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人来讲，他们有三种基本需要。第一个是经济保障，第二个是服务照料，第三个则是精神慰藉。当前我们的养老政策，在这三个方面来讲，都是有问题的。政府首先要关爱老人，才能够对社会提出要求。一味抨击社会不够关爱老人，是很没有说服力的。政府首先要做出榜样来，如果政府特关心老百姓、特关心老人，整个社会就都会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讲到老年人服务照料的需要，就涉及到一个词，“产业化”。在当今的官方语境中，社会领域的“产业化”并不是市场拥护者所谓的纯粹市场，而是在政府控制下常常是有名无实的很不纯粹的市场。其特点就是：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这在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都有体现。要是“产业化”很灵，那么那些先行一步的“产业”早该万事大吉了。
若论原因，是因为市场化的结果总是会有“马太效应”的——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政府如果不干预，这就无法避免。中国的老人大多数不富裕，相当多的人的生活还很困难。如果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老年服务的问题，大概只有20—30%的老人能够得到服务，而大多数老人就会被排除在外。
这几年“养老产业”轰动一时，这些开口闭口“高档大气上档次”的养老“产品”，让市场自己去运作就行了，政府只须监管，不必干预，更不应该“给予支持”。然而，现在所谓的“引进民间资本“，大多投到“养老地产”上，瞄准的是高收入人群。这些社会群体，其实不用政府操心，市场自然会对他们格外青睐。
对于中国占人口60—70%的中低收入人口，其实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很好的有效有用的政策。所以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创造非营利的社会服务的“准市场”。非营利不是不收费，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成本核算，收支平衡。但是要做到完全的收支正好相抵，显然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也应该让非营利机构有微利，譬如3—5%。非营利机构想挣很多的钱不可能，但是经营得好的话，可能会有超长期的稳定收入，这样才可持续。养老是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非营利的“准市场”需要政府的投资和介入，这也是政府的一个基本职责，这个职责是推卸不了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关系到基本生存的事情。中国社会的“老年服务”还是要靠政府，因为多数老人其实别无选择。现在一个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平均不到2000块钱。如果完全失能生活不能自理时，想住个说过得去养老院都住不了，这些问题是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真正要做好“老年服务”，还要尽可能地发挥家庭的作用。福利国家政策的一个缺陷，就是将福利对象“原子化”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分子，但当利国家政策超越了这个层次，直接面对个人，这就削弱甚至破坏了家庭本身的社会支持功能。现在，发达国家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社会政策重新开始重视家庭的作用。中国家庭的社会支持和保障的功能其实还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的政策就想着向发达国家学习，一开口就是看看美国人怎么做的，欧洲人怎么做的，日本人怎么做的。不少专家很少考虑中国的情况，也不了解欧美国家的这种反思。譬如延迟退休年龄，会对中国的家庭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老人的生活照料会造成多大影响，现在很少有人去考虑。现在大批中青年劳动力远离乡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市场经济要通过人口流动来配置人力资源。哪里有赚钱机会，劳动力就会流向哪里。但人口一流动，家中的老人谁来照料就成了问题。光倡导“常回家看看”是没有用的，要有具体的政策使这样的理念可以接地气。要设计一个对大多数人有用并且可操作的老年服务政策，这对政府而言，实在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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