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扩大内需之路（中）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扩大内需之路（中）——我们要感谢美国　　

                             张开　　

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通过各种媒体所传达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界”原本是要庆贺资本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可是突然袭来的经济危机却打乱了他们的阵脚，无法自圆其说。事实胜于雄辩，即便用再冠冕堂皇的字眼也无法说服民众。

自己的师傅都无法解决自身的顽疾，更何况我们小学生呢？把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妄图演绎到中国，这个招数在今天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就连曾经相信他们主张的决策者也开始怀疑。

 当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政府，乃至中国政府降低贷款利率，目的是向货币市场注入资金时，提高流动性。这正好预言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1]

“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2]

当然，今天早已不可能转化为金和银，但转化为任何一种比“金融毒品”更好的存在形式总可以吧？但是同样难以转化。

“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而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以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但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险隘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社会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3]

“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4]

买和卖可以在时间上分离，这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可以剥离，商品最终是否被消费掉，对于生产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信用制度已经对他们给予了偿付。例如，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大量的商品房没有被真正消费掉的时候，银行以及其它各种金融机构可以帮助“虚拟的消费者”偿付给生产者。大量无法实现的商品房过剩与堆积就成为不可避免。可是在真正的危机来临之前，生产者与金融机构却在为自己手中分割的巨额利润而沾沾自喜。

然而，最终的真实消费如果不存在，实际的使用价值——商品的有用性——无法实现，资本回流就会断裂，那么竖立在这整个过程之上的利润链条——风险链条，就会最终爆裂。然而，代价却不需要利润分割者来承担，而是美国民众乃至世界民众来承担。

两次战争，美国历史上智商最低的两位布什总统——军火资本的人格化身，两次军火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屠戮，并没有带给美国人民繁荣，而是虚拟的泡沫经济和高失业率。

“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5]

货币流通量已经可以偏离商品流通量；以汇票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就更加可以偏离其真实的物质基础了。信用制度既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同时也非常脆弱。为了达到增殖利润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求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跨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以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6]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7]

这就是说，基督教（这里是指新教）没有彻底摆脱天主教的束缚；信用主义也相类似地没有彻底脱离货币主义而获得解放。妄想脱离价值规律这个基础，偏离得有多高，摔下的危险与痛苦就越大。

总之，改革的反思推进，离不开批判精神。诞生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我们是应该感谢的。这样多少可以避免一边倒的赞美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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