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上，人们普遍将大农场、集约化和单作生产的美国农业作为中国的榜样。美国农业的高产高效的确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资本农业必然带来小农的破产和农村社区的衰落。集约化农业产生的高效率，也是以资本、科技的高投入和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在能源危机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下，美国农业面临着向可持续转型的问题。单作农业和“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供应体系，在为人们提供廉价食品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作物多样性和食品供应多样性的消失。中国的农业发展不应该盲目崇拜美国，而应该根据自己的人口、资源和文化习惯，探索适合本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 刘春燕 (原文发表在《西部学刊》，有删减)
一、 美国是中国农业的榜样?
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无法避免的潮流，实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富民强的梦想。农业现代化已经不是有争论的问题，而是在世界范围早已展开的过程。当石油驱动的机械替代了人力与畜力，化肥、农药、杀虫剂、高产作物品种等农业科技成为生产手段时，我们便已经踏上了现代农业的道路。然而，这个过程困难重重，庞大的农村人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公共基础建设缺乏、环境污染等，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1996年以后，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困难期，“三农”问题成为关注重点。这些问题包括，小农经济依然是主要方式、农民收入低、城乡差距、严重的水、土壤、空气的污染等(苏杨、马宙宙，2006)。 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路上，学者们普遍将美国作为现代农业的楷模，希望中国在农业政策、经济、科技、城镇化、土地集中、大公司模式等方面，借鉴美国的农业经验(郭振宗，2009;韩伟，2011)。目前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再是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问题，而是美国农业的整体模式，包括土地私有化的大农场、大公司农业、美国农业的衍生品，以及让“粮食巨人”在中国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一些学者呼吁采用农业企业模式，认为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胡鞍钢、吴群刚，2001;陈弘仁，2002;杨志，2005;崔建、冯智强，2007)中国农业应该像美国那样，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戴孝悌、陈红英，2010;王英姿、黎霆，2013)。美国农业甚至被作为环保的榜样，是“低碳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等可持续的生产方式(鄢小兵，2011;郭鸿鹏、马成林、杨印生，2011;朱丽娟、刘青，2012;王宗凯、曹禹，2012)。网络上有关美国农村美丽风景的图片，被无数网站转载和散播，这些被挑选的虚幻信息，增强了普通百姓对美国农村的浪漫想象。 人们似乎忘了，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严重污染，正是工业化农业的产物。 全面客观地认识美国农业是必要的，既要认识到这种生产方式的长处，也要认识到其所存在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粮食短缺一直存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趋势，使粮食安全成为时刻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利剑。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总供给依然超过总需求，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Spielman, D. and Pandya-Lorch, R., 2009)。美国农业用不足全国2%的人口，生产出足够本国食用且能大量出口的粮食，这不能不说是集约化农业创造的奇迹。美国农业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人类至今没有找到更好的高效农业模式，以缓解来自全球粮食安全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农业不存在问题。如果我们相信“福祸相依”的道理，便不会天真地以为，美国农业既是高效农业，又是农民致富的途径，还是绿色环保的未来。
美国农业生产方式有向全球扩展的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推进本国工业化农业的利益群体。美国农业与小农经济具有很大的差异：大规模的私人农场、高科技和高投入的集约化农业、单作和专业化生产区域、丰富的农业衍生服务等等。然而，两种农业模式的差异，并不仅仅是文化比较下的“各有千秋”，而是“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定。中国很多学者对美国农业特色的介绍，目的在于“借鉴美国集约农业的成功经验，加快中国集约农业建设，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吴迪，2013)。当美国式农业作为一种进步文化被成功推销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理性选择自己的道路。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发展速度，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都必将对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地选择农业发展的未来。本文主要从环境视角介绍美国农业的环境问题与风险，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美国农业，并根据自己的国情合理选择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道路。
二、 美国农业的环境问题与风险
美国农业被称为资本农业、工厂化农业、集约农业和单作农业，这种农业以越来越少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的投入，彻底改写了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创造了高效农业的奇迹。美国农业模式并不是从来如此，它经历一个世纪的发展并排挤了小农，这一过程充满了强制。美国农业的成就依靠资本、资源和能源的高投入，通过科技的手段人为促进土地产出，创造出越来越复杂的人造农业系统，同时也使人类面临越来越高的环境风险。美国农业模式的环境问题和环境风险包括：(1)小农的消失、农村衰落和环境公正;(2)农业资源退化、能源危机和全球气候变暖;(3)农作物和食品供应多样性的消失与食品安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农业的投入、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已经达到了极限，但增产的效果却不再明显。在农业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压力下，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正面临着向可持续农业转型的问题。
(一)小农的消失、农村衰落与环境公正
美国现代农民与中国人意识上的小农有本质区别。小农或自耕农被成为yeoman，曾经在美国历史上大量出现，如今则基本上消失了。小农世世代代从事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活圈子主要是亲戚、村民、朋友等熟人社会;而美国现代农民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是投资农业的资本家、银行家、工厂主和企业家。他们与其他企业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资的领域，在生活方式上与城市居民也并无区别。从农村景观来看，美国的大农场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种植着同一品种的作物;而小农的土地则像是“马赛克”拼图，由种植着不同作物的小块农田镶嵌而成。美国农民通过规模效益降低成本并占领市场，而传统小农则通过多样化种植避免单一作物歉收带来的风险。美国一望无际的大农场，是以无数小农的消失为代价的。
1. 美国小农的消失 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的自耕农，在经过一个世纪的破产之后，他们彻底消失了。随着越来越高的投资和科技，美国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雇农、小规模的农场也被淘汰，从事农业的人口急剧减少。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家庭农场从500万下降到200万，到2005年则不足57万。 1910年前后，美国农业发展出现转折点，农业人口开始持续下降。1830年，美国农业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0%，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4人。1910-1920年，农业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1940年中后期则继续下降到7-10%。1980年以后，1个农业人口供养80人，农业人口比例低至1.8%。
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解释了美国小农的消失的过程。经济学家从自由市场和个人选择的视角，将美国小农的消失看成是城市快速发展、小农受到城市吸引主动离开的结果。大片荒地和缺乏劳动力，是大农场得以形成并采用机械生产的前提。这种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他们认为城市化、经济发展与农业科技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美国经验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杨靳、廖少廉，2001;苏津津，2010;刘鹏，2013)。然而，历史学者通过文献、档案和政府文件的阅读，人类学家通过走访当地农业社区，则看到了另外一种小农消失的过程。在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和有利于大农场政策的支持下，自耕农、佃农和小农场在美国消失了。
(1)首先是资本对小农的驱赶。资本通过购买土地扩大农场规模、采用机械等农业科技，生产出大量廉价的农产品迫使小农破产。美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谷贱伤农”的过剩危机体现了这一过程。1935年以来，有470多万家农场因破产被兼并。
(2)农业科技加速小农破产。不断翻新的农业科技并不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而是资本生产廉价品占领市场的工具。1932至1935年，约有300万人因采用新农业机械而失业。1970年以前，美国南部一些烟草和棉花农场还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如今连番茄都采用了机械采摘。现在正在推进的工业化养殖，又将迫使一批实力不足的中型农场破产。
(3)美国农业政策加速小农破产。美国每一次农业政策调整都有利于大农场。上世纪30年代的农业危机，政府选择“农业补贴”而不是“价格干预”保护农业，大农场成为农业补贴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用补贴购买新机械，进一步加速了小农和雇农的破产。农业补贴与农作物面积和产量挂钩，农场规模越大获得的补贴越多。据美国农业部估计，大约30%的大农场获得了大约70%的补贴。 自耕农在美国消失的历程并不美好，充满了强迫、不公平和苦难。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利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反映的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危机中的小农苦难。通过乔德一家的经历，表达了资本进入美国农业后，小农遭遇破产后的无奈、希望、迷惘和不满，以及从不满到愤怒、从愤怒到绝望的心理过程。随着俄克拉荷马州破产农民一路流浪到加利福尼亚，破产小农的苦难令他非常震惊：“有五千户人家即将饿死，问题十分尖锐……”
2. 农村贫困、衰落与环境恶化 美国自耕农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消耗，在数量上已经微乎其微，但其消失的后遗症依然存在。绝大多数被迫离开家乡的小农，由于不适应农业以外的生活，在城市生活得并不好。历史上的农业社区，至今承受着贫困、衰落与环境恶化的后果。 首先，农村社区的人口减少与贫困。美国历史上以农业著称的社区，至今无法摆脱失业、贫困和青年离开的困境。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MacCannell说：“在土地和资本集中的农业中，我们发现极低的家庭平均收入、高度贫困、低教育率和种族间经济不平等”(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86)。大公司农业声称他们能够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增长，还能提供工作机会。但根据GRACE(The Global Resource Action Center for the Environment)的报告，大公司农业并不会给当地人带来工作机会，却更倾向于减少雇佣以降低成本。他们从外地而不是当地购买更便宜的农用物资，难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有毒有害的物质则留在当地，消除有害影响的负担落到当地居民头上。 其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缺乏。大农场意味着越来越少人口、学校、教堂、公共机构和零售店。老农业社区的居民不仅面临失业与贫困，还会因为人口减少和税收缺乏，面临学校、交通、教堂、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匮乏的困境。为改变农业社区教育、医疗资源不足和环境卫生恶化的局面，美国政府和学者做了很多努力却收效甚微。
再次，农业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美国大农场主与传统小农的最大区别在于，小农世世代代生活在当地社区，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农村社区的繁荣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大农场主最关心的是利益最大化，社区发展、土地资源和产品质量都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投资农业的资本不会固定在当地，他们随时准备转向其他地区或领域，只有农业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是资本农业留给农村社区的后果。如今，一些衰落的美国农村社区，为了获得税收和解决就业，甚至希望垃圾处理厂进入社区。然而，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做法根本无助于解决就业和增加税收，反而因加重污染陷入新的困境。
3. 环境公正与全球化后果 美国小农群体的消失与农村社区的衰落，也是环境不公正的体现。小农经济不同于资本农业生产方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并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积累了独特的自然知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工业化农业，也并不是每个小农都能快速适应城市生活。自耕农在美国的消失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其深远的影响至今难以彻底消除。工业农业和公司农业的繁荣是以无数小农及其生活方式的被迫消失为代价的，农业资本的利益也是建立在农村社区的衰落和资源枯竭的基础上的，这个过程违背了环境公正的原则。 随着美国粮食巨人的全球扩张，其他国家的小农也经历着破产的过程。美国式农业或其农产品所到之处，小农及其社区都会经历贫困、衰落和资源枯竭的苦难。1985-1995年间，泰国的农业出口增长了65%，但43%的农村人口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玻利维亚在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五年高出口量之后，到1990年却有95%的农业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上世纪70年代，巴西的大豆出口量大增，面临饥饿的巴西人却从60年代的1/3扩大到80年代初的2/3。同时，那些大量进口美国政府补贴的廉价农产品的国家，如墨西哥、哥斯达黎和海地，当地小农也无一例外地遭遇到了破产。
(二)农业资源退化、能源危机与全球气候变暖 美国农业的高产出是以高投入为前提的，越来越高的投资让农场主不堪重负。
每当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农业成本更是大大增加。2008的石油上涨使生产成本比2007年增加了222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792亿美元，占家庭农场毛收入的75%。一位中国记者在美国农场的采访记录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个家庭农场加牧场有3000英亩，在美国只能算中型。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积累的农业机械总价值约22万美元，但依然面临落伍的局面。当时有20%的美国农场已经开始用直升飞机管理耕作，很多中等规模的农场和几乎所有的大型农场早已安装了GPS定位系统。为了保持竞争力，这个家庭农场不得不花7500美元购买了带GPS全球定位系统的自动驾驶拖拉机。每年的投入高达39万美元，收入只有约40万美元，年利润共约1.8万美元。如果没有政府的农业补贴，连1万美元的利润也赚不到。即便如此，农场畜牧业也极有可能被正在扩张的工业化养殖挤垮。 美国农业的前景并不被看好，不仅农业投资已经达到极致，资源与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高。集约化农业的前提是资源和能源的高消耗，科技不断突破土壤、水、生态环境的制约。农业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将人类推向更复杂的人造环境的风险之中。化肥的发明是为了解决过度垦殖的土壤肥力枯竭问题，却最终造成了土壤板结。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化肥的使用量在持续增加，但粮食产量却并没有随之增加(Brown, L., 1996)。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促进了增产，但也使作物变得更脆弱。害虫在长期使用中形成抗药性，产量却没有随农药用量的增长而提高。除草剂的发明曾经被宣传为免于翻耕破坏土壤的环保科技，最终却是土壤、水和生态进一步恶化的元凶。生物科技与基因技术是继农药、化肥后的新发明，长期的后果至今并不明确，但无疑隐含着更大的环境风险：
(1)生物科技需要更高的农业投入;
(2)抗毒基因如B.T.毒素在人体集聚的后果，至今没有任何长期研究;
(3)单一基因改造的作物没有明显增产，却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攻击;
(4)基因改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造成很多古老物种的灭绝;
(5)通过花粉的传播，基因改造作物对同类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如制造出超级杂草等。 美国农业严重依赖化石燃料，能源危机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使美国面临向可持续农业转型的压力。当美国式农业在全球扩散的时候，其后果更是灾难性的——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水、土壤等资源不堪重负、无法预料的环境灾难。许多美国学者呼吁尽快向生态友好型转变，遭到固化利益集团的反对，阻碍与鼓励创新的力量同时并存。为了使美国在未来可持续农业中依然领先，创新最终需要冲破阻力(Weiss, C. and Bonvillian, W. B., 2011)。
1. 农业资源退化，集约化农业必然带来土壤、水、生态资源的过度利用。机械、化肥、农药、生物科技的发明，通过人为干预自然获取最大收益，却因追求短期效果、单一改造带来更大问题，需要不断追加成本以弥补缺陷。科技无法创造复杂、共生与自我更新的农业新系统，却使古老的农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首先是土壤的退化，包括流失、肥力枯竭、板结与污染。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却使优质地表土在反复翻耕、播种、施肥过程中流失严重。美国中西部农田地表土，早年深达6英尺，目前只剩下6寸。自1960年以来，农田地表土流失了一半。每年有31亿吨的土壤流失，流失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另外，过度灌溉、取消休耕、过度耕种也是土壤退化的根源。化肥的发明可以暂时提供肥力，却需要更多的化肥去补充(Jeffries, P., et al., 2003)。过度使用化肥，不但大大减少土壤有机质，造成板结和污染，产量却随化肥用量的增加而降低。 其次是水资源的退化，包括污染和过度消耗。美国农业生产中对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已经严重威胁到农业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北美大平原的奥克拉拉(Ogallala)地下水体被农业灌溉严重消耗，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如果集约化农业被干旱缺水的国家采用，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在印度，化肥、农药和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增加了灌溉需求，被过度抽取的地下水加剧了土壤盐碱化的过程(Mollinga, P., 2010)。水资源退化的另一原因是化肥、农药导致的水体污染。美国每年使用的杀虫剂、除草剂在4.5-5亿磅，这些化学药剂进入河流和地下水，最先进的过滤系统也无法将它从饮用水中完全清除干净。美国有31个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1958-1983的二十五年间，衣阿华州大泉盆地(Big Spring Basin)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浓度增加了3倍。 再次是农业生态环境的退化，包括土壤中的微生物、田间昆虫、农田边界等生物共生系统。美国大规模的单作农业，用科技替代了农业生态自身的服务。化肥、杀虫剂的使用不仅污染了河流和地下水，还毁灭了农业共生系统，使农作物更为脆弱也更加依赖科技。因为使用非有机的氮肥、杀虫剂和频繁耕作，工业化农业大大降低了土壤中有益菌群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功能(Johansson, J. F., et al., 2004; Oehl, F., et al., 2004; Treseder, K. K., 2004)。但传统的小农经济则利用生物共生的原理维持生产，蚯蚓、蜜蜂、蠕虫、真菌与病毒都会发挥作用，甚至小块农田的边界对系统的维持和修复也具有重要意义。
2. 能源危机与全球气候变暖 美国农业依赖石油的高消耗，3000亿公斤粮食，是建立在消耗6000-7000万吨石油、800万吨钢铁和大量的磷、钾等肥料的基础上的，因此又被称为石油农业，通俗又形象的说法是“吃石油(Eating Oil)”(Jones, A., 2003)，“我们吃的石油(The Oil We Eat)”(Manning, R., 2004)，“吃化石燃料(Eating Fossil Fuels)”(Pfeiffer, D. A., 2006)，“土壤不是石油(Soil Not Oil)”(Shiva, V., 2008)。建立在廉价能源基础上的食物并不经济，但这种便宜食物的消费却被美国军方保护，全国1/5的石油消费被用于生产和运输食物(Pollan, M., 2006: 83)。人们对工业化农业的普遍估计是，每10卡路里的化石能源生产出1卡路里的食物(Manning, R., 2004; McCluney, R., 2005)。相比较传统小农1卡食物仅消耗0.05-0.1卡热能，美国1卡食物需要消耗0.2-0.5卡热能(张忠根，2001)，每人每年的食物需要消耗1吨汽油。每当石油生产动荡的时候，农产品价格随之上升。2007年初的石油价格是55美元每桶，2008年5月则超过135美元每桶。石油价格的上涨带动化肥上涨49%、饲料上涨20%、燃料和能源上涨16%、种子上涨11%。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人们对其未来的持久性产生疑虑。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和环保运动，使美国农业面临转型的压力。工业化农业被认为是温室气体的主要制造者。根据IPCC(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的报告，空气中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氮的浓度，在过去的六十五万年中远超自然范围。自1974年以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了70%(IPCC, 2007)。工业化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到22%，比全球交通部门排放的还要多(McMichael, A., et al., 2007)。工业化农业产生温室气体的机制有很多，甲烷的生产主要由封闭的动物饲养(CAFOS)模式导致，农业活动是全球甲烷排放的50%。绝大多数的一氧化氮排放来自氮肥，农用土壤是全球一氧化氮排放的75%(Scheehle, E. A. and Kruger, D., 2006)。农业中二氧化碳的生成机制是：
(1)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收割机、灌溉设备等使用的化石燃料;
(2)化肥、杀虫剂等生产中使用的化石燃料;
(3)植物呼吸、土壤中有机碳及农作物残留的氧化过程，因化肥、农药对土壤生态的破坏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
(4)大面积单作农业使生态系统失去修复损伤的弹性，需要投入更多的化学与机械，从而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
(5)大面积单作农业的毁林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 现在美国农业转型的基本思路有两种：一是科技创新，通过发明环境友好型能源替代现在的化石能源;二是回归传统小农模式，更多地使用人力、自然肥源和传统农业智慧灭虫(Weis, T., 2010)。但两种转型思路都受到质疑。2007年，美国玉米生产的30%，也就是世界玉米生产的12%变成乙醇生产的原料(FAO, 2009)，但乙醇汽油在环保上的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种生物能源不仅价格昂贵，且并不一定会降低碳排放(Pimental, D. and Patzek, T., 2005)。小农生产方式虽然绿色环保，却因劳动力、食品价格过高、农业生产者收入较低等关键因素，难以成为替代工业化农业的主流模式(Woodhouse, P., 2010)。
(三)农作物与食品供应多样性的消失与食品安全
大规模单作生产和“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供应体系，是美国农业的重要特征。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单一品种甚至单一基因作物大规模生产，并不像摄影图片展现的那样美好;由美国少数“粮食巨人”控制的“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供应体系，也隐含着巨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单一作物的大规模生产，不仅导致农产品多样性的消失，且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攻击;美国人饮食结构长期由廉价、单一和高糖高脂的食品组成，少数大公司控制的单一食品供应体系是不健康饮食的重要原因。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食品安全(food security)指的是：所有人在所有时间，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维持一种健康、有活力的生活。这里的食品安全，既包括充足的含义，也包括营养、安全与健康。美国大规模的单作农业生产和单一食品供应体系，对充足、营养、健康的食品安全构成威胁。
1. 农作物多样性消失 美国农业属于大规模单作农业，大面积的土地年复一年地只种植同一品种甚至同一基因的作物，顶多是简单地轮作，从玉米换成大豆，再从大豆换成玉米，造成了美国农产品种类越来越少。自南北战争以来，玉米、高粱、大麦、燕麦、水稻、大豆、油料、棉花、奶类、花生、糖类、羊毛和马海毛、蜂蜜、苹果、干豆类约20种农作物，几乎可以覆盖美国所有大宗农产品。单作农业导致全球40%的6亿公顷耕地只种植大麦、小麦、玉米和大米4种作物。近年来，大豆、非洲油棕的单作面积也大幅度增加。 单作生产是资本农业为降低管理成本、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也是美国农业政策导向的产物。单一品种的农作物有利于机械化的统一管理。另外，资本投资农业的目的是销售获利，大规模单一产品有利于降低成本和占领市场。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则往往通过多样化种植，规避特定品种的作物歉收带来的风险。他们即便种植同一种农作物，如大米，也必然是不同种类和不同基因的大米。而美国的农业补贴也集中在几类大宗产品上，导致农场主种植的种类非常有限，这也是其作物种类大幅减少的原因。 大规模的单一品种甚至单一基因的农作物种植，违背生物共存的规律，摧毁了人类长期积累的多样性农产品种类，隐含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Paoletti, M. G., et al., 1992; Matson, P. A., et al., 1997; Tilman, D., et al., 2002; Green, R. E., et al., 2004; Jackson, L., et al., 2005; Millennin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 Sachs, J. D., et al., 2009)，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往往是由于生长环境的消失和现代农业用单一基因作物替代传统多样物种的结果，而这种趋势正在向全球扩散。转基因科技则进一步加剧了多样性物种消失的步伐，原因在于：
(1)受高产杂交品种的排挤，很多自然种子资源终止了几千年的遗传连续性，它们借以保持种质互换的许多野生亲缘已经不复存在;
(2)基因技术造成更大范围的单一作物，并通过对复杂物种的单一特性的抽取，抛弃那些被长期进化或培育的当地品种。这些所谓基因改造的新品种，很可能短期内保持了某种优势特性，但却并不能持久;
(3)最有势力的少数跨国种子公司的固化利益与霸权，对全球多样性地方物种灭绝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农作物品种多样性的消失使农业体系异常脆弱，且缺乏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使一些病虫害的大规模爆发变得无法控制，在遭到特殊病虫害攻击的时候，极有可能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大幅度绝收。早在七十年代，玉米育种领袖D. F. Jones就曾经警告说：“基因一致的物种在严密控制各种害虫的、条件适合的实验中产量很高，但是，当外部条件达不到要求的时候，新病毒会给作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Perelman, M., 1978: 47)。1970 年，美国玉米的确遭受到这样的灭顶之灾。大面积连年种植的某一杂交玉米新品种 ，因特别容易感染玉米小斑病菌(south corn leaf blight epidemic)，致使全美15%的玉米产区颗粒无收，还有一些地区的近一半玉米绝收(Tatum, L. A., 1971)。
2. 食品供应多样性消失 美国农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如种子、除草剂、化肥、农药、加工、运输、销售等，都经历了与大农场扩张类似的过程，结果就是几个资本雄厚的大公司，构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物供应链，他们被称为食品供应的“粮食巨人”。种子和除草剂由孟山都提供，化肥和农产品收购则由嘉吉公司负责，沃尔玛等大型超市为人们提供食物成品或半成品。美国的三大食物联合体——康格拉食品公司和杜邦，嘉吉和孟山都，瑞士芝诺华医药保健集团和ADM——决定了绝大多数美国人每天“吃什么”和“怎么吃”的问题。 由少数巨无霸公司提供的单一食品供应体系，造成的环境问题包括：非本地生产的食品在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食品制造、加工、包装过程中的各种损耗，过期食品带来的浪费等等。单一食品供应体系在营养和健康方面也存在严重缺陷。在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下，农产品种子的选择标准是产量高、外型好、高能量。价格低廉是第一位的要素，产品质量和健康则不被纳入考虑范围。这也就是为什么工厂化的作物和牲畜，在添加剂和抗生素的作用下，产量高却不健康也不好吃的原因。美国农产品无论是谷物还是蔬菜、水果，都属于高产品种或转基因品种，外表光鲜亮丽、价格低廉但品质不高。这些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充满了农药、化肥、催熟剂和抗生素。例如，为了保证机械能够统一采摘，番茄会使用化学药品统一催红。超市里充满了成品或半成品的灌装食物，防腐剂、人工色素、食品添加剂是必然的。 美国食品安全的标准只是化学剂量上短期无危险，并不对累积性毒害的长期影响进行检验。各地超市里的谷物、蔬菜、水果、禽蛋、肉类千篇一律地惊人相似，因为绝大多数都属于同一公司的产品，采用同一标准生产：高热、高脂、廉价。食物的品种、口味、外形从种子时期就被限定，化肥、农药、添加剂与此同类。单一食品供应类型使绝大多数美国人早已失去食品选择权，只能被动地接受“粮食巨人”提供的标准产品，这使美国人饮食结构非常不健康：他们很少吃蔬菜、水果，以肉食、人造高糖玉米糖浆、氢化植物油制造的高糖高脂食物为主。由于缺乏健康和多样化的谷物、蔬菜与水果，美国过度肥胖群体数目庞大，由此导致的疾病也非常普遍。如今，他们的食品支出从过去的16%下降到9%，但医药费开支却从过去的9%上升到17%。 在缺乏对比的环境中长期生活，绝大多数美国人对饮食健康缺乏认识。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势力强大的“粮食巨人”受到美国政治的支持，加上主流的教育、科研、媒体机构的作用，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在意识上、还是生活习惯和口味上，都早已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但如果你是从一个多样化食品环境来到美国，就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单一、乏味和不健康。然而你却没有选择食物的权力，因为到处都充满了这样的食物。当你意识到无权选择“吃什么”的时候，这种感受令人窒息。 随着美国“粮食巨人”在全世界扩张，健康、安全的食品供应变成全球问题。食品安全同时具有政治含义，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食品控制的权力。上世纪7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粮食援助”或廉价食品，美国政府在国际政治上获得更大话语权。美国的“粮食巨人”也依赖政府的粮食补贴和廉价石油，得以在全球范围低价倾销产品，致使地方多样性作物的消失。例如，中国东北本地大豆，在低廉、出油率高的转基因大豆倾销中逐渐消失。
三、探索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通常的叙述中，美国农业是高科技、现代化、高效率农业的典范。
上千亩的大农场只需几个农民操作，平均一个美国农民养活一百多人的神话被广泛宣传。美国农业的高效率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但这种农业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尤其是对农业生态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隐含着极大的环境风险。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实践经验就表明，资本和科技提升产量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但对社会和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却在持续显现。美国的“粮食巨人”于是将目光投到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技术、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赢得最后的利益。 美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其国情和历史，这个过程充满了利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强迫。这种农业体制并非自由市场的结果，在初期就受到市场缺陷的深刻影响，并得益于美国政府早年为农业革新打下了的研究基础，表现出对科学和技术教育的极大支持(World Bank, 2008; U.S. Dept. of Energy, 2011)，从而导致不对称的体制创新能力，很少有资助倾向于发掘本地传统资源、投入生态方式的革新。美国农业首先获得国家农业部的支持，在政策上对大农场进行补贴和价格支持，地方州政府也通过赠地大学的项目、教育与研究增强了这种模式的流行。主流政治和媒体大力支持和宣传美国农业科技，却对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避而不谈。在欧洲比较注重的转基因问题，在美国却基本没有讨论，转基因食物也从来不做标识。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历史与传统，不应该盲目推崇美国式农业，而要根据自己的人口、资源和文化习惯，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在农业可持续问题上做出贡献。如果美国式农业在中国成功推广，我们至少应该考虑到以下后果：
(1)中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小农的破产?中国人对美国农业有美好的幻想，以为能够使中国小农走上富裕，农村社区摆脱困境。但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式农业是资本农业对小农方式的替换，其后果必然是小农的大量破产。我们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稀释大量小农破产的后果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2)资源、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美国农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无论是在资本投入和政府补贴、能源和资源消耗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难有更大的突破。这种农业与美国土地辽阔、能源、资源丰富，但地广人稀的生态背景有关。但中国的人口却是美国的近5倍，人均耕地面积不足美国的1/10，资源和能源更为紧张。如果实行美国式农业，不仅需要投入很高的资本和科技，还要考虑水、土壤等农业资源的承受力。
(3)食品安全、健康与饮食习惯。美国农作物品种单一甚至基因相同，必须以更高的化肥、农药投入进行维持。一旦环境发生改变或保护措施不足，极容易产生绝产的后果。少数“食品巨头”控制的单一食品供应体系，廉价却不健康。在中国人的理念中，多样化的食品代表更健康的生活。一旦美国式农业在中国推广，作物品种必定大大减少，不健康的饮食带来的医药费负担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美国在向全球推销农业科技和廉价粮食的同时，也在推销其农业生产方式。孟山都、嘉吉、ADM等国际种子、农药、生物科技公司，是推动美国农业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我们在认识美国农业的高效率、高科技的同时，也应该明白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支付的代价、其向可持续农业转型的压力和困境。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情况，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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