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学风”

小议“学风”　　

――在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几次发言的扩充稿　　

▲廖进中　　

各位教授，各位同仁：　　

秉着“教授治学”的改革理念，学校成立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一线教师，想不到也阴差阳错地被选进来了，更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还成了学风与学术道德委员会副主任。重任在肩，压力很大，一段时间以来，我试着清理、反思了一些身染目睹的现象，现斗胆谈出来，供大家批评。　　

学风，特别是大学的学风，近些年来，一直为社会所诟诘。何谓“学风”？我的理解，狭义讲，是指学生的“学习之风”，教师的“学术之风”；广义说，乃为学校的“为学之风”，国家的“办学之风”。俗话曰：“无穴不来风”，哲学家说：“存在决定意识”，而毛主席则更是早有高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所以，我觉得，“学风”问题，应是“办学之风”所为，“为学之风”所致，整肃学风的板子要往办学制度上打，治理学风的根子要从为学思想上挖。　　

一、拼大班，“上课”似看“电影”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最基本环节，在我来自全球的信息和自己的求学记忆里，大学教育从来是按每班30人左右建制并上课的，为什么要这样？我想，这必有它的道理。但这些年来，由于大学急速扩张后的教学资源严重短缺，“师生比”大大提高，加之追求公司式的办学规模效应，大学的“班”名义上还是原来的那种“班”，但上课却不是，而多是多班集合，大班授课。几年前，我是学校教学督导团成员，有一次我特意挑选着去听大学教育中最最基础的课程――公共数学课，坐在教学楼的大教室里，只见屏幕上的PPT，却看不到授课老师的尊容。一问才知道，讲课者在另外的教室，是通过电视线路传送过来的！我当时便与其他老教授们议论：这岂不是把普通大学办成了电视大学？岂不是把大学办成了影剧院？事实上，学生听大课又哪能比得上看电影？讲课哪有电影里那么精彩的故事情节？哪有电影里那么激烈的矛盾冲突？有几个教师会有电影明星那么青春靓丽、讲课能那么沁人心肺？　　

根据我的观察，拼班上大课的弊端，主要有三：首先，稀薄了教与学的互动。大课堂学生多，师生之间怎么去交流？就算是最优秀的教师，面对熙熙攘攘的学生，他又怎能面面俱到？怎能细心地去关注每个学生的基础、心理、特长、能力等个性特点来因材施教？如何能集中每个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有提问、讨论的机会？学生之间又如何去开展研讨、沟通与相互启发？其次，加大了教师对学生的管理难度。我的授课理念从来是，要用“激情、思想、幽默”去自然吸引，而不是用点名去强制约束学生，但有一次我试着以点名去记住学生的名字，结果是点名一遍，足足占用了一节课的1/3时间，点名后，为了完成上课进度，就只好对着教材读，依照PPT念，没有讲课的抑扬顿挫，没有简单明快的板书，焉能把学生的学习兴趣、思考精力提上来？再次，降低了教师的备课要求。大学的课程本来是讲究学术性和前沿性的，要有深度和信息量，要有不同观点和思考的碰撞，可现在，不少教师特别是有些年轻教师是不管是什么课，拿起来都敢讲。反正是大课，反正是学生提不了问，反正上课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承，因此，就备课不认真，不严谨。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教授职称评定，在一个年轻副教授的申报表上，他一年内竟上过9门课！　　

那是否可以通过课后辅导弥补大班上课的不足呢？由于几年前的高校大合并，各个校区远距离分设，老师上完课后要急急忙忙赶车回家，师生之间课后难以见面，有问题也不能及时解决与交流。而且，学校没有资源为每位授课教师，特　别是老　教授配备教学助理，承担教学辅助工作，影响了教师专心教学的情绪和精力。　　

更为严重的是，大班上课还在被固化与强化，且正在从本科生向研究生推进。最近，我特意到学校南北校区各教学楼看了看，我们原有教学楼的小教室大量空置了，而新教学大楼又全是按百人以上的大教室设计。而且，我发现，大教室是极大地电能浪费，每到了傍晚或晚上，一间大教室的几十盏灯全部打开，亮如白昼，而在自习的学生却没有，或者只有一、二人。前年，我去上海外贸学院讲学，特意到上海各高校，特别是松江大学城转了转，情况也基本如此。　　

古语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问、学问，对学生，是学习提出问题，对教师，是能够解答问题。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是因为它能培育学生拥有“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的能力，而当前囫囵吞枣的“看电影”式的大课教育能达到这种要求吗？　　

二、走过场，“答辩”并非“答辩”　　

撰写毕业毕业论文，是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综合环节，是提高学生研究能力、接受学术训练和审查教学质量的重要平台。教师对于学生毕业论文的控制，主要有两个关键点：“开题”和“答辩”。　　

顾名思义，“答辩”是要有答有辩，既答又辩的，但我们现在的答辩，大多是走过场，“答辩”并非“答辩”。我有一次被邀去一个大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一个下午5个学生，慢腾腾三点开始，急匆匆六点结束。为了赶时间，答辩主席首先要求答辩学生，介绍论文要尽量简化，学生本想讲详细点，主席就不时地催着学生快点结束；为了赶时间，规定每个答辩委员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当然，不能提问的，那就更好；同样为了赶时间，而采取集中回答问题，对答辩委员的提问，能答多少是多少，回答多了，有时还指责学生啰嗦，答辩委员则漫不经心收拾行装，做结束走人的准备了，既看不到认真的“答”，尤其看不到激烈的“辩”。这样的答辩，最后，当然是全部通过，而学术评语，又往往又是千篇一律的大话套话，什么“解决了重大科学问题”，“专业基础扎实”。为什么要这样写？说是基本的形式要达到，基本的程序要走到，以防到了学位评定、授学位时再惹什么出麻烦。我还记得有一次参加过某学院的硕士论文答辩，所有的答辩委员一致认为，有一个学生的论文要重写，可最后，其论文还是违背评委意愿上交学校了，表面理由是，考虑到学生已经找到了工作，实质情况是，学生的爱人是与该院有关系的某杂志主编。　　

其实，“答辩”之误缘于“开题报告会”。所谓“开题”，是要审查是否符合专业培养方向，是要审查学生的文献综述，是要审查学生的研究框架。审查文献综述的意义在于，一能督促学生多读书，学生不读书，那是什么学生？二能检查学生的治学态度，预防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三能了解学生对前人研究进展的了解程度，从而看出开题研究的价值。“开题报告”，还能够帮助学生明确要研究的“问题”，研究的路径、思路。当然，导师的平时指导是“开题”的基础，但我的经验是，即使是导师，也只有到了开题报告会上，才能在导师组的相互提醒下，发现、明晰更多的问题。在我的经历中，由于研究生扩招，一次安排20－30人，而且规定一个下午必须完成的开题报告会，已是常态。这是个什么概念？一个下午满打满算200分钟左右，平均到每个学生不到十分钟，能指导到位吗？开题报告会，难道就是仅为“开一个题”，选一个方向？典型的“走过场”嘛！　　

能责怪学生吗？对于“开题”与“答辩”，学生们往往是认真的，又做PPT，又设想老师们可能提出的问题，只是因为时间太紧，他们也就落得个“轻松”了。难怪学生们会后都说：“我们的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能责怪普通教师和具体组织者吗？答辩，特　别是　博士生答辩，大多是要官员博导必需到场的，而他们往往出国多，进京多，开会多，应酬多，要反复协调方可组成答辩委员会，才可匆忙完成一次答辩。　　

为了提高论文和学位质量，我们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把关，但真的能把好关吗？学位委员完全到位，也就是那么二十几位，能在几个小时内，对成百上千篇不同专业的论文做出到位的评价吗？除了基本的格式、程序问题和偶尔被碰上的错别字，还能审查出什么？比如，“修改后答辩”，应该是论文评审的正常结论，但现在也已在院系一级就要求评审专家一律改为“答辩”了，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避免校学位委员会的重点审查。同样是为了提高论文和学位质量，湖南省学位委员会每年也有论文抽查评审会，并且信誓旦旦的规定：凡是D等者，教师要停止指导资格。但依我对参加过的几次这种会议的了解，现在也已越来越“走过场”了，D等的论文总会以各种理由改过来的。而有些评委，与其说是专家，不如说是“说客”，最近一次的评审会上，就有全体委员公认的某校一篇连基本的写作规范都达不到的论文，也被“说客”硬缠死赖着要评省优。　　

三、通官学，“学术”屈于“权术”　　

人们常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为什么要“大师”？大师道德高尚，学富五车。正是有了大师，有了大师带领下的一大批学者，大学才能成为思想圣地、学术高地，才能守正义之门，创科技之新，涤官场之浊，领社会之行。但这些年来，我们的大楼是在GDP的发展中矗立起来了，但真正的大师却越来越少见了。何以如此？我以为，其根源在于，政府高官“假学者”的进入和大学学官“真学者”的蜕变，二者形成了盘根纠结的利益共同体，“学术”屈从于“权术”，学术殿堂变成了庸俗官场。具体地到本主题，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其一，损害了大学的核心价值。学者与官员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是有很大区别的：学者重求异求新，官员重求同求稳；学者重学术是非，官员重得失利害；学者讲真话实话，官员讲套话空话；学者凭着理性找“问题”，官员凭着利益讲“政绩”；学者是“啄木鸟”，官员是“八哥鸟”。一句话，学者重“学”，官员重“术”。　　

问题恰恰在于，现在的高校已经是重“权术”轻“学术”，已经被权力感和权力欲所充斥。习以为常的风气是，办任何事之前，第一要务是寻找关系和权力的发力点。每到评奖励、评荣誉、评课题、评职称，乃至评审学生的SIT项目，官员们就活跃起来了，相互间的电话与短信就响过不停，有的甚至公开以单位名义送礼请客，行贿受贿！所谓的评审会，大都成了权力的“分配”会，关系的“平衡”会，偏离了对学术的忠诚，破坏了学术的基本公平，哪里还谈得上真正的学术水平？哪里还称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哪里还扯得上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有些人在论坛上，是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的鼓吹者，但在实践中，则是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的破坏者！制定规则的是他们，带头破坏规则的也是他们！比如，我的一个在职博士生，今年脱颖而出评为了教授，但另一个没有评上的则在上级部门制定的“不能突破指标”的规则外，通过关系弄来指标又硬给补评上了！　　

其二，挤占了稀缺的学术资源。有人说，让官员进高校，是为了学科的发展，是为了学校得到更多的资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学校评“博导”，“博导”招学生，是要这条件那条件的，是讲这程序那程序的，需要填这表格那表格的，但这些刚性规定，对于官员“兼职博导”是免了的，或者是很有弹性的。我请大家去看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网上的博导介绍，看看领衔并独占产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导是哪两位？虽然他们也是我学术上的朋友，但他们参与我校经济学科的建设了吗？为我们的学生讲过一次课了吗？为什么我们这些辛辛苦苦、长年累月参与学科建设的校内教授们的名字一个也看不到？这难道是增加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如果要说是“资源”，那也是不正常的“权力资源”！我的一个MBA毕业生，本想再攻读博士，她的厅长讥讽她：“读什么博士？我一个大专生，还不照样也有大学请我当‘博导’？你想混就跟我混！”真是“一语中的”，最最说明问题啊！　　

再说学术讲座，它本是活跃学校学术气氛，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但现在也变了味。我有切身体会，校内教授满腔热情开讲座，别说酬金，就是记个空头的课时数也不能，说是学校没有这种规定，而官员博导的讲座，那怕是天南海北的半小时闲谈，也可获得比校内教授年终奖还要高得多的出场费，为什么这样？还不是为了拉关系、套近乎，看中了人家手中的权力资源？还不是为了学官们的那块“科研自留地”，与增加学校的公共资源、促进学科的真正发展又有多少关系？　　

其三，降低了高校的学术质量。做学问，要学有专攻、能耐寂寞，甘坐冷板凳。对于亦官亦学的高官博导，不谈学术造诣，仅就其本身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而言，不难想像他们能有多少精力去搞科学研究？能有多少时间去指导学生？据我所知，别说平时授课，别说论文开题，就是他们最能出面的参与学生论文答辩，或由于专攻不深，或出于临时应付，不是提不出学术真问题，就是东扯西拉打哈哈。这样的博导参与指导博士生，其培养质量是可想而知的。去年年初，我审查了一篇江西省抽查送来的某知名　高校的　博士毕业论文，我敢断定，除了东拼西凑的字数，其学术层次距离硕士生水平也还差很远。　　

我曾经在鼓励学生“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的交谈中，学生们当面对我发牢骚：“我们莘莘学子从早到晚在校辛勤攻读，刻苦钻研，往往难以毕业，如果出了点问题，就要一棍子打死，而官员们拿到博士学位、博导职位则易于反掌，即使发现了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学术失范行为，博导继续当，官阶继续升！官员们平时开会发言都由秘书准备发言稿，我就不相信他们的论文是亲力亲为？有些官员对高等数学一窍不通，而他们论文中的计量模型，却满篇都是，这是哪门子事嘛？”而我则无言以对，因为在我自己的记忆里，很少有几个官员，特别是厅级以上的高官听过我的讲座、听过我的课，却总听说他们要论文答辩了，已经拿到学位了，有的甚至评为优秀论文了。　　

四、结论与简单建议　　

多年来，我张开乌鸦嘴，一直在呼号：“大学不是跨国公司”，“大学不是影剧院”，“大学不是高官场”！但我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我们是越来越把大学办成了跨国公司，办成了影剧院，办成了庸俗的官场。在这里，“有学无术”者，越来越被边缘化而心灰意冷、无精打采；“有学有术”者，越来越远离“学”近于“术”而“精、气、神”；“无学有术”者，越来越能呼风唤雨而闯江湖、进庙堂。教育圣地、神圣学堂被摧毁了, 学问、道德被抛弃了,哪里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每漫游在报刊、电视、网络里，看到为人师表的校长们、教授们贪污腐败、学术造假的新闻报道；每散步在培育祖国花朵的大学校园中，看到那“代写”、“代考”的小广告，我们教师们的心，哪个不是在隐隐作痛？更要强调的是，由于学科的“软”性质，上述现象在高校人文社科类学科尤其严重，而要命的是，这些学科恰恰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培养现代公民、塑造健全“人格”的基本学科，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学科。　　

当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制度偏离了方向，“学术”屈从“权术”成了潮流，学风焉能好、学风焉能正？焉能是几条生硬的规章，几次空头的说教所能解决？学风和学术道德问题焉能只是人们所一般理解的“纪律检查”问题？当务之急，是要从学校的硬软环境和办学制度上采取措施，借用目前流行的语言，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教育发展方式。我的初步建议是：　　

第一，恢复小班上课以提高教学质量。除了提高教学质量，小班授课还可消除虚假的教师过剩现象，解决有些院系因教师们长期完不成学校规定的承包指标而负债运行问题。与此相适应，要大大增加师资，让教师的增速与扩招相一致，此举还可以缓　解　博士就业难问题，顺便指出的是，要打破以往引进博士的不重能力、只重第一学历的陈规；要改进学校原有小教室的设施，特别是电化教学设备。必要的大班授课也要有最高人数限制，要有从课程性质、教师资格等的严格审批。　　

第二，将“开题”“答辩”纳入规范的教学程序。“开题”与“答辩”，特别是研究生的“开题”与“答辩”，要尽量安排在正规的教学时段，要严格审查答辩委员的学术资格，要纳入学校教学督导团的督导范围，而且要硬性规定每个学生“开题”“答辩”的最低时间控制线，所有参加者不能迟到、早退，自由进出，这样既有利于相互了解本专业的同行在研究什么，达到何等水平，有哪些学界新动向，也有利于拓展答辩委员和开题者自身课题的研究视野。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人员，特别是学术委员会成员，要按教学事故予以追究，严肃处理。　　

第三，“官学分离”以明晰“学界”概念。要阻塞学术与权利的连接通道，弱化高校院系的行政功能，让学官从“双肩挑”中回归于“学”以保护校内学术资源；要拒绝高官“博导”，慎对官员“读博”，杜绝武连书之类的“大学量化排名”和这“评估”那“工程”的指挥棒；要制定对具体成果而不是对论文数量、课题级别的“同行评价”制度，不能把学者的命运交给出版社、期刊社的编辑们；要启动　终身　教授职位，以维护学者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空间，发挥大学对社会的批判、创新功能，建立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学术环境。　　

最后，特别申明一句：以上所谈，只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一家之言，难免以偏求全；还有，由于我们都是身处其中，身临其境，难免有所牵涉，如有“对号”，请勿“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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