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韩寒以及价值标准

杂谈韩寒以及价值标准　　

人人都喜欢当名人，那对于博客点击率的重视就是证据。至于“超女”、“快男”、“溜光大道”之类的选秀应者趋之若弩、万人空巷，则更不用说。成为名人，相当于过去的中举、今天的提干或者获取专家资格——尤其是国外最好是美国的。儒生一登第，便可以修史，衡文，临民，治河，开矿，练军，造战舰，出洋考察……；“超女”“快男”一成名，就可以影、视、歌、主持“三栖”“四栖”，还可以出畅销书。韩寒，当今青年一代的“佼佼者”，名人也。既已成名，又荣获美国所授的公共知识分子称号，动笔颐指古今，臧否人物，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最近，就为袁腾飞氏历史学说做了盖棺定论——“正儿巴经的历史”。　　

历史是人民群众书写的，不是名人大家书写的。更不能因为名人就认定他无所不通、无所不晓。鲁迅说——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　　

韩寒之所以名，是由于他的文学写作。倘若他谈文学谈写作，我等粗人自当洗耳恭听，但他偏要鉴定历史，而之前并未听说他在历史考古方面有甚建树。况且，韩寒成名之前还为自己写过一幅联：“七门红灯照亮我前程”。不出意外，这“七门红灯”里就有历史一门。当然，韩寒的“正史”——“统治阶级”书写——不及格，不等于他的“野史”——“正儿巴经的历史”——也差。但他却没有缜密详细的考证展示给我胶，只是为袁腾飞氏历史做了一个定论。袁腾飞氏历史学说的悖，其实不必举实论证予以批驳，只需随便捡几支袁氏之予，刺他自己的盾即可：比如他骂第一代共产党干部时，无所不用其极——“穷怕了，一有权就乱来”，既然如此，那就“反贪污”、“反污败”、“反官僚”、“反修”、“反走资”吧？毛泽东这样做了，结果又被骂作没有“战友情”，挨整的干部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了；针砭今之时弊疾恶如仇，板子却打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身上，并痛斥中共“没干过一件人事”，遭到群众的批判时竟又把誓与“中共专制”不共戴天的“铮铮铁骨”偎进“强权”的怀里——“党和政府会保护我的”，可见，他清清楚楚今日之弊与昨日之党无关。　　

韩寒刚成名时，我还特意找来他的处女作《三重门》看。平心而论，那篇小说文笔不错，内容空洞，之所以名只因是个年轻的初中生罢了，——我当时虽然连作文都不会，但自信这点判断能力还是有的。而后，又在电视上看过他的访谈节目：他一副很酷很不屑很叛逆的表情；还有一个唱反调的学者，姓名没听到。那位学者按照传统的标准，判定韩寒的未来不会成功。当时，我和一位朋友对那位学者的观点都很鄙视：韩寒已经功成名就赚了大钱，而那位学者却自承一辈子的稿费也比不上韩寒的一本书的稿筹。　　

按中国的传统，有才赋的书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一向作为成功人士受人尊敬的。“改开”后，这个成功标准在“拜金主义”大潮的冲击下轰然倒塌。我成长于八十年代，也一度接受过资产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以金钱和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按照这样的标准：一辈子没卖出一幅作品而穷困潦倒的画家凡高，一首《摇篮曲》只换了一盘土豆充饥的罗伯特，“庐破受冻”的伟大诗圣杜甫，都是无能的失败者。相反，传统的教育失败经典主角方仲永，倒可为成功的榜样了——“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五岁就能写诗赚钱，对比毕业即失业、可“零工资”雇佣的当代大学生，如何算得失败者？若其生在今日，被媒体炒作包装推向市场，何愁不成名成腕，房、车、票俱备？按这样的人生标准，即使不能作诗出书又有什么要紧，巨贪、黑商以及“天上人间”里几千几万元“服务”一次的“小姐”，都挤进了成功人士的俱乐部。　　

我虽然唱着“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长大，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也同时扎根骨髓。父亲从小就教诲说大学生一毕业工资标准就是多少多少，所以一定要考上大学；我自然也渴望过当领导干部，不用出力受冻就能体面地生活，还人五人六地指手画脚受人敬畏。岂止是我？高中讨论一作文《只有当官才算成功吗？》时，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同学勇敢地说出了“我认为是。”我相信其他同学也都心照不宣；我高三时班上成绩最优的一班干部，在其父母的指导下第一志愿填某大学的行政管理系，其母的观点是“抓钱不如抓权，有权也就有了钱。”我大多数的大学同学（理工科）的理想也是“从政”；工作后我竟惊见本地一医院外科主任力谋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之职。为免争议须指出：我说的都是我所见的，别的地方也许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从政”，则不在我论之例。　　

“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我自然也有过，但那目的主要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式的“齐家”战略。上大学时，同学们也大都是指点社稷激扬国际的“干大事”者，对于身边的不公不正的“小事”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了。说的人比行的人多，网上的英雄比现实中的英雄多。鲁迅说，“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整个应试教育是为重点学校、重点班级、重点学生开设的。等级在学校时期也已初步确立：少数成绩　居前的　老师的“得意门生”，是未来的“国家栋梁”；少数不学无术、欺压同学的霸道学生，是将来的匪类社会的渣滓，被签定为“道德品质败坏”，从入学一直骂到毕业；大部分成绩平平或较差的普通学生，属于“大白薯”一个，甚至“将来吃屎都赶不上热呼的”。家长心灰意冷，“不指望他有多大出息了”。本人自暴自弃，“我以后只能出大力，当个没出息的下层劳动者了”。所以，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在鲜花和掌声中长大，大多自私不合群——“我的荣誉都是凭自己一人的本事取得，不需感谢别人”，“我学习好，自然应该索取更多”，更不能容忍“脑体倒挂”、“搞导弹的挣不过卖茶叶弹的”不正常现象，故“仗义每是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当然，以上规律在今天的世袭“官二代”、“富二代”面前，也已不成规律了。　　

我曾经也精英主义过，拿自己当“小知”。然而现实使我清醒。我享受着下里巴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吃农民种的粮，穿工人制的衣，而又回报劳动人民什么“精神财富”了？即使韩寒的畅销书又有几个农民工人在精神上享受过？农民工人也许有很多缺点：劳动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初衷，也想成为食利阶级或者努力培养子女出人头地。我们尽可以问题归咎于路线，但也必须只承认这个事实：劳动人民是这个社会供养者，是真正的“国家栋梁”。我现在也终于理解了鲁迅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阶级“俯首甘为儒子牛” 而被千夫所指，毛泽东等革命先驱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被知识阶级诟病，——“知识分子如果不刻骨仇恨毛泽东，书就读到狗肚子里了。”袁腾飞如是说。　　

我不是“乌鸦站在猪身上——只看见别人黑”，我的灵魂自然也冲突着社会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最后是残酷的现实教育我认清了“只有社会才能救中国”。我也正用无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改造自己，即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强调人生价值的基础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在于他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集体的事业尽了什么责任，做了多大的贡献。背离了这个标准，则“知识越多越反动”，——清华大学的留美女高才生帮助美国破译中国北斗卫星信号，以及今天“二奶”式文人精英丑陋的集体表演，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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