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的补贴款我们根本没见到”
湖北省监利县是全国首批五十大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由于粮价低迷、税负过重，出现大量抛荒现象。2000年，时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并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直至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
“两田制”下，有村干部占地1200亩，有村民一分地没有
据记者了解，监利县农村在2000年前后实施了大范围的土地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实施“两田制”，即一种是留村农民的责任田，另一种是离村村民放弃的责任田。村里将后一种收回作为机动田，再将其发包出去。村民的责任田需承担各项税负，村集体的机动田则只向承包人收取租金，租金的价格通常只有责任田税费负担额的一半。
在“两田制”下，留村村民每亩地的负担增加了，但可以通过租用机动田来摊薄成本。而离村村民在没有土地收益的情况下，还要负担各种税负，包括人头费每人15元、劳力费每人80元，宅基地配套费、公路集资等费用。因此，在“两田制”下，村民拥有的责任田逐渐缩小，但负担却在逐渐增加，因此绝大多数村民名下记着大量的“历年负担”；而少数村干部却将大量机动田的收入通过各种手段据为己有。以王塘村为例，村干部（有些是前任）占用土地多达1200多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监利县农村有许多无地农民，他们当初外出务工时土地被集体收回，返乡后村里不再分配土地给他们。这些人既没有土地，更无法领到补贴，而外出务工不再有年龄优势，留在村里没有土地也无法生存，处境尴尬。王塘村村民吴林宝，原来家里有30多亩土地。2000年左右，由于两个儿子外出打工，家里没有劳力，吴林宝只好放弃耕种土地。不久，土地被村里收回。现在，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家里没有一分田，只能打零工为生。
据村民反映，王塘村共有200多户，目前没地的村民就有27户。
马礼顺解释说，这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时种粮亏损，赋税又重，许多人抛下土地外出打工，尤其是1998年洪灾后，大片土地被抛荒。由于种地是赔钱的买卖，没有人愿意种，这些抛荒的地大部分就由村干部承包耕种。“当时是任务，因为国家规定不允许抛荒，农民可以选择不种地，村干部就得来补这个台”。马礼顺说，他当时就“被迫”承包了一部分土地。
前些年土地是包袱，想甩甩不掉；税改后土地是财富，想要要不到
马礼顺说，这些承包土地较多的人后来成了种粮大户。现在政策变了，种地不仅没有税负，还有补贴，农民就想把地要回来，但是也得等合同到期后才行，“不是想要就要的”。
村民形象地说： 前些年土地是包袱，想甩甩不掉；税改后土地是财富，想要要不到。
马礼顺告诉记者，现在政府也在想办法尽量帮农民解决生计问题，在村组里地多的农户调出一部分田给无地农民。王塘村2009年有几百亩土地承包到期，本可以分地给农民耕种，但村里要先付给这些种粮大户的欠款才能收回土地。
他们租种村里的土地，为何村里还欠他们钱呢？马礼顺说，这些大户大多是原来的村干部，村里多年欠付村干部的工资，还有村干部代集体垫的开支。比如，当时有许多抛荒的土地，只能以较便宜的价钱租出去，有时还得搭上肥料和种子的钱。这些新旧负债加起来，用前几年惠农款远未抵扣完毕。比如，王塘村就还欠债30多万元。而2009年惠农款发到农民手上，村里不能再直接进行抵扣了，欠大户们的钱还不上，土地就收不回来。
马礼顺告诉记者，目前打算以贷款的方式将这笔钱还清，将土地收回来分给农民。具体操作办法是，现任村干部以每个人的名义贷款5万元，以后跟村民商量由村集体提取5％的机动田，用其租金来慢慢归还欠债。
“两田制”成为几年之后农民的土地和惠农款被侵占的根源。随着农村政策的变化，土地的价值大幅提升，而“两田制”下村干部所掌握的大量机动田，为他们提供了更大更多的收益空间。因此，部分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一方面是许多农民返乡后没有土地，更领不到补贴款；另一方面是村干部占有大量土地，享受土地租金和国家补贴的双重收入。
惠农资金是如何被虚报冒领的
按照政策规定，每个农户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都要以村组为单位张榜公示。因此，这些占有大量土地的村干部不好“实名”领取大额补贴，但他们仍有不少变通的方法。
实行惠农资金补贴“一折通”后，在基层，掌握着上报村内花名册大权的村干部依然有充分的操作空间。他们将村民的土地少报或者不报，把这些土地算到自己妻子、弟弟、父母、兄嫂等亲属或者是拉拢收买的村民头上。如监利县红城乡杨院村现任村支书龚银香，其妻子姜桂华名下享有补贴土地47亩，儿子龚圣、龚太名下各拥有45亩和43.2亩土地。此三人共占135.2亩补贴土地，仅2009年领取国家补贴资金就超过一万元。又如监利县三洲镇后洲村现任村支部书记潘金虎一家，其妻子周太平名下享有补贴土地12.6亩，儿子名下拥有35亩，本人拥有面积59.8亩，领取2009年国家补贴资金9770元。
再如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多报了一个“16组”（该村实际只有15个村民小组）。记者在调查时证实了这一情况，同时还发现，所谓的“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16组”户主姓名中，很多都是在外面打工的青年和小孩，实有其人但面积都为虚报，这些户主的面积都比一般村民多。比如，“朱本军”为在校大学生，是王塘村支书朱月星的孩子，其名下享有补贴土地面积57亩，仅2009年柴油化肥综合补贴这一项就领取资金2593.5元。在记者调查的30名“16组”人员中，王塘村在2009年粮食直补和柴油化肥综合补贴两项虚报面积1600多亩，冒领补贴资金9.4万元。这些钱大都进入村干部的个人腰包，国家的惠农政策成为监利县基层村干部“发家致富”的捷径。
近年来，随着各级财政的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增大，单项补贴金额也逐年增多。如湖北柴油化肥补贴由2007年的20元每亩增加到2009年45.5元每亩，生猪补贴由50元一头增加到100元一头，这意味着村干部可以施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一位研究农村经济的专家说，虽然具体到每一个村每年发放的补贴款项看上去并不多，金额也似乎不大，但是日积月累会形成“蚂蚁搬家”效应，中央的惠农补贴流入了个人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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