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属地不同，待遇迥异？
文／奇鹤
在一些经济率先发展起来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总有人喜欢提出一些所谓的提案建议 ，试图通过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外来人口。这些提案自然受到广大当地人士的拥护。当然同时又受到更广大非当地群众的反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张惟英委员，就曾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张委员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比如一辆公共汽车只能上100人，但有200人在等，那只能选择最有必要上的100人先上，剩下的人可以再等下一趟，或者改变路线。否则200人都上，那这趟车肯定就出问题了，谁也别想走。” 上海也有同样的论调，说外来人口问题也已经成为制约上海发展的因素，不否认外来人对上海的贡献，但是也给上海带来了麻烦 ，所以应该限制外来人口来沪。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要求下层贫民实行中产阶层的法律，这就好比轮到别人游戏时要求改变游戏规则的道理一样”。现在似乎正是这样。某些享有既得利益的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不满“外来人口”在所谓“他们的城市”内的所作所为。原因是：“外来人口”的到来，使他们乘车拥挤了、花园被踩坏了、街道不整洁了、就业机会少了、水不够用了......总之，他们过的不舒服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抱怨的“外来人口”并不包括来自国外的“外来人口”。而主要指那些来自国内的“外来人口”。那些来自国外的“外来人”往往能比来自国内的“外来人”得到好得多的待遇。多年来，我们形成了善待来自海外的“外来人口”的习俗，而始终未能形成善待民工、打工仔等国内“外来人口”的习俗。在一些人的脑海里外国人是比中国老百姓身价高的人，城里人是比乡下人身价高的人。然而似乎外国人对此礼遇并不领情，他们认为中国人这样贬抑自己人是缺乏自尊的表现。有幸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诸如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国民待遇等对国内“外来人口”的歧视。
借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做人要厚道。朋友们，当我们在为自己着想的同时，可否也能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一想， 自己的舒适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城市建设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农村支援城市多还是城市支援农村多？1998年提出工业反哺农业，但实际那一年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资金仍超过1000个亿。生而为人，谁都想生活的好一点。那些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大城市的“外来人”，不过是也想生活的好一点。当怀揣大城市户口的人抱怨车难乘了、街道不整洁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许多的“外来人”原来生活的地方也许根本没有公交车可乘、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呢。白天干着苦活累活，夜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破败的宿舍里的打工者能算是占了城市的便宜吗？
我们不愿看到却屡屡发生的是，一面是城市中的权贵阶接层驱赶着平民，一面是城市平民意图驱赶更弱势的“外来人”。社会在进步，文明在发展。在我们呼唤公平、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的时候，我们可否花点时间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给别人以公平、公正、平等、民主和自由。城市既是市民的城市，也是是公民的城市。不能简单用即得利益者的要求来限制未得利益者获取利益的权利。我想文明的发展会使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不善待别人就是不善待自己。
经济学上有一则流动人口高位移规律，说的是流动人口总是从边际效益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效益较高的地区。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哪里外来人口多（民工多、打工仔多、外国人多），留得住，哪里就发展得快，潜力大，就相对发达。相反，那里外来人口少，留不住，哪里就发展得慢，就相对落后。这表明：一方面是经济发达地区有项目有机会吸引了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则是外来人口为当地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推动力。
实际上，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城里的人需要那些在城市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的打工农民，农民工为了改善生活需要同时也有权利来城市谋求一份工作。 让我们善待别人吧，尤其是那些比我们弱势的人吧，因为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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