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及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

 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及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

张作云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或原因，由基本矛盾派生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生产的社会性为虚拟经济的生成提供了温床和条件，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把虚拟经济的气泡鼓起并膨胀起来。两种因素相互联结、相互推动，使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生成、深化、发展并尖锐起来，结果导致一轮轮金融危机的发生。政府制定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制度和防范措施，只能缓解而不能铲除和根绝这些矛盾。在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这些矛盾的深化和发展，造成我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的根源  生成机制  相关原因  可能与现实

简介：张作云（1945—），男，安徽省萧县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当代经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动荡不断发生。从墨西哥金融体系的崩溃，到东南亚金融系统的多米诺骨牌瘫塌，络绎不绝的金融危机，无不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去年以来，由于法国金融丑闻的暴露、美国次贷危机的突现，金融风暴的危险性又呈现在世人面前。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又提上理论界和各国政要的议事日程。本文拟对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及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以求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如何规避金融危机，推进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一、从关于金融危机根源的几种观点谈起

由于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及其灾难性后果，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大体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政策失误”说。日本经济学家馆龙一郎、石弘光等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泡沫经济系由政府实行的财政扩张政策和金融放松政策导致而成[1]；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斯把一连串世界性金融危机归罪于经济政策中的自由贸易政策、私有化和放松金融市场监管等趋势[2]；德国《FIR》杂志经济学博士乔纳森·特南鲍姆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是“由某种经济政策和观点上的失误所导致的崩溃性的危机”[3]。从金融危机的生成和崩溃过程来看，经济政策的确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若把它说成是诱发金融危机的根源，似有不妥。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准则和措施，是为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协调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关系而制定的。它不能决定国民经济运行中矛盾的有无，不能取消经济运行中的比例关系，只能对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比例关系进行调节和干预，从外部施

加影响。西方经济学论证的政策无效性规律[4]，我国学者论证的政策效力递减规律[5]，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经济运行失衡或危机的根源不在经济政策，而在经济过程本身。经济失衡包括金融危机的根源，只能从经济过程内部去寻找。

第二，“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分离”说。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从物质经济学的角度，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分离”[6]。其实，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的分离，只是金融危机的前兆和表现，不是其根源和原因。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分离的程度，只表示经济运行气泡生成的速度以及距离经济气泡崩溃、金融危机爆发路程的长短和时间表，至多只能算作对金融危机生成机制某种程度和某一方面的揭示，而不能说明其他任何问题。寻找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寻找金融活动与物质经济活动相分离的根源。林顿对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而未揭示问题的本质。

第三，“投机心理动因”说。我国学者张建伟认为，“投机者‘动物精神’（非理性冲动）是形成市场不稳定的根源。”“风险市场投资中存在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即投机者在某一

时刻忽然对股价保持同质预期，从而导致泡沫经济破裂即金融危机的发生。”[7]这是对西方

经济学“心理原则”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以“心理原则”为基础的方法论，并非丝毫没有客

观依据。但这种方法论抛开人的社会性，将孤立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对之进行脱离社会、脱离人的本质的分析，甚至把人的心理归结为“动物精神”，并把由此分析的结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原则和规则，这是把心理因素的作用绝对化，把非决定因素说成决定因素，用非本质联系掩盖本质联系，充斥着庸俗唯物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精神。心理因素只能由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引出，并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决定和制约，而不是相反。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现象及其根源，不能只在心理因素上打转转，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发掘。

第四，“制度根源”说。日本学者在分析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金融危机时，还把其根源归结为日本传统金融制度的“疲劳”、“欠缺”以及近年来的“金融自由化运动”[8]，我国学者也有人从信用制度上挖掘其根源的[9]。其实，他们忽略了以下几点尽人皆知的常识：（1）制度属上层建筑范畴。上层建筑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制度建设缓解经济基础乃至整个经济过程中的矛盾，使经济社会顺畅发展。（2）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金融危机滋生的条件，而非原因，它只使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接近于现实性而不具现实性，金融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3）从方法论上看，“制度根源”说是用西方制度学派的制度分析法分析经济过程得出的结论。虽然制度分析法在揭示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决策者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来推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否认经济过程的内在矛盾，把各种制度之间的联系说成是经济过程的主要问题，把社会弊端及危机归因于制度失调，因而，这依然是只从事物的外部联系上分析问题。用这种方法研究金融危机，是无法揭示其根源并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金融政策，不在金融制度，也不在人们的“投机心理动因”，一句话，不在经济过程的外部，而在经济过程的内部，在于经济过程内部的矛盾性。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别的，只能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多样性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社会性，把分散而相对封闭的局部生产转变为社会规模的大生产，把分散而相互割据的市场联成统一的大市场。这一重大变化，不仅使每个新开办企业所需货币资本的最低限额大大提高，而且也使众多老企业为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货币资本积累的最低限额大大提高，同时，也使社会为兴办大型事业所需货币资本额大大增长。要满足这种庞大的资本需求，仅靠个别资本的积累是无济于事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渴望拓宽融资渠道，由此便呼唤了信用制度包括货币金融制度的产生。在具有广泛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属于社会分工不同肢体的人们之间的交换活动是要付成本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场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大，交易成本也不断上升。为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人们在对信用制度和货币金融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创造了种类繁多的信用工具，诸如银行券、期票、汇票、债券、股票等等。近年来，应市场不断深化和社会化生产迅速发展的需要，又派生出一系列金融商品。由于这些信用工具及其派生的金融商品可在市场上买卖，于是，在它们为各市场主体履行融资职能，完成各项融资任务的同时，又在现实经济运行之外，形成一个以现实经济为基础的虚拟经济的运动。

同时，在市场经济中，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又使相互联结的商品生产者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的市场主体。在信用制度和货币金融制度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然推动人们把各种信用工具及其派生的金融商品当作投机的对象。由利益驱动而引发的一轮轮投机，形成物质经济运行中的气泡并使之像吃了增长剂一样，迅速增长、发育和膨胀起来，从而使这些信用工具和金融商品的名义价值与其所代表的现实经济价值相互背离，由此便形成了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着广泛的不确定性，政府用于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的制度措施不可能完美无缺，这就必然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投机行为活跃化，从而使信用工具和金融商品的名义价值飞升而离开现实经济的实际价值更远，使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的矛盾不断深化、发展并日趋尖锐化起来。虚拟经济的运行是要靠现实经济来支持的，而当虚拟经济的膨胀使现实经济不堪重负时，现实经济就会崩塌，虚拟经济的气泡就会破裂，金融危机就会发生。

总之，生产的社会性为虚拟经济的生成提供了温床和条件，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把虚拟经济的气泡鼓起并膨胀起来。上述两种因素相互联结、相互推动，使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生成、深化和发展起来。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矛盾发展和尖锐化的结果，导致一轮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运动，具有一定的反复性和周期性。政府制定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制度和防范措施，只能缓解而不能铲除和根绝这一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的矛盾，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或根本原因。

三、关于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直接来源于由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样性）这一基本矛盾所派生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性。

虚拟经济，就是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运动，也即以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商品为主体的虚拟资本的市场交易活动。现实经济就是以投资在社会生产领域并发挥职能作用的现实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由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派生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直接表现为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因此，我们研究作为金融危机直接原因的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

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定期给所有者带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是虚拟的、幻想的资本。由于这种所有权证书可在市场上买卖，因而，就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这种特殊形式的商品只是一种纸的凭证，本身没有价值，因而，它的市场价格就不由它的“价值”来决定，而只能由它有权获得未来收益的大小及其可靠程度、银行利息率以及由有价证券需求强度导致的有价证券买卖双方的竞争来决定。有价证券有着独特的价格运动形式，它的价格可以脱离现实资本的运动而独立地上涨和下跌。这种有价证券价格脱离现实资本运动的上涨和下跌，使它在价值形态上的积累成为现实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经济肥皂泡[10]。

虚拟资本是应现实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有权索取的未来收益又是由现实资本再生产过程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支付的，因此，现实资本运动则成为虚拟资本运动的物质基础。同时，虚拟资本的运动对现实资本的运动也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一方面，它作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资本需求，促进了现实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11]，从而深化和发展了现实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矛盾，增大了危机的可能性。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不仅具有质的矛盾，而且也具有量的不一致性。由于虚拟资本是名义的货币资本，是与现实资本积累相背离的借贷货币资本在有价证券形式上的单纯积累，是经济上的肥皂泡；由于虚拟资本的价格有着特殊决定方法，即不由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来决定，而由它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以及需求强度变化所引起的虚拟资本买卖双方的竞争来决定[12]；由于虚拟资本价格具有脱离现实资本运动而独立上涨和下落的特殊运动形式；因而，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虚拟资本量的变化可以反映现实资本量的变化，但在通常情况下虚拟资本量的变化并不反映现实资本量的变化[13]。又由于银行资本无论在物质组成还是在其来源上大部分由虚拟资本组成[14]，随着信用的扩张和创造信用的技术手段的发展，虚拟资本的运动日益与现实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相分离，虚拟资本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使虚拟资本量在现实资本再生产的某些阶段急剧膨胀和增大起来，从而使其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现实资本。

既然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是“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 [15]。由于虚拟资本的市场价格具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会随着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变动”，“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这就使其价格“部分地具有投机的性质” [16]。虚拟资本市场价格的投机行为，刺激了信用的膨胀，而信用的膨胀又反过来进一步助长虚拟资本市场价值的投机。于是，随着虚拟资本投机行为的扩张和信用的不断膨胀，虚拟资本市场价格不断上涨以致离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越来越远。于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便不断发展和尖锐化起来，从而使通往金融危机的路程也越来越短。

虚拟资本作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资本需求，促进了现实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和繁荣。现实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和繁荣，造成了人们对未来收益的乐观预期。这种乐观预期，一方面导致了现实资本再生产的盲目扩张和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证券市场投机，使虚拟资本的量进一步膨胀；从而使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达到了异常尖锐化的程度。于是，虚拟资本那种带来未来收益的特性大大丧失，它们的市场价格“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17],“汇票流通会完全停止；没有人能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18]这时，“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 [19]，“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矛盾的统一体终于破裂，“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便呈现在人们面前[20]。

关于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及其引发金融危机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作了详尽的分析。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形式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世界经济的格局并未变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依然存在，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私人性或多元性）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以追求未来收益为目的的虚拟资本的投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局部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依然接连不断，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依然没有过时。以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为指导，研究和分析当今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经济社会一片繁荣，但是，也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与国际上各种不确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我国存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在我国现阶段，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上面说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多样性的矛盾。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进步，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得到深入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乃至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由于改革开放，我国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迅速发展的生产社会化水平，使我国新兴产业及其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本起点迅速提高，也使我国一些传统产业及其经济单位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最低限额大大增加。要满足这些庞大的资本需求，单凭间接融资这一渠道是远远不够的，而必然要借助于其他信用工具和金融商品。这样，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营主体，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和规避各种风险，必然要把各种信用工具和金融商品当作投机的对象，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所导致的庞大的社会资本需求与占有制的多样性所导致的金融投机，在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使我国金融领域

发生紊乱，滋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第二，我国现阶段也存在导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即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一现代化的金融市场体系，不仅为现实资本的运行和发展提供庞大而及时的资金支持，而且还为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即虚拟资本的运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所有制呈现多样性的条件下，由于虚拟资本价格决定及其运动方面的特点，再加上众多投资者追逐利润的投机行为，使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日益深化和发展，这就增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现实。

第三，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虽然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仍有许多不完备之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仍不健全，必要的监管机构和监管制度还未完全建立；金融决策主体多元化，不能对重大金融决策进行必要的协调和统一；金融法规还不完善，缺乏有效的金融保护制度、对金融犯罪的惩治制度和对重大金融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等等。金融体制的上述缺失，使我国不能对本国资本流动尤其是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流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从而降低了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增大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第四，金融体制的“定向”改革，增大了我国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把金融开放目标大体定为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一些经济学大家甚至金融部门的决策人物一再宣称，只有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中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体系才算是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了达到完全的“仿真”效果，提出以西方特别是美国金融体制和金融机构作为参照，请美国人帮助我国设计金融改革和开放蓝图的思路。并且，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还做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选择[21]。殊不知，在当今世界上，金融和国防是国家强盛和安全的两大支柱，而且金融安全是国防强大和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许多国家为保障金融安全，都要设立他国金融资本进入的障碍。中国建设银行在纽约和伦敦设立近二十年的代表处，至今不能升格为分行，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至今还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22]。而金融体制的“定向”改革，却使我国金融体系门户大开。截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67家，包括16家银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汽车金融公司。外资金融投资者的投资几乎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金融领域。至2007年5月底，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896亿元[23]。外国资本的大批进入，给我国金融领域带来了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强化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第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国家宏观调控效能不佳。从所有制结构来说，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和27%； GDP，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和22%。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和52%；全国就业人员，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和68%； GDP，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7%和63%。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私营经济的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私营企业主群体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资本额相当于那时24亿元的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私营经济的逐利性和投机性，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24]。在对外经济结构上，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4%（2005年），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些贸易大国18%和20%的外贸依存度；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只有5%；企业结构，近年来，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许多行业的排头兵正在或已经为外商并购，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产业排位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25]。对外经济结构的失衡，将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房地产投资规模过渡膨胀。2005年房地产投资占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23.05%，房地产开发投资2006年前三季度比2005年同期高出2.1%。2006年6月底，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20.6%，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增长28.9%，同比上升10.2%。此外，外资也大举投向房地产业，目前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第二大行业。2006年外资房地产企业合同金额、实际使用金额同比分别上升25.4%和27.89%[26]。在房地产商的炒作下，房地产价格一路攀升。2007年7月底，北京某楼盘开盘即达到每平方米1.4万元高价，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该楼盘开盘第二天又猛涨至每平方米2万元[27]。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但其走向总是与宏观调控目标相左。有的房地产商还结成垄断联盟，联合抬高房价，公然对抗国家政策。房地产市场的过度膨胀和恶意投机行为，必然加大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使金融危机的危险性大大增强。

第六，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充满了许多变数。（1）国际金融体系存在诚信危机。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实力不断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既不肯放弃给自己带来巨大收益的霸权，又不愿承担相应稳定国际金融的义务，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诚信危机。此后，随着美国经济的调整和金融化的发展，具有严重投机倾向的金融资本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不仅不去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反而以本国利益最大化原则选取不同的政策组合，有意无意地去制造金融危机，为本国金融资本创造投机获利机会，使国际金融体系的诚信危机进一步升级。最近，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法国兴业银行“魔鬼交易员”凯维埃尔的“戏剧性”表演，又使国际金融市场处于新的道德风险和诚信危机之中。遍及国际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和诚信危机，不能不使我国金融体系具有极大的风险性。（2）欧美国家联手围剿中国。一方面，利用“国际惯例”压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以便通过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达到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利用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以便国际过剩资本通过合法、非法渠道进入我国，这不能不使我国金融安全承受巨大的压力。（3）最近，西方主要央行又先后向商业银行注资1万多亿美元，使本来已相当严重的国际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大量国际游资寻找新的出路，一些金融巨头和国际炒家要借机转嫁风险，大发横财，这不能不使我国金融市场面临极大挑战。（4）与美元连续贬值相对应，我国人民币不断升值，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利率倒挂，将会使巨额国际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大批国际“热钱”的进入，将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推波助澜，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增大我国驾驭金融市场的难度。国际“热钱”的进入，还将导致我国外汇储备非正常增大，迫使我国增大基础性货币投放，结果将使我国本已存在的流动性过剩愈加严重，使我国本已出现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从而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5）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各国金融运作的联系日益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国际金融大家庭中，一国草动，八方风起，金融风波“链锁反应”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国际金融体系运行中的诸多变数，不能不增大我国金融危机的危险性。

总之，目前我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仅来自国内，而且也来自国外，它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给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对此，我们不可疏忽大意。

五、几点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仍存在着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存在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虽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可能与现实毕竟紧密相连，因此，必须树立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高度关注金融市场的各种动向及其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做好工作，防患于未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在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尤其对西方金融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还明显不够。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进一步研究西方金融理论。还要联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联系几百年来屡屡发生的金融危机史，研究当代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运作法规及其典型案例。做到以史鉴今、以外鉴内，使我国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处变不惊，驰骋自如，立于不败之地。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各项法规，都是由处于垄断地位的欧美银行集团主导、制定和操控的，集中体现了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我们必须认清其本质，放开手脚，联系当今国际金融运作的实际，结合自己的国情，建立一套具有自己特点的、独立而高效的金融体制、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清算支付系统、内部监控系统、信用评级系统和金融法规等等，排除国际势力的干扰，维护本国金融系统的安全。同时，在必要时，还要敢于利用国际金融法规和惯例，发挥自己的优势，与西方金融集团较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鉴于当今国际市场信用缺失、投机盛行，国内金融体制不尽完善，市场发育还不成熟，有必要建立和不断完善金融情报的采集、研究和处理系统，为我国金融当局及时提供信息和决策参考。同时，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金融决策还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金融决策首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金融决策重大失误的责任追求制度，以提高决策层的金融安全意识和责任心。

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维护并巩固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在金融市场的辐射力、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引领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行为，拟制过度投机，保证金融市场健康有序运行。

最后，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矛盾，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要加强基础产业，完善和发展相关产业，合理经济结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经济实力。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波正向全球蔓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工作，积蓄力量，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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