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农民领袖的老黄牛火车头精神

赞农民领袖的老黄牛火车头精神     ［注］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十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毛泽东

贺普霄
   
大家共同富，
头领居首位。
既是老黄牛，
又是火车头；
先当老黄牛，
再当火车头；
当了火车头，
还是老黄牛。
无私又无畏，
力量大无比。
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就会兴旺发达，社会也就安定了。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村，黑龙江兴十四村（南有华西，北有兴十四村），深圳特区里的共富村南岭，河南的刘庄、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第二个南街村北徐庄，北京的韩村河，浙江的滕头村，石家庄的周家庄人民公社……这些地方的农民其所以都能过上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不仅多年来无刑事犯罪，而且环境也很优美。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分别在以吴仁宝、傅华廷、张伟基、史来贺、刘志华（女）、梁修昌、王宏斌、徐德全、田雄、傅嘉良、雷金河等立党为公的农民领袖为首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些农民领袖和以他（她）为首的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建党建国以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笔者将其归纳概括为：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的身先士卒的老黄牛火车头精神。从而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让村民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富裕生活。

三大作风和延安精神是执政为民之本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语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延安精神，是他们执政为民的根本。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开天辟地以来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就是他们入党宣誓过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信念，并要为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奋斗终生。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说到做到，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团结起来，进行艰苦创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百折不挠，不断前进。正如王宏斌同志所说：“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因而在搞队办企业无资金时，党支部带领党员义务在火车站干装卸，挣来几万元全部交集体；当承包后粮食减产、社员生活水平和党支部的威信降低，大字报使王宏斌立即收回个人承包而恢复集体经济，并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徐德全在大旱面前，因包产到户使原来集体的水利设施被破坏而致两千亩秋田基本绝收的惨状面前，立即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卖了3000多元拿到村上，退伍军人村长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拿到村上，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自己准备盖房的25000块砖拉到要修复的机井台，就这样带领社员集资，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而成为全国闻名的共富村。傅华廷是由山东移民到黑龙江的兴十四村的党支部书记，用人拉犁开荒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成为全国十大闻名村、联合国国际农业示范基地。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社长、“老坚决”、抗日英雄雷金河在“一刀切”地包产到户压力下，三次进京找老领导，并向省上立“军令状”，终于将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保存下来，在世界经济危机的2008年创造了一万多社员除过吃粮、医疗、孩子上学等十多项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外，男女老少社员人均分红6000元的奇迹。史来贺宁当包产到户的 “钉子户”也不把集体分掉，就是为了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让解放前的“长工村”村民，年产值十多个亿，每户住上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这都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和延安精神的优良传统，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奇迹。

五七指示是农村综合发展的阳关大道
毛主席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为农民指出不能只搞单一的农业，而要搞林牧副渔、办工厂等综合发展的道路，为逐步缩小、消灭工农、城乡、体脑之间三大差别奠定了基础并指出方向。因而这些村在搞好农业的同时，发展林牧副渔、办工厂走亦工亦农综合发展的共同富裕的阳关大道。先由作坊式的手工操作逐步发展到现在每个村都有数个到数十个现代化企业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工、农、兵（民兵）学（村办的从幼儿园到高中，甚至大专学校）、商为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兴十四村有3.3万亩幅员，其中耕地1.6万亩，林业1.13万亩，4千亩草原发展畜牧业。漯河市有几年夏季抗洪，南街村的民兵也积极加入到部队的抗洪救灾和抢险中，还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由南街村入伍的两名新战士，因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毛主席雕像前站过岗，受过严格的训练，入伍后被首选到天安门前为国旗站岗。这些村的民兵组织比较正规，训练有素，劳武结合，既是生产中的尖兵和社会治安的勇士，也为部队输送了好多合格的战士。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教育全由村上免费提供，有的连上大学、博士的费用都由村上承担。这些共富村将原来的生产大队和周边村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发展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则将一个公社发展成我国独一无二的在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的共富乡。通过这些村有目共睹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实践了毛主席对中国农村如何发展的蓝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为我国的广大农村，而且还为朝鲜、蒙古、越南、古巴这些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可借鉴之路。然而仍未能引起我们的高层决策像重视小岗村一样地重视这些村、公社。

大庆大寨是学习的榜样
这些村原来都是比较穷的穷乡僻壤之地，种粮人还靠国家供应返销粮过活。在农业合作化后，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后，都在学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战天斗地搞农田基本建设；学大庆人的“三老”（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的完全自觉的认真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周总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华西、王上就是当年学大寨的“江南两大寨”的典型，上旺搞了包产到户之后，与华西已成了两股道上的车而产生出两种结果；刘庄在学大寨运动中，结合自己大队的实际，自力更生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并发展畜牧业、办工厂；南街村、龙泉村、小冀镇东街五队等学刘庄搞好农田建设的同时，走有工共富的道路。现在不仅这些精神不提了、不学了，不少人竟用学大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全面否定农业学大寨，甚至要通过否定大寨来否定农业合作化，进一步否定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常危险的。就说陈永贵吧，他还当了只拿大寨大队工分不领工资的副总理，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在谁能办到呢？恐怕大官车档次低了、下去不搞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轰轰烈烈的迎送都不行。因而，群众就有“听见警车响，人们在猜想，不是抓逃犯，就是来首长”来形容当今大官下来的威风。然而，古巴大官的车，群众可以“招手停”搭便车办事、反映情况，群众有什么事情随时可去政府部门找领导谈，进政府门就像出入自己的家门一样方便。这就是张心阳写的古巴为何无人上访的缘由。
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法宝
1960年3月，毛主席在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创造的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鞍钢宪法，也是党的三大作风在办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这些农民领袖企业家创办的村办集体企业，就是按照鞍钢宪法始终坚持企业姓社不姓资（坚持政治挂帅）的公有制性质，整天和职工在一起，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有今天数个到数十个厂（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现代化集团公司。刘庄的机械厂就是由“三个半”铁木工将几个报废的汽车喇叭拆开后，将能用的零件装到一起后成功的启发中办起来的。可惜呀，实在可惜，从现在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国企里工人不仅不是主人，甚至连在旧社会一些资本家的工厂都不如。有的国企成了领导的私企，对工人动不动就用下岗来威胁，甚至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有，只好尿裤；有的外企老板强迫工人喝尿，随便就对工人进行搜身。但工人还不能造反，甚至还受“法律”保护。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是替工人说话，替领导和老板办事。现在有几个国企领导知道鞍钢宪法，执行鞍钢宪法？只知道他的工资比工人高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更高。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气愤的是，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经过几次增订到2002年版却将“三老四严”、“鞍钢宪法”、“人民公社”等也“增订”掉了。不知其依据、目的、用意何在？难怪我们的国企一个接一个地被崽卖掉等多种“改革”手段化公为私、以权谋私而破产，导致工人下岗、失业，但其书记、厂长有几个下岗、失业的？这就是法宝被否定，国企就变味、就倒闭的道理。原来很好的国企，在卖厂风、承包风的歪风邪气风暴中，他当书记、厂长把国企办不好，但将其卖给或承包给他及其亲属却能办好，这人还是共产党吗？这样的人在党内究竟有多少，值得深思。让他掌权，究竟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政，以谁为本，走的什么道路？这大概就是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的依据和归宿吧？！现在的腐败成灾，不能说与此无关而归到毛主席身上吧。

干部是决定因素
这些公有共富村其所以能过上让世人羡慕向往的农村都市生活，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毛主席所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也就是在实现 “一化三改”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要先建成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必须有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农民领袖带领下才能实现。这已为这些共富村的创举所证实。以这些农民领袖为首的党组织，不仅他（她）自己，而且在选拔干部时就是按照党的“三大作风”、“三要三不要”原则、接班人“五个件条”和“四化”等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培养和任用。因为三大作风是我们党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接班人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是毛主席分别针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和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汪东兴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后，针对“四人帮”将三要三不要加进去）。“四化”是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这些村对其中“革命化”的核心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革命化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是空的。在这些村，谁也不顾，个人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更不会出现去剥削他人的党员资本家。这些村的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滕头村等已经平稳过渡到第二代。但这些在我们任命干部时很少明确地提出。当今出现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和反腐的实践证明，党内的腐败分子特别是高官的腐败都是不搞马克思主义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而不搞团结；搞阴谋计划而不光明正大。他们违背党的三大作风，是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搞资本主义的走资派。
现在有人说，这些村是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是靠剥削其他村人的廉价劳动力富起来的。我们说，改革开放的东风对所有的中国农村都是一样的，然而借改革第一村包产到户的东风者，走了两极分化者为什么没有共同富裕起来。让农民把地卖掉（有的用公安强迫农民像黄世仁逼杨白劳卖身契一样），他们再转卖给外商和私企老板谋取暴利并从中受赂，再让村民在法律的保护下给他们当雇工成为“新长工村”、受剥削，还克扣农民工资而不算剥削。而这些共富村善待农民工兄弟，比那些私企老板和洋老板甚至国企的承包者好得多，农民兄弟在那儿打工非常安全而受尊敬。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集体共同富裕，钱没有装进个人口袋（没有一个人是村上的首富户，没有一个人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把集体的钱弄到国外存在自己名下），并为集体、为社会办福利，还对其他愿走公有共富道路的村大力支持和帮助（仅刘庄就帮助了几十个村）却被这些人将剥削的大帽子戴在这些村的头上。看来作为领导干部和经济专家持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有意装糊涂，就是有意中伤走公有共富道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与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而大多数人受穷的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用其来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要说剥削，那些年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国企老总、银行行长，这个星那个星亮一次相就是多少万的人，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等等才是真正的剥削。
[注] 本文摘自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共富村之路》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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