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青年直面南街村现象的困惑
——听南街村段主任谈话有感
陶伟
（注：本文是参加昆明真善美书家、大家思想网所主办的“南街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座谈会后，即兴所写，原题为“直面现象的困惑”。）
从开始听段主任的介绍，我的眉头是紧锁的，到段主任讲完，我的眉头依然没有解开。不是我听不懂段主任的谈话，我发现，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论对于南街村近三十年的成功历史实践无力回应。“理论碰到现实问题就像软绵绵的灯芯草。”这是马克思对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贫弱发出的感叹。这也是马氏“哲学不但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的逻辑使然。我没有马氏的雄心，我以为，理论如能做到充分的解释历史现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理论无法对现实给予充分解释时，理论该怎么办？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蕴含了解决的方向——我以为，我们恐怕还得回归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的同一”这一进路。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过去，它无法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将历史剪裁成符合我们原先逻辑框架的姿态，以获得对历史的充分解释。其实，只要细想就不难发现，这种 “解释”方式中的“历史”是我们按照理论的需要建构出来的，它删减扭曲历史。这种解释方式很盛行。我以为其盛行的原因恐怕要从语言的局限和解释者的立场中寻找。首先，语言对事实的描述就不完整，语词本身会剃除了历史/现象/事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帝王”这个词所指向的君王并不一样，有明君昏君之分，有才能高低之别，但当我们一般性的谈论“帝王”时，我们的判断就抹杀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很可能颠覆我们的一般性判断。其次，历史书写者的利益和价值立场会影响他/她对材料的选择以及人事的评价，如，爱者褒之，并替其避讳；恶者贬之，且大倒脏水。回归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的同一”的进路，就是要体贴历史，使逻辑为历史事实修正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对历史实践逻辑一贯的解释。这样的理论进路并没有完全消除语言和历史书写者立场的影响，但它保持了对事实的高度开放和敏感，从而使理论获得自我更新的活力。
段主任认为，要想在其它的地方成功复制南街村模式，狠抓红色文化教育是重中之重。什么是南街村的红色文化教育呢？据我的理解，除了传统的马恩列毛邓思想教育以及党的重要会议文件和精神的学习外，南街村还开展颇具特色的“弘扬正气、以德治村”的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如“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通过自己的电视台和宣传队将村子每天发生的好人好事编成故事教育群众，等等。基于此，我以为，红色文化教育在南街村所起的作用与新教伦理对西方商业活动的正面刺激旗鼓相当。狠抓红色文化教育培养了一种类似于新教徒勤俭节约、开源节流的早期劳动者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创造了市场经济第一批掘金者，引发了现代化的第一波潮流。就是这种精神在南街村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期中创造了令中国其它一般乡村惊讶的成就。但是，这种成就是在南街村1.78平方公里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造就的，其经济成就基本限于本村，一旦走出本地，红色文化教育能否在其它环境中创造同样的辉煌，这是一个问题。这也正是哈耶克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作出的思考——一种秩序必须能扩展到其它环境才能证明其生命力，否则会陷入诺斯说的“锁入社会”而衰竭。也许南街村用不着扩展，但换个角度，南街村在其它环境遇到的问题会有助于其自身提前思考将要面对的问题。当然，也许哈耶克的论断并不适合南街村。但哈氏的观点可能让南街村更谨慎更沉实。
会后，我向段主任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个，针对南街村培养未来领导班子有关学历的问题，我表示了我的担心，我以为南街村过于注重学历了。不管是王书记还是段主任本人，他们这一代领导集体的农民出身让他们更偏好于选择学历层次较高的人，而这会导致只注重接班人的学历而忽略了对南街村现状恰当的把握。正如，段主任开头就讲，“根据南街村的实际情况，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疑虑被段主任打消了，他告诉我，在工商业经济时代，领导班子的学历是很重要，十七大的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就是一例，但未来接班人对南街村的熟悉了解是前提，所以南街村不会走极端。我的第二个建议是，为使第二代领导班子维续南街村的辉煌，以王书记和段主任为代表的领导班子应该制定一套切合南街村实际的制度，使后继者的行动有章可循。这个问题没有来得急问，就被某报记者的采访打断了。我以为，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南街村今日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上，但个人魅力不能转移，一旦第二代领导集体不具备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相仿的能力，南街村的辉煌会不会日渐式微？我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也许南街村早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我的话就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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