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的危险性在哪里?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3月18日 星期三
[大军网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应《华夏时报》约稿而撰写的文章,放到本网后,内容又有所增加。文章除了评价中国应对危机的手段的对否,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中国面对的危险。而这些危险,目前国内是很少议论和认识到的。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风险很大,而应对的危险的方法如果不对头,那么危险就会更大了。因此,当前的中国应当从这两方面认识问题。]
提要:中国必将成为这一波美国金融风暴最大的受害国,但这一严酷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始终不愿想象,也不敢承认。美国是不愿让中国顺利崛起的,这场彼此利用的合作与婚姻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危局。无论是南海洋面上中美两国船只的对峙,还是美联储哗哗开动的印钞机,都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搏杀。这种搏杀已经到了快见分晓的时候了。但中国方面始终是一厢情愿,充满幻想,缺少战略性的应对策略,以致于今天陷入如此的被动,巨大的国民财富由美国操纵着,小辫子捏在人家手中。未来事态一旦恶化,中国面临的必将是国内外双重的挑战。特发出此文以示警醒!
近一段时期,人们经常想象中国政府还会出台哪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在这些想象中,更多的思路是中国将放出更多的货币,上马更多的项目,把经济搞得红红火火。而在我看来,一味使用这种纯经济的刺激手段,很可能是饮鸩止渴。
实际上中国更需要思考的是另一种调控手段,即利用均衡财富的方法来活跃经济,使大多数的穷人也有钱消费,有钱创业,这种大众消费带动起的经济增长,恐怕要比纯粹的政府国债项目效果更好。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思路,原因在于这些年里,我国利用低人权优势制造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政府赚取了大量外汇,资本 和精英群体积蓄了巨额财富,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以致导致当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严重不足。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注意调整财富的均衡配置,仅仅靠政府加大国有部门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很可能既消耗的宝贵的资源,又会产生民生等社会问题。
一、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数字看得这样重吗?
3月初,我在日本东京时,住在新宿闹市中心的王子饭店,楼下就是庞大的地下地铁站商业区,东边是灯红酒绿的歌舞妓町,西边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大厦。天天行走在地铁、商店和街道里,周围永远是密密麻麻的人群,餐馆和商店里永远是熙熙攘攘的消费者,傍晚时分,路边总是一堆堆喜气洋洋的年轻人。
我常常在想:“这是经济严重衰退的日本吗?” 看当时日本的经济数字,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同比下降了12%!一些企业纷纷裁员,即使不裁员的也大多停产半停产。但是,在经济状况变得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日本人照样吃喝玩乐。那琳琅满目的商店,那精美的商品,一点也没有萧条冷清的迹象。
饭店里常常是宾朋满客。到东京的第一天晚上,朋友带我到一家老字号饭店吃饭,排队等了半小时。最后一天我离开东京时,朋友请吃饭,又在一家饭店前坐着等了半小时。这就是经济衰退中的日本。日常生活丝毫没显示出衰退。这种现象告诉我们:GDP增速和人民群众生活往往是有很大出入的。GDP负增长不一定带来消费负增长。GDP下降不一定就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
鉴于此,我常常怀疑:中国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数字这样敏感,这样在乎吗?即使我们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社会生活又能坏到那里去呢?最多是一些大项目停止建设了而已,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不会有多大影响。
坦率的说,按我的判断,2008年最后一个月和今年第一个月的GDP肯定是负增长,只不过统计局没有报道而已。但在这两个月里,中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多大影响了吗,有多大改变吗?完全没有。你就报出个低增长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还不是照样该吃该喝吗?
中国和日本一样,是个高储蓄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不怕经济危机的。这样的国家本来应该有较强的抵御能力。所以,经济危机爆发它几年,这些国家也完全可以猫起来过冬,靠吃老本也可以过上几年。
明白了这个道理,统计部门就可以大胆地通报经济运行数字,不要把经济数字神秘话,恐怖化。经济工们一定要把GDP与国民实际生活水平区分开,完全没有必要死死盯在一个数字上,好象GDP增速掉下来天就要塌了。这种思维是错误的,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看看我国消费占GDP多大的比例,就可以知道维持我国一个象样的消费水平大约需要多少财力物力了。这些年里,我国的消费比例已经降到了GDP的35%左右。以去年30万亿的GDP来算,消费仅仅需要11万亿的国民产值就够了。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只需要十几万亿的产出就够了。往年一大半的GDP都是投资和出口。投资尽管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关联度往往不是很直接。有些投资完全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无关,但这样的投资往往消耗相当大的GDP。
而出口对人民生活更是关系不大,出不去少挣点外汇就是了。挣那么多外汇有什么用?还不是埋在美国整天提心吊胆吗?谁敢肯定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国民财富还有多少可以保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将一些与国民生活关联度不高的经济活动即投资和出口撤下来(还包括一些投机性的虚拟经济),社会仍然可以维持一个不错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这也就是我的看法和判断:今年的经济增长即使降到零增长,对我国国民生活的影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目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速度都降到了零以下,中国有什么必要非要保持8%以上的高速度。按我的看法,2009年保持个百分之三四的速度也可以。
我完全不同意流行多少年的一种看法:中国经济增速如果低于8%就要出问题。这种说法多少年来一直象魔咒一样束缚着政府以及经济界的头脑。但是它到底有多少道理,它是何等得陈旧,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所以,保8成了人们言不由衷的一种意识,不由自主的一种行动。我们思维能力的低下在这一点上清楚地反映出来。
由于我们对数字有着不正常的恐慌症,于是,在对危机的应对上就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反映和紧张动作,而这些反映最大的可能是消耗危机时期本该保存的国民体力,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这场严冬将有多么漫长。
二、我们真有可以大量动用的资源吗?
我发现我们的同胞至今缺少一种与狼共舞的思想准备,即与世界各国一起在经济危机中共沉浮的思想,我们总有一种超然的置之度外的盲目心理。的确,三十多年来的省吃俭用,我们积攒下了不少储蓄,但这些储蓄有不少存放在不安全的地方,并时时刻刻经受着消失的威胁。
譬如,我们购买的各种美国债券资产,这些资产目前既不能撤离,还要为了维护这些资产的安全而不断地向里输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增持美国国债近2000亿美元。但出于对美国经济的担心,目前国际资金已经开始从美国流出,最近的一个月大约有1500亿美元流出美国。
我估计我国目前在海外的国民资产至少有2万亿美元,光是在美国就有1.7万亿。这些国民财富有些已经很难拿回来了,有些仅剩下帐面财富的意义。我们购买的美国国债,现在不但不能抛售,还要为了保全它而不断地往里投入。至于购买的将近40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据说现在已经可以抛售了,但能抛出多少还不可得知。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一条被绑架的道路。
即使可以收回这些海外投资,但结果也可能是贬得一钱不值。美国政府目前已经黔驴技穷,在没人买国债的情况下,只有滥印钞票一条路,最近,美联储目前已经大开印钞机,狂印美钞9万亿美元。美国的这种做法,后果只有一条,那就是日后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其他国家所掌握的美元资产大贬值。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攒下的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蓄,早晚要贬没有了的。
国内目前大约47万亿元人民币的金融资产中,大约十几万亿不是本国所有,甚至有五六万亿元是国际热钱。这一笔可动用的资源也存在着可流失性。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的报告,2009年1月,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2008年第4季度相比出现了显著变化,短期国际资本流出可能达到350亿美元。另外,由于美元对欧元大幅升值,这种估值效应会导致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存量缩水。2009年1月,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额为-279亿美元。
资本帐户开始净流出,外汇储备不再增长,而是减少,这都是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假如这种现象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我们就要反向思维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所储备和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有些是难以动用的,有些是随时可能流走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时代可能已经完结。所以,我们在动用刺激经济手段的时候,头脑一定不能发热,一定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多少储备的弹药。如果说某些地方政府在上起项目来对宏观情还况茫然无知,上边的人就不能被他们的热情所左右了。
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不仅不是财大气粗,而是随时随地都要战战兢兢。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外部情况的盲目之上。然而,对外部情况的缺乏研究和清晰了解,正是我们今天如此被动的原因。
早在7年前,我就呼吁中国要警惕美元这种虚弱的货币,不能再一味地搞创汇战略,要适当升值人民币,适当地增加进口,避免持有太多的危险货币,但我那时候的呼声没有任何人理会,整个中国政府和主流学派完全沉浸在陈旧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里面。
等到发现问题,再采取应对措施已经太晚了,外汇储备不可遏制地迅猛增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人民币面临着一场狙击已经成为事实。现在,这道铁幕已经高高悬起,何时落下还不可得知。我们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处在一种虚胖的状态,人民币丧失了2003年升值的最佳机会。发展的结果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占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值极小,宏观上是GDP大国,在人均值上却是极端贫穷的小国。这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多年来不适当升值本国货币的后果。现在等大批的马后屁学者再来总结经验时已经太晚。
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危险在哪里?那就是一旦将钱花光后,外人抛售人民币,你怎么办?存在国外的钱要不回来,国际热钱又在用脚投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经济就真的要发生大问题,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这种防范意识?
我的朋友杨新英先生曾经说过,“美国的问题是用刺激消费的办法去推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投资银行的价值发现方法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手段,通过无限贴现和透支每个人未来的方式来刺激消费者提前消费自己的未来。中国的问题则是用刺激和放纵投资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无限放大公众的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的方式来放任消费者消费公众和机构的未来。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花别人的钱都会因没有责任约束而可能挥霍无度,而花自己的钱则会因约束硬化责任明确而精打细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潜伏的危机将比美国少不了多少:美国最多是个人和企业破产,而中国则可能是政府和社会的破产!”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不敢把丑话说在前头,总要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总是夸奖孩子如何好。这样一种文化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往往是被动和巨大损失。假如中国政府和中国主流早早接纳了我的意见,我国的今天不会搞得这样被动。
所以,对于我国目前来说,最需要防范的是过早地消耗了体力。新英兄说得非常好:“我们都毫不怀疑我国政府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大资源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相信按照目前的财政与金融境况,支撑经济两三年的增长没有太大问题,但我们极其关注这两三年的增长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民公社大食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着没有问题,都能不负责任地吃个肚儿饱,但一年后就开始了大饥荒。这就是过早动用资源的案例。如果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以牺牲持续增长为代价,那么,人们是否想过:过度使用政策流动性和严重透支个人未来会造成什么后果!通过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放大公众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放任消费和刺激经济,这种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全球经济在经历了美国式的崩溃之后,还能再经受一次中国式的崩溃么?”
我们必须要敲响警钟。因为我们目前所依靠的美国那堵墙太不牢靠了。美国政府负债十几万亿美元,企业和民间负债几十万亿美元。美国今天的情况是有钱人不拿出钱来,政府只有发行钞票。等钞票印多后,必然是一场美元大贬值。这种前景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我们就是不愿这样认识,并且,政府宣传部门还不让媒体报道反对购买美国国债的意见。我在凤凰卫视的发言就不敢放到网站上。六个现场嘉宾,偏偏没有我的视频。但现在形势的发展,完全应验了我的预言。
我曾在凤凰卫视节目里说过,中国要准备壮士断臂。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战略家的眼光,是一眼看到底的应对方略。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是我们今天应有准备。但是,这种思路政府清晰吗?有充分的准备吗?
三、V字型之后又会怎么样?
从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三月份,我国经济走了一个急剧下降然后回升的V字型曲线。这说明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发挥了效用,但这次曲线回升后又会怎样走?会不会再次掉头向下?
中国今年的外贸如果比往年掉下三成,那就是大约三万多亿的GDP要放空。如果硬要填上这个窟窿,就需要刺激起三万亿的内需。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填不填这个窟窿?
仅靠目前出台两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恐怕这个窟窿填不满。那么填不满怎么办?继续启动第二套刺激方案吗?如果看了我上面的陈述,人们可能会谨慎起来。
我的意见是明确的,中国没必要再出台第二波刺激方案,即使出台,也要以民生和消费为主导,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就可以了。中国决不能过早地耗尽体力。中国必须要与世界共沉浮。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我们当然也看到经济衰退时期资源要素价格的低廉,如果有能力,最好趁着国际市场价格低落的时候尽量多利用一些外部资源。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上些投资项目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增大消费,多买些便宜货,也是合算的。这主要取决于实力。如果中国的确有实力,我们决不反对在外国经济衰退之时中国大干快上和大手笔消费。
但外部发展的形势,都很难让我们有放松的感觉。美元很可能结束短暂的升值期,欧洲许多工厂目前都处于半停产状态,重启国际经济必然有一场货币币值的大变动。美联储研究人员已经在发表美元贬值未必对美国经济有害的文章。这一切说明,美国正在为美元贬值做准备。
中国需要做什么准备?国际上的货币战争已经是阴云密布。国内的形势也令人担忧。今年1月以后,消费物价CPI同比已经掉下来了,但连续三个月大量的货币发放(总计3.5万亿元),使人不能不担心通胀的再度抬头。这对那些低收入和没收入的社会群体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国际市场的价格回升,国内CPI马上就会翘头。这应当是一场默不作声的经济博弈。中国要有长期的作战准备,但目前看国际市场的价格短期还难抬头,中国有利用国际市场低谷价格的机会。
总起来看,我国经济下一段的运行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国外经济形势的演变。西方的金融泡沫还在继续破灭。据一些研究机构测算,这场诞生在美国的金融风暴已经使全球50万亿美元的财富泡沫化为乌有,并且全球金融资产的价格还在进一步下跌。随着一些对冲基金投资人不断赎回资金的浪潮,对冲基金行业有可能出现大规模清盘破产。美国股市跌到5000点是早晚的事。
而在国内,这一波刺激经济的手段主要放在投资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加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结构和国有企业的逆淘汰机制,使投资效益出现问号。单纯的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拉动,很可能既消耗了弹药,又没有实际经济效益,并削弱我国未来的抗风险能力。
因此,遏止经济衰退,还是要以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使经济增速降到5%以下,这种调整与发展也是合理的。但是,仅有经济手段恐怕还难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任何经济危机时期往往都伴随着政治和思想的变动。在这个时候,如果不重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善,甚至一些税制的改革,经济问题便可能变成社会问题。
说到底,我的调控思路顺序是:先民生,再建设;先消费,再投资。这不失是衰退时期最稳当的选择。我的目标是,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5%应当是最合理的。即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曲线再次掉头向下,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我们今年必须对W型走势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说到消费,最难平衡的是消费能力。不解决目前我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缩小我国较大的贫富差距,任何刺激经济政策都会事倍功半。当然,这个问题涉及的已经是改革思路以及发展共识问题了。没有政治水平的经济学家只能是最蹩脚的经济学家,可惜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专家都是单一型的专家。
政府今后还会出台什么样的刺激经济方法,无非是从经济到社会两手而已。而其中的宗旨就是劫富济贫,要让雨水流入穷人田。
最后我想总结的是,中国必将成为这一波美国金融风暴最大的受害国,但这一严酷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始终不愿想象,也不敢承认。美国是不愿让中国顺利崛起的,这场彼此利用的合作与婚姻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危局。无论是南海洋面上中美两国船只的对峙,还是美联储哗哗开动的印钞机,都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搏杀。这种搏杀已经到了快见分晓的时候了。但中国方面始终是一厢情愿,充满幻想,缺少战略性的应对策略,以致于今天陷入如此的被动,巨大的国民财富由美国操纵着,小辫子捏在人家手中。未来事态一旦恶化,中国面临的必将是国内外双重的挑战。特发出此文以示警醒!
( 仲大军: 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 邮编 100031。)
附文:
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美元泥坑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3月22日
3 月18 日,美国政府决定要向美联储发行3000亿美元的国债,6个月之后,还要再发行8500亿的国债。这一做法终于暴露出美国已走上了靠滥印钞票来度过危机的穷途末路。
此举动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目前向社会已经发不出国债了,首先是民间没有人买,银行都面临着倒闭,更没有买的。向海外募集也无人响应。 日本欧洲早已收紧了钱袋,只有中国出于被迫无奈拿出了一两千亿增购美国国债,这对于资金缺口高达数万亿美元、嗷嗷待哺的美国简直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只有向美联储这一可以印制钞票的机器发行国债了 ,也就是国家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发行债券。
走到这一步,中国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就是投到美国的1.7万亿美元的巨大金融资产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美元大贬值和美国高通货膨胀中化为泡影。
仅仅是在几天前,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还忧心忡忡地希望美国对中国在美国的庞大资产能负起责任,美国政府也立即回应让世界各债权国放心,但话声刚落,美国便使出这最令世界恐怖的一招:开动印钞机。
美国为什么印钞而不出卖家产?
消息传来,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人突然明白了美国危机严重到什么程度,突然意识到美元大幅贬值的未来,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外汇储备的危险。
这种结局我早已料到,并且在去年秋和今年2月份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清楚地表达出来。但即使到了今年二月份,与我当场辩论的袁钢明教授等人还对美国充满信心,大唱赞歌,说什么购买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现在,这些老兄可能都傻眼了。美国人怎能这样干呢?
很多中国人想不通,美国怎么能这样干!美国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负责任的办法而选择这样损人利己的办法呢? 美国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家底还是仍然很雄厚的,变卖点家产也是可以过日子的。夏斌先生前天在中央台经济信息联播做评论时说,美国最好是别印钞票,而是靠出卖值钱的家产来度过危机。夏先生真是想得美!人家美国会这么傻吗?人家会把最有价值的高科技卖给你中国,会把好企业卖给你吗? 人家能让你中国拿着美元钞票到美国大肆收购吗?人家掌握着印美元的大权,能傻乎乎地靠出卖家产度过难关吗?
严酷而无情现实终于给中国的好学生们上了一课。看看这几天中国主流学者们的种种表现,除了幼稚就是可笑。倒是饱受攻击的张维迎教授今天在钓鱼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向斯蒂科里茨先生提了一个有水平的问题,美国今天为什么不忍着度过危机?也就是说,既然没有钱了,就老老实实地省吃俭用,一点点度过难关。但美国人愿意这样干吗?美国甘心象中国人这样过紧日子吗? 美国人甘心悄不做声地趴下去吗?中国学者怎么光凭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去要求美国!
这件事情告诉人们一个严酷的事实,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准则都是把本国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任何国家都会不惜一切手段保护本国利益的。基于此,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寄希望于别国的高尚、仁慈和守信。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多年来的发展丝毫没有一点防范意识,中国的君子们一腔情愿地将本国巨大的资产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美国,决没想到这笔资产会有什么风险。
总之,美国近来的表现很是给中国学者上了一课。中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历来令主流学者们亦步亦趋的美国今天能落到这个下场,怎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等待中国的只有每天在惶恐中过日子了。美元一贬值,中国人就眼看着自己多年积攒的外汇财富一点点缩水吧。辛辛苦苦搞了二十多年重商主义发展,耗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到头来积攒下的一点家底还要被人家坑光。这已经不是什么今天才能看到的前景了,而是前些年里我一再呼吁警惕的事情。 早在两年前,我就撰文指出,中国在这一场大变动中,至少损失10万亿人民币。这一断言很可能要不幸而言中。
但为什么我多年的警告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政府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这除了与这个国家的体制有关,还能有什么原因!官本位至高无上的官僚体制平日里除了蔑视民间、崇洋媚外还能干什么?
中央电视台昨晚的一条字幕里又打出这样的消息:某某部门决定在今年6月份召开“全球智库会议”,准备邀请三百名外国专家学者前来中国献计献策。
难道中国的学者都死光了吗?为什么本国的民间智库被冷落一旁,为什么对北京大军智库这些年来不断发出的警告和预测不予理睬,而整天围着外国人的屁股转?这和清末的中国状态有什么区别?
这些年里,中国官方的主流学派深陷西方思想的控制,一直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中国政府高层在这么一批人的簇拥之下,哪有一点清醒头脑。直到今天落到个被绑架、被玩弄的境地,后悔也晚了。看看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几乎已经要向美国摇尾乞怜了。
从去年底中美两国高层会谈,王歧山对保尔森提出美国要保全中国在美资产的要求,到今天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通过外国记者转达中国的担心,从去年中国还向美国继续购买了近2000亿美元的国债,到今天眼看着美国开动印钞机,中国正在一步步落入美元陷阱。
人们会问:中国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一地步?怎么会悄无声响地把1.7万亿美元之巨的国民财富搬到美国?中国是怎样走上了这样一条把经济命运掐在人家手里的被动之路?中国社会今天不进行检讨能行吗?人们不进行反思和问责能行吗?
美国已经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了吗?
反过来我们仍然要问一句:美国已经山穷水尽和穷途末路了吗?我认为没有。美国通过采取赖帐政策,不仅可以赖掉背负的巨额外债,还可以使国内经济迅速活跃起来。美国实力仍然保存,美国决不会老老实实地还债而丧失自身的实力。
但是,很明显,迎接世界经济的将很可能是经济萧条后的又一波通货膨胀。一股价格上涨之后,中国会突然发现自己手中已经所剩无几了。中国储蓄的国民财富在美元等外币一场大变动之中,最终会 贬值得所剩无几。
我们现在依然在家里庆幸,甚至有人在对美国幸灾乐祸。但美国真得会垮下去吗?严酷的现实早晚会给中国幼稚的好学生们上一课,但是,很可能等他们清醒过来之后,民怨也沸腾了。
这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中国最缺乏的长远战略研究,特别是缺乏经济发展方面的长远战略研究。一味固步自封的官家体系,已经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的智力发展。中国政府垄断模式再也难以继续下去了。
中国的民间智库并不是天生的愿意批评政府,而是实在看到问题严重了,才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担心。只要看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多年来的不断提醒,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在焦虑。
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美元泥坑的?
官家体系束缚中国的智力发展
自2002年以来,我中心便呼吁中国政府适当放弃“创汇”战略,适当升值人民,避免摄入太多的虚弱货币----美元 。但中国就是不敢迈出人民币升值的一步。2003年就该升值,但一步错,步步错。2003年未能及时升值,结果导致国际热钱看到人民币有升值的投机机会,便于2004年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直到2008年,国际热钱滚滚而来一发而不可收。这一场对人民币的狙击目前还处在静伏阶段,等到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时刻到来,这笔潜伏的巨大的国际热钱早晚会行动的。中国就准备迎接这场早晚要到来的货币大战吧!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这句话提醒人们要及早地预见到危险从而避开危险。但我们的政府管理者从来没有理会来自非官方智库的警告,外汇当局不但不警惕美元的危险和购买美国债券的危险,反而背着国人将如此巨量的外汇置于美国。若不是美国方面公布出中国在美的资产数目,中国的民众将会一点都不知情。
这种体制和这种做法难道今天还不该反省吗?否则我国怎能落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境地!
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年里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写的文章,从2003年我中心在北京远洋大厦召开发展战略新思路会后, 我不断地写文章揭示这方面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对此没有任何警醒,而是一步步走入一条危险之路。由于在2003年那个重要的关头,中国未能把握住发展的方向, 没敢果断地实施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策略,以致于后来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被动局面。
这种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不能老犯这种错误。现在我把这些年来我们的文章列出来, 大家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中国的民间学者说得有没有道理。为什么中国的主流和官方对此置之不理?现在只能用毛主席当年的一句话来揭示这其中的原因了:“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
下面发出几年来我对这一问题阐述的文章。大家可以通过这一篇篇文章,清晰地看到我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入一条危险的陷阱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最早指出了中国过度外向型发展的问题,并在2002年底就特意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但当时我这种思想根本得不到学界和政府的响应。直到今天当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损失的时候,人们也许才会认识我们会议的意义。请大家再看看这篇文章,早在6年前,我们实际上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资料一:
(请点击查看)
中心消息:中心召开“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
2003年1月10日上午,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与《中国远洋》杂志社在北京远洋大厦1218会议室召开了“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主持了会议 [照片],刘福垣、石小敏、王建、温铁军、蔡昉、王小鲁、汤敏、左大培、杨帆、侯若石、李培林、江时学、高粱、顾海兵、袁钢明、杨继绳、王勇、胡江云、姚永玲、林大建、张彤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内容和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的文章《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和政府高层高度重视。具体内容请看“《研讨会记录》”及“仲大军文章”。[ 照片1,照片2,]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 济 与 社 会 观 察
第一期,2003年1月15日
[编者按:2003年1月10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在北京远洋大厦召开“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这是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给会议提交的主题报告。此文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出口贸易以及人民币汇率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2003: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文章]
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
----对调整我国发展战略的一点思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3年1月6日
一、中国应通过提高环境成本来调整产业结构,摈弃短视的发展战略,
20多年来,我国传统的外向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 和不计成本的创汇战略存在着重大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廉价地输出了国内宝贵的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这场进出口贸易交换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资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资本损失惨重。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本,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总起来看,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从比较优势来讲,我国许多出口产品都是在一种比较劣势下生产的。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
提高中国的环境成本已经迫在眉睫,国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保护措施,例如,对于某些产品不实行出口退税,通过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这一类产品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要认真检查一些出口行业的真实成本,譬如丝绸、皮革、农产品等,把漏掉的环境成本找回来。通过关税调节,来合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比较优势来淘汰中国那些不具竞争力的产品,剔除那些赔本赚吆喝的出口产品,最后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的目的,这样做,从表面和时间上看,可能影响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与发展。
总起来看,我国目前还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征,即靠资源来换取技术和服务产品。这种贸易的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移山添海式的出口,目前我国的大理石、水泥、生铁等出口已经位列世界前茅。这种贸易的另一种特点是:初级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着价格的不平等,初级产品国家要以更多的劳动和资源换回所需的产品。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扭转这种贸易结构,最后的结果便资源枯竭,贸易后继无力。目前,这种资源型的出口已经使非洲一些国家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我国近些年来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加工贸易比例已经较大,但还要注意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代价。
二、古今重商主义的比较----正视外汇追求的代价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其本质是节衣缩食,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但君主们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标是黄金。通过出口,赚得国外的黄金。有了黄金,便可以招募和雇佣士兵,进行战争。不过,一味猎取黄金,即使在重金属货币时期,重商主义也具有极大风险。因为当黄金多了的时候,金价也会贬值。当西班牙把拉美的黄金大量输入欧洲时,黄金便大幅贬值。
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从事出口贸易的同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仅仅是为了积储黄金或美元,那么这种追求就极其危险。
今天我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以美元为目标的重商主义。在80年代,创汇还是为了进口,但到了90年代下半期,创汇更多地是为了抵御风险。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为了防范和抵御西方的金融狙击,发展中国家要额外地积储外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国资源的输出和浪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做了贡献。
如此来看,古今重商主义存在的风险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标货币---黄金或美元的贬值。美元在今天是明显被高估的。一旦贬值,发展中国家所储存的美元财富部分将化为乌有。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属货币的使用,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所以传统重商主义的目标必须改变,那就是从紧盯黄金和美元变为重视实物进口,尽可能掌握实物财富,而非货币财富。重视进口的实质是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但这必须增加国内的需求,也必须有人民币升值的配合。
加大国内需求的途径除了大上国债项目、增大投资外,还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增大货币供给等手段,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国内消费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中国的国债投资内容应当向人力资源转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国的“软力量”。要适当纠正过去见物不见人的投资思想。没有国内需求的启动,中国就难以改变历时已久的外向型经济。但是要想真正启动国内的需求,没有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
中国极待均衡发展,中国极待对内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中国必须通过对内发展来拉动内需。为此,中央应认真考虑对农业税的减免,考虑对农民的补偿。借助外部资源发展内部是中国今后的唯一出路。
特别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分割发展,反对奢侈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将是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将出现奢侈消费。中国极待重新审视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两极分化和新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如何通过国内调整收入分配来调整对国外的进口需求。
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了进口一艘德国的铁甲舰,不惜花费几十万农民的劳动,付出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去换回一条军舰。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几百个德国造船工人的劳动相当于中国10万多农民的劳动。这种贸易是以大量资源输出为代价的。但由于买舰是国防需要,尽管代价极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购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这种进口需求。我们把这一类进口需求归结于发展或国防需求。这种需求尽管代价极大,有时也必须付出。
但今天我们要避免另一种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便要消耗西方的高档产品。为了进口这些高代价的奢侈品而付出通过大量资源和劳动输出换回的外汇,这种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比较严重的中国,尤其要警惕这种贸易目标和外部需求。
总起来说,任何贸易战略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决定的。如果其发展目标是扩军备战,那么,所有的资源最后必然向军备方面聚集。如果目标是高科技、某些工业部门或沿海大城市,那么资源必然向这一领域聚集。如果是以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减少城乡差别、破除二元结构为目标,资源的配置又是一个样。中国今天要深刻检查自己的追求目标。
三、认识“进贡经济”的事实----中国应当平衡进出口贸易
当前,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但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美国利用美元和强势美元,廉价地赚取世界资源和劳动。
国外有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之间。这也就是说,除去进口国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却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
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剩余的国家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这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它们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当出口国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的是一堆货币符号。除非该国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这笔外汇储备才有价值。如果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就必须把贸易盈余投资到美国的债券上。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有1000多亿美元投资在美国国债上,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一荣共荣。
90年代,美联储巧妙地利用强势美元和高利率来吸引国外资金,回笼大量美元。美元霸权可以使美国通过印刷美元钞票来反通货膨胀,但却导致了美元债务的泡沫化。目前,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元泡沫正在破灭,美元贬值的趋势已经显现。中国必须早做防范,及早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单向流动贸易可能由于两种结果而结束,一种是出口国耗尽了它的资源,难以继续,另一种是进口国的贸易赤字水平已经达到过高的程度,出口国不愿意再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如果持续实行这种不平衡贸易,那么,出口国便要承担环境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这些恶果。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元铸币收入的事实。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0%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1998年,美国发行的现钞有2/3在境外流通,在新增发的美元中,大约3/4被外国人所持有,有7个国家的美元存款占货币供应量的比例超过50%,有12个国家这一比例超过30%-50%。至于说比例在15-20%之间的国家更多。目前中国的美元存款已达1300多亿,约占总货币量的10%。
美元作为载体货币的事实,使美国获得了可观的造币收入,即纸币的面值与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据估计,美国每年获得的铸币收入能占到其GDP的2.5%,那就是两三千亿美元。美国在获得铸币收入的同时,还得到了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美元而出口的廉价商品。
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这样就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美国廉价地进口商品缓和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的货币总量在不断扩大。在这一活动的背后,是美国人以较少的劳动成本换回了较多的商品货物。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货款,其实质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在货币贬值40%的情况下,出口更多的财富以偿还300亿美元的债务及其利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当年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发展中国家每一次货币大幅贬值,都是一次国内资源的巨大流失。
目前,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几十年来全球贸易是将财富从穷国向富国转移,然而这种不平等的贸易转移是不可持续的,目前,这种财富转移正在出现危机,近两年全球贸易萎缩便是例证。这种贸易萎缩将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那些依赖出口维持增长的经济体要清楚地知道,近年来的出口下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它很可能是多年不平衡和不平等贸易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出口成为国内发展的补充而不是破坏的国家,才可以不受大环境的影响。针对这种形势,中国要特别注意不要将财富转移出本地区,应该停止追求掠夺性的竞争优势,转而向平衡贸易发展。
四、人民币应当适当升值
中国正在成为借贷国家,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存在,其实质是向国外输出资源。这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到今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将达到近3000亿美元。明后年照此形势发展,外汇储备可以迅速达到4000亿美元。今天中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呼应了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
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外汇储备的风险日益显现。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其实质是中国向世界大量出售本国产品和资产,外汇的获得是以出售人民币资产或劳动为代价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著本国资产比例的减少和他国资产比例的增加,意味着GDP内国外经济成分的增加。在外汇储备高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的时候,仍然低估人民币,是本国资产流失的表现。
特别是外汇储备是资产和财富的货币形式,在当今世界各国货币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掌握大量的货币财富具有极大的风险。2002年一年的时间,美元对欧元已经贬值18%。因此,货币财富必须尽量转化为物质财富。肉只有烂在锅里才是肉。
重商主义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逆转。我在1995年就明确提出“人民币进入升值时代。本币升值是中国这一类国家的必然规律。1994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尽管经受了1994和1995年国内高通货膨胀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依然没有贬值,而且逆势升值。今天,强势人民币的时代已经到来。强势人民币和人民币升值的实质是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中国在这一发展阶段急需外部资源来整合国内资源。这一战略调整的核心是谁来借贷的问题。从发展阶段来看,发展中国家最好是借债国家,至少不应该过早地成为债权国。
在外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利用资本项目帐下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帐下的逆差的条件。中国应适时收敛历时已久的“创汇”战略,应当尽快改变其资产、产品和劳动在国际上的低廉状况。中国的资产和劳动应当适当升值。以贫穷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竞争力不值得提倡。
五、中国的资产在不断升值
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更多本国资产被外国资本购买。近几年里,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这正是西方资本购买中国资产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资产卖个好价,如何使本国的资产不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被购买,这是当前中国极其注意的事情。
中国的劳动和资产的低廉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也必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得以调整。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其无形资产及有形资产都在不断升值。但由于多年来我国坚持弱势人民币政策和低估人民币政策,这使外资在产权交易过程中有可能低价收购我国的资产。因此,中国在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同时,必须调整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
中国的资产升值应通过货币手段和资本市场来调整。货币手段的内容包括:适当的国内通货膨胀,适当的汇率调整即本币升值。但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近几年来囿于传统观念,因而在需求方面显得相对保守。近年来国内出现的通货紧缩,除了内需不足等原因外,货币政策上的保守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货币量的增长完全不能按传统的手段去平衡。特别是在有了股票等资本市场之后,货币量与实物经济更是拉开了距离和想象空间。股市和虚拟经济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货币政策。
人类社会在股票市场之前,一直生活在实物经济里,货币量与实物量基本上保持着平衡,当平衡被打破时,便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发生。在这一时期,货币量与实物保持着密切的对应关系。钱多了,物价就涨,钱少了,物价就下跌。但自从有了股票市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由于剩余货币聚集资本市场,使世界经济暂时避免了通货紧缩。股市和债市无形中成了一个储存剩余货币的储水池,特别是当世界进入一个生产过剩的年代,产品供应的过剩使物价根本没有上涨的空间,并且还在不断地下跌,剩余货币只有在资本市场上大肆炒作。这就是欧美日股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狂涨的原因。不过日本和美国都由于没有经验而陷入了泡沫经济的泥坑。泡沫经济最大的危害便是透支消费和过度投资,过早和过度消耗了经济实力,造成经济浪费,最后使经济发展后继无力。
股票市场的出现,使各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难以把握的现象。钞票发行多了也不发生通货膨胀。股票资产的买卖与实物商品的买卖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资产价值符号和虚拟的价格。因此,它可以有较大的升降空间。
中国目前正行进在虚拟经济的初期阶段,而日本和美国已经处于虚拟经济的末期。中国不能因为日本和美国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而止步不前。事实上中国可以更好地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经验,趋利避害,消除目前的货币瓶颈。中国目前没有通胀之虞,并且适当通胀有利无害。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实物资产有待于货币化和商品化。因此,中国的货币供给政策不应当保守。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我国的有形和无形资产都相对廉价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这种廉价,使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随着国力强盛,发展中国家应扭转这种不对等的交易。
六、本币升值的利弊分析----日本和阿根廷的教训
本币升值是节衣缩食的重商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规律。那么,本币升值对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美国、日本和阿根廷等国家的经历中得出结论。
80年代初,里根政府实行美元坚挺政策,使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978年的1:175上升到1985年的1:250。日元疲软导致日本的往来帐户上出现了巨大的盈余,而美国却是赤字累累。1985年9月,美、德、法、英等7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联手干预日元。日元至此开始了升值之旅,到了1988年,日元已从250兑换1美元上升至120兑换1美元。由于担心强势日元会引起经济衰退,日本政府不断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低利率使日本的资金变得便宜,于是日本企业便大肆借债和发行股票。在头脑过热的同时,股市和债市上也激发出一片投机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金也来凑热闹,大批的投机资金涌入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一浪高过一浪,股市指数在4年之间上涨了三倍。1989年,当投机热潮达到顶峰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开始回落,国外资金开始大批撤退。自此,日本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泡沫消化整理时间。
现在回顾日本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是第一个被国际游资重重狙击的国家。现在有许多人把日本的灾难看成是本币升值导致的,这是错误的认识。日本的教训主要在于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和资产高度泡沫化,导致日本人在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显示出过分自负和盲目的海外投资,仅1989年日本的海外投资就达到1700亿美元,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4000多亿美元,海外净资产一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日本的海外投资大多是不成功的,正是这些投资浪费,使日本深陷债务泥潭。
最近有报道说,日本内阁府一分报告透露,日本的国家财富已经连续4年下降,现已降为2906万亿日元。仅2001年日本的国家财富就比前一年下降了52.6万亿日元。造成日本国家财富连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价格骤降,日本今年的土地价格比一年前又缩水了88万亿日元,为1455万亿日元。要是与1990年底日本土地价格最高峰时的2454万亿日元相比,日本的土地资产缩水了40%,也就是说1000多万亿日元化为乌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当年的资产升值和泡沫经济是多么严重。
中国今天如果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本币升值的负面影响。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是有着广大的腹地和内需,本币升值可以给国家引进更多的资源,加大国内的建设,而不是将资源输出国外。但是,中国要有准备应对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是日本当年的那种情况,即资源外流,海外投资。二是引发国内消费过热或投资过热。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节俭型文化的国家,很可能不会象拉美国家那样因消费而出问题。而是可能因为投资错误出现问题,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特别是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值得研究。
我们再来看阿根廷的经验教训。阿根廷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对外资依赖很大。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阿根廷的经济结构水平比较低,但社会福利水平却比较高。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 4%,不仅低于拉美19%的平均水平,而且还低于巴西的18. 6%、墨西哥的22.4%和智利的25%,更是低于韩国的33. 8%。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
1989年梅内姆上台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很厉害。于是,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的卡瓦略制订了著名的“兑换计划”,使汇率固定在1万奥斯特拉尔=1美元的水平上,1992年1月,奥斯特拉尔被比索取代(1比索=1万奥斯特拉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1,外汇的买卖不受限制。事实证明,这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阿根廷的消费物价仅上涨了3. 9%,90年代末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在这一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阿根廷,1991-2000年10年间,阿根廷共吸引了8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大量的外国银行贷款。这种情况使阿根廷在90年代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0. 6%和9. 6%,在1991-1998年的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5. 8%,高于拉美3.5%的平均水平。
但这一期间,由于美元的不断坚挺和高利率,使与美元挂钩的比索不断升值,特别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大批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后,比索的币值被明显高估。这导致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当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阿根廷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外部债务负担以及外来投资减少,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陷入了困境,财政收入每年减少20%,失业率高达18%。到了2002年,金融危机最终出现。
通过阿根廷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升值和不及时调整汇率带来的危害,但阿根廷是另一种本币升值的例子,与日本还有很大不同。阿根廷主要是国内政府财政债务过高,外债太多,国民储蓄率太低,出口竞争力不强。日本是虚拟经济太过分,未能及时平衡贸易,未能将日元升值后获得的好处注入国内建设。
总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中国完全可以扬长避短,中国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广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综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奉行节俭文化和借鉴了他国经验的中国,在人民币币值适当升值后,基本上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和出口的竞争力,更不会重蹈日本和阿根廷的覆辙,相反,人民币的适当升值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或者说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留在国内发展。只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后获得的好处返回国际市场,增加对外部市场他国产品的需求,这样就会既拉动了他国经济,也给自己国家谋了福利。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加中国内需拉动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双赢。
在当前一片升值论、贬值论和稳定论的争论当中,我们的头脑要清醒。要有自己认识问题的主线和角度,思想不要被一些利益集团的声音干扰或混淆。
资料二: 早就刊登于本网的文章
仲大军: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发展战略,2003,1,16,
仲大军:走出“顺差至上”的认识误区,2003,2,25,
仲大军:中国:如何建立新的贸易平衡?2003,12,26,
仲大军:中国外贸损失有多少?-创汇思维的恶果,2004,8,4,
仲大军:走出重商主义的中国外贸前景,2006,8,28,
仲大军:中国:汇率调整还是国内成本调整?2005,7,28,
赵丹阳:低价竞销出口而付出的沉重代价,2004,9,25,
赵丹阳:外向经济偏好对国民就业的挤出效应,2005,1,21,
仲大军:人民币升值越早损失越小,2005,1,22,
仲大军: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对中国的利弊得失, 2005,1,8,
仲大军:《重商主义在中国的完结》,2007,5,23,
仲大军:《中国要有应对国际热钱的新思路》2007,7,9,
仲大军等:《警惕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崩溃》,2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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