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每当读到某类学者令人愤慨的谬论时，都会留意到他们的背景——北京大学。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张维迎，更是高居北大校长助理、光华学院副院长的要职。北大不是纯粹的学府，它是行政化的，是权力阶梯上的北大。所以，很难想象张维迎们会是孤立的，张在北大的得势，是否意味着北大对张维迎的赞许？新自由主义者在北大如此成规模地聚集，是否意味着北大在力挺新自由主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那是一点也不会错的，以张为核心人物的北大，就这样成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MBO的理论策源地。
对于我们，北大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存在，庞大到了我们只能在它面前屏息。所有来自它那里的，似乎都是神圣的。我曾数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当某个人（高傲的、精英样子的）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北大人时，周围的人都不禁素肃然起敬。北大是什么？是江湖地位，是权威立场，是一锤定音。所以，对张维迎之流在MBO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实在不能低估。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我国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权贵新买办们推行MBO时，是小心翼翼进行的，是北大张维迎这些人，给他们披上了合法外衣，使MBO从地下走上前台。难怪顾雏军要公开对张维迎表示感谢，张维迎俨然是他们的精神教父。
北大有着光辉的历史，它的前身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成立于图中国自强的维新运动。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招揽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才，由此成为中国争民主和自由的大本营。一次次地，在北洋军阀对学生的迫害中，它都挺身而出拯救学生，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成就了北大在中国学术界的王者地位。几年前，在北大一百周年纪念时，北大教授谢冕写了一篇《一百年的青春》，一时传为名作。但今日北大，已没有了昔日的朝气和热血，它有的，更多地是铜臭之气。是一个浮躁的、围着钱转的北大。
在招生目录上，北大这样自我介绍，“ 北大国际MBA，《财富中国》认为最具市场价值的MBA。”是的，它的图书馆有703万册藏书，是亚洲大学中最大的。它拥有49名中科院院士，8名工程院院士，是中国最多的。可这又怎么样？今年初有一则新闻，据说是一国际机构搞出的全球大学排名，北大为亚洲第一。我看了暗自冷笑。的确，北大论图书馆规模、教职工人数都是亚洲第一，可是它敢和国外大学比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吗？在这方面，它甚至不如印度的一些大学。北大吸收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各省文理科状元），却把他们培养成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当代新买办（可能有些绝对，但北大的毕业生确实有这种倾向。现在的高等教育很有问题，培养出来的学生鄙视劳动，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地不屑种，乡下父母看不起，一心只向往哈佛纽约。）北大有全国第一的教育拨款，有全国第一的院士人数，是有足够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的，那么，何不在科技兴国上做点贡献，而尽围绕着权贵和资本的屁股转？ 北大如果真有什么能突破西方封锁的核心技术，何妨让我们开开眼（王选的激光照排不能算数，那是改革开放前发明的）？
北大正在去中国化，只见西方特色不见中国特色，是当代买办的大本营。今日北大，既不正视中国实际国情，也很少为国计民生考虑，它的所作所为，倒更象在为西方利益服务。新自由主义，完全是西方对华实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而其竟然在北大形成强大势力，与北大官方的纵容密不可分（或许是同流合污）。必须认识到，西方对华推行和平演变，是为了从根本上控制中国削弱中国，使它不致于对美国全球利益形成挑战，而这，是和我们建设强大富足的中国所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必须清算北大内的腐朽力量。
我观今日北大，首先是一个巨大的钱场，向国家要钱，向学生收钱，开MBA教中国豪富们更快地捞钱。其次是一个巨大的权场，正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这个家那个家，大家齐聚一堂，为升官发财而努力。中国各个大学都有向钱看的倾向（学费就是这样抬起来的），但以北大为最，北大的某些家们最是爱钱，爱钱爱到疯了，全国赶场走穴，不象个学者倒象个学术贩子，贩卖的还尽是一些西方二手货，极少个人创见。但是是经济效益重要，还是教书育人重要？一个满天下走穴的学者，他能付出多少精力去教导学生？在北大商业化的影响下，它到底在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经济动物？北大还能容得下梁漱溟这样的信仰者和实践者，陈独秀这样的批判者吗？我为今日北大之沉沦而痛心，也为今日新自由主义之猖獗而惊魂。代表美国利益的西方经济学家，及其在华代理人，通过北大这样一些机构，正在中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未闻一声炮响，数千万产业工人集体沦为穷光蛋，新 权贵新买办知本家们摇身一变，成为财富榜上的豪客。
作为一种学术探索，新自由主义有其争鸣权利，它也并不天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反对的，是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行洗劫中国大众财富为实的极端私有化。而作为实践的新自由主义者，其所吹捧的那一套，更接近于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里最反动最腐朽的一种。新自由主义者张口闭口的自由，是新权贵新买办知本家们的自由，却不是工农大众的自由，在他们设计的改革方案里，工农大众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自由”，多么美好的字眼，但斯达尔夫人说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她被口称“自由”者送上了大革命的断头台。今天，我们同样要警惕借“自由”之名来剥夺我们合法权利的行径。
北大只有商人，没有知识分子。萨义德在《格格不入》中如此自述：“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诡的特征，莫过于许许多多的移位失所，使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住处到另一个住处，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不断流动，无所系泊。”一种漂泊感和被边缘感，因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北大某些学者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他们把自己的身家使命都系到了美国这个大码头上。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必须也只能与这块古老的土地相依为命。在这西方垄断了话语权的时代，中国和我们一样孤独，作为唯一一个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唯一一个有潜力抗衡美国力量的国家，它不可避免地要被孤立。最最可怕的并不是来自西方的遏制，而是它自剪羽翼。
现在的知本家盲目崇拜美国，以为把国企卖了就可美国化，但地球上只有一个美国，即使把中国卖光也变不出美国第二。A股市场被全盘推倒了，但是重来了吗？大熊五年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萨克斯，阐述其论点如下：1、最重要的改革是国企私有化；2、国有中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卖；3、国有大企业实行股份制；4、给党政官员给股票，换取其支持私有化。萨克斯在俄罗斯搞“哈佛500天”私有化，彻底整垮了俄罗斯（俄国内有丘拜斯、盖达尔之类的内应），俄国家实力急剧衰落，社会财富惨遭国内外资本家联合打劫。1994年底，俄失业人数近一千万人，失业率14%，西方允诺援俄674亿美元，实际只给110亿。俄国沦为一个二三流国家，被迫砸锅卖铁过日子，连车臣都制服不了。中国能重走俄罗斯的老路吗？
再举个实际例子，一个真实价值五千万的国有企业，通过MBO，经营者以五百万就可私有化，而这五百万还是挪用企业资金或者银行的钱，经营者没有任何个人投入。然后经营者再把它以两千万的价格，卖给对该国企垂涎三尺却无权力背景者，然后携带该笔资金移民国外，把这笔钱洗白，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而庞大失业人口所带来的成本，只能由中国自己去消化。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样的荒诞剧，正在中国大规模上演。
我们看这些年来的国企改革，从工人下岗分流到自谋生路，到MBO，一步步环环相扣，表面上看来平静无风，实则步步惊心。它绝非渐进摸索，而是预先有着清晰的理论规划，其始作俑者是张五常（有人说张五常是美国特务，观张言行，这说法还真有点那个），而张维迎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凭借在北大占据的权力资源，他公开为MBO摇旗呐喊，营造通行的氛围和合法外壳。
不是倪润峰急于要搞MBO，长虹37亿的巨资，能那样轻易地落入外商之手？倪润峰傻吗？他一点也不傻。再看TCL，这又是新自由主义者赏识的一个模范，搞的也是MBO，只不过搞的巧妙，成功了。他搞整体上市，成功地从A股市场圈走一笔巨资，钱还没有捂热，他又搞什么分拆上市，就是把上市公司中业绩最好的一块拆出来，拿到香港去上市，A股投资者闻声出逃，该股股价从将近十元的高位，一口气跌至一块多。这还没有完，他又跑到欧洲去整合，收购老外抛都抛不掉的垃圾——电视机生产线（你咋不买人家的核心技术？），结果前脚收购了阿尔卡特，后脚就是巨亏。得，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看来，私有化并非神丹灵药。
历史上，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其残忍的，上面沾满了第三世界人民和全球劳工的鲜血。今天，在公平和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尊崇的原则，在中国主导改革的共产党，更是握有绝对权威，中国的改革，是完全能够走一条更公平的道路的的。而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那一套，名为“自由”，实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郎咸平说过这样的话，“国有资产的转移中，是包括政府的放弃以及政府权力的转移的，而这些权力是无法定价的……政府权力的缺失，使得国企收购者取代了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寡头垄断。”受他的启发，我有如下感想：国企产权改革中，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保障，可以考虑按照资历和贡献，给予每个职工以相应股份，以职工集体的力量，来推动国企改革朝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这是基本国情，任何改革都要从这一点出发，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凡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都可以去做，凡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哪怕它有什么样的堂皇外表，也不能做。
以贱卖国企为主的产权改革，其真正得益者，是新权贵新买办们依附其中的权力生物链。国企改革到底卖掉了什么？我看是卖掉了稳定，卖掉了执政党对民众的向心力。卖，卖，卖，我们尊重了资本家们捞钱的积极性，何曾尊重过广大职工爱厂如家的积极性？卖，卖，卖，世界最庞大的失业人口，就这样被快速制造出来。卖，卖，卖，资本家们捞足了好处，可国家呢，广大工人呢？卖光了又能怎么样，有什么高招让企业真正兴旺起来，工人又能端上饭碗呢？当前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把私有化神圣化绝对化了，似乎私有化可以包治百病。其实，即使在英美等国，也是有着国营企业的，私营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者，比比皆是。过去我们把公有制绝对化是不妥的，今天又走极端，把私有化神圣化，似乎不私有化就是封闭保守，就是缺乏改革魄力（好大的阴风）。再看私有化的绩效，短期来看，企业家们把自身的社会责任卸了个一干二净，政府也卸下了负担，但长期来看，负面成本将日益凸现，庞大的失业人口将危及稳定，代价只会越来越大。
我买东西，一向只认国企产品，因为质量可靠。我个人认为某些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绝非靠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靠仿冒名牌制假贩假，以低成本挤垮了老实本分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以前找出的一个病症是社会责任过多，办学校、办医院，但这是国企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这绝非它的原罪。国企是以国家社会利益为重，经济效益次之，而私营企业是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这就是它们的不同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压榨工人的“血汗工厂”，在中国开始出现，劳动状况趋于恶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中国的某些学者，一切从本本出发，从西方和资本利益出发，是不肯正视一下中国的实际国情的。
国企改革当然是大势所趋，私有化也可以是一种尝试，但公平公正原则不可丢，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容忽视。一位被诱迫买断工龄的工人，这样质问，“如今立宪保护私有财产了，老板的财产该保护，可是工人的财产呢？工人那点完全属于合法形成，并早已存入财政的血汗钱，也要通过暗箱操作来剥夺吗？”回头看农村，包产到户之所以大得民心，是因为按人分地，程序公正，也保障了每个农民的生活问题。国企产权改革，就没有借鉴农村改革的宝贵经验。国企改革，一直没有把握住广大职工这个主体，所以，无论是厂长承包制还是MBO，都不得人心。
当年北大开围墙经商，很多人为之欢呼，今天看来，那是北大沉沦的开始。由此，北大日渐远离学术宗旨，日渐功利化世俗化，走上了商业化不归路，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要知道，作为财政拨款国家重点扶持的院校，北大是一点也不缺钱的。在接受社会赞助上，哈佛的原则是：我可以接受你的赞助，但绝不会为你承担任何义务，这是教育独立的标志。反观北大，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名流，只要去北大演讲，都会被赠予北大名誉博士的头衔，真是掉价。北大的学位就如此不值钱？
北大当然不只有张维迎，也有季羡林、张中行等大家，其道德文章堪为人师，可惜他们低调为人，倒让张维迎之流高调出场，占尽北大风光。在名利的聚光灯下，北大少了沉静，少了超脱，全然是一个功利场的积极参与者，且要争当第一。学术的立身原则是什么？是客观公正。一旦研究者下场踢球，他还能坚持公正立场吗？
北大，你想过吗，中国的工农劳工，殷切期望你能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途径，既能有助于国家繁荣，又能保障民众利益。那样多的国家投资，那样多的人才，你可曾为工农劳工用过心？偌大一个北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名为校园，实则多是商人，教授在忙着数钱，学生在忙着挣钱，什么家国责任、社会使命，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某些北大教师，拿着国家给的高工资，却很少承担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而是满天下走穴为自己捞钱，这些人就不配当教授。
北大，你如果还是中国的北大，请开放讲台，请基层工人去讲国企改革实情，请农民去讲农村现状及问题，请郎咸平去讲他的见解，而不只是新自由主义独霸讲台。如果你有魄力，请拨出一笔经费，培养几个工人和农民自己的经济学家。现在的经济学家，大多是些知本家，他们是不会为劳工大众说话的。北大，应该是中国学术界精神上的标高，而不应该是一切向钱看的向导。北大，别再无聊得只认钱了。
大道至简，真正的经济学其实是非常朴素的，邓小平一句话就概括了：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它绝非北大学者们所讲的玄而又玄，还MBO呢。是的，改革的大方向已定，开弓没有回头箭，但肯定改革的大方向，绝不意味着肯定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路径选择，也绝不能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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