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何 新
序
（一）
本书收录我近几年对经济学基本概念、原理及若干政策的反思和讨论。
经济学理念关系于国家经济政策之设计与制订，关系国计民生。一套错误的经济理念会祸国殃民！
经济学之起源，并非来自于任何数学模型或哲学理念，而只能是来自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实态之观察及抽象。
经济学对于中国人，并非一种外来之学术。早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初见系统之经济学观念，已见之于《墨子》、《管子》、《史记》等书中。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术对于世界工业化国家处在落后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学初则邯郸学步于苏联之教条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敢轻逾其藩篱一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统领一时的“主流经济学”又邯郸学步于西方所谓“边际效用”之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并由之发生盲目尊奉市场原教旨的经济意识形态。
这种经济意识形态，鼓吹一切由市场供需定价，一切价值均可转变为商品而付诸市场自由交易，鼓吹将中国资源及企业、银行全部通过私有化、外资化而廉价出售——遂将国家推上国企大规模破产、职工下岗失业和贫富两极化尖锐对峙的社会失衡状态。
（二）
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从国内市场推论到国际市场，似乎看不到国际间各垄断资本集团激烈竞争的严峻现实；天真地以为市场会是“资源配置”的公平上帝，把严酷的资本竞争看作单纯的“效率”竞争。
殊不知，国家间之竞争，从根本上看，无不是为国家民族生存强大繁荣而爆发的经济利益竞争。资本主义的本质动力是残酷的市场竞争。政治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经济政治竞争的极端形态就是战争。
在二十世纪历史中，实际发生过的并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三次。即：新、老工业国为争夺殖民地（人口、资源及市场）的控制权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新、老工业化国家为由谁控制主宰世界而再次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6年以后，在老工业化国家与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美国统领的发达国家为一方，对手是前苏联阵营、红色中国及第三世界），发生了以意识形态斗争和代理人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冷战争”——实质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国际形势表面的平静之下，孕育着一系列新的重大国际危机。如果危机不能被控制，则未来人类仍可能面临新的（第四次）世界大战。但这场战争的主题已不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战争主题：为控制领土和人口而战；而是为全球资源的资本控制权和全球金融的控制权而发生的：资源战争和金融战争。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将决定一切民族国家在未来必然一体化的全球新秩序中，能够以什么地位和经济权利而继续生存下去。
对此，中国人是否已具有清醒的意识，国家是否有所准备呢？
（三）
本书是对近年流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若干深入反思和批判。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是，若放任这一原理无限制地施行于人类社会，必然会导致一种违反人性、弱肉强食——即把人道关系变成狼吃羊的狼道关系的丛林兽性经济。近年来，由于这种丛林经济学的政策方向误导，中国的改革已发生迷误，付出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重大代价。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令举世震惊的高速发展奇迹。但是当今社会却充塞着不平怨戾之气。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社会。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利锥之地。社会中相当多数人，老无所养，弱无所扶，病无所医，冤告无门！根源就是自西方输入的丛林兽性经济学的误导。
实际上，这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全是欺人之谈！资本主义市场分配的根本原理，绝非什么按“效率”分配——绝对不是“效率”决定资源配置，而是服从于由资本规模决定资源配置的“按资分配”规律（李嘉图分配律）。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国家目标主导、无国家计划调控和无国家力量保护的“自由市场经济”(美欧经济都并不是这样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成为恶性市场经济。必然服从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竞争规律。在失去国家力量主导的世界市场上，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后进市场，只能演变成国际跨国资本肆意横行的新殖民地区域！
因此，国家政府绝不能仅仅作为市场“游戏”的旁观者（这不是游戏，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兴衰的生存竞争），绝不能听任国民经济放任自流，一切任由国内外大资本集团作经济主宰。国家有责任充当调节社会资源配置、调节社会分配、保护本国资本和资源以及民生经济的强有力而看得见的手！今日的中国亟需要一种导向社会公正和正义的新经济学——通向社会和谐之路的经济学。
从远古中国的大政宪典《尚书》提出“民为君本”，到近世西方的政治民主理论，实质都建立于一个基本共识之上：国家主权即统治权力（治理权）的全部合法性，是建立在政府与人民的一个“社会契约”之上——国家有责任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存权、谋生权（包括工作权、居住权、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在任何社会中所绝对不能被漠视的基本人权。漠视上述人类权利的“国家”机器，其统治主权就失去合法性，最终必定会被人民所摒弃。人类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国民经济成败是检验政治好坏的天然尺度。国民经济失败必然导向政治失败！因此，国家权力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无所作为，国家权力的根本职能是效忠于全民（而不是某个特殊集团或阶级）并且为人民服务！
未来的中国要安宁、和谐，就必须恢复公平正义，需要回归“社会主义”（资源社会共享，经济成果社会共享），而不能放任由少数人去掠夺多数人，让资本崇拜、拜金主义统治社会！如果说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就应当让社会基本价值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丛林兽性经济学所鼓吹的那种资本崇拜、金钱崇拜和市场迷信的意识形态枷锁下解放出来！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为未来社会求索一条通向公平、正义、和谐之路。
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与增长，另一方面是资源配置、社会产品分配的公平（正义）性；这两大目标始终是社会经济与政治必须兼顾的两极。
个人自由、宪政民主、社会均富——这是自18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1789）、美国革命（1775—1861）和俄国革命（1917）三次伟大世界性革命所追求的三大发展目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三大目标值得继续追求！为此，的确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我们寄希望于未来！
何新 2008年7月20日
第一篇 我们处在金融大危机前夜吗？(2002年7月)
[编者按：在本文于香港发表的同日(2002年7月10日)，美国世经公司宣布破产，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破产案。此后爆出一连串公司财务丑闻。2002年7月10日股市爆跌近400点。为“黑色星期五”l998年以来最低点。主要股票跌破20％。周一跌风传到香港，股市下跌近3％。]
一
我在2001年9月出版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一书前言中曾预断：
“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的确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国——欧元的汇率上。
如果美元暴跌，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突变。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具有不可避免性”。(见该书序第4页)
近几个月以来，美元兑l4种主要货币汇率均趋贬值，创1987年以来之最，但美元走贬尚未见底。近几周来，美元兑欧元汇率急剧贬值，已贬至2001年1月I9日以来的最低点。美元缘何如此走弱，其未来走势如何?举世瞩目。
二
直接触发此次美元下跌的是，美国经济复苏势头不如预期，美国国际收支和财政赤字剧增，公司丑闻频仍，导致投资者抛售美国股票和债券，美元需求萎缩。
但是，导致当前国际金融形势急剧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一年来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产。而表面原因则是一系列公司丑闻的爆发。其实，公司丑闻发生的原因是制作假帐，而公司假帐之所以会影响股市，是因为作假帐虚报营利的目的正是为了从股市套现。
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秘密。其营利机制不是来自实体经营，而是跨国金融市场的资金直接套取。包括欺诈性金融掠取。
近10年来，美国对外资的依赖已达空前程度。目前，外国投资者手中至少持有美国2/5的债券和1/4的公司债券。
外国投资者即使不单纯抛售美国的债券，而仅仅减慢他们增加持有美元股票的速度，美元汇率也将下跌。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看似如日中天，资本流入日增和美元升值，意味着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
三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经济增长开始罩上了“新经济”的光环。十年来美国经济靠炒作“新经济”(“知识经济”)吸引外资。关于知识经济、新经济的意识形态炒作，关于新经济已彻底脱离旧经济及经济周期循环的神话广泛流行。
据说新经济(如硅谷神话)的机制是：“高劳动生产率导致股票价格上升，导致新经济领域融资更加便捷，导致信息行业投资上升，导致劳动生产率无限提高。”这一公式大体可以概括充斥于当时美国主流媒体的所谓“新经济循环”神话。“新经济”下的高投资回报及与此相伴随的股票市值的持续攀升，给国际投资者带来收益无限上涨的乐观预期，从而不断吸引外资流入。
这种外部资金流入支撑了极具美国特色的独特债务经济。这种美国特色债务经济的重要表征，就是巨额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家财政赤字。
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奉行强势美元政策的目的，也是保持低通胀率以及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根据美国专家的估计，美国每天必须接收13亿美元的外资，才能支撑得住其巨额贸易逆差。这数字只要稍减，就必会降低美元的币值，同时会升高进口的价格。
强势美元与巨额资本流入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美元坚挺导致外围人投资加大，而外国人的投资又有助于保持美元坚挺，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外部资本流入美国。
因此，近年的美国股市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老鼠会，老鼠大搬家式地吸引来似乎源源不断的巨额国际资金。
四
但是，过去两到三年间的形势变化改变了人们对新经济的看法，也改变了美国金融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关于“新经济”已使经济周期消失的臆说不攻自破。而NASDAQ市场出现戏剧性暴跌和持续两年以上的低位徘徊，也彻底颠覆了关于新经济的种种神话。近期美国后院发生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都不是孤立现象，其实都是整体国际金融危机的组成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美元必然下跌这一基本趋势，将继续进行。美元最终会以较缓和形式作软着陆，还是会突然发生“黑色”灾难式的暴跌?
一旦美元突然暴跌，则显然将是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巨大灾难。如果外国投资者从美国大量抽走资金，就有可能引发美国股市的崩盘。美国股票市场剧烈动荡，则世界其他股票币物也将受到激烈冲击。世界性的股票价格猛跌，将会更深层地打击近年来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打击企业界和消费者的信心，从而将世界经济推向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变局。
那么，1929——1930年席卷世界的国际金融风暴是否又要重现呢?
(《香港商报》，2002年7月10日)
第二篇 何新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后趋势表示悲观(2008年9月)
1、去看我2001年出版《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序言，我讲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在美国，必会来一次大爆发。这次终于发生，我夫复何言？
2、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累积的巨额内外公、私债务上，总规模据说高达50万亿美元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天文数字。
因此相比之下，目前美国用来救市的7000--8000亿美金金额真是微乎其微，只够应付几个月或半年。不久，兑付困难的美国及其他国家金融机构还将陆续发生破产。
3、美国并没有更多的筹钱的好办法。多年以来许多人迷信外表轰轰烈烈的美国高科技经济。以至现在还有人还在谈什么美国经济的“实体面”如何，他们好像不知道金融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动机。长期以来，美国的实体经济早就是入不敷出的红楼梦大观园经济，包括国防军工在内的高科技产业早就是亏损补贴产业，多数不是依靠良性循环的技术或产品的销售利润，而是依靠资本市场的集资维持繁荣的。
美国应付危机的办法，最终只有发国债向联储透支预借。也就是用继续多印美元票子的方法舒缓眼前的支付危机。但是7000亿美金投入国际货币市场，对全球过剩的美元信用打击足够大，美元势必更严重地发生贬值。
4、由美国债务链条联锁着的全球金融，特别是欧盟债务链规模也很大，所以与美国绑得很紧的英国、荷兰银行现在朝不保夕。比较脆弱的冰岛金融已经濒临破产。危机还会向欧洲和其他地方传递。要拯救，世界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可能是天文数字。
所以格林斯潘、保尔森都说目前这次金融危机规模前所未见，这次美国真的玩大了！这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不是局部危机。
5、中国并没有置身事外。中国已经买了美国上万亿的公、私债券，人家要破产或者已经破产，欠你的这些债务眼看还不起了，至少到期也还不了啦。你买的债券已经变成烂账、呆账了，怎么还说中国经济没受影响；没有损失？1万亿美金，可不是小数字。
此外中国外汇储备总额1亿8千万其余部分的外汇储备货币主要也是美元。美元面临不断贬值，这部分储备也在不断缩水。这也是间接损失。
6、中国近几年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受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出口主要市场将大大缩小，加上出口品受大肆炒作的毒食品影响，发生信誉崩溃；未来中国出口业必将面临急剧萎缩。
国内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非常严峻。
国内发生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到来了。
7、过去几年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超市的时代，恐怕就要结束。
展望今后5--10年，中国人已经该有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苦到什么程度？对下层社会，生活可能会十分严峻，以至许多人发生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衣食无着的艰难状况也难以避免。
8、国家应当极度珍惜剩余在手中尚可由自己支配的约8000亿外汇储备，不宜再增买美国国债。明智的做法是应当逐步多储备黄金等实物，多收购国际资源性产业。
（2008年9月28日） [注：本文是何新的一篇答记者问。]
第三篇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2007年12月)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是指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和恐慌。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所衔接的利益共同体产生了风险传导的路径依赖。房价下跌和持续加息导致次贷市场出现偿付危机，进而引发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金融机构损失严重，信贷市场发生流动性紧缩，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是造成美元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以风险的结构化设计和杠杆比例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创新，使较少的资产形成巨大的交易量成为可能，从而创造了更多的流动性。以次贷为例，其本身规模并不大，但经过全球证券化交易之后，通过衍生交易和杠杆比例，它就可能产生几万亿美元的交易量，次贷相关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动及流动性的高低会对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产生重要影响。
次贷危机本身又是全球美元流动性过剩的产物。正是长期的低利率、低风险溢价的流动性环境为次贷市场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货币条件，并使其凭借高收益成为资金追逐的对象。由于设计复杂的金融工具在投资者和所投资的终端产品之间制造了太多的分离层面，而这中间的信息披露没有足够多的透明度，很多投资者不知道其最终的投资在哪里。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美元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不仅是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而且也是外汇市场的主要交易货币，美元计价的资产和负债在全球银行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因而，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必然会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目前，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9万亿美元，欧洲和日本分别持有4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中国持有近3万亿美元）。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欧洲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与美国次贷相关的金融产品的规模非常庞大，甚至大于美国本土金融机构持有的规模。所以，当次贷危机爆发时，虽然危机的发源地在美国，但欧洲却是主要的受害者。加上近年来全球的利差交易非常活跃，利差交易的存在使得危机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全球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商品市场。
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投资者开始担心危机将波及到美国其他经济领域。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全球经济增长的步伐极有可能放缓。
第四篇 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2008年7月)
一
近年发生的全球性通胀，根本原因是作为国际通货的美元，由于美国政府透支过多而在全球市场发生美元“流动性”过剩。这种美元过剩，导致持有美元各国的购买力增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从而导致国际商品物价上涨以及美元贬值（美元名义币值贬值与实际币值贬值）同时发生。
实际上，美元过剩早在越战后期的20世纪70年代即已发生过。
美元成为世界通货是在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这个会议上各国约定，以美国国库黄金储备为担保，美国政府保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黄金供给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
但是，由于越南战争军费庞大，致使美元发行量过大，导致1970年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对黄金比值崩溃，美元急剧贬值。由此造成美元贬值引发的国际货币危机（当时被称作“尼克松冲击”）。
后来，各发达国家与美国达成以国际货币政策共同维持美元相对币值的美元浮动性协议。各主要发达国家以保持本国国际货币储备（主要是美元）为条件，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共同维持美元对各国货币的适当比例，避免爆发由于大量抛售美元而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但近年来，由于美国公共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日益严重，美国政府以滥发美元进行内外支付，遂使美元超量发行而大量流向国际市场，造成国际市场上严重的美元流动性资金过剩，从而再次导致美元持续下跌的贬值危机。
二
美国政府对美元贬值的应对对策是：
（1）在世纪初，美国鼓吹炒作“新经济”，从而将大量国际过剩资金（游资美元）吸纳于美国证券市场，以抑制美元流动性过剩引发的美元贬值和国际通 货膨胀。（格林斯潘奇迹）
（2）冷战后，利用前苏联体制崩溃后中东呈现的政治真空格局以及美国拥有的不对称军事力量，美国实施中东地缘战略指导下的石油新政策。
美国根本战略目标是制服不听话的两伊（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从而控制住欧佩克（OPEC）这一国际石油产销计划及定价组织。由此，美国试图达到以下战略目标：
（1）由美国石油资本集团掌控世界石油的供给。
（2）利用美国投机基金吸纳国际美元游资，通过石油期货炒作拉升石油价格。
由于国际石油交易一直是以美元作为计价工具，因此油价上升，导致国际美元大量流入国际石油资本集团的控股者（美国）和产油国手中。美元通过石油升值而大量回收。
中东产油国是美国证券及金融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同时美国又是国际石油资本集团的主要控股国。美国两代布什政府发动了两次伊拉克战争，目的就是以操纵石油这一能源武器，不断提升国际油价。
通过上述地缘战略政策的实施，美国一度遏止了由于美元大量超发导致的美元币值急速下跌。实际上，石油产品成为了美元币值的金融担保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粮食也在成为美国试图操纵和控制的第二种国际战略性商品。（由于美国推动的粮食燃料化作业，致使全球粮价上涨70%以上。）
实际上，弱美元、高油价、高粮价，乃是美国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市场的力量至少与美国政府的意图形成了某种“共识”。因此，持续地保持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国家负债的重要政策选择方案。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美国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三
美国次级房贷危机是一种金融危机，即中国人常说的商业银行因房贷停供而造成的抵押债务呆帐和坏帐危机，所涉坏帐金额据国外估测高达10万亿美元以上。
这一危机，是美国经济长期失衡所累积的负面因素的总暴发。问题的实质是，长期以来美国人过度消费，不储蓄，政府也通过滥发美元毫无节制地膨胀其债务。
多年来，不仅美国政府以至中产阶级家庭都债台高筑，个人储蓄率下跌至接近零，国家及家庭的总负债相当于美国全部GDP的350%。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调整逻辑应该是，美国政府及消费者必须大幅削减其开支，增加本国实物产出扩大出口，回笼美元,逐步减少对外债务的比重。这样美元方能重新获得支撑，资金才能真正回流美国，摆脱其信用高度紧缩的状态。
显然，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美国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美国政府暗中纵容拥控巨资的非政府投机基金，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过剩美元，发动大规模的国际金融投机,以此牟取金钱和暴利。
美国政府当前急于摆脱经济衰退。因为衰退会导致外部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流出。美国房价的进一步下跌已引发严重的负资产问题，很可能触发比次级房贷危机更强烈的冲击波，从而加深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调整的时间拖得越长，美国为此负担的成本越大，而且很可能引发全球经济长时间衰退。
当前美国政府仍冀望找到某种方式，尽可能缩短此次全球经济调整的时间，尽可能向外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正在转嫁其危机，让其他国家更多地承担调整成本。
四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世界经济以某种危机的方式结束这轮调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最为重要的迹象，那就是油价的飙升。
油价飙升完全是一个金融问题，是被美国跨国资本集团操纵的工具。因为无论是从供需、成本、地缘政治、稀缺性、世界经济增长对于能源刚性需求预期等等基本因素来看，都无法解释近两年内油价如此急剧上涨的背景。
从供需看，世界原油生产能力和需求量基本仍是平衡的，甚至产能总是保持大于需求。从成本看，中东产一桶原油成本仅5美元，全球平均产油成本也不会超过12美元。
地缘政治只对油价形成短期的扰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当年油价仅上升了7——8美元。还有人认为油价飚升原因是石油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以及能源的刚性需求。其实，这些背景一直存在。
即使油价必须因上述因素上调，也只会均衡地反映到原油价格的上涨中。（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世界原油价格年均价一直大致以每年10美元的速率上升。）
但是从2007年8月份以后，情况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油价飙升了近70美元。而在今（2008年）7月的两周内，油价竟突然飚升20%，然后又跌去20%。这种暴涨暴跌，与石油供需变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此，其实没有其他解释。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
今年第一季度，油价飙升了40％以上，与油品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值更飚升数万亿美元。
由此而流向华尔街基金回笼的美元，使美国得以暂时解脱了次贷风暴三万亿美元坏帐的梦魇。
正是各国对全球金融资本完全无法约束管理的背景，才为美国投机基金在国际期货投机市场的大规模暴利提供了机会。但是，如果认为美国意图仅限于此，那就是错了。从根本上讲，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五
一些迷信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总是在憧憬，油价飙升将引发美国通胀的恶化，将导致联储政策重心的调整，转向升息。的确，美联储的官员最近也频频出来喊话，要关注通胀的变化。
但是，与美国的对外负债问题相比，油价导致的通胀问题只是个小事件。美联储早就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而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了。因为那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国际油价上涨的直接效果，严重地消耗欧洲、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市场国家多年辛苦累积的美元储蓄（不管是政府的、企业的还是居民的）。很显然，这些美元储蓄的另一面就是庞大的美国的对外负债。
如果说当今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最能顶得住高油价的冲击，那就是美国。当前全球经济结构与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经过20多年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美国国民经济结构是80％第三产业，15％制造业，多数工业都已经外移了，能源敏感度很小。美国经济对抗能源价格冲击能力很强。
美国国内产业都是居于世界尖端的高科技产业，军工、软件、传媒、数控机床、飞机，大部分是拥有高额垄断价格（知识产权）的超利润率产品，属于具有高附加值含量的产品。
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美国的整体资本，不过是收缩了一小份利润空间，基本上可以在美国企业内部得到消化。格林斯潘几年前就说过，今天美国经济的发展，早已经不存在成本推动（结构）型通货膨胀。
六
反过来，国际油价上升的巨大成本只能由承载着全球庞大制造业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来承担。
中国、印度都是实行能源补贴的国家。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最终顶不住高油价引发的通胀压力，溃败下来，需求骤然下降，资金自然撤出商品市场，回流美元资产。美元顺势转强，美国通胀问题解决了，美国以外的世界陷入通缩，于是重新开启新一轮周期。
在这个资金回流的过程中，累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庞大美元储备将大幅下降，与此对应的美国对外负债也会大幅下降。
当前，全球的金融资本对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对赌局面，赌你财政能撑多久，赌你敢不敢取消补贴、放开油价。
因此，国际基金正在石油市场反复炒作需求因素。你要是不放开，就消耗你的财政（国家储蓄），消耗你企业和居民的财富；你要是放开，就可能会冒通胀失控的风险。
面对两难，当前中国政府只能权衡如何选择（特别是当可能面临一个比较大短期冲击的时候）——要么延续补贴，把通胀压力延后，期望国际形势的转机。同时采用更强紧缩货币政策压抑国内需求，加快本国货币升值和大幅提高利率。
但这些政策的后果则是加剧国内经济减速以至衰退，加大失业状况。
当前，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已经开始显现。企业面临两方面压力：成本上升，信贷紧缩，盈利下降，实质是生产率下降。人民币的实际币值在国内已随物价上涨而严重贬值。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外汇储备被大量消耗，价格上涨导致进口激增，国际收支也在恶化。
雪上加霜的是，人民币在离岸市场被国际热钱炒作忽悠到了高位，与人民币在国内以实物为衡量的实际币值贬值形成巨大的反差。一旦各方面条件具备了中国金融与外部全面接轨），现在已进入国内的资本就会转头大规模外流，从而引发人民币币值的崩溃。于是，类似1948年曾发生于上海的金融大崩溃（金圆券大贬值）可能在某一天突然爆发，使社会经济政治陷入混乱和动乱。
（2008年6月） [注：本文是何新的一次内部谈话，根据录音整理。]
第五篇 关于弱势美元问题
(致友人的一封信，2003年6月)
美国经济目前最大问题是巨额赤字，特别是国际收支赤字。这一赤字的涵义是国际负债。若以美元计价，当美元贬值时，意味着债务的减少。这是一种对经济危机的巧妙转移。美元贬值的另一含义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数量的增加。
强势美元，弱势美元，都是美国的金融政策手段，这种金融手段已成为当代资本竞争的形态。美国政府推行十几年强势美元政策的目的，是吸引国际金融资本对美国的流入，这种流入伴随着关于“新经济”的意识形态神话，创造了美国十年持续高增长的经济奇迹。美国股票债券价格一路飚升。但近年来“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国际资本大幅流出美国，因此美股、美债大幅贬值。股市低迷，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政策，反过来实施弱势美元政策。
我在三年前已预测到必有这一调整，必有美元暴跌，今后几年必有大的国际金融动荡。这不并是事后诸葛亮的吹牛，不信可看我2001年出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第4页。我在2001年8月出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中曾预言：
“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的确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汇率上。
如果美元暴跌，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突变。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具有不可避免性。”弱势美元，实际是美国以赖债的手段，削减巨额国内外赤字。其次也利于抑制国外进口，刺激美出口（但效果其实不会太大）。
中国人手中也持有大量美国的债券、证券，由于美元贬值，中国将会蒙受重大损失（与其他债主一样。这点在几年前我曾向高层有关方面提过，希望政府警惕，不要让外汇储备唯美元化。但当时人们普遍不信强势美元会很快贬值，故不被采纳。）中国出口品会从美元贬值中得到某些好处。因为人民币是与美元联动的，也等于在贬值。［何按：人民币持续升值后，情况现已不同。］
近年将发生的美元币值调整，是当代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以及国际政治结构全面变动的重要表征之一。我们正处在全球性经济及政治历史性大动变的前夜。（从现在起，未来三十年内中国内外必将发生一系列极其重大动变。）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对此则昏然无觉（中国知识界之弱智与麻木是惊人的）。例如报刊媒体对当前弱势美元的许多主流议论，完全言不及义。
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处在与发达国家的平等地位，而只能处在一种有所依附和被动受剥削的地位。这是中国当前面临困局的一部分。
为什么尽管俄国政治改革早已完成，西方仍坚决不允许俄国加入WTO？因为俄国有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实力仍强于中国）。西方害怕自己的市场对俄开放后会被它吞噬掉。而中国正是由于处在较弱的依附地位，他们才同意吸纳我们。其目的无非是伺机通过资本重组有步骤地兼并、消化中国的产业体系，同时在有些方面（但也并非在一切产业上）搞垮我们。（2003年6月2日）
第六篇 论全球性通货紧缩(2002年6月)
一
近期以来，国际经济评论中频频出现“通货紧缩”这个概念。有报道指出，除了油价由于伊拉克危机有所振荡和上涨，全球商品的价格都在普遍下跌。在东亚地区，日本、香港、中国大陆、台湾，都程度不同地承受到“通货紧缩”的压力。受其影响，当前东亚以至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失业率攀升、就业机会下降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通货紧缩？它是如何突然在经济中出现的？其趋势如何？笔者想就此谈谈个人看法。
二
通货紧缩是一种金融危机。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所谓通缩就是货币短缺。它在货币和流通领域的主要表现是：银根紧缩、支付困难和物价持续下跌。股市持续下跌也是通缩的重要表征。通货紧缩必然伴随着生产过剩（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开工不足和失业率上升。它实际是古典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金融表现。
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拒绝使用“生产过剩”这个字眼。他们更乐于使用“总需求不足”这个术语。但实际上，总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过多（或生产过剩）的同义语。一个是从需求角度讲，一个是从供给角度讲。正如一个胃病患者，说自己“消化不良”（需求不足）或“吃得太胀”（供给过剩）是一回事一样。
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互为因果。生产过剩导致商品销售困难，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商品竞相削价出售（实例之一是《香港商报》近日关于国内家电市场竞相削价销售的报道，以至出现所谓“价格大屠夫”），销售困难导致商家及厂家投入商品生产的资金难以回收，于是发生支付困难（以致相互拖久债务，形成“三角债”），由此造成市场中资金循环链条的中断。支付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导致银行即期信贷不能回收（发生银行坏帐问题）。由此传导则触发商业银行由于资金不足而破产的问题，再传导到金融证券市场则发生抛售有价证券以提取现金的问题，这就是银行危机和证券市场行情下跌。
因此，通货紧缩乃是生产过剩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三者是紧密相联于一体的。这三者反馈于投资生产领域，又会引发企业破产倒闭，生产规模压缩，工人下岗失业，以至失业率高企。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周期性地必会爆发表现为商品生产过剩的普遍经济衰退。自从1825年由于英国纺织品生产过剩触发第一次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至今（15年后英国发动以开拓中国市场为目标的鸦片战争与此次危机有内在联系），200年以来，以7—10年的小周期，10—25年的中周期，50—80年的长周期形式，生产过剩危机在世界经济中频繁发作。
近年中国商品出口，在国际上频频遭遇“反倾销”打压，据报道中国已因此而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这种情况的根源，实际也还是由于全球经济中存在严重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三
近期国内对房地产是否已呈过热发生争论。某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对媒体称：“中国房地产潜在需求极大，根本谈不上过剩。”他援引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的住房标准与目前中国的人均标准作比照，称至少要到中国中产阶级实现“城中有房，郊外有别墅”时，中国的房地产需求才会接近满足。这种以物质实物的绝对需求与经济学所言“有效需求”相混淆的信口开河之谈，我以为正是表明一些宗仰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者不懂究竟什么是经济过热，也不知何谓生产过剩的一个典型实例。
所谓经济过热与否的主要表征是与投资狂热相伴的信贷高潮。而“生产过剩”是否存在，与社会中是否存在对商品实物的绝对需求，毫无关系。生产过剩的标志，是产成品的库存量及其相关增减指数。因为产成品库存的递增，会直接威胁到商业银行转贷给投资商的信贷安全。其库存累积越快，意味着商品流转速度愈慢，则债务拖欠的可能性愈增，最终会导致银行坏帐的发生，导致金融流通链条的崩断，就会融发通货紧缩和经济危机。
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指数，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商品房竣工面积一亿一千三百四十二点一万平方米，增长26.4%；销售面积为一亿一千一百二十九点一万平方米，增长24%。二者增速相差2.4%，滞存面积已达到213万平方米。
在非市场中介的线性供求经济中，存货意味着实物储备的增加。存货不会导致经济危机。但在市场经济中，存货意味着一定数量的货币在转化为存货的同时，已退出金融循环。在货币供给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存货愈多，意味着退出金融流通的货币愈多。通货减少了，金融危机也就发生了。通货紧缩就是这样形成的。
房屋销售远低于生产，意味着商品（房屋）的库存量会不断上升。加上目前中国房屋按揭私人信贷在银行信贷比例中也已呈高速上升。这种房地产滞销形势的确蕴涵着由投资过热导致过剩的危机。一旦信用链条断裂，则房地产价格的大幅缩水以至触发金融危机，的确是可能的。因此国务院有关方面就此发出警告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也是完全必要的。
四
如果通缩就是货币短缺，那么问题就是，钱流到哪里去了？在市场经济的循环周转中，钱怎么会愈来愈少呢？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奎内医生（F.Quesnay，1694—1774）最早提出了一个市场经济中货币和实物循环运动的直观模型。这个模型被熊彼特看作近代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关于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作出一种最简略的说明。
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这个模型可以简化为两个端点和两个流通进程：即总供给（生产）和总需求（分配与消费）两个端点。贯通这两个端点的是两个流程：即物资流通（物流，包括劳务交换）与货币流通（金融流）。但是这两个流程的性质完全不同。在物流的循环中，实物在消费中被消耗和消失。而金融流却必须通过每一次循环流转而获得增益。这种金融增益，是下一次经济循环能够实现的前提，它的产生源泉，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创生的利润。利润产生金融增益，形成资本的自我增殖，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市场流通运动中外延不断扩大的源泉和奥秘所在。
由于市场经济的循环运动，完全依赖于两大流通即连结供给与需求两点间的物流和金融循环，因此一旦发生供求梗阻就是生产过剩。一旦发生金融梗阻就是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
奎内模型提供了近代西方市场经济分析的一种原初模型。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时，它甚至优于后来更为复杂的许多投入产出分析模型。那些模型往往迷失于数式和语言游戏的迷宫中。检验任何理论是否具有价值的最终意义，是看它能否将现实问题以最简括的模型和原理加以最透彻的解释和说明，并且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印证，而绝不是以晦涩的语言和模型使现实更复杂以至无法作出可验证的解释和说明。我个人认为，当诺贝尔奖被派发给以心理统计来分析经济进程的研究时，现代形式主义经济学不仅彻底唯心主义化，而且可以说已经具有了一种随机的游戏性。
早在90年代初期我已多次撰文探讨生产过剩和通缩问题，我当时曾推测过世界经济自90年代中下期开始，在两个世纪之交可能遭遇渐进的，但也是资本主义三百年历史中最深刻、最持久、反复振荡发作的严重危机。当时我将其称之为“总体危机”。
我认为，这一危机必然会发生而且会持久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工业化运动得到迅猛扩张，导致全球供给能力大幅度上升（中国改革开放导致的生产力快速提升，对这一进程促进尤大）。然而由于这种工业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中呈现非均衡分布，导致各国间的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使全球经济中有效需求的增长远远跟不上产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同时世界经济中两大流通：物流（世界贸易与劳务）与金融流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梗阻和障碍，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各国经济政策给予杀贫济富的有意误导，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经济遭遇严重、持久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香港商报》2002年2月25日，《新远见》2003年2月号）
第七篇 人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2008年4月)
何新先生近日（2008.4—16）说：
人民币升值同时就是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是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人民币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陷入由于美元贬值和能源升值引发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但是，人民币升值也是当前全球物价高涨的原因之一。此外国际油价、粮价飙升，中国国内农地剧减，农民弃粮抛荒，导致国内物价必然仍将节节上涨。这后面有确实有国际金融战争，并且物价不间断的持续上升，隐含着会引发巨大社会危机。对发达国家，这是有设计的全球战略，是最终抛弃三分之二“喂奶”人口的计划实施。
何新先生还说：
有人认为美元是虚拟货币，以致一些人妄自推测美元泡沫何时崩溃。这是片面之论。美国金融资本垄断控制着世界石油和世界粮食的资本市场——当今时代不是市场定价的时代（包括对美元及人民币的定价），而是资本定价的时代；而且美国控制着高科技，这些都是美元价值的实体担保。近年之美元贬值是美国调整国际收支赤字同时调整当前世界金融结构的战略措置，而不是失控崩溃的前兆。倒霉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被调整国家。当然，这种调整也意味着引发某种国际金融危机。
（2008.4.16）
第八篇 人民币升值所隐伏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4月)
一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用同量人民币可购买的外币和外国商品比以前多了。外币及外国商品对人民币变得便宜了。
二
但是，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用人民币估价的中国商品贵了。即中国商品对外币和外国商品涨价了。
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同时是中国出口商品升值。
三
换句话说，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商品对于外币及外国商品的价格上涨。
大陆房地产等不动产价格的跃升，也是人民币升值的必然结果。
在以美元作为贸易结算单位的世界广大地区，中国商品价格由于人民币升值都在发生价格上涨。
［注：货币币值与物价关联性原理：
本国货币币值变动不仅是货币兑换量变动，而且必然意味本国商品物价对他国货币及商品兑换量的同步联动。这一看起来极其简单自明的原理，却是当今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不知道的。因此才有以人民币升值来应对物价上涨的建议。］
四
人民币之升值，是人民币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地位调整以及国际金融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
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所刺激的套利预期，导致国际资金迅速涌入中国设法套兑低价人民币。因此，中国手中的外汇储备也不断快速上升。
由于人民币正在被外资大量收购囤积，致使人民币超过国内市场之货币需求而不断增量发行。
五
人民币超量发行，本应当发生人民币贬值以及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但实际情况却是人民币币值目前不降反升。原因在于：在国际离岸金融市场上（offshoreFinancialMarket），人民币被国际炒家因升值预期而大量收购和囤积。货币也是商品，服从于供求影响价格的规律。国际货币市场对人民币的收购需求，造成了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市场压力。
但是，一旦这些被囤积的人民币被抛入流通市场，不仅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并且势必加剧国内通货膨胀。
六
由于中国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形态，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也导致美元的增量发行，致使大量美元及美元资产在中国手中囤积。
七
困扰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有三：
（1）政府巨额财政赤字。
（2）巨额国际收支赤字造成的对外债务。
（3）美国国内商业银行积累的呆坏帐（即不良贷款——美国商业银行也有呆坏烂账，已引发房次贷危机）。
超量发行美元是美国用以纾解上述问题的主要办法。而其必然后果，就是美元不断贬值。由于中东石油市场是以美元作为结算单位，而国际石油资本主要操控于美国，因此美国正在用石油不断提价来部分地抵消和对冲美元贬值——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迫使购买石油者付出更多的美元来抵消美元超发。
粮食是美国目前正在操作的第二宗国际需求量大的战略性商品。
八
以上的简略叙述，实际预示了围绕人民币升值所可能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预警信息。结论是：
（1）凡货币过量发行（超过实物商品市场需求），通常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这是一个普遍货币规律，即通货膨胀规律）。
（2）近年人民币早已过量发行，对国内市场物价也已有明显拉动作用。
（3）但人民币币值目前不降反升，是因为在国际离岸货币市场（OFM）上，出现了囤积购买人民币，以便从货币直接交易中套利的期待和需求。
（4）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国际炒家所囤积的人民币被大量抛售，则将对中国和周边国际金融市场引发类似1997年式的金融危机，引起极其巨大的国际金融动荡。
［注］此前我早讨论过，一种货币在市场中至少具有三种价格表现：
1.一种货币对其他种类货币的交换价格（即汇率）
2.一种货币转借他人时的使用价格（即利率）
3.一种货币对于其他商品的交易价格（以实物为衡量的货币价格）
较确切地说：
货币在货币市场中与其他货币交换的比例就是汇率。
货币在货币市场中转让使用权的租赁价格就是利率。
货币在市场中交换商品的比例就是物价。
三者密切相关，互相连动，一变则皆变。（参看何新《关于汇率、利率与人民币币值》） （2008.4.28）
第九篇 关于离岸金融市场
一
离岸金融市场又称境外金融市场，是经营可兑换货币、交易在货币发行国境外并在非居民之间进行、基本不受法规和税制限制的市场。
一个包括世界各地的、进行各种境外货币资金交易的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即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FinancialMarket），作为与第二市场（国际货币黑市）面上相对应的概念，亦称境外金融市场（ExternalFinancialMarket）。
自20世纪50年代起，离岸金融业一经产生就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资产规模60年代增长了60倍，由1959年的15亿美元发展到1969年的900亿美元。目前，有50多个离岸金融市场分布在全球各地，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07年7月底，全球银行系统的境外资产达到29.98万亿美元。
目前国际热钱总额：据估计近30万亿美元（境外各国货币资产总量）。
二
以美元为中心，离岸金融市场起源于欧洲美元交易。
1973年和1979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两次大幅度提高油价而获得了巨额国际收到盈余，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投放到欧洲美元市场生息获利，使得欧洲美元市场存款总额急剧增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因油价上涨而造成国际收到逆差的石油进口国，纷纷向欧洲美元市场举债，形成欧洲美元的现实需求方。因而，石油美元充实和扩大了欧洲美元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日益衰落，美元危机频频爆发，美元的地位极其不稳定，各国中央银行为了保持储备价值的稳定，也纷纷将原来持有的单一的美元储备转换成持有多种货币的组合，以降低外汇风险。全球外汇储备中非美元资产的比重明显上升。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是由于人民币国际购买力的上升而必然发生的。由此导致国际货币市场人民币的外流和囤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不可避免。为提高本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争夺国际金融市场份额，参与国际金融利润平均化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国家开始由政府推动建立本国的离岸金融市场。
20世纪50年代，伦敦成为全球非正统货币金融交易中心。一个在美国境外经营美元存贷款业务的信贷市场最初是在伦敦出现的。
近年来，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性美元融通市场。后来，不仅美元，各国货币在此成为直接交易的商品，并且形成了受供需关系调节的货币价格。（印证了马克思“货币即商品”。）
三
离岸金融市场是在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突破了交易主体、交易范围、交易对象、所在国政策法规等众多限制。
第一，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吸纳了全球范围的剩余资本和资金。第二，离岸金融市场有其独特的利率体系，均以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为基准利率，是各种货币在国际借贷过程中的唯一参照标准。第三，离岸金融市场的经营环境和市场业务高度自由化，是一种超国家、无国籍的资金融通市场，货币借贷和外汇买卖既不受制于交易所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法规，又不受制于市场所在国的银行法以及外汇管制。第四，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规模很大，是大型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以银行间交易为主，其业务往往带有批发的性质。第五，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以短期资金为主。
四
国际货币交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其与市场所在国的国内金融市场相分离。
纽约、东京、新加坡和巴林是典型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中国属于第一类。
第二类是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业务和所在国的国内金融市场业务并不分离。
如伦敦及香港离岸金融市场。
第三类是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有其客观的资金供给需求的推动。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和各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为欧洲货币市场发育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这也是国际“热钱”的形成来源。
继伦敦之后，日本东京发展出亚太地区的离岸金融市场。
东京离岸金融市场。也是日本政府推进日元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伦敦、东京是国际货币及衍生金融品的两大交易中心。
五
离岸金融市场是规避各国货币管制的直接产物。
其自由化经营及低成本的离岸游戏法则对于全球资金产生巨大吸引力。
世界各地的、进行各种境外货币资金自由交易的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正在通过国际离岸金融市场（OFM）而形成。
离岸金融业务既不受所在国、也不受货币发行国金融规章和法规的限制，业务经营高度自由化，经营成本明显低于传统金融市场，从而使离岸资金（热钱）能够追逐到最大的利润。
全球经济金融的一体化和自由化发展。改变了原有国际金融市场相互隔绝的状态，缩小了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空间距离，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调配资金余缺的国际平台，导致丰厚的金融服务收入。
离岸金融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其独特的离岸运作机制，不受各国金融政策法规约束，日益成为国际金融链上的薄弱环节。存在着信用风险、汇率风险、经济运行风险等众多内险，削弱了各国的金融政策效用，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外汇市场的动荡，甚至危及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稳定。
离岸金融市场的借贷业务一个显著特点是存短放长，一旦某个环节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便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离岸金融市场脆弱化。
离岸市场成为国际大规模洗钱的重要渠道。
六
20世纪90年代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波以及离岸金融市场在洗钱、逃税等非法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促使各国必须强化对离岸金融的监管。
衍生产品交易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现代国际金融中心衍生金融业务以外的其他金融业务也逐渐集中于大型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削弱了离岸金融市场份额。
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离岸金融发源地伦敦，还是传统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或是亚洲的新加坡、香港，或是世界各地的岛国离岸金融中心如巴哈马等，无不利用离岸金融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实现对外扩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谋求最大收益。
中国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源于1989年。当前，中国亟需建立高效安全的人民币资金结算渠道，以渐进战略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因此，当前出现了两个世界金融市场：
1、各国银行之间直接交易、官方（政府）介入管理和监控的正统货币市场。
2、非正统的国际货币金融交易市场，即所谓“离岸市场（OFM）”。这两大市场之间缺乏规则，正在成为国际金融动荡之根源，也是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动力之源。
离岸金融市场吸收了全球范围内的剩余资本和资金，交易主体、交易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当前，各国货币不再以国家或者地区为界，因而其市场范围要远远大于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
［附注]：
（1）伦敦同业拆借利率，简称LIBOR（LondonInter-BankOfferedRate），是各种货币在国际借贷过程中的唯一参照标准。
（2）以银行间交易为主，交易规模大。
（3）市场交易以短期资金为主。
（4）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潮流的催生物。
（5）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是规避管制的直接产物。
（6)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增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性，促进了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7)离岸金融市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在国际平台调配资金余缺的有效场所，使国际储备盈余国家和短缺国家互通有无，从而乞讨善全球的国际收支状态。
（8）离岸金融市场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国际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全球资金资源。
（9）离岸金融市场的存在破坏了各国国内金融政策的推行，削弱了金融政策效应。
（10）流动资本过剩，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这篇札记是何新的读书札记，原文参看《离岸金融市场研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研究小组编）。 (2008年4月——6月阅读笔记)
第十篇 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几点看法(1998年8月)
对目前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来不准备发表看法。
（1）一些基本观点和形势预测，在过去的几本书中都已谈过。近年的形势发展似在意料中。
（2）目前在国内传媒占据舆论主流地位的议论是庸俗经济学。对这场金融危机，多数议论仍只是对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流经济思潮做出应声虫式的回应。不值得对其作认真讨论。但是，考虑到当前这场危机仍日益深化，对我国的经济前途影响日深，如对其走向与本质认识不清，可能导致国家命运的重大转折、因此，写出以下几点意见，仅供领导参考。
一
世界经济在90年代将面临二次大战后5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点，笔者在1990年前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曾有预测：
①“去年东欧事件后，有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其黄金时代。而我个人的看法却正相反。依我看，从现在起，向下看今后10－20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正在遇到其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总体性危机。”（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S教授谈话录。）
（这个观点发表后，当时曾被香港报刊抨击及国内一些学者嘲笑。）
②“1991年以来，世界资金市场激发炽热的金融投机活动，再度形成股市膨胀的‘金融肥皂泡’。但是，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工业利润率下降，失业率上升，正从深部损害着世界各国的产业经济。
从长远趋势看，在世界经济当前的表面活力下，潜伏着极其深刻的危机。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全面态势和近十年来的基本趋势，有根据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可能正在进入历史上第三次经济大衰退的下降低谷。90年代很可能发生全球性结构性的金融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危机。”（人民日报1992年1月24日《内部参阅》增刊第一期。）
二
因此，认识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应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眼光。我个人认为这场危机远未走到尽头，我估计其在明年将深入到欧美地区，将进一步直接震撼美国。这个危机能够在几年前被预测，说明其爆发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某种客观的必然性。现在可以说，当前这场危机，最初由美国跨国金融投机集团对东亚发动，但其结果，却是美国统治集团始料未及也不能控制的，而且已经引火自焚，严重地危及美国自身。
因此，发动这场危机的始作源者，甚至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抨击：
当代美国主要经济评论家库特纳（RobertKuttner）最近即指出，大家都在指东指西地宣称亚洲的崩溃是结构出了问题，包括太多的国家干涉，太多的亲信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足等。但这些指控其实都是避重就轻地找理由，反而疏漏了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充满了恶意的，完全不受节制的流动资金。它挟带超国家的实力排山倒海而来，再健全的体质，再多的外汇储备，都将无法抵挡它的威力。库特说道：“一旦被全球化的金融投机集团选为打击目标，即突然地暴露在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力量中。热钱涌入，追求超级利润，在一番扰乱而不再有利可图后，它又快速流失，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这种投机资金唱和，以货币紧缩和经济的收敛来因应困境，向金融市场屈膝的结果，乃是造成全面性的紧缩。” （《参考资料》1998年9月16日南方朔文）
三
当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一点，最近国际经济评论界已有共识。以至一向以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著称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萨缪尔森最近也对西方领导人发出严肃警告：
“这场经济动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历史时期中前所未有的，它使重要政治领导人及其经济学家们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几乎已经不知所措。正如所有严重的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后果一样，这场经济动荡所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社会性政治性后果。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少数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孤立的问题了。日本、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前苏联集团的经济都在放慢增长速度或陷入衰退。这些地区加在一起，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除非它们的经济衰退被制止，否则崩溃局面将自行蔓延。”一位德国银行家最近也指出：“如果美国倒了，欧洲也会跟着倒下去。现在的情况与20年代末在美国和世界发生的情况的相似之处太多了。有一个共同点是：股市在有时出现引人注目的技术性反弹后又一再下跌。一个不同点是：这一次，金融货币投机到了极没有节制的地步。”（《参考资料》9月16日）
更深刻地观察，我们可以认为这次危机乃是5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将引起全球经济政治的深刻结构改组和政治变动，将导致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终倾覆。
四
如果以10～30年发展趋势的观点作中程展望，我认为未来世界极可能陷入多区域的战乱局面。从苏联崩溃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面一度成为美国一极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实现“多极化”。但是，这种一极化需要非常强大的能够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资本力量来支撑。美国虽然是最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国，目前却也没有这种力量。因此这种一极化的局面，是支撑不久的，必将被打破。打破之后的世界局面，只能是各国、各利益集团根据自身利益自行其是的无极化的动荡纷乱时局。
这种前景，在不远的时期即将出现。
五
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当时任参议员（后为首相，现任大藏大臣）的宫泽喜一曾对我说，战后，90年代世界经济中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将形成三大货币区：
1.东亚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元区；
2.欧陆以德国为中心的马克区；
3.美元将不再居于世界货币地位，仅作为区域性货币从而形成美元区。宫泽说，这将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局。宫泽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对其国际金融方针的战略指导思想。人们所说的国际政治多极化，其经济基础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多元化，正是以这种天下三分的蓝图为基础的。
六
但是，这种局面的发生，将意味着，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即不再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工具和储备工具。对美国自身来说，这将意味着其巨大的外部债务和国际收支逆差，不再能以美元作为结算手段而支付。
如果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观点看，美国作为巨大国际债务国，在国际金融中实际早已处于存在最大坏帐、呆帐（末清偿债务）的不良金融国家的地位，是国际中一个最大泡沫经济的寄生体。
德国一位著名银行家最近指出：“美国经济本身已经变成一个投机气泡，这个气泡是在支撑着美国巨额债务的华尔街证券推动下形成的。这是一种虚无的东西！在美国有50％的家庭是投资股票的，这个数字已经破了历史记录。就像美国的负债水平破了历史记录一样！”（《参考资料》1998年9月16日）
一旦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也就是美国不再作为掌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银行国家，其表面庞大而骨子里虚弱的金融地位即将现形。这一前景对是美国是一个恶梦。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所进行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从打海湾战争到以“对冲基金”为金融突击力量发动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为了阻止这种天下三分的局面发生。在实施这种战略时，美国一直在有效地利用两种国际金融工具和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这两种金融工具就是：
（1）表现为对冲基金（HedgeFund）的庞大跨国金融游资
（2）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两种金融工具的背后决策者，是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国会。而其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萨克森主张放任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化，不受任何政府力量控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七
去年年底我在香港，有一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对我讲了一句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危言。他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这场战争的手段不是飞机大炮，而是金融手段——各国货币储备、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金融信息。
但是不管用什么手段，某战果是一样的。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掠人之财，屈人之兵，乱人之政。近一年来，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我们在俄罗斯、印尼，在韩国，在东南亚，看到强人倒台，政权易位，无数人倾家荡产。据统计，“除了在金融市场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下跌和有价证券价格下跌以外，人们还看到当地人的资产贬值75％（包括香港）。相当于1997年的100美元贬到今天的25美元，甚至更少。设在香港的一家基金会的代理人马克•费伯最近指出，亚洲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至少下降50％。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按美元计算）下降了80％。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如今低于瑞士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后者人口仅为700万。香港自去年7月以来，房地产价格已下跌40％，人民资产缩水1700亿美元，相当于全部金融体系总储蓄已丧失掉一半。“这种惨重损失的后果不亚于经历一场大型战争”。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在1997年不露声色地对东亚发动了这场金融战，可以说正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必须指出，为美国策划和发动这场金融战。在前方冲锋陷阵者是索罗斯及老虎基金会等对冲基金，而在后方谋略策划，提供后勤支持的乃是美国联储、财政部以及IMF。
这四者表面不同，实际是一个战略整体，都是服务于美国国家以及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一体化战略目标和利益的。
八
美国去年发动这场经济战争，在战略上有两大目的。第一通过摧毁东亚区域经济，打击日本金融资本，迫使其收缩，从而使日本在80－90年代试图构筑以日元为中动的东亚货币区的战略努力被遏止。
这一战略目标可以说已基本上得到实现。
台湾评论家南方朔指出：“就宏观角度而言，日本自从进入80年代之后，其旺盛的生产力即已直通欧美，并面临欧美强大的保护主义及“修理日本”（Japan－hashing）的冲击。这促使日本采取“再亚洲化”方针，在东南亚扮演投资火车头的角色。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打击目标之一无疑是日本。因此，亚洲金融风暴可以被视为处于强势的美国金融势力重新攻占亚洲，而日本则被迫谈出的一个转折点。”
九
美国的第二战略目标是自亚洲获取巨利后调集资金力量进取俄罗斯及欧洲市场，通过俄罗斯和欧洲股市的大幅震荡，陷德国马克于虚弱地位，进而阻遏破坏欧元在1999年的实施。1991年以来的7年，是欧盟为实现单一货币艰苦奋斗的7年。明年1月1日起，欧元国家将在非现金交易中引入欧元。三年后，2002年1月1日，欧元将全面进入国际货币流通领域。这是世界金融领域中的一场结构性变革。将导致世界货币体系的两极化局面，意味着美国国际金融霸权的终结。围绕着欧元的兴起，美国与德法为轴心的两大金融力量正在角力。这场战役方兴未艾。正当亚洲各国（包括香港地区）在这场美国发动的摔不及防的金融战中倍尝苦果而纷纷采取保护本国货币措施后，未来国际金融大战的战场将进一步由亚洲转向拉美、欧洲和美国本身的战场。
十
俄罗期经济学家康•索罗金不久前曾在一篇论文中深刻揭露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他指出：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在亚洲方面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先对小国和周边国家进行打击，然后对因周边金融环境不利而被削弱的亚洲主要大国——日本和中国进行打击。然后，计划将“战斗行动”推进到欧洲，以中断金融一体化进程并使欧盟的经济支柱——德国发生动荡。最后，美国准备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将使“接受施舍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美国及IMF“慈善家”。
“正是美国人不露声色的行动使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及韩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急剧恶化。向上述国家提供贷款的银行也岌岌可危，日本的金融体系动荡不安。日元不断贬值破坏了该地区业已形成的汇率制度，加深了东京与亚太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矛盾。其原因是：该地区国家的货币贬值使北京的出口能力下降。为了保护本国的生产厂家，中国本应使人民币贬值，但是，无论从国内政治原因，还是从对外政策原因考虑，采取上述步骤对北京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中国不得不花大力气保持人民币的稳定，在这种条件下，就不可能谈亚洲货币统一和亚洲结算机制问题。”
这位评论家指出：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亚洲国家对石油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减少，使“初级产品”的世界价格大幅下降，低价格重创了俄罗斯，但却加强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此外，亚洲危机还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并加强了美元作为世界结算单位的地位。
竞争对手的困境使得美国人有机会插手以前难以染指的该地区的事务。韩国不得不全面采取IMF的货款条件，将银行体系“廉价出卖给美国。”日元大幅贬值之后，美联储大量购进日元，使日元汇率趋于稳定，暂时平息了日本金融市场的风波。但这种干预附加了一些强硬的要求，其中主要要求是准许美国金融机构购买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大量股份。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使它的最大债权国德国银行体系深陷坏帐危机。而目前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十分接近泰国、印尼过去与日本的关系。（《参考资料》1998年8月4日文“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种高水准战略分析的出现，表明俄罗斯经济学界终于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理论迷梦中清醒过来了。
十一
1994年2月笔者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曾提及当时正在被国内舆论界火热鼓吹的金融体制全面对外开放及自由化问题，双方问答如下：
记者：对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如果仍然盲目听从美国来的专家（包括IMF）建议及理论学说，一味模仿采取美国式的银行体制，我国国家控制下的国有制金融体系最终势将解体。记者：那么您对中美财长最近发表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第8次联合声明》如何看？这份声明很明显表示，美国将大举插手中国的金融领域。
何新：我知道，美国赢了。
记者：如果中国金融真像您讲的那样发生崩溃，后果将是怎样的？
何新：一旦人民币信用由于恶性膨胀而崩溃（像目前俄罗斯卢布那样），那么为了支持人民币信用，可能国家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外债务和谋求得到国际金融资本支持。最终在“对外开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国金融资本将长驱直入，迅速冲击和占有我国原有的金融市场。那么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最终可能将以人民币信用崩溃为标志，而于本世纪末陷入难以收拾的总体危机。（《中国时报周刊》1994年3月20日第116期，《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放慢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使上述前景得以避免。然而，爆发危机的阴影并没有彻底消失。中国并非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若干金融机构由于负债累累而破产，也表现为近一年来日益深化的产业危机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这种产业危机实际是金融危机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因为许多企业就是由于出现呆帐、坏帐以后得不到银行资金支持而破产的。当前产业危机的严峻性，可以说是建国5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十二
几点建议：
（一）以上的分析如果是有道理的，那么就必须看到，美国华尔街背景的对冲基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是一个战略整体，都是为美国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和美国金融资本统治世界服务的。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不应该盲目追踪IMF的建议。而应该以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标的。
（二）人民币汇率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适度灵活浮动，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的。为履行对IMF的某种政治承诺而固守僵死不变的货币及汇率政策并非明智的政策选择。
（三）1999年欧元的诞生，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欧元将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有报道说：中国准备将一部分国际货币储备由美元转为欧元。这种寻求多元化的方针是明智的。
（四）我们将进入的时代，是动荡的时代，而不是平静缓和的时代。对国际经济形势未来的严峻性以及国际竞争的激烈性，应有足够充分的估计。但是当前有人提出，有鉴于东亚各国外向型经济的失败，今后中国应采取闭关自守的战略而放弃谋取世界市场的战略，这是绝不可取的。这种舆论的突然噪起，正与1988年——1992年前后鼓吹中国加速入关的躁动一样，理论似乎相反，但背后却有某种共同的意在误导国家经济方针的国际战略背景。很显然，正如同美国近年竭力阻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制以遏制中国的国际竞争，这种新理论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应当看到，不采取开放体制，中国无法解决自身人口过多、资本及资源不足、技术落后的问题。中国应当利用当前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的世界市场，吸纳国际资源，更快地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金融上努力保护本国市场，在贸易上不断扩大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制造品的占有份额（以提高本国过剩工业部门的产销出路，提高产业就业率），同时有计划地实施跨国资本输出和劳务输出，以谋取国际利润，扩增外汇积累，舒缓内部人口压力——这才是中国面对跨世纪发展所应采取的有远见的经济战略基本方针。
［编者注］1998年10月中旬，传出美国若干对冲投资基金遭受重创而受损的消息，美国联储及财政部立即策应银行给予扶持。在对冲基金受创撤出亚洲、俄罗斯后，危机正逐步向美国本身及南美洲、欧洲区域传递。形势的发展与本文的预测是一致的。 （1998年10月31日） （本文于1998年9月16日报中央）
第十一篇 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1997年3月）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既不是所有制及产权的改革问题，也不是进一步促进国企破产的问题。而是必须以一切政策全面促进和提高社会就业，疏缓庞大过剩人口压力，刺激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恢复增长的势头，以遏制衰退恢复繁荣。其次是在保证国家主权、政治独立、经济繁荣的前提下，促进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贸易体系的进程。因为只有寻求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而不是抑制就业，抑制生产力发展），才是解决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方针。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1）国家财政经济（2）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靠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靠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心政府控制的中心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重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假如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靠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 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假如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重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入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重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
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入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重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实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别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私见以为，近年来经济的若干政策方针亟须调整。如过高利率，以及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难以承受的高所得税率，以及人民币高汇率即人民币价格被过高估计的三高政策，虽然导致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不利于产业特别是出口行业。
1996年发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国内资金通过第二金融渠道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尽管银行利率下调，但由于经济不景气，产业投资难以获利，因而过剩资金被转入股市。在股市中资金被再分配和流变为消费资金。可以猜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爆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由于经济中没有新的产业增长部门，亦没有新的大型投资源进入。因之短期内尚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
我担心，这种持续衰退进程的继续，如不扭转，将在3－8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局部瘫痪。这种局面必须避免！
十四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部长、省长高级官员单纯依靠工资均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已成为中下层官员的必然生活方式。
这种持续纵深化的社会危机终有一大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顺便还应指出，中国及当前西亚太区所碰到的经济危机，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东方转移的表现。（美国经济近两年的复苏，实际与对日本经济出口的遏制以及亚太资金的转移注入有关）。
十五
假如没有有效的积极政策及对策，所谓“两个转变”就是很难落到实处的空谈。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存在每年不断增长的庞大过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维持高就业率是保障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实施阻遏小企业、乡镇企业（因其技术落后），而片面强调发展高新技术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维持高就业率，而绝不是鼓励破产。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有结构问题，有政策问题。结构问题中有所有制问题。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重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重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件，换取发达国家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绝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入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治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别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给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代理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包括三个部分：
1．国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2．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
3．民营资本主义经济。
在国内，应坚持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保持国家在金融政策和体制上的主导地位。必须抑制寄生性私有金融资本的快速膨胀。必须抑制泡沫经济。
在国际上，应大力提高国内经济力量（国营、民营）对外的整体竞争力，而减小其内部竞争，充分发挥中国拥有廉价剩余劳力这一优势，以提高社会就业率为目标，全力拓展国际市场。之所以有必要加速融入全球一体化经贸体系，就是因为这是更有效地拓展中国工业过剩产品市场的必要条件。
[编者按：这是何新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写报中央领导的一篇政策研究文章]
第十二篇 “宏观调控”与房价——致中央某领导同志的一封信
（2006年6月）
XX同志：您好！
这份材料不知有关方面是否已看过，文中关于国内经济的意见，值得重视。
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不真懂国民经济。举个例子，市场经济有一个简单而著名的“供求决定价格”的价格规律，市场上某物供应品多于购买，则其价格下跌，供应少于购买需要，则价格上涨。
近两年来，政府试图抑制房地产投机，压低房价，为此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但细分析这些政策：如提高开发商贷款利率，土地开发实行竞争招标，限制二手房上市包括目前的所谓“新六条”，政策设计未必不是出于好心。但客观上却都是提升房屋制造成本，后果是将进一步刺激房价上升，因为其后果是房源供应量的减少。
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
因此，不调整金融政策，头痛医头之策是难以奏效的。
[何按：从根本上说，房地产的私有化政策，以及私营开发，大房地产商对土地资源和房源的控制和垄断，是房价居高不下、小民居无安所的根源。]
顺颂
政祺！
何新
2006年6月16日
第十三篇 关于房地产暴利和地租
(2006年2月)
目前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都在吵嚷房价日高。其实这完全是基于一个错误概念。必须注意：拉动房价日高的，并不是房屋造价而是地价——土地使用的价格，即地租。这个价格目前埋在房价里，表面上看不出来，所以大家都以为只是“房价”在节节高攀，而且认为是房地产商人在和穷百姓过不去，甚至在对抗国家宏观调控的恶意捣乱。
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以及由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中心区位的级差地租必然大幅上升;必然导致区域地价快速上升，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所谓“级差地租”理论。
所以，房价的上涨不是经济泡沫。那么区位级差地租究竟如何计算？非常简单：只要从一座房子的销售价格中扣除其实际造价（包括原材料费用、人工费用、能源费用、税费及贷款利息），所余部分就是其纯利，纯利中高出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部分，就是目前房地产业的暴利，也就是隐含在房价后面的级差地租。
因此，正是城市级差地租的飞迅上涨，成为目前房地产商获取暴利的主要来源。所以任志强所说是对的——这种暴利并不是房产商人为地造成的，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而是符合房地产市场的经济规律自然形成的。
然而，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一超额利润——人人都看得见的暴利，目前却只能落到房地产商们的手中，而落不到：
1、土地资源本来的所有者——国家手中？
2、也落不到土地资源原来的占有者——那些被强制搬迁的原住民：农民和市民的手中？
答案有三点：
1、改革以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缺乏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理论，以我的见闻而论，绝大多数留洋和没留洋的经济博硕们头脑的概念库中，也普遍缺乏关于地租的概念。
因此他们以及受这些经济学家影响的国土资源部，至今没有考虑在国家土地政策中，除了土地买卖以及产权和占有权转移政策之外，还应当制订关于级差地租调整分配的政策和法规。
2、某些替国家管理土地的官员利用上述地租政策的真空，通过批地，从房地产商手中坐收巨额贿赂。
3、现行土地政策和法律，存在地租法规方面的盲点，法院无法介入，因此被强制搬迁的小民百姓处于弱势地位，无法通过法律来维权，寻求合理的地租补偿。
了解上述也就能找到抑制目前房地产热的治本之道：只要国家对这一行业课以重税，从中对原住民给予高额补偿，迫使房地产业由目前的暴利利得，回归到接近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正常利得水平，那么房地产热就会立即退热降温。（对以前的甚至应该追征。）
至于目前的一些遏制办法，其实效果则往往适得其反。如提高贷款利率，限制开发征地数量，加高进入房地产业的准入门槛等；其实都反而是有助于目前已经成形成气候的少数房地产大集团提高行业垄断性，便于其缩减和控制房源，从而反而有利其进一步向上拉高房价。（仅就这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也可以看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么愚蠢了！）。
第十四篇 对于我国农业问题及政策的几点思考
（2008年3月）
本文提要：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向资本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民正面临着失去“两个市场”：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外销的境外市场。
由于中国农民基本仍处于传统式自营耕种的分散小农经济状态下，农业产品的分散自发性销售，难以对抗境外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更难以对抗来自境外的农业投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生产的能力。
当前，我国农业改革已必须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挑战。未来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当考虑如何形成中国农业经济的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产销一体化的市场生产组织形态，从而通过国家农业政策的引导，帮助和支特中国农民保护和占有国内外市场份额，保证我国农民获得稳定、持久的农业经济收益。这也应当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根本性课题。
一
尽管中国的工业化在快速发展，但是农业人口在中国人口构成中仍占据大多数。农民安居乐业的问题，农村社会的安定问题，是中国社会整体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
近年来，国家关注农民、农村和 农业问题。农业投资增大，政策向农民倾斜，大部分农民增收，得到实惠，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很快很好，这是成绩，非常难得。
但是，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已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农民的主业是农产品种植业。近年来随着各项农用生产资料（包括电力、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 处理）、农民生活资料以及农业用工佣金的快速上涨，尽管农产品的价格也在快速上升；但仍难以抵消上述价格的总体上升态势。因此，大量农民流出土地，进入城 市寻找货币收入，一方面造成城市中严重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农村中农田的荒芜化以及土地兼并问题。
由此发生一系列衍生经济和政治问题，不容忽视且亟待从理论上研究、规划，政策上解决。
二
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向资本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民面临着失去“两个市场”的危险：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据媒体报道，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豆类产品所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外销的境外市场（据报道，如，中国传统出口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港澳、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现在正在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出口品逐步替代）。表面上看，由中国出口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年增长率在12%以上，但主要是台资、韩资、日资农业企业在华生产产品的“出口”占据主要份额。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当代世界经济中出现了重要的新现象，石油、粮食等重要国际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表明：
在现代高度金融化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决定商品（包括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短期的直接市场供给需求曲线（不是市场决定价格），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远期期货投资（金融资本投资决定价格）。
如果听任中国农民失去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趋势继续发展，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会非常严重。在国际农业及金融资本巨头操纵下，中国将失去内、外两个市场上的农产品定价权。
当前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市场定价权已经丧失。据有关统计资料，由于目前大豆及其加工品70%依赖进口，至少导致2000万豆农利益直接受损，还导致大豆产品定价权完全丧失，致使其价格暴涨。
据有关方面统计，豆类品价格在2007年翻了一番以上，同时带动有关饲料价格和猪肉价格成倍上涨，加速了国内通货膨胀。间接使中国消费者蒙受损失，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生活日益陷入贫困困境。
农产品销售竞争失败，势必导致小农户面临破产困境，弃房卖地，堕为流民，成为外部农业资本竞争下的牺牲品。前两年豆农已破产不少。有关报道和资料表明，目前一些地区的棉农、奶农也面临类似的危机。
三
在加入WTO以 后，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对外部资本开放度和本国市场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自由竞争的背景下，由于中国农民的作业方式和生存状态，基本仍处于传统式自营耕种的分散小农经济状态下，个体小农户对农业产品的分散自发性销售，难以对抗境外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更难以对抗来自境外的农业投资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的生产能力。传统小农经济本身既无能力保护本国农民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又缺少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空间的有组织力量，因此在国际农业竞争中陷入劣势的不利地位，乃是必然的。
个人认为，我国农业亟须探索和规划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思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听任我国农业始终处在无序化、分散经营的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那么这种旧式小农经济是否有能力面对国际上农产品全球化生产的挑战和机遇？
在我国农业改革初期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的改革方向是通过土地承包政策，获得农副产品品种数量的增长，从而解决国民衣、食短缺和农副产品匮乏的问题。在第二阶段（90年代），随着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农业经济形态由实物经济完全转型为货币化经济。
然而，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农业、农产品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当前，我国农业改革必须面对加入ＷＴＯ后国际农产品竞争和倾销的挑战。国家应设计规划未来农业政策的长远战略目标，应当考虑如何形成中国农业经济的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产销一体化面对两个市场的新型组织形态。通过国家农业政策的引导，帮助和支持中国农民保护和占有国内外市场份额，保证我国农民获得稳定、持久的农业经济收益，这也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根本性课题。
实际上，参考外国的农业政策经验，我们会注意到，无论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对农业一直在实施有长远规划的保护性和组织化政策。其主要政策措施之一，即是通过建立资本化、市场配套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包括组织各种农产品同业协会），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支持，实施农业资本密集化作业，提供农业产品品牌保护，提供国家农产品市场补贴和产业政策扶持。同时，日、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地区始终对本国本地区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 的农业实行巨额财政补贴。
四
我国主流经济学界似乎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有失去“两个市场”的破产化危险。甚至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例如认为进口农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只要出口农产品(哪怕主要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就是增加就业，甚至还有人主张将中国的粮食安全完全依赖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应。
实 际上，外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农产品出口，在取得自身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挤占了中国本土农民在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的 商品份额（任何市场空间都是有限的）；其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并不足以补偿由于市场竞争失败而破产的中国本土农户的失业数量，更无法弥补国产农副品在国际上长 久失去传统市场空间所造成的远期损失。
中国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上世纪70年代未农业改革以后，国家至今缺乏农业经济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从而改变落后现状的远期规划、新政策设计和构想。另一方面，国外农产品（特别是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粮油产品）在中国畅通无阻的市场控制和倾销策略，也是发达国家开拓和整合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长期战略性政策实施的结果。
如果我国的长期农业政策，依然维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改革第一阶段)的水平和方向：认为中国农业可以长期或永久地置于非资本化、非有组织市场化的传统分散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并在这一着眼点上，继续强调所谓农业政策的“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有政治远见的长治久安之道！
[2008年3月5日改定]
第十五篇 解决中国农业及粮食问题的一种新战略设想
（1995年8月）
当代中国农业的粮食危机问题，是国家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要从一个比较长远的发展的观点去考虑这个问题，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在阐述这个新思路之前，作三点说明。
第一点，建国以来我国遭遇了三次大的粮食危机。第一次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饥荒。第二次是“文革”中后期的大中城市粮油及副食品供应的普遍困难。第三次是当前，即从去年（1994）开始粮价及农副产品价格的节节上升。这三次粮食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因此，解决的办法应该也不同。
我们记忆中最痛切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这种饥荒是在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制，同时遭到国际封锁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缺乏外汇资源，因此，就难以在自然灾害的条件下从国际市场寻求粮食。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所以在短期内我国不可能发生像60年代那种类型的普遍的饥荒。
但是仍存在另一种类型的饥荒，主要表现为城乡低收入和贫困区域居民的粮食和食品供应不足，以及由于食品价格过高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较大幅度的普遍下降。这在当前已经是一个很迫切和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第二点，当前中国发生的粮食危机问题与六七十年代以致于80年代在工业化不同阶段上所遭遇的粮食问题有所不同。表面上都是发生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形成机制很不相同，背景、条件也就不相同。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中国经济已经上了新台阶，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地理经济上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在新兴的电子工业部门，以及民用工业部门带动下高速发展和成长的南部、东南部以及东部新工业化地带；另一方面是传统的重型机械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区域为主的中部、西部和北部贫困区域。在后一区域，当前发生的就是国有工业部门普遍的经济不景气，以及部分农村的农业经济破产。而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部门由于经济上的高成本和低效益也在遭受很严重的危机。
我国近年经济表面上看，增长率似乎很高。但经济增长应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是以货币计算的名义增长率，另一方面是实物产出的增长率。我在今年年初曾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发现去年我国实物产出的增长率与以货币计算的名义增长率存在较大差距，以货币名义计算的增长率达到10％以上，但实物产出的增长率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分析还发现，多数农产品，首先是粮食去年是负增长。而实物产出增长较快的若干部类产品，正是目前在国内市场上积压较为严重的产品，例如冰箱、洗衣机等。
我国经济当前存在比较明显的泡沫发展形态，一方面是依靠高债务、高赤字、高通货膨胀来支持某些畸形产业部（如地产及金融证券投机业）投资高速增长，以及经济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是实物产出率的下降和国内产业平均利润率的持续下降，目前国内大中型企业不景气是这一情况的反映，以及工资成本的节节上升，其原因与粮食、食品价格的上涨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必须注意到，从90年代以来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业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亏损、依赖各种明补和暗补最严重的部门之一，如果得不到国家支持补贴，我国农业将是我国经济中一个明显的破产部门。这种农业危机，必然转化为农产品供给不足和价格上涨，并因此而成为推动工资，包括各种补贴和奖金持续上涨，进而由工资上涨带动物价水平全面上升及持续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当前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不是结构问题，也不是投资过热的问题，而是农业危机日益深化的反映和转化。
第三点，在考虑未来发展时，我国面临两种根本性选择，一个是进一步走向开放的经济体制，另一个是由注重实物转向有条件的计划体制。粮食及农业问题，将决定这个选择的去向，又从属这个选择。
在以上几点考虑的基础上，在此提出解决中国农业及粮食问题的一种新战略设想。
1．中国粮食年总产量在10年前就已上升至世界第一位。现在，年生产能力在4.5亿吨左右，到2000年，年总产量可达5亿吨左右，但是粮食产量每年大约2％的增幅，仍远远跟不上每年7％左右的粮食消费增长，这是食品价格近年大幅度增长的基本原因。
未来数十年，中国的人口将继续增长，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大批农民将流出农村，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商品粮的消费者，而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及城市建设用地之蚕食，可耕地仍将逐步缩小。
2．中国现仍处于大规模实现工业化的阶段。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比重在迅速下降，第二、第三、第四产业的比重在快速提高。第一产业在比重从1949年的95％，下降至1993年的20％；而第二、第三、第四产业的比重则已提高至目前的80％。伴随经济发展，我国国民对粮食的直接、间接消费（指粮食转化的肉、鱼、蛋、奶等）的绝对量也相应地逐年快速递增。这是与粮食增长潜力逐年递减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
3．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提高，人均年消费肉、鱼、蛋、奶量呈加速递增，这种趋向，也意味着中国国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粮食的人均直接消费量下降，另一方面饲料及工业用粮大幅度上升。至2010年，估计中国的人均年粮耗将达700多公斤左右。以届时人口 14亿人计算，则年粮耗将达10亿吨左右；而2010年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只能达到大约6亿吨左右，供需缺口高达4亿吨，如何填补这个缺口？仅依赖传统农业的自给自足体系，显然是有困难的。
4．1994年中国的通胀率高达22％、为建国45年来最高的一年。其中以粮价上升带动的食品类涨价尤高，年上涨率约达60％以上。由此可见粮食供需矛盾已十分急迫。目前的对策一是提升粮价抑制消费增长，二是以巨额财政补贴支持“菜篮子”及“米袋子”工程，但二者均非治本之策。
5．中国土地的总资源量135亿亩，平原地只占大约40亿亩，其中可耕地仅18亿亩（其中含有后备资源量3亿亩）。
人均1．5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量的大约1／4。以18亿亩耕地，要满足将来14亿人口对粮、棉、油、蔬菜、糖和肉、鱼、奶、蛋及其它经济作物的消费要求，是相当困难的。
6．提高粮食价格，既有刺激农业生产的正面作用，也有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之负面作用，像日本、韩国那样采用政府补贴的方法，弥补工农业产品越来越大的剪刀差。对于农业生产条件很差，拥有8亿农业人口的中国来说，也是有难度的。目前我国农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2000多元人民币。而第二、三、四产业就业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高达13000多元人民币。、农业与非农业以货币估算的生产率差距高达650％。这个差距今后将进一步拉大，仅靠政府提供财政补贴来消除这一差距，从远期看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7．目前中国的粮食战略，仍继承50年代制订的“自给自足”战略。中国的粮食进出口基本平衡（1994年中国进口粮食近1000万吨，出口1200万吨）。这一战略现在有必要重新予以审视。
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可以利用周边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资源及过剩农业生产能力补中国农业资源之不足，而中国则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轻纺工业产品、电子工业产品、工艺品与之交换。这既可弥补中国粮食生产能力之不足，又可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开拓购买力强盛的外部市场。
8．从国际经贸协作的发展趋势看，当中国参加国际关贸总协定组织后，中国迟早将受到发达国家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早制订战略，要比将来受到国际压力而被迫开放主动。
9．中国现产粮4.5亿吨，其消费结构大体如下：饲料粮8，000万吨，工业原料粮3，000万吨，储备粮2，000万吨，口粮3亿吨，种子粮1，000万吨。其中口粮、种子粮、储备粮在未来20年内的上升速度，将缓于饲料粮及工业原料粮的需求上升速度。20年内估计其增量将达4亿吨以上。
10．如果以上分析及测算可以成立，则设计解决未来粮食问题战略应考虑的两项主要思路是：进一步动员国内农业生产能力保障城乡人民基本口粮及战略储备粮的需求。选择开辟国际生产基地——生产、进口饲料粮及工业原料用粮。
11．中国的地理经济概况，已经决定了提高农民收人，单靠提高农业生产率是不行的，必须采取综合措施。现提出以下八点建议：
（1）继续加速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民都能够从非农业活动拿到货币收入。事实已经证明，发展乡镇企业，是缩小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经济、最有效、最快速、负作用最小的办法。
（2）设法增加农民的多种经营收入，以补粮农收入的不足。
（3）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农村智力的投资，包括增加农业科技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推广、普及、教育的投资，增加基础文化教育的投资及其它文化投资。
（4）有计划地向城镇第二、三、四产业疏散农村劳力。
（5）减少农业人口，促进可耕地在务农户手中的相对集中。由于中国目前的大部分耕地地块面积小，机械化耕作程度低，因此，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6）政府为支持农业必须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发展农业生产资料产业，满足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要。
（7）逐步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以国内农业保障城镇人口基本口粮及储备粮的供给。
（8）由政府统筹安排，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对水利、电力、交通、电讯、储存加工的投资。
12．解决我国农业资源不足的问题，应考虑利用国际农业资源，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投资的方式在我国境外建立饲料及工业用粮生产基地。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南美（包括古巴）、南非及非洲等自然条件优越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稀少、国土宽广，有较大的过剩粮食生产能力，在战略利益上与我国无重大的利害冲突。（例如具体方案可考虑：由中国的外贸公司和出口国的农场主签合资合约，长期合作，生产供给中国市场的饲料及工业用粮。由中国政府将进口配额直接批给这些外贸公司，配额量保持长期稳定。）
13．在中国国内市场的进口份额中，科技及工业品的进口，有随中国工业科技能力提高而逐步减少的趋势。而粮食及农产品进口份额，则有随国内需求扩大而逐步上升的趋势。估计在若干年内，以饲料及工业用粮为主的农产品进口，可能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项目。
中国政府可否利用农产品出口国对中国市场的这种依存关系，配合外交战略，改善中国国际关系？在上述农产品进口合作关系的同时，中国可考虑同时要求合作国家接受以输出劳务方式配置农工，输出劳务。
考虑到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国的人口布局，基本上按粮食的生产能力分布。平原及沿海粮食生产条件好的地区，人口密集，内陆缺水之荒原及无平地之山丘，人口稀少。利用沿海港口运输条件之便利进口饲料粮及工业用粮，应是解决沿海人口密集之发达省份一部分食物需求的一个成本较低的办法。
14．近年来，国际关系重心已从军事、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竞争上来。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仍占第一位，中国、日本、德国对世界的影响也在日渐扩大，而俄罗斯对世界的影响则一落千丈。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与上述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具有密切的关系。
在当前的世界市场中，美国年进口量超过7 000亿美元，德国4 000亿美元，日本3 000亿美元，中国1000亿美元(中，港、台、澳相加则达4 000多亿美元）。而俄罗斯年进口量仅为200－300亿美元。
以上数字可以表明，权衡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即可以评估其国力及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之所以仍居第一位，与许多国家为了保住在美国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不得不对美国做出让步有关（包括最近我国的知识产权谈判）。所以美国最常使用的恐吓手段就是征收惩罚性关税，例如最惠国待遇问题。
美国对他国的贸易制裁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被制裁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以及美国对该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依赖程度高，则作用就大，反之就弱。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市场容纳量迅速拓展，因此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诸国（包括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这种相互依赖的市场关系，实际已构成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屏障之一。如果考虑到问题的这一方面，就会发现那种认为在农产品方面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将会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看法是片面的。
15．当前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因为在中国周边不存在足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超级大国。从国际局势发展的趋向看，今后发生针对中国的侵略性战争极少可能。
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国内政局不稳定和社会动变。
16．未来新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总趋势是走向一体化程度愈来愈高的跨国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将形成新的国际分工结构。上述设想正是着眼于这一大趋势的。
众所周知，中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人口众多及自然资源短缺。因此，在总的战略方向上，回复到改革前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是行不通的。这条道路的最终结果，将是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上升和最终导致政治动乱。突破疆界限制，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过剩之农业生产能力，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可以成为中国未来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项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也可以成为中国基本的、长期的国策。此战略决策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政局的稳定。
以上设想固然极不成熟，在实施上也存在许多具体困难，但我个人认为当今中国所遭遇的许多经济问题，均难以在中国本体的经济循环中加以良性解决。惟有以一种更远大的历史眼光拓展世界性的经济视野，才能找到解决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长远对策。
［按：本文是199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关于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调研会上的发言。〕
（《环球视野》摘自《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出版）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