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组织起来已经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
昨晚上看完了乡建院顾问徐祥临教授送给我的书--《塘约道路》，这本书是文学家王宏甲写的，讲的是贵州安顺塘约村村民在2014年大洪水之后，在以左文学为校心的党支部领导下重建村社一体化的村民共同体--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土地等集约经营起来、走合作共富的新道路的故事!
一口气读下来，好几次泪流满面!掩书望着窗外沉思：人民的党代表回来了!人民回来了!
想想我们乡建院建院五年多，已有近100号全职员工，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协作近百个村庄开展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治理)。我们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为切入点，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组织进入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把分散在千家万户的资源资产用金融化证券化的方式集中并集约经营起来(全方位合作起来)，让上地承包权、集体成员权、房屋财产权等通过内置金融充分实现并流转交易起来，把农村农民信用体系构建起来，重走合作共富民主自治的道路。我们协作过的近百个村子，个个都是“塘约”。在协作农民重建村社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很多事，遇见过的很多人，在《塘约道路》中都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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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约道路的有关报道参见本网此前发表的文章： |
感概万千!乡建，是新的长征!
分得太久了，分得太彻底了，分的红利早已消失了，几十年来，市场反复教训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让小农深刻认识到分散小农就是市场贱民、社会流民……
千千万万的小农离开共同体(无论是家族共同体，还是村社共同体)太久了，小农一旦离开共同体，人性中恶的东西离开了共同体的"约束自律"就会像恶性肿瘤一样生长……。农村社会衰败得已经惨不忍睹了!
千千万万的农民开始意识到必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合作起来。
如何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什么样的组织?谁来组织?
塘约的回答是：共产党员来组织，建立村社一体化的村民共同体--农民当家做主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组织。这和依靠资本去组织农民、让资本家带领农民致富的先富带后富的道路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们中国乡建院，是以乡建为职业的提供系统性乡建服务的专业乡建机构。乡建院的小分队，在各地党和政府领导下协作农民自主乡建，与塘约道路同归!
向塘约道路致敬!向人民的文学家王宏甲致敬!今天早上北京的太阳金光灿烂!
二、帮助农民有效组织、组建有效的农民组织是乡建长征的第一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农民养30头猪、种30亩地就是专业户、万元户。80年代的1万元相对于现在的100万元，可以建造两栋三间大瓦房，可以让7口之家过上比城市人更好的生活。现在依然养30头猪、种30亩地，收入几万元，只能建造一个厕所，养不活三口之家——完成不了家庭简单经济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
1、谁动了千千万万小农的奶酪?
在农产品供求平衡之后，增产就会减收。政策越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可能会越贫困;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如果引入资本主导农业产业化之后，农业产业的收益就会迅速向资本集中，“公司+农户”中的小农就是资本的羊羔了;
在农产品全面生产过剩之后，如果政策鼓励千千万万的农民搞农业结构调整，基本就是激发千千万万农民相互折腾的积极性，产业结构调整会加速小农贫困!
在农民村社共同体解体之后，小农就是越来越趋向——市场贱民、社会流民、政治贫民。千千万万高度分散小农为了减低生产生活成本或增加收入，就会不得不不择手段的投机取巧规避或向社会和生态转嫁风险，就会相互恶性竞争，小农“劣根性”就会被激发，中华五千年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就会像恶性肿瘤一样的生长和蔓延，农村文化的衰败反过来也会加速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衰败。
中国农村，到了迫切需要全方面重建的时候了!
没有千千万万小农的组织起来，没有组织起来的小农和方方面面的大联合，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都会走向邪路，中国也必将走向殖民地——成为列强的附庸国。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千千万万的小农必须组织起来，实现大联合——农民的大联合、农民和工人的大联合、农民和知识分子大联合、农民和民族资本的大联合……!
改革开放30多年后，农民已经高度原子化了，没有农民组织起来，农村农业现代化就不是农民的现代化，一切美好的中国梦都无从做起。
重新组织农民，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乡建的起点，是新乡建长征的第一步。
2、如何组织农民?
在现在的历史阶段，不可能用过去的办法组织农民。中国乡建院的同学们，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探索，探索出了以合作金融组织农民的方式方法。钱是最好的组织农民的媒介，有了信用合作，生产合作、消费合作就会自然发生——三位一体综合性合作社就是自然形成。中国乡建院主张：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合作金融，以合作金融重新组织农民。
以合作金融组织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将小农组织到哪里?或形成什么样的组织最有效?中国乡建院的同学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是最省力的再组织农民的方式，内置金融村社是最有效的农民组织形式。既保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村社制度，有完善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
中国乡建院，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协作农民在村社框架中内置合作金融部门，把已经僵尸化的空壳村社激活成充满活力的内置金融村社组织，再以村社内置金融为支撑，帮助小农财产权(土地抵押)实现，帮助农民建立起信用体系，促进资源资产资金全要素合作和集约经营。内置金融村社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的一切服务，在服务的基础上改善乡村治理。
中国乡建院在协作创建一个一个的内置金融村社之后，再协作内置金融村社联合起来，建立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新型组织体系，再以此农民组织体系和其他方方面面实现大联合(合作)。
有了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规划设计师下乡贡献力量就使得上劲了，银行、保险、供销社可以通过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服务千千万万小农了，阿里、京东、翼龙贷等也没有了“最好一公里难题”，农村服务和治理就有了有效抓手。
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是服务农民最有效的农民组织，是链接城市社会服务体系和千千万万小农的“万能插座”，是党和政府抓三农工作的主要抓手，是治理农村的最基本组织主体。新乡建，必须从组织农民开始，组织农民从合作金融入手，农民合作金融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基石。
三、村社内置金融是再组织农民的最好方式，内置金融村社是最好的农民组织形式
在温总理时代，我写过《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但看这本书最认真的人可能是汪洋同志。我在这本书中建议：把农民再组织起来，应该成为比西部大开发等更重要的国家战略。
我曾经在日本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过《中国农民的自主性与中国的自主性》一文，核心观点是：如果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包括农民工)不能组织起来——失去了自主性，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就会异化，中国就会沦为其他强国的殖民地、附庸国。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甚至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举措就是再组织农民，其他都是次要的。所以，我把探索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再组织农民的方式方法当成自己的使命和谋生手段。
我明白现在是金融为王和组织为王的时代。我相信只要在现存的农民村社组织中内置合作金融，就一定会有一大批强大的农民村社共同体涌现出来。
毛主席组织农民的办法我不能用，基督教组织农民的办法我不会用。经过反复实践，我终于发明了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来在组织农民的方法，用合作金融把农民重新组织进入现有的空壳村社中，把现存的已“僵尸化”的村社组织“活化”为有活力的“内置合作金融村社。
194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招待劳动英雄，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并发表在12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这篇讲话指出合作化道路是农民群众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摆脱贫穷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讲话中，他借用民间谚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形象地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要求共产党员“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2005年，我带10万元种子资金回到我自己的村子——监利县王垸村，我以10万元为条件，让村两委出资20万元，吸引每个老人出资2000元(初始)，组建王垸村养老资金互助社。“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我的10万元和村集体的20万元的收益分配给老人。年轻人要贷款，先存款再贷款，存1万可以贷款3-5万。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成员权(收益权或承包权)为抵押物。既解决了农民的贷款难，又能给每个老人分配数百元“互助养老金”——2015年为人均900元。十几年下来，无一笔贷款坏账。重要的是：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户财产权可以实现抵押贷款了，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组织能够为村民做很多服务了，村民自治能力大大提高了，村民因为财产权有了“内置金融”支撑、是有信用的“现代人”了，其自主发展能力大大提升了。
村社内置金融最大的好处：一是组织农民，二是农民的承包地、成员权等可以用来抵押贷款了，三是党支部村委会有服务农民的能力和治理村庄的能力了，四是农户有了村社内置金融支撑、财产权实现了，信用有了，发展自主性增强了。这对党国、对农民而言，都是大大的好事!
但我是李昌平，是一个落草江湖的“草寇”。在我的老家，我依然是一个“敏感”的人，我在家乡做好事甚至比做坏事更“被敏感”，政府金融部门三次(其中一次是省金融办)以正式公文要求关闭王垸村“养老资金互助社”，说这是“非法集资”，是违法的，威吓村民和村干部，不关闭就抓人、坐牢。但还好，对人民和党国都有利的好事，体制内还是有人保护的，况且组织起来的农民也不会那么脆弱了。好事总多磨，岁月多蹉跎!
后来(2007年)，我把王垸村的实验上升为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美丽乡村建设及综合发展实验”，第二个实验点选在河北保定徐水县的大午集团周边的多家村子，这个实验是想以村社内置金融“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民财产权实现起来，把资源资产以金融化的方式集约经营起来，让产权在村庄和乡镇区域内交易起来，以内置金融为杠杆四两拨千斤建设以大午集团为中心的村镇一体化融合发展试验区”。但由于孙大午和李昌平在当时是“敏感”人物，这个实验很快就强制终止了。再后来，我辞了香港乐施会的工作，主动“脱敏”求进步。
一个偶然机会我到了郝堂村。我带15万元“课题费”在信阳成立了“乡村建设协中心”，政府出资10万、我从协中心拿出5万，吸引郝堂村7位乡贤和村集体各2万元(共16万)，每位老人2000元，创建了郝堂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农民以承包地在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抵押贷款，最高贷款规模达到650万元/年，收入过80万。两百多老人每年人均分配800元(只分利润的40%)。再后来和孙君等乡建“草寇”在郝堂村成立了“中国乡建院”——走乡建职业化道路，协作平桥区政府在郝堂开展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美丽乡村建设及综合发展实验，郝堂很快成为了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郝堂除孙君“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经验之外，“内置金融村社+土地银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让村集体经济爆炸式增长的经验很少提及，因为怕“内置金融”引起非议。尽管郝堂内置金融是在当地党委政府主导下做的，尽管2005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年年都倡导发展合作金融，尽管郝堂村已经是全国的示范村，尽管郝堂支部书记成为了全国劳模，但郝堂村的“内置金融”依然只能“非法生存”。
从郝堂出发5年来，乡建院在13个省市区近百家村庄协助党委政府开展了“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美丽乡村建设及综合发展”乡建实验，做了很多成为了区域内有示范意义的改革明星村。实践证明：内置金融村社是再组织农民的最佳方式，内置金融村社是最有效的农民组织形式。
但农民村社获得内置合作金融权利的道路依然艰难!
四、把农民再组织起来，本质是要建设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主体及主体性
“公司+农户”或者“专业合作社”等也是再组织农民的方式，也是一种有农民参与的组织形式。但老实说，我很抵触。因为绝大多数小农都很抵触。
我从1982年到公社工作参与分田到户以来，特别是“公司+农户”——政府把农民发家致富的责任“委托”给资本家之后，深切感受到村民及村民组织是如何一步步失去主体性的。我在四任乡镇党委书记任上，深刻体会到了农民如何由主人或主体逐步演化为“市场要素”的，更深刻体会了党的基层支部如何在村社走向衰败的过程中一步步失去对农村和农民的领导能力的。
我之所以对“内置合作金融村社”情有独钟，是因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及主体性的重要性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没有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及主体性的乡村，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不可能是农民的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
无论是“公司+农户”或者“专业合作社”，一般都只是加强少数强势人群对多数弱势人群的“剪羊毛”的能力，与增强农民主体及主体性往往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2009年，当我受命协作郝堂村创建内置金融村社的时候，明确提出必须把重建村社一体化的村民共同体——重建农民及农民组织主体及主体性的作为第一目标，时任平桥区农村可持续发展试验区主任和郝堂项目总协调人的禹明善同志高度认同。村民村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久违了!我和禹明善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沟通，因为都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
2009年10月，郝堂村内置金融——养老资金互助社开业，次年2月，当支部书记、村主任在内的7个“乡贤”站在前排给第一批入社的老人分红330元/人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2011年初，我忽悠孙君到参加郝堂村新农村建设及垃圾分类村民动员会议，大教室走廊里都坐满了人。孙君说，好多村发钱开村民大会都到不齐，到了也乱哄哄的开不成会。更让孙君喜悦的是，郝堂村民一个半月就把垃圾分类老大难工作执行到位了，这在孙君过往的经历中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让孙君更意想不到的是，村庄新农村建设“规划”所需的“建设用地”以每亩2万元从农户“流转”到村集体(村社内置金融+土地银行收储)也没有费多大的劲，却保证了规划设计方案顺利落地实施，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入，“建设用地”价值倍增，集体经济爆炸式增长。
郝堂的新农村建设是主体性建设在先，是为了主体建设新农村，建设成果归主体享——共同富裕。是事半功倍的新农村建设。2013年以后政府几乎没有再对郝堂村的新农村建设给予投入，而郝堂村2013年以来村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力度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即使这期间出现了村主要领导的两次变动。
一个村庄，如果没有村民及村民组织的主体性，再好的规划设计方案都是落不了地的。因为农民缺乏主体性，不能自主建设新农村，所以政府就不得不将新农村建设“委托”给老板、或强势人群、或政府亲自上阵用强制的手法大拆大建逼农民上楼、或用大量的政府财政资金造“盆景式的政绩工程”，这都会进一步加剧农民及农民组织的主体及主体性丧失，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和问题，把好事做成坏事。这样的新农村建设，不仅千金拨不动四两，还把农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农民是主体，新农村建设当然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其他人都是协，包括政府。这句话是人人都接受的。但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并不是完全的主体，或者说是主体性严重缺失的主体。只有组织起来的小农才是有主体性的主体。并且只有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帮助农民财产权实现和信用体系建立)这种农民组织才能帮助一家一户的小农充分的实现主体性。
农民和市民都是主体，但是完全不同的主体。市民可以用身份证办很多的事情，市民的房屋可以抵押贷款，农民的身份证远远没有市民的身份证“值钱”，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是不能抵押贷款的。这就是说，和市民相比，农民虽然是主体，却是主体性严重缺失的主体。
中国大陆的村社和日本的农协，都是农民组织、都是主体。但日本农协可以为农民做很多的服务，包括金融、保险、购销、品牌、技术、标准、价格、仓储……几乎可以提供从摇篮都坟墓的所有服务，并且服务的收益都归农民。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村社组织几乎很难为村民提供有效的服务，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村社组织越来越失去主体性，对农民越来越失去服务能力。没有了有主体性的村社组织服务和保护的分散小农村民，却被逼无奈的进入到了“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把小农当羊羔的组织体系中，政府对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扶持越多，他们可能剪小农“羊毛”的能力会越强，小农和村社组织就会越来越丧失主体性。
所以，我一直以来固执地坚持“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的乡建实践，以村社内置金融再组织农民，以内置金融村社活化已经僵尸化的村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恢复村民和村社组织的主体性。
只有当“僵尸化”的村社变成了内置金融村社——最基本农民组织强大起来后，其再代表小农和各类市场主体联合或合作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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