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

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

：刘仰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国策”问题，已日益受到重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十几年前，在前苏联模式失败后，有美国学者宣布，人类发展到美国模式，已经终结了，换句话说，美国模式被某些人认定为全人类唯一合理的、最终的模式。但是，欧洲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个美国幻觉。欧洲人曾经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发展模式有两种，一是美国模式，二是欧洲模式。现在，某些欧洲人又修正了他们的看法，指出，世界上还有第三种模式，那就是中国模式。
    对于“中国模式”的解释并不清晰，理解也不一致，欧洲人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做出的解释。欧洲有一个谚语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欧洲人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其他模式，都是把“罗马”当成最终目标。美国模式曾经被认为是到达“罗马”的唯一道路，欧洲则认为还有一条欧洲模式的道路。现在他们认为还有“中国模式”，意思是说，中国有第三条道路，也可以到达“罗马”。所谓“罗马”，就是欧美接受的共同标准。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中国模式”未必就是要以“罗马”为终点。为何“长安”不能成为目的地？这就是对于“中国模式”本质上的不同理解。
    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也表现在对于中国发展的“大国策”上。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主流观念，认为西方文明就是最先进的文明，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不断有人指出，西方文明并不是一切都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虽然这种意见在过去并没有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日益接近，这种观点已经日益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于是，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国策”上，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划分。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上，伴随着大量对外掠夺，这是不好的。因此，西方文明对外的“不好”，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西方文明对于自己本国内部还是很好的。所以，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少有一点应该像西方一样，对自己国家内部要更好，或者要像西方对内一样好。在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众多学者中，高全喜先生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本文对此观点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误解的产物。由于某些理论把中国历史描绘成一团漆黑，中国历史被冠以野蛮、落后、残酷、愚昧等等标签，因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是残酷对待本国人民的。或者说，这种结论认为，中国从来都对内部不好。所以，未来中国要发展，就要改变这一传统，向西方学习，对本国内部好一点。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已经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而儒家学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人”指的是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本国的老百姓。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中国传统对内的重点和态度表达得非常清晰，并成为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来源之一。当然，由于某些理论的存在，以及将这种理论生搬硬套地强加在中国历史身上，造成了对于中国历史的严重误解和偏见。要改变这一偏见，并非一朝一日的事情。在这里只能很简单提及。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对自己内部好，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不会发出“愿意身为宋朝人”的感叹。因此，中国古代历史的主流，一直是把“爱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对内好”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不需要向别人学。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只是需要借鉴一下西方“对内好”的具体方式。
    其次，高全喜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即所谓西方文明“对内好”要学，“对外不好”不要学，实际上还触及到一个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问题。高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观点，之所以把西方对内、对外区分开，是因为西方文明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以国家主权的方式，将世界上的人群区分出“你我”，同时又说他们的文明是普世的。因而，西方文明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不得不采取双重标准。前文提到，儒家主张的“仁者爱人”，对于所“爱”的“人”是没有区分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爱人”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中国历史上，外国人到中国来，中国人到外国去，除了在某些特殊时期，中国政府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区别对待的政策。因此，从世界的角度看，全人类要和谐、要共同发展，西方明确区分内外的模式，远不如中国传统“普天之下一视同仁”的文化更具有普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更应该放弃他们明确区分内外的模式，接受中国传统“一视同仁”的模式。而且我相信，这一点早晚会发生。
    第三，把西方文明对内、对外的不同表现区分开，主张只学其“对内好”，不学其“对外坏”，有没有可能？我认为，西方文明“对内好”与“对外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区分的。换句话说，西方文明如果不“对外坏”，就不可能“对内好”，西方文明的“对内好”完全是建立在“对外坏”的基础上的。从过去来说，英国如果没有印度这么大一个殖民地，如果没有不平等地对待印度百姓，英国国内的富裕就要大打折扣。从现在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如果没有对国外企业员工的低工资、低待遇，就不可能保障他们赚钱。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海外的血汗工厂，就没有西方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当今世界，西方以区分“你我”的手段，换得自身财富的方法比比皆是，只不过与过去公然的侵略、殖民、抢夺相比，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已，本质依然没有变。因此，西方“对内好”、“对外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中国只想学一样，不学另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第四，面对上述情况，中国的模式究竟应该怎样？中国完全以西方现在的模式为榜样，不是彻底没有可能，用中国自己的双腿，也可能走到西方的“罗马”，结果不外是中国成为第二个美国。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代价巨大，几乎是中国和全世界承受不起的代价，而且也难以持续、难以泽被全人类。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中国模式”与西方观念下“中国模式”的根本不同。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不光是为了中国自己，即所谓西方的“对内好”，而且也是为了世界，为了人类，所以也要“对外好”。中国未来的模式除了要“对内好”，还要成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模式：对所有人、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这样一个“中国模式”的实现，从理论上说，西方很难找出反对的借口，但是，在现实利益上，西方一定非常不愿意。而中国的“大国策”就是把这个“中国模式”变成世界模式的韬略，它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第五，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至少在现阶段，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某些方式，尽快让中国富裕和强大起来，从而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和作用力。因为西方很势利，谁有钱谁说话就管用。在我和几位朋友共同完成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我们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的观点，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为了实现把“中国模式”变成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普世模式，“内修人权，外争族权”是一个避不开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就在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事实和现实，改变西方人自以为是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的。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把“中国模式”变成世界的榜样，因为，欧美模式都不可能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最后，审视全人类已有的文化遗产，真正的有识之士相信，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拯救世界，可以让地球变成一个和谐的世界。对于中国来说，任重而道远。

注：
本周六下午，我有一个讲座，北京的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前往交流。
时间：7月4日（周六）下午2：30。
地点：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大厦C座1单元9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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