也是违背的。我希望北大不至于丢失她的传统，她的精神的魅力。大学的精神应当对社会有筛选、过滤、引导的作用，前面说的要保持相对的独立，也有这方面意思。　　

我还要特别说说一个观点，就是大学必须重视基础性的研究。这也是大学文化。大学当然也有应用学科，这些学科与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直接相关，非常重要。全国2000多个大学，绝大多数都是应用学科为主的。这是国计民生的需要，其重要性现在看来用不着去强调，因为社会呀、政府呀都很重视，愿意往这些实用的学科投入。而在往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都变得很实际，很势利，你看每年高考，有多少家长愿意孩子考文史哲数理化的，都奔金融呀、管理呀、生物科技呀等应用性学科去了。这也正常，这些学科也重要，这是大势所趋，不用强调都在重视应用学科了。问题是又有些偏，有些失衡，基础学科越来越边缘化，不被重视，甚至无人问津了。基础学科不能象应用学科那样能迅速地为社会现实服务，也不能直接 “变现”赚钱，好像“无用”，其实是有“大用”。基础学科的研究往往关系到社会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文化中较高的部分。应用学科要长远发展，也必须有坚实的基础性研究垫底。温家宝总理参加上海一个工科为主的大学校庆时，说过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文科，一流的理科，才有一流的工科。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这些年几乎绝大多数大学的应用学科发展都很快，规模不断扩张，可是基础学科得不到重视。我觉得要调整一下。凡是大学应当有某些基础学科，纯工科大学也应当有基础性研究的课程与人才。而最好的大学一定是文理并重，甚至主要精力就是发展基础学科的。北大历来就是文理并重，以基础学科显示特色与实力，特别是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在全国几乎都是打头阵的。北大的贡献，北大的出名，首先就是基础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其实老清华以及国内其他著名大学，都是这样的。国外的著名大学无一例外都很重视基础学科。大家都知道，欧美的一些著名大学里往往有两类学院，一个是college,一个是school 。college主要就是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基本学科是文、史、哲、语言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理学院通常包括数理化。只有这些基础学科专业组成的文理学院才称college，而其他偏向应用学科的都归到school，包括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政府学院等等。在那些著名的大学，也就是所谓研究型大学吧，其核心、主干部分都是基础学科组成的college。博士课程的大部分也都在college里，school里很少。文理学院学生较少，但教授职位反而较多。西方那些好的大学都是非常重视基础研究的，这是现代大学文化的特点。　　

这里介绍国外的大学如何区分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不是说应用学科不重要，而是说应用与基础的功能不太一样，大学应当有所区分，而且适当平衡。象现在我们这样过于轻视基础学科，是非常近视的行为，绝对不是大学之道。社会上人心趋向现实利益，偏重应用学科，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学和大学的主管部门必须进行调整、平衡。一个社会若要长远健全发展，一定要在对眼前利益的追求之外，还有对长远利益的思考和关照；在考虑满足当下的功利性需要的同时,一定需要有对人类根本目的的思考。而这些思考，主要就表现在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当中的基础研究当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所以要办大学，就是要在社会普遍追求眼前利益的潮流之外，留出另外一种精神的也是物质的空间，一个“干净土”，用于净化、调节、平衡社会心理思潮与利益冲动，思考人类根本问题，制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大学可以有不同层次，各个学科功能不同，彼此很难说有高下之分，但只要是大学，培养人才，就不能只是当着职业培训所来办。可惜现在连清华北大都快办成“职业培训所”了。（笑声）这种风气很不利于人才培养。　　

以上我讲到北大的传统，讲到对大学文化的几点的认识，也讲到我们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这只是从一个学者与老师的角度看问题，其他人员，比如学校管理人员或者官员，自然也会有他们的角度，大家彼此多一些沟通，实事求是，取长补短，那就很好了。但愿不再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笑声）　　

最后我还想给年轻的同事们说说个人发展的问题。我提出这么几点，供大家参考。一是有自己的学术方向及计划，一定不要陷入“项目化”生活里边。所谓“项目化”生活，是对现在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的描述，特别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项目，不断对付着做，实在浪费人生，浪费资源。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这种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过项目来实行的。但即使做项目也要清醒，它不一定就代表自己的学术方向，不能过份冲击自己的学术方向与计划。这就是必要的平衡。如果项目刚好与自己的计划兴趣合一，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对你们来说，一开始就很清高，也不现实，但起码不要一开始就随波逐流，与世沉浮，失去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二，只要衣食无忧，对那些身外之物的关注与投入不必过份。比如职称，终究都会有的，车子、房子，等等，也都会有的，所差也就是早几年晚几年，有些事情可以争取，但不必为之焦虑。第三，一定讲好课，当个好老师。给学生上课是教师的本分，这方面不应当分心。现在北大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上课，是不正常的。也不合北大传统。我近30年几乎每隔一年就要给本科生上课，上个学期还给一年级上基础课。上课应当很有成就感，这是本份。　　

在座诸君从现在起就正式成为北大的老师了，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你们简直就是天之骄子，让我再一次真诚而热烈地祝贺你们！　　

（根据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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