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报道，近日，记者通过采访多个中央部委证实，目前中央层面公车封存和补贴发放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务交通补贴已从上个月起开始发放。根据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车补”标准为：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
这样的一个以官职为补贴标准的所谓公车改革似乎是皆大欢喜。出差不出差，按照官位大小人人有份，但执行起来，恐怕就要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张三的工作需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车补根本不够用;而李四的工作性质就是办公室接听电话的内勤，发放的车补一分也不用花。这样必将出现新的分配不公。于是出差多的部门很可能就要提出提高补贴或恢复公车，如不能满足其要求，势必影响这些部门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也许我的假设是多余的，政府有关部门早已考虑好了车补政策后的具体措施，并做好了调整可能出现矛盾的准备。但愿如此。不过，通过公车改革这个话题，我想说点车改之外的话题，那就是我们的城市为什么越来越拥堵不堪?中国人用在交通上的费用为什么越来越大?它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惊人浪费?这个问题好像很少有人关注，而且很多官员将这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当做提高GDP的消费。
记得小时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上下班大部分人坐公交、骑自行车，那时候的官员下基层远的坐火车，近的也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跟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八九十年代，官员们有了公车。在乡下，人们看到有小轿车来，一般就是官员来下基层了。随着时代发展，21世纪汽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官员们为显示与百姓的区别，公车越来越豪华，费用也越来越高，而且形成了无车不下乡的习惯。
汽车多导致城市交通的拥堵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被人们忽视了。一个就是市场经济之后，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秩序，资源浪费型模式主导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国家公共交通尤其是城市交通的投入严重不足。
首先是市场化的资源浪费型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显现。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公共交通承载了绝大部分人的流动，国家集中资源，解决了绝大部分城市公民的交通问题，成本低廉，节约资源，人民受惠。那时候虽然不是汽车社会，但是人们的社会幸福感很强，社会凝聚力很强。而且，那时人们的工作分配一般就近安排，而且工厂企业给职工们解决住房、就医和子女教育等诸多社会问题，人们安居乐业，除了节假日出游，街上很少有流动和闲散人员。而市场经济之后，人们的就业、住房、就医等各方面，全面推向了市场。国家不再管公民的就业，也不管公民的住房，这种市场化改革看起来很自由，但是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你住在城东，可能要去城西上班，他住在城北，但不得不去城南上班，这种市场化的无序和虚假繁荣，导致了东来西往、南北穿梭的巨大交通资源浪费。而国家又以发展出租车行业来弥补政府公共交通投入的不足，更严重加剧了交通的拥堵。市场化的资源浪费型发展模式，使很多资源做了无用功或成了污染的负功能。
而我们的官员们，对这种局面似乎很是兴高采烈。人们为生活的东奔西忙、对生活的压力，可能减缓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下生活以外的问题。有点时间，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摘掉或减轻房奴帽子的重压。再就是，官员高兴的是，这样一种让百姓们东奔西忙的生活模式，为他们创造了巨大的GDP,因为公共交通的不发达，你出门不想挤公交就得打的或开自家车，而一开车你就得买油吧。好了，你一买油，GDP就来了。
所以，有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千方百计诋毁人们使用绿色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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