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扩大内需之路（上）
张开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涌现，直到今天逐渐升级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人关注。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纷纷加以解读，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原理来解释，既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包括从资本主义国家“学业有成”而回国的代言人们；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分析经济危机的成因及趋势，对中国而言也是国内外两个部分。
总体来讲，今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有些被动，甚至于一些人来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试图寻找对策。从马克思那个时代开始，逐渐明显展示出来的经济周期——或曰经济危机——已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对象。当然，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呈现十年一显著波动的现象，而是跨度逐渐变大，这不应排除资本主义自身调控以及干预能力的完善，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它的基础仍然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一切纷繁复杂的现象并没有超越这个藩篱。所以，对今天经济危机的研究与分析如果抛开这个基础，那就如同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
有人也许会人为，马克思分析的基础是——金本位（硬通货），而今天的经济危机已经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了。恰恰相反，即便是今天的美元乃至欧元不能够与黄金自由兑换，这也不妨碍这些法定纸币的信用基础——国家信用或权威。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一个重要的伴随现象就是信用制度的扩大与发展。所以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以及股份制度的研究非常重要，这其实与第1卷第1篇是一脉相承的。
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信用货币。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商品二因素的内在矛盾的展现与自我调整的过程。[①]货币流通可以偏离商品流通，渗入虚假因素；信用货币的出现，就在更大的可能性上掺入虚假因素。信用制度的贡献有多么伟大，它自身的破坏力与脆弱也就有多大。
当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政府，乃至中国政府降低利率，目的是向货币市场注入资金时，这正好预言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②]“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③]当然，今天早已不可能转化为金和银，但转化为任何一种比“金融毒品”更好的存在形式总可以吧？但是同样难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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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4页。“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险隘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守商品的社会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同上，第58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8页。
[③] 同上，第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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