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按
2017年6月6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在徐迟的家乡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举行。我是作为徐迟报告文学奖的评委之一参加会议。每次的颁奖会同时也是报告文学论坛。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有300余人。我借此机缘，以同伊的《塘约支书左文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文，与感兴趣的报告文学朋友们在会下分享。（不是会议上的发言）
我曾在多次创作交流会上与朋友们分享过“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是要写人”，要写出人来，不能只见事不见人。这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读读署名“同伊”的写的《塘约支书左文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不认识“同伊”，按“同伊”说，他没去过塘约，也没见过左文学，写此文，对左文学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塘约道路》一书。
那么，你看看，如果不是在《塘约道路》中写出了左文学的成长，几十年间酸甜苦辣的奋斗，特别是心灵、精神中与贫穷的搏斗，左文学始终存在的追求，他的基本素质，以及他那学生时代所崇拜的语文老师对他的影响，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他妻子给予他的帮助，周建琨书记等上级党的领导给予他的帮助，村干部们的齐心协力，等等，这些都是左文学之所以成为左文学，必不可少的。
那么，这些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报告文学不能虚构，必须实事求是，这就需要扎实的采访。我经常使用的笨办法，总是对被采访者说：“对不起，我先查个户口吧。”于是就先问简历，而且常常是不厌其烦，甚至啰啰嗦嗦地问得很细。因为不能想当然，必须问细。许多细节就在这细问中发现。你看看，同伊列出的这些年表似的左文学经历，就是从《塘约道路》书中找出来的。正是这些构成了左文学成长的轨迹。
以下转发《塘约支书左文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文
塘约支书左文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塘约道路》读书笔记
：同伊
2014年二级贫困村塘约被一场大洪水洗劫后人们的日子更加艰难，由此他们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变化和成效都令人惊叹。当人们都羡慕这个村子的发展时，往往徒叹一声：我们村没有像左文学这样的人，我们村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这种哀叹笔者在南街村听过，现在又出现在了塘约村。
那么，左文学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每个村子只能等待左文学这样的人出现吗?难道左文学就偏偏掉在了塘约村，而王宏斌偏偏就投胎到了南街村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的。
让我们首先看看左文学的简历。资料是通过对王宏甲的《塘约道路》这本书的整理得来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准确，但其大致经历应该不会错。
一、左文学的简历
1、左文学1971年出生。
2、1976年毛主席逝世，这年他才5岁。
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年他才7岁。
4、1989年山沟沟里的左文学已经18岁了，他也即将上完高中，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开启新生活;而对那时的中国来说，这一年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5、1991年，他为了生计到北京打工，这时候的梦想是“赚了钱回来在县城开个大超市”，这年他刚好20岁，结了婚。
6、1992年回家种药材，办猪圈，搞粮食加工，要个人的发家致富，他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人，被认为是个“能人”，他成为了周围最有钱的人。
7、1995年他被大屯片区企业办聘为主管会计，这个很有可能走了他父亲的关系。
8、1998年，养猪第六年突然巨亏，左文学在27岁时深刻体会到“单打独斗很难抵御市场风险”，养猪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而且他的确也没有放弃读书。
9、1999年不甘心的左文学又开始养牛，从认识错误到改正错误之间往往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10、2000年村领导班子换届，起初还以养牛脱不开身为理由的左文学在当了38年的村支书父亲的劝说下被村里人选为村主任。这一年，他29岁了，入了党，把牛全部卖了。
(这也许是他人生转折的第一步，在公与私之间的第一次挣扎!这是他成人后的第一个十年，在个人奋斗，拼命挣钱。)
11、2002年底任村党支部书记，他31岁了。
12、2002年到2014年 修桥、办煤厂、搞木材加工厂，都是磕磕绊绊，人心涣散，瞻前顾后，所成甚少。但为民做点事情的初心未变，所以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这是他的第二个十年，为村民默默奉献，做些好事，但没有整体的出路，没有根本的改观。“众手绘出千秋业，一桥沟通万民心”——这座“功德桥”是通过老板化缘，爱心捐款修建的，公益而非党的组织，这种力量甚是微弱。)
13、2014年6月3日，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田也毁了，路也毁了，房子也毁了，这一年他43岁。
14、2014年6月5日 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第一次来塘约村视察，对左文学提出了震天动地的一问：“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
15、2014年6月5日晚，左文学在改革开放前修建的塘约生产大队办公楼开了一次对塘约村来说是决定命运的干部会，最后决定：单打独斗没有出路，强弱联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仿佛心中早有的愿望，在这个夜晚苏醒了。
16、2014年6月6日，老年协会成为组织骨干，党支部成为领导核心的组织模式建立起来，全村被动员起来参与到合作化的讨论、说服、教育中。
17、2014年6月8日，塘约村召开十个自然村的代表集中开大会，全票通过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合作社的决定。
18、2014年8月16日，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再次来到塘约，对农民的内生动力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了“要有电商平台和新型金融中心”的建议。他共来了塘约11次之多。
19、2014年10月安顺市农委把塘约定为全市深化农村改革试点村，称之“拉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
20、2015年4月，塘约运输队成为运输公司，合作社专业队还有农业生产团队(最多时用工330人，种辣椒、精品水果，浅水莲藕、无公害蔬菜基地等)、建筑团队等，产业结构调整初步完成。
21、2015年4月，塘约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领导四个党支部，九个党小组。
22、2016年3月初，左文学看到“镇村联动”后到市委书记周建琨处申请资金，全村义务劳动将联动公路修起。
23、2016年4月13日，安顺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暨现代山地农业现场观摩会在塘约村召开。随后，乐平镇党委与塘约村党总支商讨建立“八村+塘约”的“合作联社”。
24、2016年春，塘约成为贵州省“七权同确第一村”。
25、2016年6月17日，左文学在党员生活会上自我检讨，民主生活会不再是嘻嘻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过形式，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真刀真枪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的组织路线的回归。
26、2016年底塘约村的集体经济超过了200万元。
27、2017年，左文学46岁了。
(个人奋斗发财致富的第一个十年左文学失败了，同样个人奋斗但为民致富的十年左文学也失败了，那么下一个十年，依靠党支部和组织起来的村民合作社的共富路又是怎样一个前景呢?塘约村的合作化道路已进入第四个年头，这条路是要闯出来的，还要继续闯下去!)
二、打破左文学迷信
这些简历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左文学还是王宏斌他们都是成长出来的，都是一步步被现实教育出来的，也都是自己努力学习成长进步出来的，绝对不是天生的!
左文学曾这样回顾自己，他说自己种药材、养猪，单打独斗的日子，每天早晨睁开眼就在考虑怎么挣钱，要不就在会不会亏本的焦虑中，这人就变得自私、狭隘，天天这样打拼，还保不定哪天就亏大本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他说：“合作社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大家。”这句话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
王宏甲说：走塘约道路，要打破左文学迷信，不是其他村没有左文学就做不成，而是要去善于发现这个村的左文学、支持他、培养他。回顾一下左文学被村民选为村主任之前，就是个放牛的。老支书陈万德在病床上，把整个村庄托付给陈大兴的时候，陈大兴连党员都不是。应该说，在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地方，有群众的信任，有各级党组织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就会有左文学。事实上，左文学、陈大兴，以及他们的前辈方学凯、陈万德，都是在为众人服务的事业中锤炼成优秀的党支书的。笔者要说，我们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都是成长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人也羡慕塘约村，可他们会说自己村没有这么好的带头人，不信任现在的村干部，不敢把地交出去。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双重的信任，2002年刚刚入党的左文学可能心底深处还惦记着自己的家业，还惦记着每月国家发的工资。但到2016年的时候，左文学就将1800元的津贴全都放进了村集体的经费里，这个时候的左文学已经向大公无私的方向迈开了一大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屹立在了塘约村。我们不能要求从一开始就要完美的道德高尚的信仰坚定的领导者，就要求他们拿着南街村250元的工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像《创业史》上的另一个村支书郭振山那样，他一开始对互助组和合作社也是不上心的，惦记多的还是自个的发家，哪怕他是哈蟆滩的第一个“在党”的人。我们只能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教育，人的思想认识随着合作经济的发展，随着书本的学习以及和人民的互动中逐渐地更加觉悟与坚定。党员也有私心，也有不足，其实这并不可耻。我们党的党员就是从这些还带着很多旧社会思想的人中间发掘出来的，关键是毛主席把这支农民的队伍组织起来了，教育出来了，建国后通过文革又要“斗私批修”更上一层了，“共产主义新人是教育出来的，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我们不是像改开初期那样去强调“共产党员也是人”，而是要大力弘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当我们哀叹自己村、自己企业、自己的整体没有一个好领导带领的时候，您是否想过自己要积极行动起来，自己首先做好，自己心里要装下更多人，要有全局意识，要先人后己甚至大公无私呢?当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批评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时候，您又是否想过帮助他渡过困难、改正错误、给予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把他当成同路人，与他交流思想，共同前进呢?
在这个过程中，您自己就是左文学或者您把他人培养成了左文学，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左文学的可能，只要我们抱着要为人民做事的信仰，并在这个过程中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决定事务，那么我们的理想只会越来越坚定，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也就会越来越强。
三、左文学成长的几个关键的转折点
其实大家真的仔细体会左文学的经历，就会发现决定命运的也就那几个关键的时刻。一个是他父亲让左文学卖牛做村主任，给村民办些事，并说这是一种福气。就这一步对左文学来说就已经够困难的了，想想这个社会上又多少人在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想想多少有为青年和曾经正派的干部就是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而纷纷“下海”吧。能够放下几十头牛的财富，先问问你自己行吗?当我们把自己当成那个时候的左文学的时候，想必心中也有一番争斗吧，一面有父亲的教育，有自己小时候党的教诲;一面又有社会人心都以致富光荣的诱惑和自己十年来拼命打拼积累下的财富、经验、习惯、人脉、视野与心性，而这些无形的东西往往又是更难以放下的。我相信左文学内心时经历过挣扎的，他一定问过自己：“难道今天这些东西都要放下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左文学那个时候没有放下，甚至心底中还有自己个人的想法。但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他前进的脚步。
左文学说：“现实中，没钱，也挺难!”
父亲左俊榆说：“有生活就行了。你到我这个年龄，给我钱也没用。”
多少人用了一辈子的时间都拐不过来这样一个弯!笔者的姐姐在看到亲人大病一场之后才发出了“赚那么多钱有何用的”感慨!可是，现在又有多少曾经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青年，就是因为父母那句“没钱寸步难行”而放弃了理想。这个理想与现实的争论，是一个重复了多少遍的故事呀!
1921年多少理想青年面对这个考验，1940年代多少爱国青年被这样问过，1956年多少合作化的带头人被嘲笑为不懂得过自己家的生活，1968年又有多少父母不舍得孩子离开温暖的小窝，而2012年的那个春天笔者周围多少的同学、同志和同事都被家长问过：“没有钱寸步难行，你们怎么办?”当然也包括笔者自己!有人可能会问，理想之路和现实之路就如此割裂吗?我想是这样的，也许现在的冲突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时候，但这毕竟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很显然，没有左文学父亲的点播，左文学是很难走上这条路的!走上这条路首先就是要割舍掉世俗的一些东西，就是要做一些在旧的价值观看来是二百五的事情。也许起初另一条道路的选择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纯洁，甚至还带有很多旧社会、旧思想的影子，但毕竟选择了一条终点完全不同的路!
第二个关键点显然是2014年的那场洪水，把全村人逼上了绝路!穷则思变!周健琨书记的话，点醒了左文学，也激发出了塘约村老人们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记忆。忆甜思苦，塘约村重新出发了!上有领导的方向指引，中有左文学这样的好党员的执行与创造，下有普通群众的意愿，他们都在这一条路上叠加在了一起，一拍即合才能爆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力量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力量，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才能创造出如此巨大的力量来。左文学说：“我一个人，躲起来，哭得忍不住”。多少辛酸的往事涌上来，又有多么光明的前景摆在了眼前。这种哭，是心灵的激荡，左文学的心里铺开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金光大道。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回顾左文学的成长历程，可以清晰的看到市场、历史、合作化的实践、学校、书本、老书记、老长辈、党的决议精神、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都在潜移默化的教育左文学这个农民。教育人的问题，真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农民，教育知识分子，教育干部，教育工人，教育军人，哪个问题不严重呢?当我们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关照社会主义新人教育时，就有了更沉稳的定力，就不会因为文革中对人心恶的极度彰显而忘记同样是文革中彰显出来的人心善的光辉，也不会因为毛主席所领导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挫折而对整个人类走出野蛮告别人类史前史的理想灰心丧气。
当然我们还应该记住，老支书的精神现在并没有失传!
最让笔者感动的是塘约村修路的时候，85岁的杨进武老人凌晨两点了还在工地，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这样集体义务劳动改天换地的场面)，现在又看到了。再不看，我就没机会了。”一个曾经的旧中国，就是被这些同样来自旧中国但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改变了!这位老党员的朴实话语感人至深，我们在感佩集体力量大的同时，更加赞美集体对人心的唤醒，对人的精神风貌的提振。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就是这样被调动起来了，组织起来的劳苦大众第一次看到原来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原来自己普普通通的一双手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量。于是，我更加理解了大跃进，不仅仅是因为大跃进的成果不能否认，更重要的是那种精神不能否认，那种组织起来后萌发出来的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不能否认，那种人民第一次以主人的心态参与社会进程，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的能动性而带来的主体性的解放，第一次以一个自觉的阶级主动掌控阶级斗争。颠倒的历史，因为组织起来的人民被第一次被颠倒了过来!
“塘约村重新组织起来，不是形式的变化，而是初心的回归。”王宏甲写到：“老人拿个铲子站那儿，就像一块碑!”这是一块人民英雄的碑，他以无声的力量昭示天下：人可以不为自己活着，可以为他人活着，为村集体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这不再是停留在书本和影视剧中的口号，而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这种摆在眼前的行动，震撼了左文学，也震撼了所有在场的年轻人，同样也深深震撼着远在千里之外的笔者。老人从这一刻起，他的精神因为后来人的传递得以永恒!
王宏甲说：我在这里看到了，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党的作用，人民的力量。
四、左文学的路，应该是更多人的路
合作化改变的不仅仅是左文学，也在全面的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在集体经济的支撑下，村容村貌大大改善了，民风健康清新，他们以一种主人翁的心态，从事不同的劳动，关心村里、社里的集体事务，不拿一分钱也踊跃参与筑路、修桥、拓宽河道;同时相当用心地对所有的干部和党员行使自己的监督权、评价权、“罢免权”。比较很多地方的农民，他们拥有更多、更实际的民主权利。我们相信，塘约村的村民也在潜移默化的在价值观上改变着，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
同样，我们的干部在正确的道路上也能得以重整旗鼓。也许昨天他还是个腐败分子，但合作化的道路，万众一心和联系感的增加，责任意识的升华与担当，不忘初心的教导与老共产党员的榜样启发，也许今天他就可能会收手，会痛改前非，会重新做人!
路线正确了，会拯救一大批的干部。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很火，祁同伟的经历与结局也掀起了不小的同情与讨论。笔者以为，人民才是祁同伟的出路，走左文学的路，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是千千万万的祁同伟应该走的路。祁同伟的生命曾经因为一首儿歌找到了人民而得以拯救，后来也是因为逐渐脱离了人民陷入了自我奋斗的漩涡以致最后背叛了人民、鱼肉了百姓才落得个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同时灭亡的下场。回顾左文学的奋斗历程，我们找到了拯救无数个祁同伟的出路，那就是去为人民而奋斗，而不是为自己去奋斗，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才是作为个人奋斗的最大价值!只有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我们个人的小水滴才永不会干涸。
为人民服务是幸福的，为自己服务反而是算计、纠结、挣扎与痛苦的。正如左文学的父亲所说：“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对个人来说，功名利禄、色声触法亦是过眼云烟，也往往意味着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对人民来说，团结起来改天换地就是为整体创造更好的环境，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各安其位，天下大同。正如左文学所说：“合作化，改变了村民，也改变了我!”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外在物质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风貌的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了。我们都入了社叫社员，我们都有了共同的理想叫同志。
侯亮平的路不是祁同伟的出路，因为他走的是精英主义的路线，他的清廉依靠的是自我的修养，而不是群众的路线。侯亮平没有一颗像陈岩石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火热的心，他的走的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路!哪怕成为了诸如孔子般的圣人，诸如王阳明一样的先贤，对人民来说也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我们共产党员不是脱离群众成为圣人，而是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共同进步。
不依靠群众，能真反腐吗?不依靠群众，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党员的精英意识很快就会萌发，脱离群众、背叛革命是很自然的事情。多少腐败分子，他们其实都曾经满腔热血，都曾立志为人民服务的，到底是谁害了他们呢?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修养不够吗?我们相信广大党员就是好的，一旦回归群众路线，中国必将是一个新的天地。所以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要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这不是在害党员，而是在救干部!与人民心连心，把自己当成群众中的一员，不忘初心，这才是每个党员的职责所在。以党管党必将陷入以腐治腐的恶性循环，以民管党，让每一个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才是根本出路。左文学说：“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毛主席所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密切党群关系，应该是最重要的党建。
五、永远在路上
漫漫觉悟之路，左文学成人后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入党，又用了十年时间才找到了这条合作化的道路，那么在这条即是金光大道又到处布满荆棘与陷阱、到处弥漫着市场经济寒流和私有化浪潮的道路上，可能他依然要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年时光的历练，没人天生就能怎样怎样的。在这条路上，左文学要克服小农经济的牵绊，要克服几千年来私有意识的束缚，要超越眼光、学识和经验的狭窄，要顶住上级、村民、外界和亲属的诱惑与压力，要更加坚定走共产主义的道路，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条路上，左文学也有可能并且已经像王宏斌那样犯这样的或那样的错误，但只要我们的初心不改，也就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从另一面来说，这些错误也是我们前进的台阶。
有人说南街村中也有剥削，有人说塘约村里也有不公，我说不要再在空想的天上乱飞了，赶紧下来吧——我们都在路上!
这条路，我们一起走!
2017年5月29日修改
文章来源：红歌会网
文章转自：宏甲文章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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