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哲学研究的徐友渔先生为何如此逻辑混乱？
水生
2007年11月19日，地处首都的北京日报也刊发了徐友渔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该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8月23日的《南方都市报》曾予以专门推荐。从中共十七大前发表此文，到如今全国正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之际由北京日报再次转发此文，个中缘由不言自明。联系到北京市居然将厉以宁此类人物作为向百万大学生宣讲十七大精神的首讲者，显然，一些主流精英和主流媒体意图再次主导和垄断诠释中共十七大精神的话语权。不过，笔者以为，在网络已如此发达的今天再如此作为，恐怕其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研读徐文，我们可以发现，徐友渔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愈来愈显露出了那种主流学者们常有的逻辑混乱和蛮不讲理的傲慢。作为搞哲学研究的徐先生在此所表现出来的语无伦次和自相矛盾，更让人难以置信。此次北京日报转发的徐先生文章尽管作了些删节，但其主要意图仍然是十分明显的。笔者为让网友们能了解此文的全貌，特按其原发内容加以评点之。
此文开头就说，“面对现在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简单地支持或是反对这个说法，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这个口号影响下，确实有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真的相信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在这两段话中，徐友渔先生明确地表明了其文章标题的来源和自已撰写此文章的目的。显然，徐先生对“过去年代没有腐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且对这种说法或口号可能对年轻人所带来的影响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所以，徐先生在文章中就力图证明，“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笔者孤陋寡闻，却也难以相信竟然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明显经不起反驳的观点。仔细一看，才发现正是徐先生自已在这里采取了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法。徐先生明知所谓的“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这种说法只能归纳为“过去年代很少腐败”，却偏要将此观点歪曲成了“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而且还要以此作为该文的标题。作为搞哲学研究的学者，难道就不明白“很少”与“没有”在逻辑上的区别？
近年来，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些主流精英们将自已所要批评的观点歪曲到极致，然后无限上纲，再对其大加挞伐的“文革”式手法。比如，将“呼唤公平“歪曲成主张“平均主义”；把反对“为富不仁”歪曲成有人要“杀富济贫”；将“仇腐”歪曲成“仇富”；把“追究违法犯罪”说成是要“追究原罪”；见到“怀念或肯定过去的一些做法”就指责对方要“回到过去时代”；将“批评现实”说成是“破坏稳定”；把“反思改革”歪曲成“反对改革”等等不胜枚举，无一不是如此。这次，作为哲学研究者的徐友渔先生显然明白，要驳到“过去年代很少腐败”的观点要比驳倒“过去年代没有腐败”困难得多。因为，前者提出的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反驳者不能提出对“过去”和“现在”的腐败规模和数量具有说服力的对比资料，就无法推翻上述观点。而后者则是“有”与“没有”的问题，反驳者只要能举出个案就可以使自已的命题成立。实际上，古今中外“有没有”腐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而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年代的腐败状况哪个更加严重则是一个必须从质和量上去进行比较的问题。根本没人会提出那种所谓“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类绝对化的观点。很遗憾，对前者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为什么愈来愈严重”这种观点本可以让学者们充分发挥其专长，而社会也亟待对此进行前后比较研究的现实课题，徐先生和一些主流学者们却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尽管徐先生给文章起了一个如此醒目的标题，不知是因为先生对“过去年代”的腐败个案实在是“心中无数”，还是深知在“过去年代”实在难以找出几个在数量级上能与当今的腐败案件相比的“个案”，以致徐先生的文章在谈到腐败案例时总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因此，徐先生又进一步采用了“避实就虚”和“移花接木”的手法，竟然很快将其所质疑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个话题转移到了对“特权”和“社会不公正”的批评上去。徐先生说，“有必要首先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绝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牟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这里，徐先生并没有举出几个“四清”运动中“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牟取私利有多么严重”的个案，却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几个“过去年代”社会不公正的“个案”。 为了说明这种身份歧视政策的严重性，徐先生特地举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的一个青年杀害外交官的案件，还有发生在1966年8月的北京大兴县“红色恐怖的8月”杀人事件。笔者相信，徐先生这里所说的“个案”和身份歧视的不公正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但从全社会来说，当时的情况却远没有徐先生所说的那样严重。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受到歧视的所谓“地富反坏”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必竟只占总人口的少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要占到人口总数的95%以上，也就是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大家还都是“同志”和“阶级兄弟”。；二是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有成份论，而不唯成份论，重在本人政治表现”，为落实这一政策，“地富反坏”和“剥削家庭”出身的青年虽然确实受到歧视，但在当时的招工、招生和参军、招干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体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歧视现象，出现在刚刚经历过革命后的建国初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在美国建国以后，对有色人种和妇女的一些歧视政策也还一直实行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而徐先生所说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也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再看看如今占人口总数已有相当大比例的“弱势群体”与极少数“强势群体”相比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那种掩盖在贫富分化和私有制条件下对穷人的身分歧视，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公正程度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作为学者的徐先生难道真的心中无数？
或许徐先生自已也感到没有举出“过去年代”严重腐败个案的文章尚缺乏说服力，就又找到了一个理由。徐先生认为，“后人了解和评价以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依靠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多半依赖自已的个体经验。问题在于，和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时代相比，当时是极其封闭的，所以，关于以前的贪污、腐败，从文字和记忆中能了解的情况是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负面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然而，文章到此，作为学者的徐先生也还是没能举出几个“过去年代”的腐败个案，只能举出两个“飞机失事”与“饿死人”这种与腐败并不相干的例子。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徐先生自已断言“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时，徐先生接下去的一段话却正好给自已前面所说的一切打了一个响亮的嘴巴。
徐先生说，“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否认现在的特权、腐败、社会不公问题不严重，也不意味着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任何单项指标作今昔对比时就只能说现在好。应该看到，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贪污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而过去的时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钱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空间比现在小很多。纯粹就事论事，我们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直到这时，徐先生总算对“过去”和“现在”的腐败情况作出了自已的判断。既然徐先生自已也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那么，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去反驳“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又有何意义？
徐友渔先生语无伦次地说到这里才终于把话说明，“我们需要澄清和争辩的，是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笔者实在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徐先生在质疑“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时会领悟到这种”言外之意“？既然是“言外之意“，想必是并无实实在在的“真凭实据”。那么，徐先生在揣测别人这种“言外之意”基础上所进行的“澄清”和“争辩”，实在也是一种唐吉柯德式的行为。在笔者看来，徐友渔先生在进行这种“逻辑推理”时又再次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质疑“局部”难道就是否定“整体”？批评“现在”难道就是要回到“过去”？与其如此语无伦次，徐先生何不先说说清楚，说“过去年代很少腐败”是否就是“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对改革开放“进行全面反思”是否就是“整体性的否定”？改革开放又有哪些地方是属于“禁区”而不能进行“反思”？肯定“过去年代”的一些做法或者主张是否就是“主张回到过去”？你认为应当否定的“主张回到过去”是指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蒋介石时代”，抑或是更早的“过去”？
徐先生最后说，“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年代和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到这里，笔者认同徐先生所说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说法，但实在是弄不清楚徐先生所说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然承认古今中外的各个时代都存在腐败，只不过是“程度和规模的不同”。那么，百姓理所当然地只能将“腐败严重不严重”来作为衡量和评价一个时代社会清廉和公正的重要指标。如果将腐败的原因仅仅归咎为“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发问，被一些人指为“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甚至被称为“专制”和“独裁”的“毛泽东年代”，理应是腐败最为严重的时代。但徐先生此次发表的文章却已经清楚地表明，徐先生和我们同样都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 这里就明显出现了一个悖论。从大清王朝到蒋家王朝，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就统治者的腐败严重程度而言，究竟是直线式发展还是明显呈现出一种波浪式起伏，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任何一个直面历史的中外学者都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徐友渔先生不也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吗？那么，毛泽东时代与此前的大清王朝和蒋家王朝相比又是如何？而量变将会导致质变也是哲学研究中的常识，研究哲学的徐先生难道对此也不认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改革前的“过去年代很少腐败”？腐败滋生的土壤究竟是什么？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改革经济体制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上，现在和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还有，要防止和清除腐败，除了通过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之外，难道在经济体制上就真的别无它途？在反腐败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时代”难道真的是一无是处？再推而广之，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为何不去研究一下毛泽东时代的统治者与其它年代的统治者相比，就社会总体的腐败程度而言，究竟是哪个年代的统治者最为廉洁？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又能提供什么启示？
说实话，在笔者看来，自以为是的傲慢和偏见实在是束缚一个人思想解放的桎梏，以史为鉴同样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也有理由希望身为搞哲学研究的徐友渔先生，充分发挥其专长，通过详实的比较研究，能够实事求是地向我们提供一个不带偏见而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2007年11月20日
注：本文原名为“徐友渔先生何致如此语无伦次而自掌嘴巴？”，初发于2007年8月24日。现观北京日报再次转发徐文，故修改后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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