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不平等：环境战争与“灾难”分配

另一种不平等：环境战争与“灾难”分配

张玉林

2009年《绿叶》第4期

    摘要：如同增长带来的收入或财富的分配并不均衡一样，生态环境灾难的“分配”也并不均等，而是具有明显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弱”差异，阶级、阶层差异。对山西的考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本土的这种灾难分布状况的研究，不仅应该成为有关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中国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动力问题时的一把钥匙。

前言：超越“危机”的战争

    1978年以来，中国迅猛的工业化浪潮至少同时创造了两项人类历史奇迹：第一，它使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度增长超过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曾经创下的记录；第二，它带来了对于自己国土的全面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其破坏和污染的速度、规模及后果，也远非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可比，当然也超过了它自己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包括19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中国式的工业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早已突破了内涵较为模糊的“危机”的层面，实质上相当于在自己的国土上展开的对于自然界的全面战争。
    这场战争的后果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已经浮现的部分足以说明其杀伤力之大，令人心惊胆颤。以至于中国的领导人陆续发出带有停战意味的人道主义呼喊：“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列车似乎失去了刹车装置，无法预期环境战争何时会结束，它带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不只是“损失”——以及灾难的分布状况的清理，确实已经可能，而且很有必要。在此我将把目光投向中国环境战争最激烈的战场山西，那块拥有众多的文明遗产、3375万人口（2006年）、幅员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去考察它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整体状况、所引发的灾难和灾难的区域分布与社会分布，以及对于农村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要说明的是，本人只曾于2002年冬季和2005年夏季分别在山西的大同、朔州和太原附近做过短暂的考察，而且当时的考察并未伴有前述的明确目的，因此缺少丰富而连贯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基于现场观感生发的深层思考。但这一缺憾可以由近年来国内新闻媒体有关山西省生态环境状况的报道，以及政府的统计公报和少数研究者偏于描述性的调查研究报告来加以弥补。借用历史学家披沙拣金的功夫，通过对丰富资料的耐心阅读、梳理和分析，已经可以拼接出一幅有关山西生态环境战争的完整图画，并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社会机理。

一、财富的扩张、分配及其生态环境代价

    1．财富的扩张与分配
    山西全省70%的土地下藏有煤炭。自1980年代初作为国家的能源基地（90年代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以来，在“有水快流”的观念和政策的驱动下，煤炭资源大规模、高强度地开采，产量长期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与此同时，由煤炭派生的焦化、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重化产业迅猛扩张。
    山西的经济财富确实在快速增殖。不过，新增财富的最大得益者显然是由“煤老板”所代表的新兴富豪群体和地方政府，而不是被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概念所囊括的“人民群众”。
    关于煤老板群体及其积累的财富数量，虽然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根据2007年11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可知：“目前山西省民间煤炭老板手里至少有4000亿元的资金在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相当于2006年该省1451万城镇人口全部收入（1455.4亿元）的2.7倍和 1923万农村人口总收入（611.7亿元）的6.5倍。
    至于政府财富的增加状况，可以通过官方统计数据窥见一斑：财政收入的增长自1980年代以来长期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新世纪以来更是暴涨，2006年的财政总收入为2000年的5.4倍，分别是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2.6倍和3倍。这说明，即便抛开通常隐藏着巨大黑洞的“预算外收入”，与城镇居民和农民相比，政府也是经济增长的突出受益者。
    2．山河破碎——财富扩张的环境代价
    在煤老板和地方政府的财富急速扩张的背后，山西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形势则异常严峻。早在2001年《山西省环境状况公报》就称，山西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其环境承载能力，它的所有城市和重点区域、流域都处于重度污染状态。每平方公里的人均总污染负荷是全国的3.7倍，工业烟尘、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的人均负荷则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倍甚至数十倍。2002年9月，山西省官员公开请求中央政府把山西列为“全国环境保护的重点省”。在其后三年的“两会”期间，多个省区的数十名政协委员曾联名提案，建议国家“将山西列为环境保护重点省，给予等同于首都水资源和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这般“求救”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以下从四个方面将给出较为系统的概观。
    （1）另一种“矿难”
    以矿工的生命安全缺乏保障为代表，山西频发的“矿难”早已使它出产的煤炭在公众的观念中形成了“带血”的印象。但是山西的“矿难”远不限于失去数量不明的矿工的生命，更表现在对于生态和环境的系统破坏。
    这种破坏首先反映在水资源的衰减。山西的煤和水共存于一个地质体中，而煤的开采和矿坑排水使地下水向矿坑汇流，形成以矿井为中心的降落漏斗，原有的含水层变为透水层，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据测算，山西平均每开采一吨煤，要影响、破坏、漏失2.48 m3的水资源。
    采煤对地表水资源的破坏更加普遍，截至2004年，矿山开采导致的水资源破坏面积已达20352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3%，有600万人和数十万大牲畜因此严重缺水。
    高强度采煤造成了普遍而严重的地质灾害。截至2004年，该省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也即全省超过七分之一的地面成为“悬空区”；由此引起的地质灾害分布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220万人；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且塌陷面积还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从全省范围看，每开采1万吨煤，平均会使1.07个人承受土地塌陷、房屋和基础设施破坏的影响。
    （2）山西的天空
    高强度的排放，加上不利的地理条件，使得山西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长期处于“中度”和“重度”污染状态。其中，11个省辖市和许多县城的空气质量长期处于对人体有“较大”或“极大”危害的3级、 4级乃至5级以下。
    两个代表性的城市是省会太原和“尧都”临汾。自1989年国家对32个重点城市进行环境综合考核十多年来，太原的空气质量一直是倒数第一，在世界银行公布的1997年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0个在中国，而太原名列榜首。进入21世纪之后，太原的位置开始被临汾取代。临汾在1980年代曾经是全国闻名的“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但90年代以后，高速扩张的煤、焦、铁行业，使得它不仅在2004—2005年成为全国空气最肮脏的城市，也于2006年高踞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在临汾手持雪糕站在户外，不消几分钟，裸露的雪糕上就会落满黑色的粉末。有环境专家曾经戏称：“如果你跟谁有仇，就让他做临汾的永久居民吧！”
    当然，可供报复“仇人”的地方远不只是临汾。在孝义市下属的一个名叫田家沟的村庄，2007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播放了记者与当地女童的对话：
    “你见过星星么？”“没有。”
    “你见过白云么？”“没有。”
    “空气是什么味道？”“臭的。”
    她闻到的味道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9倍。离她的教室50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厂，对面100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就算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空气的能见度不到10米。
    （3）山西的河流与井泉
    山西的水资源极为短缺，但是山西恰恰选择了“以煤之长、攻水之短”的发展道路。
    河流水量普遍减少乃至干涸。早在1990年代，全省河川径流量平均只相当于1956-1969年间的50.6%。井泉普遍衰微与断流。比如，由于太原西山煤矿的开采，历史上著名的晋祠“难老泉”的出水量急剧减少，1994年4月已完全断流。
    众多泉井的衰竭，与全省范围内地下水的高强度开采、采煤中的漏失而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有关。由于开采量远大于补给量，地下水位以年均2—3米的速度下降，1980年代以来全省范围内不同地方的地下水位下降幅度在40—300米之间，有的地方甚至要深钻1000多米才能见水。
    比水量的减少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水污染的普遍化。在山西纳入定期检测范围的20多条河流的100多个断面中，2001年以来受污染的断面达到80— 90%，其中丧失了任何使用功能的劣Ⅴ类断面占到60—70%；而在全省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中，80%受到污染，70%失去使用功能。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干脆被称为“酚河”，大部分河段早已是一条名符其实的死河——没有动物、没有植物，连水体中最易生存的藻类也没有。
    普遍污染的还有水库、地下水和井水。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原本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山西水资源严重缺乏问题而建，但监测发现，其水质也是劣Ⅴ类。
    （4）山西的土地
    在烟、气、尘弥漫的天空下，在长期使用污水灌溉之后，加上无节制的化肥和农药的喷洒，山西土地的污染自然难免。水、土当中各种污染物的浓度都严重超标。在气、水、土均有害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庄稼、蔬菜、水果的安全性缺少保障。《山西日报》2004年10月14日的一篇报道披露，山西省农业环境检测中心的资料显示：全省“污染严重”的农田面积达120万亩，“比较严重”的达到1000多万亩。各类农畜产品中，农药、化肥、重金属的污染尤为严重。对全省11个市的33个市场销售的3种蔬菜、99个样品的抽检结果表明：各市的蔬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部分品种中汞“严重超标”，而且重金属的污染有加重趋势。另据该省农业厅和太原市农业局2005年4—6月实施的两次调查，在对太原市部分蔬菜批发市场、超市及蔬菜生产基地抽样检测的76个样品中，污染物超标者45个，超标率为59.2%；在对阳曲县、清徐县蔬菜基地检测的28个蔬菜样品中，有18个超标，超标率为64.3%。
    上述从矿难到水、空气、土壤等一系列的考察表明，山西省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格局是全局性的、立体性的和复合性的，因此也是系统的和彻底的。在中国科学院2004年发布的年度《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山西的生态支持系统和环境支持系统指数的排名同时并列末位。对此，山西省的一位领导人概括为：“山河破碎，触目惊心！”山西的一些地区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比如近期的一篇报道就披露，大同矿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被权威部门评为“已不具备基本的人类生存条件”。

二、灾难的分配：另一种不平等

    关于山西的环境战争所造成的后果，部分可以用经济的尺度去衡量，比如“直接经济损失”和“绿色GDP ”。山西省社科院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每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已占全省GDP的15%左右。但是，这场特殊战争后果的相当一部分显然无法用经济的尺度去衡量，无法折算成金钱。比如非经济意义的创伤、灾难、苦难，比如每日每时的痛苦、煎熬、挣扎、恐惧、愤怒，以至绝望。
    不过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环境战争带来的“损失”和“灾难”究竟是如何分布或“分配”的？或者说，这种分布或分配是否与财富的分配成比例？
    粗看起来，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要承受增长的代价，包括生态环境恶化的苦果：当沙尘暴光顾北京，它不会只肆虐于城乡接合部而绕过金融街和CBD。但是，这种貌似客观、全面的认识并不能抓住中国环境问题的要害。欧美和日本的许多环境问题研究早已揭示：如同增长带来的收入或财富的分配并不均衡一样，生态环境灾难的“分配”也并不均等，而是具有明显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弱”差异，阶级、阶层差异，甚至种族差异。而对于本土的这种灾难分布状况的研究，不仅应该成为有关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中国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动力问题时的一把钥匙。这是因为，环境灾难的分配状况，必然决定着不同的社会成员、群体、阶层，乃至不同的集团和阶级对于普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或痛感，从而影响到他们采取不同的行动，最终影响危机治理的效果和危机演变的方向：是得以缓和、“保持平稳”，还是继续恶化。
    当然，衡量灾难的分布难以像衡量财富—贫困的分布那样量化，既不可能按照五等分组，也难以采用基尼系数。这既与灾难本身具有主观性、社会性而难以计量有关，也与缺少全面系统的调查、或者即便调查了我们也难以获悉其（最终）结果有关。因此，本文只能通过对相关零散资料的综合解读和分析，来力图勾勒出灾难的地理区域分布和主要社会群体分布的特征。
    1.灾难的区域分布
    （1）受害严重区域的社会地理特征
    山西省环保局2005年制定了《重点城市和重点地区环境改善工程计划》，其中把“工业较集中、污染较严重、群众较关注”的全省11个重点城市规划区和 51个县（市、区）列为环境改善的重点。这就意味着其覆盖区域面积甚广：11个重点城市规划区意味着所有地级市的市区全都在其中；而51个县市区占到了全省119个县市区的43%，如果将重点城市规划区包含的15个左右的“城区”也计算在内，则达到55%。进一步看，如果“工业较集中”和“群众较关注”是列为改善重点的必要条件，那么覆盖区域面积可能更大。因为现实经验表明，许多灾难深重的地方未必会有工业的集中，其污染源在外；而不熟悉污染源的“群众”也未必会用足以引起政府关注的形式去“关注”。
    与受害区域的广度相比，更应该关注受害严重区域在行政和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分布特征。山西省环保局的前述计划虽然列出了“工业较集中”和“群众较关注”两点，但在这一点上并不明确。我的推测是，虽然大中城市的环境总体上也都呈现出“中度”、“重度”污染的状况，但就全省范围来说，从大中城市到小城镇、再到乡村（当然不是所有的乡村），呈现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渐趋严重的格局。
    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且都与城市作为权力中心的性质和先天优势有关。一是城市环境是环保部门的治理重点，而在许多地方“环保”仍未“下乡”，致使乡村成为污染防治的死角和污染企业的天堂；二是城市的防灾能力和救护能力要远远强于乡村，而乡村更容易受害。下面从空气污染、水污染与矿山环境灾难三个方面具体论述。
    从空气污染来看，11个地级市的空气质量多年来都处于三级和三级以下，多个城市屡次登上国家环保总局（现为国家环保部）的污染排行榜。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纳入定期检测的县城和乡村的情况要好于地级市的市区。大量的新闻报道资料表明，许多县级区域特别是农村的空气质量更加低劣。如运城下辖的河津市，2002年12月对大型焦化企业“太兴集团”周边210平方公里范围的空气质量检测发现，多项污染物“严重超标”。2004年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在2003年上半年，河津市的空气质量为五级以下的天数多达九个星期。而五级以下的空气质量“属非人类居住区”，“因为环境质量太差，群众十分不满，所以当地从7月份以后就连空气质量周报都不再公布了”。尤其是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在河津的11个监测点中全部超标6—55倍。以至于当地人说“宁在夏县呆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夏县为运城市的贫困县）。而在那些有化工厂、焦化厂的乡村，经常会呈现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气味刺鼻”之类的情形，意味着那里不仅不适于居住，甚至不适于短期停留。
    从水污染的状况来看，污染严重的区域当然主要分布在那些被环保部门列入“劣Ⅴ类”水质的河段。一般而言，城市河段和工厂密集地区的河段更严重，下游要比上游更严重。但这只是“科学检测”所证明了的部分，而大量没有纳入检测范围的农村的河塘沟渠实际上是又黑又臭，仅凭感官就可以判断它是更劣的“劣Ⅴ类”。进一步看，城乡之间与污水的关系的不同导致了受害结果的不同。城市居民可以远离污水，其生活用水都是经过某种程度处理的“自来水”，而农村居民则不然，从浇灌庄稼到人畜饮用，他们无法摆脱与污水的密切接触。山西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山西农村人口中饮用水处于“不安全”状况的人口接近一半。
    从矿山开采导致的生态灾难来看，它主要集中在地下采矿的乡村，当然也可能包括少数小城镇，但一般不会涉及大中城市。其背景在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地下的开采通常会被禁止或受到严格控制，而许多乡村则处于私挖滥采少受约束的状态。如前文所述，截至2004年，全省因采矿引起的地质灾害波及1900多个村庄、220万人。当然，矿山开采导致的水资源破坏会较多地波及到城市，有报道说，山西22座城市中的14座、91个县城中的42个受到了影响。不过，更主要的影响还是在农村：多达8503个村庄、496万农村人口。这接近受影响人口总数的80%。
    （2）疾病高发区域分布特征
    已有的资料表明，山西省至少有三种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疾病在全国属于高发地区，甚至居于全国的最高水平。
    第一种是癌症。2005年的一篇报道透露，山西的癌症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在重灾区出现许多难以查明的怪病。仅山西省肿瘤医院一家医院，近年来每年接诊的癌症患者便多达20万人。
    第二种是尘肺病。2002年的一篇报道提到：严重的空气污染使山西的尘肺病患病人数居全国第四位，与它占全国第19位的人口规模形成强烈反差。而据山西省总工会的调查，1990—2002年，全省累计查出尘肺病患者3.6万余人，患者占全省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居全国各省之首；累计死亡8000余人，病亡率达23%。
    第三种是新生儿出生缺陷。卫生部于1988—1992年组织实施的“中国出生缺陷监测”结果表明，全国新生儿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9.96‰，位居世界第一；而山西省的出生缺陷率则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倍，以18.99‰位居全国之首。山西省1997年所做的回顾调查显示，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8.65‰，与五年前的监测结果相近。
    当然，每一种高发疾病也并非是在全省均匀地分布，在一些区域表现得更加突出。现有的资料中提到了下述几个县市的相关情况：
    ——如今灵石的癌症发病率成倍增长。
    ——阳泉恶性肿瘤发病人数及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肿瘤死亡率居中国第二位。
    ——根据1997年的调查，太谷、左权等县患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数占37%，食道癌和肺癌的发病率为3%。
    ——河津市是呼吸道疾病和肺炎的多发地区。
    ——离石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系统疾病多发地区，调查发现，这与当地焦化企业多、空气污染严重以及地下水水质差有直接关系。
    出生缺陷密集分布的情况也存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说，在一些矿区，出生缺陷率达到44‰。另据北京儿科研究所2002—2004年在吕梁山区的中阳县和交口县实施的流行病学调查，两地出生缺陷率分别高达71.8‰和91.7‰。也即每出生100个婴儿，就有7—9个是缺陷婴儿。
    山西医科大学的研究者对某地小学生健康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几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分布情况。在“土法炼焦区”调查的203名学生中，鼻炎患者 137人，占67.8%；咽炎患者176人，占86.8%；扁桃体肿大者174人，占85.7%。而对照区208名被调查学生的相应比率为4.9%、 24.1%和1.1%。与此相应，土法炼焦区学生的血液WBC（白细胞数）指标也劣于对照区学生。
    由于不清楚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省会太原以及其他十个地级市的相关疾病资料，因此难以详细理清山西全省范围内的分布情况。但从上述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相关疾病的分布同样具有向着县城以下的农村地区倾斜的特征。另外，近年来有关山西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在涉及疾病多发的问题时，提到的例子往往都是一些具体的村庄。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本项结论。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环境战争灾难的某些特殊疾病在农村地区的凸现，既与前文所述的许多乡村的污染状况要比城市更加严重有关，也与绝大部分乡村居民不在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之内、缺少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手段有关。
    2.灾难的群体和阶层分布
    由于缺少系统的调查统计资料，要详细描绘出生态环境灾难在山西的各个主要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间的分布情况非常困难。这里将采用基于经验观察的推论和个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几个主要群体和阶层的受害程度进行描述，以图揭示出总体的分布特征。
    （1）官员和企业家：空间区隔导致的受害轻减
    一般而言，山西整体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会影响到所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从普通的农民、工人，到知识分子、大小企业家和各级官员。但是，居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人，接触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机会不同，吸纳的污染物不同，其应对和克服危机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整体的生态环境危机对于每一个群体和阶层造成的危害不同。这里将重点考察三个主要群体——官员、企业家和重污染区的居民——的相关状况。
    就一个整体上空气污浊的城市来说，官员和企业家们虽然也有机会呼吸那令人窒息的空气，但权力背景或经济资本可以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居住在“机关家属区”、“高干小区”，或者开发商宣称的“高尚住宅区”。尽管那里的空气可能也并不清新，但至少没有明显的污染源，他们不需要像焦化厂、化工厂周边的居民那样要日夜面对化学气味的刺激。他们的交通工具是轿车，而不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如果不愿意打开车窗换换气，他们可以不需要捂着鼻子面对窗外的灰尘和废气。他们的活动场所主要是那些有“空调”的空间：办公室、会议室、餐厅、宾馆……而不是炉火熊熊、粉尘飞扬的焦化炉边，不是飘散着刺鼻的烟、气、尘的田野和农家院落，正如“煤老板”们的活动空间不是井下一样。总之，居住空间上与一般社会的区隔，流动和活动空间上与一般自然的区隔，使得他们可以更多地远离重污染区，降低受害的风险。
    就一条发臭变黑了的河流而言，官员和企业家们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至少要失去景观欣赏、亲水愉悦等审美乐趣，但他们有着足够的可替代性愉悦：到商业性的游泳场馆去游泳，到娱乐性的桑拿会所去“休闲”，等等。自然，目睹那发黑发臭的河流也会产生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快，但是他们可以不去目睹。而即便其中的极少数人负有必须目睹的责任，也无须像河边的居民那样被迫整日面对，更不会像河边的农民那样只能用污水浇灌庄稼，并因此遭遇庄稼减产甚至绝收的损失。
    进一步说，就那些采煤沉陷区的情况而言，受害者自然也不是官员和企业家，正如死于矿难的总是“农民工”而非干部和煤老板一样。官员和企业家们不会遭遇房屋开裂、泉井干涸、土地塌陷等诸多问题，不会因此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如年，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生态环境难民（下述）。
    当然，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此断言并没有否定这两个强势群体完全不会受到影响。在空气普遍较为恶劣、自来水的水质令人质疑、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着众多暗数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损害。但是，这只是他们所推动或拉动的“发展”的必要代价，而与其巨大的“政绩”或财富收益相比，他们真正承受的代价可能微不足道。这就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危机，对于官员和企业家来说只是需要短期承受的“不快”，或者是终究能化险为夷的“麻烦”。总之，他们处于“受益圈”的中心和“受害圈”的边缘。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每日每时的煎熬，意味着不知如何逃脱的灾难，甚至会通过生理的和社会的遗传而把其下一代也拖入苦难的泥潭。
    那些在矿井下、车间里、焦炉前劳作的工人或“农民工”，直接身处污染源，对这一群体的状况本文不再详述。下面将把考察重点集中到生活在重污染区和生态破坏严重地区的农民身上，看看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2）污染区和沉陷区的受难者
    要用社会科学的规范语言来“归纳”出高污染区和沉陷区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困难的，这里主要借用近期新闻报道中提供的一些个案资料，来加以透视。
    ——在洪洞县甘亭镇甘亭村和李村附近，山西汾河生化公司（临汾市的重点保护企业）2000年动工兴建，2002年投产，未上任何排污设施，污水通过沟渠注入汾河，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即便是大热天的夜晚，家家户户也要紧闭门窗，飘散的烟尘给方圆数里内的庄稼盖上了厚厚一层灰。村民找厂方要求停止排污，厂方被迫上了一套污水处理设备，但只有在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检查时才运行，大量污水在夜间排泄，村民们日复一日地在恶臭中煎熬。
    ——襄汾县景毛乡吉村村外500多米远的地方，焦化厂冒出的黄色浓烟四散弥漫，“能把人呛死”。自焦化厂投产以来的五年间，村里的怪现象接连出现：有的村民间歇性地头晕恶心；枣树只开花不接果；苹果树因为结出的果子多了一层“黑色铠甲”，被迫全部砍光，但果农得不到一分钱的赔偿。
    ——四年前，自打山西中吕焦化有限公司的大型焦化项目在小高家沟村落下脚来，村民们就在难闻的气味中艰难地挣扎。一停电，这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全是白烟。白衣服穿出去不到一小时就变成了黑衣服。
    这三幅图景呈现了那些处于焦化厂、化工厂旁边的污染村庄的状况。不清楚山西省有多少这样的村庄，其中又居住着多大数量的农民。
    比较清晰的是地质灾害严重地区的情况。如前所说：截至2004年，它涉及1900多个村庄、220万农村人口。阳城县东北约20公里处的可乐山上的大安头村，就是环境战争废墟的一个异常珍贵的标本。2007年5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郭建光的文章《沉陷的村庄》，对这一标本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该村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曾经以棉花高产而成为全国的典型，当时的大队书记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但是当 2003年春天一家煤矿的采掘机进入可乐山的深处后，原本较为丰裕的大安头村便开始了多重意义的沉沦。
    自2003年起，全村近百处房屋都受到了损害，其中70%已不能居住，没搬过家的人只剩20%左右。村民王玉珍家的窑洞出现裂缝，并于2004年5月的一场大雨中坍塌。老伴因受惊吓而病倒，她不得不带着老伴到处找房。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住了不久那房子也岌岌可危。她再次找房，但遭到多家拒绝，因为别人怕老汉“老”在他们家不吉利。最终经镇领导出面协调，2006年正月，她搬进了村委会的原办公室。但没几天老伴便去世了，连放棺材的地方都找不到。陈小娥历经多次惊吓落下了病，时常头晕心悸，浑身乏力，有时还会晕倒。看病花了五六千元，但效果不大。村医李小志家的两层楼房于2002年完工，但一年后就不能住了。2004年4月，李小志夫妇第一次搬家。九个月后，借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只好第二次搬家。没过多久，又再次搬迁。这时，村里所有还未成危房的房子都住满了人，有的甚至挤了三四家。夫妻俩只好蹭觉蹭饭，从东家跑到西家，多时住一个月，少时住两三天。他们打过地铺，睡过窝棚，和别人挤过炕头。
    山被挖空了，水被抽空了。村东头的山沟从前水流不断，现在河床已经干涸，水井的水也干了。只有村西头的山沟里还流淌着一股小涧水，不下雨的日子，这里成了村里惟一的水源。土地被一条条深沟撕裂，杂草日渐蔓延。因为缺水，棉花、扫帚苗这样的经济作物再也不能蓬勃生长了。因为发生过犁地机陷入裂缝、人被甩到一边的情况，很多人家早先花4000余元添置的机器变成了摆设，只能重又搬起锄头和铁锹。
    四五年来，没有新媳妇嫁到大安头村。“家不像家，村不像村”，没有一点活力。

三、制度缺位下不同群体的拯救与自救

    前文的考察表明，环境战争所创造的“利润”更多地流向了精英阶层，而它的累积性灾难却更多地叠加到许多农村地区的农民身上，从而使后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环境难民”或“环境战争难民”。这种状况与利益向上层聚集、而风险向下层汇聚的“风险社会”的逻辑完全相同。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在宏观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灾难面前，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具有不同的反应能力和自救能力。这种不同的能力既取决于赋予他们以相应能力的制度，或者说初次分配，又受到同一种制度在应对危机和灾难时的展开逻辑的影响。这种展开逻辑往往具有不确定的、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既有可能在汶川大地震那样的“突发性灾难”面前显示出令人惊奇的动员能力和救助能力，也有可能在缓慢演化的“累积性灾难”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拖拉，甚至无动于衷。这种逻辑实际上具有再分配的作用。概而言之，它的责任追究机制的欠缺，使得那些居于上层的、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群体——虽然也是“轻度受害者”——能够轻易地摆脱或逃离危机；而它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救助机制的残缺，又使得那些社会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弱者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适应灾难。从结果来看，众多生灵所显示出的被称为“民族精神”的坚韧“适应”，实际上变成了挣扎，一种在制度的裂缝中甚至会越陷越深的挣扎。
    这种伴随着呼救的挣扎，与精英们的四散，共同构成了环境战争中最引人瞩目的景观。关于构成这种景观的几个主要群体的情况，下面将分开叙说。
    1.精英们的移民
    2006年以来，众多新闻媒体报道了不同层次的“山西购房团”到外省购房的消息。“山西人”成为继温州人之后的第二个全国性购房群体，受到广泛关注。一些机敏的外地房产开发商也纷纷打出“环保牌”，从省会太原到一些污染严重的县级市，设立了众多的销售点。比如仅在县一级的孝义市，山东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便开设了6家代办点。而在临汾，200多米长的煤化巷便设有12家山东和海南的房产公司代办点，“国家AAAA级原生态旅游度假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牵手梦海花园，回归自然，储备健康”之类的广告招牌格外惹眼。
    新闻报道大多强调，山西人异地购房的目的与温州人不同，他们不像后者那样为了“炒房”牟利，而是生态移民。报道最关注的是那个形象已经定式化了的暴富群体“煤老板”。
    煤老板到外地购房的迹象在数年前已经出现，它们的迁移目标主要锁定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大城市。“最小的煤老板一年也能挣四五百万元，大的一年能挣几千万甚至上亿。因此，他们置业非常随意，买房扎堆。”往往一个买下一处房子，其他人也跟着买下。某位煤老板提到：这是为了打麻将方便。此人一家十年前从矿区迁了出来，起初搬到孝义，后来又迁到太原。他本人已多年不回村，煤矿生意交给经理人打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太原公关。他说现在孩子还小，山西的生意也需他照看，所以暂时留在太原，但最终要移居北京。
    与多少有些被渲染了的煤老板们的购房相映，在有媒体称为“普通市民”的中产阶层中，也掀起了外地购房的热潮。资料显示，2005年2月，有82个山西人赶到山东省乳山县，一批买下了四栋建在海边的楼房。这启发了前述山东的房产公司挺进山西的行为。生意确实火爆，进入临汾不久，某公司已经卖出三四百套房子，买房的有医生、教师、公务员，不少是团购，其中属于垄断行业和高污染行业的临汾某国有电厂即团购了50套房子。据称，至少有2000多个临汾家庭在乳山买了房。
    关于山西海外移民的状况，如同全国的同类情况一样不详。但是，一些“都市报”经常推出的“移民中介”信息提醒我们思考：这是否也意味着精英阶层对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不再抱有希望而准备出走？
    目前还无法预测山西的省外移民乃至海外移民会扩展到多大规模，是否会因此导致大量的“精英”外流和资金外流，以及其他难以预期的结果。这当然需要引起注意，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污染区的农民、尤其是矿山沉陷区的近2000个村庄的220万农村人口的状况。如果说他们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逃离灾难的难民，那么，当地政府和社会的难民救助机制或危机对应机制又怎样？这一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公正的层次，而涉及到一个社会面对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时是否具备拯救之力的底线的问题。
    2.污染区与塌陷区的农民：出走与等待
    面对生态环境普遍恶化的现状，山西省政府于2006年推出了声势较大的“碧水蓝天工程”。但是，最为关键和紧迫的应有之举——对于生态环境难民的系统救助方案——却似乎并不在其中。就那些重污染区的情况而言，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绝大部分村庄的受害者似乎仍然只能靠拓展自己的忍耐力来应对灾难，即便采取上访、诉讼等合法手段，或者堵路、堵河、堵厂之类的过激行为，也往往是不了了之。至于明显由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和疾病高发的情况，政府既没有全面系统的调查，也没有统一的政策对应。
    关于那些因煤矿开采而导致的地质生态灾难地区的情况，在2003年以前，山西也并没有治理采煤沉陷区的政策，但从当年开始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当时的调查结果是：全省九大国有重点煤矿形成的采煤沉陷区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受损居民17余万户，医院71所、学校312所，涉及近60万人。2005 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了上述九大国有重点采煤沉陷区治理方案，规划资金68.7亿元，计划自2006起的三年间完成。
    治理工程所要解决的只是沉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至于水资源破坏、生态恶化、土地荒芜等等，均不在治理范围之内，且规划只包括“九大国有重点采煤沉陷区”，而“地方矿区”并不在其中。沉陷区的住宅按受损情况分A、B、C、D四等，前两等分别按每平方米67.5元和135元给予加固维修费；后两等中的城镇居民将可迁入新区，而农村居民给予每平方米450元的重建费，补偿面积按每户50平米，虽然由政府提供宅基地，但这种补偿标准远远达不到异地重建的建筑成本。结合该项政策的实施，下面通过对四个村庄的个案的考察，来探讨整体的灾难救助的机制问题。
    第一个村庄是前面提到过的阳城县大安头村——
    在住房出现问题之后，寺河煤矿给了村里400多万元的补偿款。但结果是一部分人拿到了补偿款，一部分人的房子基本没有损毁，却被确定为危房，也拿到了补偿款，而一些受损者却什么也没有拿到。“拿到补偿款的，基本上都是和村支书走得近的人。”附近有村子集体搬迁的，可搬来搬去，搬不出沉陷区，说不定哪天又会出问题。而且人搬走了，地搬不走，种地成了新问题。
    第二个村庄在吕梁市所辖的孝义市的郝家寨村——
    郝家寨原来叫沟底村。1979年和1986年，随着沟底村下沉、塌陷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全体村民先后分两批搬到了山上，出现了“新村”和“新新村”，而原来的沟底村成了长满荒草的废墟。20多年来，郝家寨的塌陷情况日趋严重，老村旁的河流先是变成了“黑龙江”，最后无影无踪。
    2002年初鉴定表明，房屋破损系周边煤矿开采所致。山下的个体煤矿以前是郝家寨村的集体煤矿，后来被村主任卖给了一个私人老板。此后，每次有村民到煤矿去“理论”或到政府上访，事后都会遭到报复。如今，村主任决定郝家寨要进行新的一次整体搬迁。新村将建在两里外的一个塌陷区上，下面早就空了。村主任在外地开矿，家早就搬到孝义去了，每次都是用手机指挥村委会工作。
    郝家寨人不知道他们村是否属于国有矿区，是否在国家治理范围之内。村子坐落在国有水峪煤矿的矿区，但山下的煤矿又是个体煤矿，是典型的“矿中矿”。而孝义市治沉办的官员说：有个办法可以检验郝家寨是否属于治理范围，那就是如果政府派人进村调查损害程度，就表明是，反之就不是。没有人到郝家寨村调查过，但村民们并不死心，他们执拗地相信国家政策一定会惠及自己。
    孝义市已经规划了占地500多亩的城南新区，打算把国有矿塌陷区的市民整体搬迁过去。但该市“治沉办”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席话透露出制度的狡黠：不过这事不能声张，因为如果消息传出去，地方矿的老百姓会找来理论，“为什么只给国有矿区的人盖房子？”
    第三个是灵石县的桃钮村。桃钮村属于国有重点煤矿沉陷区。开采桃钮村周围矿山的是汾西矿业集团的富家滩矿区。100多户人家中，目前几乎每家的墙上都有裂缝。桃钮村的井水七年前就干了。村民只能从山下抽水，一吨水卖到5.5元。由于缺水，小麦的亩产量由过去的500斤降到200斤，山上的果树也都干死了。村里原有530人，已经搬走了300人。上学的小孩少了，村小学也办不下去了。
    2004年，当地政府曾派人来调查采煤沉陷造成的地质灾害，并决定将村庄整体搬迁。村民们还听说，政府可能会给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两年一晃过去了，至今没有搬迁的动静。
    第四个村庄名叫椒仲村，也在灵石县，与著名的“王家大院”相距不远。村内100多户村民的房屋七成出现开裂，庄稼地出现了十几处塌陷，还有又深又长的裂缝。水源枯竭，近千亩果树枯死。
    椒仲村地下的煤早在十几年前就被国有红旗煤矿开采完，村民们怀疑上述问题是介休市后党峪村村办煤矿开采了红旗矿留下的保安煤柱所引起。2005年7月，他们反映到灵石县国土局。经省国土厅同意，随后成立了由相关县市国土局、地质勘察机构和椒仲村村委会五方组成的灾害鉴定小组。但是当8月初要对井下实际测量时，介休市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却提出椒仲村的人不能下井。当技术人员进入后党峪村地界进行地面物探勘测时，又受到阻挠。而在晋中市国土局准备继续调查时，又接到省国土厅的指示：停止调查，由省厅直接介入调查。但一年多过去了，省国土厅及其委托的鉴定单位从未来调查过。
    资料显示，上述分属三个县市的四个村庄具有大致相同的受害处境：房屋开裂，土地塌陷，污染严重，水资源枯竭，由此造成当地无法居住，村民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故而促使一部分或大部分村民自发地搬迁，但是并非所有的村民都愿意搬迁和有能力搬迁，后一部分人只能等待着政府的拯救。
    当然，四个村庄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只有桃钮村明确进入了政府的救助视野，但在被政府调查两年之后仍然不见动静。其他三个村都处于救助的盲区。其中郝家寨原本在“两可之间”的交叉地带，但因为政府没有调查而自然享受不到每平方米450元的重建费补贴，而由村主任擅自定下的“新村”地址仍然在采空区上。大安头村也不在政府的拯救范围之内，因为相关煤矿已经支付了400多万元的补偿款，但拿到款子的只有一部分村民。仲椒村则属于最为难堪的一个：灾难已经异常明显，但由于复杂的利益关系的阻挠，村民们至今仍然不能知道自己受难的确切原因。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处于地下悬空地带的村庄和农民，同时也处于制度的悬空地带。兵荒马乱般的生态环境战场，暴露了基层政权、中层政权乃至高层政权的治理危机，折射出当地社会分崩离析的迹象。

结语：环境战争结束的动力在哪里？

    客观地说，从生态环境危机的侧面来看，中国在确凿无疑地走近危险的境地。至于生态环境的崩溃最终是否会引发整个国家的“崩溃”，目前还难以预料。但是如果将言说对象从整体的中国移向它的一部分，比如山西的许多村庄，那么我确信，社会学乃至物理学意义上的“崩溃”已经不再是需要预测的前景，而是有待发现和承认的现实。问题在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遮蔽，各界都普遍表现出无视或视而不见的倾向。
    当推进环境战争的动力明显地难以成为拯救的动力，中国将如何结束这场特殊的战争？

●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原文注释详细，因篇幅故而割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