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蜗居》：“现在倒好，连灵魂都被掏空了”
黄平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题《在“中国梦”的断裂处重建对“改革”的文学想象——以小说<蜗居>为例》
原载于《探索与争鸣》杂志2010年第8期
1 资本时代的“新人”
由一处“性交易”的细节说起。
在《蜗居》中，大学毕业生海藻无法承担上海的高房价，以身体交换首付。这是小说及同名电视剧的主要情节。不过，一处有意味的细节往往被观众忽略。海藻曾经尝试抵抗这场“性交易”，但不是维护身体的纯洁，而是拒绝市长秘书宋思明特殊的性要求，她觉得“脏”。然而事实是，“海藻并不是真有洁癖，但某些亲昵之举，她只会和小贝才有。她会固执地认为，某些付出，必须是自己的至爱才可以”。
这种“人性”的抵抗，似乎古怪，又有一种莫名的辛酸与震撼：和“尊严”、“灵魂”、“爱情”有关的一切，已经沦落到了何等地步!
具有深意的是，控制着资源分配大权的市长秘书宋思明，非常在意海藻是否接受他特殊的性要求，他将其视为“爱”的象征。对于海藻，宋思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满足，更是心理上的“臣服”。
这构成了小说《蜗居》一条潜在的线索。比如，在和海藻开始交往后，宋思明多次要求海藻承认“爱我”：
宋思明摸着海藻的嘴唇，咬着她的耳朵说：“说你爱我。”
海藻不说话。
宋思明再次乞求：“海藻，说你爱我。”
海藻依旧沉默。
宋思明不再要求。“总有一天，你会说的。”
又如：
宋思明的眼里有一股火，他一面发力一面问：“你爱谁?”边说边做边揪住海藻的头发。海藻被揪得生疼，嘴上还邪笑着答：“我爱小贝。”宋思明真的怒了，一面用力一面大声问：“你到底爱谁?”海藻也瞪起眼睛回嘴：“我爱小贝!”声音铿锵有力。宋思明一只手捏住海藻的下巴，一只手攥住海藻的胸下力揉捏：“说你爱我!”“我爱小贝!”“说你爱我!”海藻的声音都变了，瞳孔开始逐渐放大，她不由自主地双腿环绕宋思明，颤抖尖叫着喊：“我爱小贝!我爱小贝!我爱小贝……我爱……”
然而在以高房价为代表的物化困境面前，海藻逐渐放弃抵抗，终于被“规训”出了对宋思明的“爱”。在与小贝分手之后，绝望中的海藻放弃了最后的抵抗：
宋思明躺在地毯上，搂着怀里安静的海藻。他说：“说你爱我。”
海藻柔情蜜意地说：“我爱你。”
宋思明满足地笑了。
一场“性交易”，最后竟“规训”出了“爱情”。但是，这样明显的“规训”被观众忽略了。宋思明甚至被部分网友视为“模范丈夫”，网上有所谓“嫁人就嫁宋思明”之论——这真是一个悲剧正在发生但人们却浑然不知的时代!
女主人公海藻，毫不夸张地说，其境界远低于白毛女。和期待“解放”的喜儿相比，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海藻，完全没有任何“理念”上的确信，她所寄托的不过是和男朋友小贝空幻的“至爱”，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的神话，结果毫无意外地被“高房价”所喻指的官(宋思明)、商(陈寺福)、学(沈律师)盘根错节的精英利益集团完全粉碎。最后，她甚至甘于“二奶”的角色，可以在暴怒的母亲面前，平静地表示宋思明对自己是“负责”的。
这正如研究者所分析的，“《蜗居》充分显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
套用海明威“可以被打败，不可以被打垮”的名言，“高房价”所象征的利益集团与“海藻们”的博弈，不仅仅是打败，更是打垮——通过“房奴”这种制度结构，房奴与利益集团之间生成一种依附性的人身关系(不仅仅包括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还包括父母的毕生积蓄)，并不断内化对于“现实”的“认同”，直到生成新的道德观。
这个关系就像《蜗居》的一句旁白：“就算是强盗，也不过是掏空你的口袋;可现在倒好，连灵魂都被掏空了。”
社会各界对“高房价”之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负面作用，已经有较多的讨论。不过，“高房价”所带来的最根本的冲击，不是经济崩溃，而是道德观的冲击。
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最终的目的是塑造出“新人”，一种完全丧失独立性的依附性的“主体”。本来这种“主体”可以通过不断自我改造——这被叙述为从学校到职场无休无止的“奋斗”——以求得维持基本生活。然而，随着房价不断攀升直至天价，可以交换的资本已经耗尽，“主体”势必走向“分裂”，将不可交换的情感、身体“资本化”，在“市场”中谋求交换。
就《蜗居》而言，姐姐海萍停留在自我改造的阶段，幻想通过家教这类第二职业的“奋斗”以追赶房价;妹妹海藻进入了分裂的阶段，将身体资本化，交换了6万元去支付首付。
“新人”的终点，就是新的道德关系的出现，以应对“主体”的分裂乃至于崩溃。换句话说，“新人”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最朴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生产出新的“叙述”，必定会在观念的层面上重新定义“道德”（而不是实践层面上的社会结构改造），以象征性地弥合“主体”的破碎。简略地说，即重新定义“人生”，并给予“何谓人生”一个识时务的答案。
这并不奇怪，试回忆“改革”的初始阶段，路遥的大作《人生》就是显豁的象征，讲述彼时的“新人”高加林如何重新定义“人生”。
每到历史的关节点，新的道德观一定被释放，并且伴随着文本内外激烈的道德冲突。然而，比起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一类直露的招魂术，当下的“新人”与“新道德”的生产既隐蔽又有效，似乎“本应如此”。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已经不能简简单单地在道德领域予以解决。回应当下对于“主体”的询唤，势必需要回到历史之中，回到新世纪的历史场域中。
2 断裂的“中国梦”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新华网网友在线交流中，引用了“蜗居”的例子，“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
同样，有记者问上海领导是否看过电视剧《蜗居》，上海领导坦言，“不但看过，而且我还推荐给上海市的相关干部，让他们也看一看这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住房的渴求，过高的房价确实让他们倍感压力。”
如今，无论中央政府抑或地方政府，紧锣密鼓出台调控房价的政策，抑制高房价，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笔者不想在此讨论纯粹经济学意义上“高房价”的危险，而是想指出，由于住房是生活必需品(和教育、医疗相比尤甚)，社会所有成员都要或早或晚进行住房交易。
“高房价”不仅仅是某个商品——比如大蒜或绿豆——价格过高，“高房价”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的严重不公。换句话说，控制房价的一方，可以轻易地攫取购房者的劳动价值。
如研究者指出的，房改之后，10万亿财富从居民一方流向政府、企业，“1999年至2009年，住宅销售收入共计14.31万亿元，将此数乘70%得10.02万亿，即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拿走了10万亿财富。正是这10万亿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由此可见，由于“土地财政”这类问题的存在，“高房价”比金融投机更为恶劣，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税”，和劳动收入相比，抽血力量十分惊人。
而且，不仅仅是“抽血”，“高房价”更是异化了劳动的意义。房地产投机所得远远超过白领、医生、教师等中产阶层工作所得;同时，由于房价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工资上涨速度，导致一种噩梦般的悖论局面出现：越努力工作，越买不起房;越买不起房，越努力工作。
故而，由于无法依赖自身劳动来交换住房这一生活必需品，海藻这一代注定丧失主体性，成为依附性的存在，以此尝试绕开扭曲的房地产市场。这表现在就业上就是“公务员热”，表现在婚姻上就是“富二代”受欢迎。结果是，“权力”与“财富”的魅力，在“高房价”时代被加倍放大。
毫无疑问，如果一代代大学毕业生们只能选择依附在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之上，中国社会的活力、梦想、创造性将消失殆尽。“高房价”让中国时间在某一刻停止了，这样的“稳定”让人窒息。
故而，宋思明的“反动”，不仅仅在于他的“腐败”，而在于他是这种“稳定”的象征。对于宋思明而言，这个稳定的结构不容质疑，海藻的痛苦，也是因为僭越了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且看宋思明的“位置说”：
宋思明说：“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海藻，也许你可以换一种活法，不走你姐姐的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是什么位置?”
宋思明意味深长地浅浅一笑：“你自己会找到的。”
宋思明这类“位置说”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中国梦”的问题，它粉碎了1990年代以来通过“个人奋斗”(名校名企)达至“幸福生活”(有房有车)的幻想。本来30年的“改革”伟大而迷人之处，就在于承诺了一个普世意义的“中国梦”——废除阶级出身，强调知识与教育，尊重个人奋斗，保障公平与自由——概言之，承诺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此刻的“中国梦”，就是“改革梦”。“改革”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支撑，即是对于未来可能性的信仰。然而，如果留给海藻的“位置”只是“情妇”，海萍、海藻这样普通家庭的后代，哪怕是考上了名牌大学，又有什么未来可言？！
在“文革”结束三四十年后的今天，遇罗克的《出身论》重读起来依然令人刺痛：“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改革”的伟大之处，原本在于赋予1980年代的“孙少平”和今天的“海藻”，一个公平、正义、依靠努力而不是依靠特权的美好未来。但是，以“高房价”为征兆，原本十分脆弱的梦想，正濒临崩溃，诚如海萍所言，“我哪有什么未来”。
近乎历史的报复，在“下岗”、“三农”之后，“中国梦”的崩溃，已经上卷到曾经在工农面前自私、冷漠、充满优越感的中产阶层。“高房价”加剧中国社会阶层的“断裂”，并催生“中产”的底层化。
如研究者所言，“长期以来，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一直被认为是底层的主体，他们也是当下底层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而在《蜗居》中，底层的覆盖面显然有所扩大。蜗居的主人公是一对毕业于中心城市江洲的名牌大学生。在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似乎远离底层而更接近未来的中产阶级”。
由此可以窥见，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商品房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必需品，日益沦为富裕阶层投资增值的金融交易工具，而远离普通百姓。这一事实，在民生、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白领中产’阶层的瓦解”。
在这个意义上，原来带有浓厚中产阶级意味的“中国梦”濒临破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中国梦”就是“改革梦”，“中国梦”崩溃的同时，必然是“改革”的危机时刻。这类苗头已经出现，其标志就是“富二代”、“穷二代”的流行，在“水木社区”等大学生论坛上，大量应届毕业生将“就业”直接称呼为“拼爹游戏”。
有意味的是，在他们父辈的“1980年代”，“改革”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宋思明就曾经是1980年代的一个穷学生，一度在教授女儿面前自惭形秽。然而，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这是一种隐匿在社会深处的——和“文革”时期相比——更为危险的“血统论”。
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同时，此起彼伏的报复性的幼儿园杀童惨案爆发，随即是接连不断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改革”如何“深化”以应对当下的症结，实在值得深刻反思。
3 重建对“改革”的文学想象
以艺术价值的角度来衡量，《蜗居》充其量只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小说。语言拖沓、贫乏，流水账一样地“讲故事”，过于迁就电视剧的套路等，削弱了小说可能的艺术深度。
然而，《蜗居》的意义不在于此；它的意义在于昭示我们，海藻所处的时代，最伟大的使命是重新激活对于“改革”的“想象”，重新讲述“中国梦”。
在1990年代以来社会原子化的运动中——阶层与阶层被分割，个体与个体被分割，最后人性共通的体验被抽空乃至虚无——我们逐渐丧失对于“改革”的想象。100年前的先驱尚能“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今天理想落空的后代们对于“明天”，还有一个确定的想象吗?
比如，对于“1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问题的回答，人们的答案往往是高度物质性的贫乏和苍白——对于国家而言是GDP达到多少(“保八”);对于个人而言是所谓的“有房有车”。
由此，在这种高度物质性的想象中，“宋思明”和“海藻”被模糊为目标一致的共同体;但无论如何，宋思明就是宋思明，海藻就是海藻，二者之间并无主体间性的关联：只有在将对方纯粹视为客体的意义上，宋思明才会发现海藻，一个活着的“梦游娃娃”;海藻反之却必须承认宋思明的“主体性”，她要不断地承认“我爱你”，来确证彼此的主客地位。这种充满差异、等级的主客关系，怎么能够分享一个共同的“中国梦”?
如果一定要宣布这是一个共同体的话，那么不客气地说，所谓“现代化”，为什么是宋思明首先“现代化”;所谓“有房有车”，为什么是宋思明首先“有房有车”?海藻们又为什么“被房奴”、“被就业”、“被代表”、“被小康”?只有在这种追问中，“海藻”这一代的公民意识才会崛起，重建对“改革”的想象，重述“中国梦”才有了可能。
毫不讳言，海藻们的中国梦已经濒于崩溃，重建对“改革”的想象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在比“唯GDP至上”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重建“中国梦”。
这种“中国梦”不再是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物质化想象，不再是所谓的“在名车、豪宅、红酒、化妆品、高档厨具这类广告中，充斥着无数貌似体面、优雅、温情脉脉的中产阶层”。
说到底，与“改革”有关的“中国梦”，不仅仅是一套关于经济发展的大叙述，更在于对制度公平、社会正义、个体尊严地活着等与人在世状态有关的一切神圣字眼的尊重。
最后，在关于“改革”的重新想象中，一个近乎老套的核心问题，始终无法回避，而且在“改革”30年的今天尤其尖锐：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回答这个“原问题”，不能依靠专家们的伪饰，不能依靠技术性的数目字管理，而是依靠历史分析、文学想象，以及充满哲学意味的理论思辨。
今天，在板块化、凝固化的现实困境面前，重建对“改革”的想象，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显示了其无穷的力量。
笔者期待一种新的“改革文学”的出现，以“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在尊重“先锋文学”形式性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时代的“内容”，以此推动当代文学和当代社会的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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