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回我们的牛奶,牵回我们的奶牛
导读:
一、 强盗盗奶牛与国营企业改革改制
二、 强盗盗奶牛环境下存在的怪异经济现象
三、 毛主席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牛奶和奶牛
四、 今日的牛奶和奶牛何在？
五、 主导我国公有制经济改革改制的邪教经济理论
六、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必将被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七、 公有制与“匪”、“商霸”的区别
八、 建设社会主义最缺的是主人
九、 端回我们的牛奶,牵回我们的奶牛
附注:本文的姊妹篇是<<从二则国内最普遍的经济现象来谈我国的经济基础>> 链接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5/86758.html )
有一群奶农,本来好好地喝着自己的牛奶，养着自己的奶牛，可渐渐地他们的牛奶被一些人端走了，奶牛也被一些人牵走了，其中的原委看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一、 强盗盗奶牛与国营企业改革改制
强盗想霸占奶农的奶牛和牛奶，第一步是去找奶农承包他们的奶牛，说他们采用西方企业制度、厂长经理负责制来管理奶牛，这样奶牛会产更多的奶，骗取了奶农的信任，夺取了奶牛的经营管理权；第二步是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号，把牛奶端走了，把奶牛场产的牛奶的绝大部分牛奶据为己有的同时留下一点点牛奶给奶农维持生计，也就是奶牛生病需要治疗和需要割草放牧挤奶时，把奶农找来了，而到了分奶时就把奶农踢走了。这一步打击了奶农的劳动积极性并割断了奶农与奶牛的感情。第三步就是把奶牛场搞垮，然后宣称奶农们的奶牛是病牛和不产奶的牛,需要好等奶牛先卖掉差等奶牛直接送给他们，甚至他们压根就不知情一下奶农们,直接把奶农们的奶牛或宰或卖或直接牵回到他们的私人牛圈了。这是多么不公不义、违法背理、丧尽天良的勾当，但就是这不公不义、违法背理、丧尽天良的勾当,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礼仪之邦的国营企业的改革改制中反复重演了成千上万次，直演到劳动人民的福利被剥夺干净，直演到几千万工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工厂而失去工作，直演到国有企业被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硝蚀干净…, 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时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那是不平等契约的结果，而今日官僚买办资本对国营企业的抢劫与杀掳,同样是缺乏任何协商、平等与讨价，是赤裸裸的。两相比较，罪恶一样深重！
二、 强盗盗奶牛环境下存在的怪异经济现象
今年回了一次山区老家,发现村四周毛主席时代栽的那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杉树林被烧了个精光，心痛之余去问了一下父老乡亲为什么不打火啊,上了年纪的大伯更是悲伤地告诉我,这杉树林是自己和村民们当年在毛主席时代一起栽的,自己可有感情啊,这火本来也好灭,春节时期年轻人都在家,大家一起抢在山火的前面砍出一条隔离带就可阻止火势蔓延了,但大家都宁可在家搓麻将也不愿意去打火,有的还幸灾乐祸呢！因为这杉树林表面上是说是集体的,实际上这些年来一直被当官的和做老板的承包着，年年都运出许多木材，他们赚大钱，无本万利，而当年的植树人和村民没有一点收益。
元宵佳节中央电视台的“火烧阳具楼”引起了全国网民的一片叫好声，这场破坏力极大的大火烧掉了四十多亿纳税人的血汗钱，人民为什么不心痛呢？人民为什么不心痛自己的电视台呢？究其原因应该是其作为人民的喉舌却不为人民说话，为了赚大钱不惜播出了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广告；不为人民争取福利却围攻和质疑神木县进步的免费医疗改革；不体察广大劳动人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读不起书,养不起老,生不起死不起的疾苦却天天宣扬那小数人的盛世；对待广大劳动人民的抵抗强拆、反贪污、反官商勾结而引起的群体事件或罢工工潮(如依棉工潮,通钢工潮，林钢工潮,湘煤工潮)充耳不闻或诬为“不明真象的群众”。
9月26日《广州日报》财经版头版透露，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纽约等股市散掉600多亿元人币的真金白银。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来向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1100亿美元。该篇报道同时指出这些国企在A股市场上极为吝啬，给本国股民的分红赶不上银行利息。就以中石油这个 “亚洲最赚钱公司”来说，在最近的国内公告里，声称“公司将实施2008年度末期A股分红派息方案，即以2008年12月31日总股本18302097.7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股人民币0.14953元(含税)派发2008年度之末期股息，总共分红273.67亿元。有媒体测算，若按照10元左右的股价计算，投资者拿到每股0.15元分红的回报率约为1%，连银行利息都不如。那为什么人民的企业不给他的所有者全体国民分红，甚至也不给本国股民分红而专给海外股民大笔分红,其中下得是什么“很大、很大、很大的棋”呢？关键在于人民的企业不在人民的掌控之间。那为什么作出了最有利于官僚买办资本的决策了呢？那是因为官僚买办资本以及他们的代理人掌控了企业。
中国平安这家1988年成立的国有股份公司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就已经向国人蹄了三蹄, 其一为2007年以折合238亿人民币的资金，购买了不到5%的欧洲富通集团股票，一年后亏损228亿。其二为欲强行通过1600亿天量融资，欲继续它向西方的输财计划，虽然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强烈地用脚投票使它的罪恶阴谋破产，但是却使中国人民损失了十多万亿的股票市值。其三为替美国新桥兑现暴利100亿人民币(4年前美国新桥从美国带不到13亿人民币到中国来，4年后就将从中国带115亿人民币到美国去)。究其原因在于当年的国有股份公司已经属于外国人了，非我族内，其心必异！事实上，中国平安2007年度报告披露：中国平安的第一大股东是英国汇丰控股。汇丰控股通过旗下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汇丰保险与汇丰银行合计持有中国平安12.33亿股H股，占中国平安现有总股本的16.78%，这一持股比例远高于第二大股东，中国平安已经彻底成了“英国平安”。
同理，我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上市时为什么会出现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国人一个价格，中国老百姓一个价格，期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国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国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五十元。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老百姓购买价格高于外资十几倍几十倍的强制规定，决定了无论股市怎么跌富人和外资都赚钱、只有老百姓赔钱的独特市场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外资在中国市场上都能成百上千亿地赚钱，唯独中国老百姓赔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上赚钱而在美国市场上赔钱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国有企业又出现这种养肥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并掠夺本国国民的决策呢，关键还是在于人民对人民的企业没有经营管理权。
同理为什么人民的企业中石化提供的汽油价格和中国移动提供手机话费收费竟比发达国家美国还高呢，人民的企业应该为人民提供优异的产品和服务，为人民赚取利润用于维持人民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但为什么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公有制经济大佬在没有为国民贡献出利润的情况下，收费比资本主义私人企业还要高呢。关键原因在于官僚买办资本控制了经营管理权，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为自己开出了天价高薪，还通过其它渠道消耗掉企业的利润,抬高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得人民的企业既不能为人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也不能为人民赚取利润。当然在里面工作的职工也就没有改革前那种为人民为国家的劳动积极性了。
当强盗控制的奶牛场运营不下去时我们可以找到三个原因：
即1：奶农们不能对奶牛行使管理权；2：奶农们不能端回牛奶了；3：奶牛已经被强盗或卖或宰或牵回了他们私人的牛圈了。同理今天我国公有制经济存在的这种怪异经济现象并由强大走向衰弱并走向硝蚀的事实告诉我们里面也存在三大根本原因：
1：人民的企业人民不能行使经营管理权了；
2：人民的企业不能为人民谋取福利了；
3：人民的企业或卖或被私有化已经不属于人民了。
三、 毛主席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牛奶和奶牛
首先，人民是企业的主人, 1978 年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一线工、农代表占代表总数47%,人民直接行使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普通劳动者享有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把原来只由少数精英享有的自由权利扩大到全体人民。打破了以往那种通过垄断传统媒体而把人民大众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格局，彻底拆除把普通民众排除在民主之外的所有门槛，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表达方式；企业管理上面实行“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 “鞍钢宪法”一方面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厂长经理体会工人的处境，限制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保证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强调工人参加管理，让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企业有说话权和管理权，从制度上保护了工人的权益，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大庆经验”基本内容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外，还包括“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三条要求，五个原则”（要求项项工程质量全优，事事做到规格化，人人做到事情过得硬，有利于质量全优，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安全生产，有利于增产节约，有利于文明生产和施工）、“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等内容。人民能享受公有制企业的利润，人民能享受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其实也是当年老一辈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干劲冲天的动力所在。在整体上数据显示，在1978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4.71%(当时世界学习的模范)，可见我国把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用于了人民的医疗，教育，国防，科研等事业。毛主席周总理和普通劳动者一样勤劳节俭。干群关系融洽，没有出现贫富分化，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而在个体方面来说，工人享受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那么，这些无形的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我大概算了一下这三项福利对于今天的每个家庭来说都值91万元！同样工人还享有带薪休假，公费养老等福利，这其实就是卸掉了工人们的包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
我们有着一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前，公有制经济占我国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1981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8%,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1.9%。源自: 目标、国情、道路的统一——学习《邓小平文选》体会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6期。
公有制经济并非是不产奶的牛,相反公有制经济有着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企业更高的运营效率和发展速度。以苏联为例，国营企业时代苏联经济迅速发展。194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较1913年增长了837%，农业机械化基本实现。而194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较1913年只增长了67%，不要忘了，这一时期美国在一战中大发横财，而苏联是这一时期战争损失最惨重的国家。1913年苏联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7%，1980年苏联工业产值上升到美国的80%。实行私有化后，苏联（俄罗斯）经济大滑坡，1998年俄罗斯工业产值比1989年下降了70%，私有化直接经济损失是二战的三倍以上。同理我们比较一下改革前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全世界500强企业的赢利能力也能得出相当的结果，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公布"世界500强企业"的经济数据。1997年，"世界500强"的总利润是总营业额的3.9％，是总资产的1.32％。1998年，"世界500强"的总利润，是总营业额的3.84％，是总资产的1.129％，比当年我国银行的储蓄存款利率低得多！我国国有工业的总利润占总资产的比例，1952年是14.5％，1957年是18.5％，1966年是19.2％，1970年是15.8％，1975年是11.1％，1978年是12％，1980年是10.8％。在那二十八年间，我国国有工业的利润率一直是两位数，比"世界500强"高好几倍。
综上,改革前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是一个运营良好，健康发展的体系，而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挫败了美国两次在朝鲜和越南与中国叫板，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当时的美国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美国经济濒临崩溃，美元也不再受信任，美国为了防止破产而不得不于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尼克松不得不主动访华向中国求和。在这个基础上, 我国经济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和科研成就。
四、 今日的牛奶和奶牛何在？
成千上万的公有制企业已经被官僚买办资本或卖或私有化到他们腰包了，私有经济已经占我国国民经济的绝对主体了。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年》第５０５页“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２００４年) ”,计算出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１５.３%.时间又过去三年了,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可能还要少于此数。这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据对2004年底经济普查,在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有制企业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占80.1%，国资委消息，到2003年已有90%的国有小企业和70%的中型企业已改制成私营经济。全国绝大多数的市县一级已没有国有企业了。从就业结构来看： 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99.86%下降到2005年16.2%，下降8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0个百分点；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由1978年仅占0.04%猛升到2005年83.8%，总人数高达63553万人，上升83.8个百分点。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 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6.2%，不含国有控股部分，只占19.9%。而非公有制工业从不占比重到2004年占63.8%或80.1%（含国有控股部分），其中： 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0.8亿元猛增到1999年22928亿元和2004年经济普查统计在私营经济中（个体经济改为私营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04%上升到12.1%。 私营工业所创产值由1989年97.4亿元增到1999年7688亿元和2004年49705.2亿元，及2005年47778.2亿元（为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占比重由0.5%上升到1999年占6.1%和2004年22.4%及2005年17.8%（规模以上数）。 已由私人操纵的股份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99年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57744.4亿元，占比重由10.9%上升到26%；外企工业由1980年创产值0.3亿元，增到1990年526亿元，1999年18954.2亿元和2004年67137.8亿元，及2005年79860.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0年2.2%上升到1999年15%和2004年30.2%。 此外，2004年还有私人控股占62.1%的股合制和私人占股48.4%的联营企业，创产值3563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6%。
广大工农阶层失去了自己的企业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主要体现在以后几个方面。
其一是失去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力, 中国政情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曾经针对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应该是官员代表大会！”问题是另外不是官的30%是谁选出来的,还不是内定的。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国头三十年中的约占三分之一，降至在十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更不用说成千万的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等的底层人民。如此的人民代表大会,能代表人民吗? 2001年，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为29.9%，而民主党派成员的比例只有5.4%，前者比后者高出5倍多，即使不算由公有制改为私有制而来的中共党员，单只本人开办企业后加入中共的也占到6.4%，仍高于加入民主党派的比例。又据调查，资本家中希望参加中共的占10.8%，而希望参加民主党派的只占5.1%。在九届人大的私有制经济的代表中，也是共产党员多于民主党派成员（《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年）》第363、393页）。
其二是失去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力，随着资改派打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成了资本家的一言堂，工劳阶层只有被剥削，被下岗，被炒鱿鱼的权力。
其三是失去同官僚买办资本谈判争取权益的权力，广大劳动阶层被官僚买办资本集团剥夺了四大权力而成了任人割宰的绵羊，我们工农阶层连通过罢工，工会等向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唯一路子都被堵死了！我们已经不如民国时期的工农阶层了,那时至少还可以罢工集会，还可以发个通电。
其四是广大劳动阶层被剥夺了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福利成了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读不起书,养不起老,生不起死不起的弱势群体。《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
其五是劳动阶级的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越来越被压在了社会的最底层，众所周知，工人阶级的经济来源在于出卖劳动力所得，表现形式是发到工人手中的工资。但我国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即分配率）太低。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普遍都在54%—64%之间，而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2004-2006年为例，分别为10.6%,10.8%,11.1%,不仅新中国建立以来不曾有过,也为世界各国所罕见,据中国社科院教授李志宁估算，中国只用占GDP1/4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占99%的民众。（见 2008年1月1日 《生活文摘报》转自《经济观察家报》），换言之，中国99%的民众，只占有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4；因此，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绩”——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4，但消费总额却只占世界消费总额的4%。据《中国人力资源报》报导，1995～1999年的制造业，每个劳动力的成本，中国是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1／40、日本的 1／43、韩国的 1／5、泰国的 1／4，甚至比印度还低。还有材料反映，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每小时不到60美分，远远不到40个便士，还不到英国最低工资的1／10，不到英国一般性工业部门的 1／20。私营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到中国办企业，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既然劳动者创造了一切财富却只拿到了他们创造财富的1/4用于维持生计，那剩下的3/4的财富被谁拿去了呢?当然是被官僚买办资本集团通过按权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分配方式剥削去了。
既然我们的奶牛被官僚买办资本掠夺完了，那我们的牛奶被端到哪儿去了呢？
其一是集中到官僚买办资本手中了，我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据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国家财富；据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到2008年末，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约30万人；只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0.2‰，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
其二是被急速飞涨的行政管理费用消耗掉了，数据显示，在1978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4.71%(当时世界学习的模范)，到2003年上升到19.03%，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2008年是20%以上(还没有包括9000亿三公开支)! 《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据《南风窗》2005.7上报道：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相对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1979年之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文化革命中不少地方曾搞过普及中、小学运动。中国的医疗卫生当时也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然而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后却同时降低了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降低到仅占GDP的2-3%，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去。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负担，导致现在还得靠出卖廉价劳动力。2003年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然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但是2005年过去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却一直在下降。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政府回避提供公共福利的义务，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官僚买办资本市场；进行“城市经营活动”，导致地价屡创新高，亦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官僚买办资本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官僚买办资本的滚滚财源。
其三是被急速膨胀的财政供养人员消耗掉了，改革后官僚体系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强压在底层劳动人民身上，每次打着精简政府的旗号但越精简越庞大！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官员比日本多27倍! 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 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1/3，GDP是东京的千分之9、纽约的千分之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有个别地方官民比例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官灾”浩劫——比“蝗灾”难扑灭，比雪灾面积广，比震灾持续长，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损失严重得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必不能长久。
其四是被无所不在的腐败消耗掉了。贪腐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公然的规则，各级官吏醉心于上项目、搞工程、批土地、卖国企，为什么呢？不过寻贪污的方法，搭捞钱的平台罢了。明朝大贪官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任工部侍郎，他的心得是：官家工程，花钱达到预算的5成，那么这个工程就合格了，花到7成，这个工程一定能得到“鲁班奖”。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进了官员的保险柜了。改开以来，整个中国就是拆了建、建了拆的一个大工地，一个县的交通局长家就起赃2000多万，一个县的反贪局长就搞了2亿，你可以想像有多少人民的血汗进入了改开豪杰们的腰包。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许多的。权威部门透露，国企每次改革都造成巨额资产流失，穷庙富方丈是社会共识。80年代每年流失500亿元，90年代每年流失1000亿元，21世纪每年至少流失1500亿元以上，2004年仅中央181家企业借改制就要核销资产4000亿元。有报道说，按此推算，27年来国有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人均达1万元以上。大量国有资产被企业经营者、中外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侵吞。现在我们可从下面的五点世界第一来看看我国的腐败情况：
1:中国近10年外逃贪官4000人，转移国家财产500亿美元到海外，且几乎永久性无法追回，世界第一。
2．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令人咂舌，连自称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见绌，世界第一 ,每到一城市，配以灯、草、树、雕、泉以及直达机场的高架或8-10车道通道的豪华壮观的“政务中心”即可让你叹为观止。
3.我国每年公款吃喝消费约60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2%，世界第一。
4．中国政府每年公务用车费用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2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 。
5．政府代表团出访成员人数世界第一外国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世界第一：
某代表团与外方会谈时，成员从左侧一直满坐到右侧，而对方只有连译员在内的三人。某长出访下飞机后对方主迎人员已经握手了三四人，而机门口还有出来的“主要成员”。
北京市长王岐山说：“我们还是要讲究实际的，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也能踏踏实实地做些事。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我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可能是我们去参观的人太多了吧。”
金融危机以来，新加坡、香港、台湾地区的政府纷纷缩减行政开支，有的公务员还减薪，但是中国架床叠屋设置的行政机构，丝毫没有紧缩自肥的开销。北京政府将宝马列进官车采购目录，上海的公务员拿28万的房改补贴，广州的海事法官8万元/人南非豪华“考察”……
其五是被买办资本通过以下三个方式转移到国外了。
A、不公平的税赋将中国财富转移给洋人。
中国的出口企业，70%是洋人把持的。今年以来一方面开征燃油税（过路费照交）、上调烟税酒税，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赋；另一方面，数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减轻洋人的税赋。
任何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企业，必然有城市建设、环境治理、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成本，当出口退税率达到17%的时候，这些洋人的企业一分也不支付这方面的成本，谁帮他们支付？中国人民！
更有各地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对洋人企业五减啊，三免啊，变相由中国人民承担洋人企业的成本。
B、不公平的交易将中国财富转移给洋人。
中国石油、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平安……这些国有企业从性质上说是中国人民的资产，从功能上讲，是政府的可变现的财政储备，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开放历程中，一股脑地将大象以兔子的价钱，出售给“友邦人士”，数万亿国家资财，转移给外邦。 而从中国平安、中国铝业为代表的企业“走出去”，无不以高昂的价格进行“收购”，转头数以百亿、千亿计的财富，灰飞烟灭。不公平的高买低卖交易，滔滔不绝地将中国人民的财富转移给洋人。
私有化国有银行其实就是把中国银行变成外资超级提款机,卖办资本就是打着“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旗号下，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私营大企业，实际上是将中国人民的上万亿元财产白白送给了外国的资本家，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一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将近5％(2006年中国的GDP将近22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GDP的6％。这也就是说，中国光2006年一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人的财产，就差不多够让全体中国人民免费享受一年的医疗保健了。
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纽约等股市散掉600多亿元人币的真金白银。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来向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1100亿美元。而这些在海外大手笔分红的国企给自己本国股民的分红却低与银行利息。
山西的2亿外资（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竟买到我国价值百亿的大煤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C、败家式的“投资”将中国财富转移给洋人。
2万亿美元的外储，一大半送到美国了，随着美国新一轮印刷机行动实施，这些血汗财富，不知又有亿万成为美国人民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正是几亿民工的血汗换来的宝贵外汇储备，在西方金融危机前夕，被中国的高级资改精英们疯狂地抛到美国“救市”。中投公司50亿美元投资大摩，30亿美元投资黑石，54亿美元被套PrimaryFund，损失惨痛。至于各大银行的海外投资，随着诸如雷曼兄弟破产这样的事件，也一个个陆续浮出水面，动辄数亿美元的损失，被认为无关大局。不仅金融机构，诸如航空公司、中国远洋这样的企业，也在动辄扔出几十亿美元而不眨一下眼睛！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表的年度调查（中国官方的公仆们一向是对中国的主人保密的），到2008年6月底，中国所持的美国垃圾股票、垃圾债券达到12050亿美元，为中国在2007年6月持有总量的3倍还多。中国投资者多数无法在海外投资，外管局唯一拥有相应的资金与职权，可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海外金融投资。
表面上这是央行投资的，但是央行会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吗？不会，最终的财富损失是由全国人民承担的。
好了，改开30年，中国民没有富，但是国却实实在在地穷了——30年前的政府，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今天，既有外债，又有内债——而且达十万亿之巨！
说白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专门负责将中国人民的财富转移到资改英雄家中，转移到洋大人们家中。
五、 主导我国公有制经济改革改制的邪教经济理论
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们包养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了大显身手，为他们侵吞国有企业全民财产创造了一些强盗理论，他们一改过去那种“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奥学术语言，专门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创造了一系列极端通俗的经济学理论，什么老鼠偷油理论，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靓女先嫁理论，丑女陪嫁理论等等，最先沸沸扬扬闹起来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论，起因就是为当时贪污判刑的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鸣不平，在全国掀起了老鼠为什么偷油吃的大讨论，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饱它。用什么来喂？就用国有资产喂；凭什么用国有资产喂？因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与其白白化掉，不如让老鼠吃掉。这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论，最终主导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开始了所谓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产权制度改革。私有化全民财产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资改精英们的邪教理论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现将他们的邪教理论罗列如下:
其一是为眼中没有人民，宣称公有制经济是“无主之物”,为资改权贵，官僚买办资本掠夺全民财富提供邪教理论依据。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谢国忠(原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信、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原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其二是宣称贪污腐败有理，为资改权贵贪污人民的血汗财产提供邪教理论依据。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法人代表）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其三是明目张胆宣称自己只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萧灼基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茅于轼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厉以宁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厉以宁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樊纲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 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张维迎
其四是为资改权贵掠夺人民的教育，医疗等福利提供邪教理论依据。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张五常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张维迎
这些邪教经济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往所有邪教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的总和。然而,改革权贵，官僚买办资本在这种邪教经济理论的鼓吹掩护之下，大干快上，使用各种更隐蔽、更高明手法“不争论”,“闷声发大财”把属于人民的全民财产和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彻底私有化到他们的私人腰包了。
六、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必将被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阶级社会一直是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劳动者与占人口总数5%以下的剥削统治精英所对立的一个社会,劳动者的特点是生产一切创造一切却过着底层的生活,而剥削统治精英的特点就是不劳而获。当然经济学家也是有阶级属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为占人口总数95%的劳动人民说话办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为占人口总数5%的剥削精英说话办事。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必将被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其历史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进行经济活动的目地这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坚持“以人为本”，而资本主义经济坚持“以利为本”，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能从满足人民真实生活需求的角度分析管理经济活动，而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却只能从最大化资本家利润的角度来分析管理经济活动。就是因为这个本质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指导下，资产阶级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就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就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 !!也正是因为这个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为了大肆赚钱不惜危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从中国遍地的“三聚氰氨奶粉”“大头婴儿奶粉”“改革前医生看病不看钱,改革后医生看钱不看病”以及欧美遍地的有毒债券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以下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两个生意人在路上散步，走着走着碰到一堆狗屎，其中一个有钱的生意人甲想耍弄一下生意人乙，于是就对生意人乙说，你要把狗屎吃了，我给你1000万，生意人乙不想吃，可是又觉得吃了狗屎就能得到1000万，太容易了，于是经不住金钱诱惑，咬咬牙把狗屎吃了。生意人甲原本是开个玩笑，没想到生意人乙会真的吃了，他只好履行诺言，当即给了生意人乙1000万，但心里也十分后悔。生意人乙拿到了钱，可心理很不是滋味，虽然拿到1000万，可如果这事传出去，岂不成为人们的笑柄。于是生意人乙看出生意人甲的心思，就对生意人甲说，你也吃堆狗屎我再把1000万还给你如何？生意人甲高兴地答应了，也吃了堆狗屎，生意人乙又把钱还给了生意人甲。事后，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事做的窝囊，两个人吃了两堆狗屎，钱一分也没增加，还是那1000万元，实在没有价值。这事被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知道了，批评他们说，我看你们生意人是一点都不懂经济学，你们在打赌的过程中GDP翻了一番，创造了2000万的GDP啊，了不起！这样的高效率，值得推广啊。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荒谬经济理论甚至得出了汽车平安行驶时所创造的GDP没有发生事故时所创造的GDP多！而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才会从这个经济活动给这人们的身心带来伤害的角度分析出这个经济的活动妨碍人民的身心健康，于人民于社会无益，然后得出这种经济活动应该批评制止的结论。
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公有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私有制。公有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是自由民主最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消灭欺压、杀戮、战争和各种罪恶最终走向大同的根本途径。现有社会的弊端，不是公有制的弊端，而是官有制的弊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藏富于民，发展民营经济其实是偷梁换柱，其实就是藏富于资本家，不管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还是号称最公平的西欧，都是占社会5%的人口控制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美其名曰为财富的正态分布。但这就和权力正态分布一样是不合理的，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民主方面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自由民主最坚实的经济基础，企业是广大劳动人民日常的工作场所，是最需要民主的地方。只有公有制企业才能让劳动人民的大众民主得到绽放，在资本主义的私有企业里面劳动人民是不可能和资本家享受民主，那永远是老板的一言堂。广大劳动人民只有被命令被炒鱿鱼的权力。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就存在剥削压迫等级。也只有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企业才能真正地留住企业员工，留住人才，就那改革的窗口来说，深圳是一个跳槽频繁的地方，职员平均在一家公司的工作时间为一年左右。许多人谈到私有制经济时总忘不了私有制经济有老板负责，公司的盈亏都是他的，所以最能调动他的积极性，但我们忘了，当一个人成了资本家之后，那他公司的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职员都成了劳动力商品，人家只是在你公司出卖劳动力而已！又凭什么拿老板的企业当家呢？我只想问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重要还是调动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者的积极性重要呢？既然不能在一个岗位做的时间长些，那势必影响这些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对这个岗位的熟练程度，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要熟悉一个新的岗位需要培训学习，往往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要在这个岗位有所建树的话更需要多年的耕耘，而大多数劳动者没有归宿感，留不住人，经常跳槽也会降低生产的效率，这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当然现在有一些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给职员配一定的股票，但这虽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却在本质上根治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职员不能拿企业当家的本质上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试图通过灌输“忠于企业”等文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司也会发现他们的文化将与“忠于皇帝”一样苍白无力！
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为按劳分配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只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我国资改后，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越越低，以2006年为例只有11.1%了，而即使欧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欧美所说的工资里面有许多并非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也不过60%。这其实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几年以来陆续有一些做研发的同事放下了手头的软件编程，电路设计等工作转行做起了炒股，炒楼，炒期货的工作，表面的原因是做研发技术这方面的劳动工作赚钱没有炒股，炒楼，炒期货多，来钱也没有炒股，炒楼，炒期货快，事实上好多转行去炒股，炒楼，炒期货的同事是赚了不少钱，在一般人眼里面，不管是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是好猫，人家没有犯法又赚到了大钱那是人家的本事，但我只想问问，你炒股，炒楼，炒期货赚了大钱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能算是劳动成果吗？你赚钱的同时创造了什么？你不为社会提供什么劳动成果但却享用了大量的他人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这其实是生产效率低下的一种表现，因为这些挺有能力的工程师算是浪费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问题。只要存在按资分配的社会就会存在炒股，炒楼，炒期货等这种不为社会提供什么劳动成果但却享用了大量的他人所创造的劳动成果的不良现象。而其本质还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按资分配！同样以深圳为例，深圳在2007年和2009年都存在一个经济现象，那就是地产中介店铺多于其它小店，百米之内必有地产中介，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这只是供需关系这只无形的手在调节，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眼中，深圳这20万以地产投机为主业的地产中介以及地产投机人员除了哄抬房价，消耗社会财富外，并没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什么财富和贡献，他们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和社会的财力物力，这是资本主义运营效率低下的表现。同理，美国的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重为14%,而这14%，还有40%是生产军火之类的杀人武器!也就是说关系到人们生计的制造业只占美国GDP的8.4%！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印刷纸币向全世界换取物品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占美国GDP70%的消费上面。这其实也是美国人通过按资分配的方式占用了全世界其它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奴隶主那流蜜一般的生活是建立在奴隶那非人的生活待遇上面的，同理，中国人崇拜美国的资本主义就象奴隶崇拜奴隶主一样，不知道做了全世界资本家的美国的挥霍是建立在按资分配全世界劳动人民劳动成果的基础上面的。当劳动不能得到他应有的价值时，当劳动成果被剥削者通过按资分配或按权分配的方式掠夺时，必定打击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导致经济运营的效率低下。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营效率低下，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经济危机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也是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极大浪费！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同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商品运营环节构成极大的浪费,我们可以从以下二则经济现象看出商品流通环节构成的浪费，我国医疗私有化后一个药片出厂价为1元钱,医疗私有化后到人民手中就要15元了, 广东东莞地区生产的芭比娃娃出厂价为1美元，最后在美国沃尔玛零售价格是 10美元。其实大部分商品的出厂价占其售价的比重很小，可见商品流通环节占了商品售价的大部分。这其实也是资本主义运营效率低下的体现。同样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竞争，许多公司的都拥有着庞大的市场部，有的公司市场部人员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生产部和技术部人员的数量，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在人员配置上面的低效率。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避免没有必要的人员配置和市场流通环节，提高运营效率。举个简单例子，在交通私有的今日中国，每个高速公路甚至桥梁都设有收费站，形成了庞大的收费队伍，但是在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朝鲜，他们的经济学家会认为公路是人民的，使用公路的也是人民，设立收费站收费就象把人民的钱从左口袋拿出来放进了右口袋一样，所以没有必要收费，这虽然没有创造出GDP，但却避免了流通环节的浪费，其实是更高地提高了运营效率。同理,我们从古巴的医疗事业的成就可以看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高效率，尽管美国的长期封锁和苏联的解体使古巴的经济受到巨大打击，也使古巴的全民医疗保健免费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古巴政府通过实行医疗行业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避免了竞争和商品流通环节的成本和浪费，完全由政府来负担所有古巴居民的全部医疗费用，包括检查、化验、药品，甚至病人在住院期间的食宿全部是免费的。在发展中国家中，古巴的医疗保健水平是比较高的。古巴目前共有医生6.7万人，平均约每170人就有1名医生。古巴人平均预期寿命为77.5岁，婴儿死亡率低于6‰ ，这些指标都领先于拉美国家而步入世界先进水平。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激化，马克思说过对人最大的不敬莫过于不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随着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和机器人等高科技的应用，实行了无人化生产已经是大势所趋，在不远的将来，研发会渐渐地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造成研发工程师劳动的极大浪费。比如现在随便一个技术行业，都可能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公司在从事同样的技术开发，也就是说假如这个行业有一百家公司的话，就有一百个研发团队在从事同样的研发工作，但作为劳动成果的技术是可以复制拷贝的，也就是说本来一百个研发团队的工作可以由一个研发团队来完成，也就是说在这种生产组织过程中浪费了99个研发团队的劳动！也说明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浪费了99%的研发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举个简单例子，要找到能用于灯炮发光的灯炮丝，爱迪生实验了包括胡子在内的三千种材料，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每个分散的灯炮研究机构都得做几千种实验。而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尊重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基础出发，统筹好各个灯炮研究机构，共享研究成果。在避免重复研发，不浪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加快研发速度，提高研发效率。
总之，资本主义从圈地运动，灭绝印第安人，贩卖黑奴，无数次经济危机，无数次侵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路走来，无数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之奋斗努力过，但时至今日还是千疮百孔，当然社会主义虽是新事物，也是会走些弯路，但一定能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实践和完善下把资本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七、 公有制与“匪” 、“商霸”的区别
公有制是无产阶级利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后，建立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通过共有制企业，公有制农场的方式公有了生产资料。是劳动阶层通过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资产并通过自己艰苦奋斗而创立发展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资本剥削，实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关键性经济领域，为限制资本剥削，公有制经济会通过强制手段排挤私有资本，形成垄断。其特点是其属于劳动人民，归劳动人民管理，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劳动人民谋福利。
“匪”就是强盗或犯罪分子通过或盗或抢或诈的方式把劳动人民或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其他有钱人的资产掠夺过来，或通过各种方式奴役欺骗劳动人民为其劳动，最终通过“大碗吃肉，大称分金”或其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方式把掠夺过来的资产以及劳动人民的血汗据为己有，其特点是归匪所有，由匪管理，为匪服务，为匪谋福利。
“商霸”指的是一些涉黑商人恶霸通过黑社会或官商勾结等手段实行恐吓威逼甚至暴力犯罪强行把其它的资本家，商人排挤在某些地区或某些行业之外，形成垄断经营，其特点是归商霸所有，由商霸管理，为商霸服务，为商霸谋福利。
真正的公有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是民心所向，大势所驱，必定能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奋斗，大力支持下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苏联斯大林时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20%，五倍于同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以及我国在公有制经济时期所取得的经济科技国防等巨大成就的事实无不说明了这一点。而“匪” 、“商霸”形成后必定失道寡助，虽也能疯狂一时，但必定在人民的唾弃声中走向灭亡。
我国改革后公有制经济大面积亏损并渐渐地走向硝蚀，究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公有制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成千上万的公有制经济在资改权贵、官僚买办资本的控制下成了“匪” 、“商霸”而逃脱不了衰退硝蚀的覆辙。
八、 建设社会主义最缺的是主人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但却有许多满清遗民继续留着大辫子，要求自己的妻女继续裹足，看见满清贵族就双腿发软，扑通一声继续给他们下跪。后来还组成“辫子军”在他们的“辫帅”张勋带领下攻占了北京城，重新拥立溥仪为自己的皇帝，宣布恢复宣统年号，一时间北京城好不热闹，到处叫卖着假辫子…..
当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最缺的认为自己有平等权力的人，要是到处都是“辫民”，即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把他们的大辫子剪了，他们都会再次蓄起长辫子，甚至买个假辫子带上，那民主革命肯定成功无望。同理，人民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德以及三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艰苦创业给我们中国人民开创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建设社会主义最缺的就是主人。
毛主席发动群众运动的目地就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意识到自己的主人身份，学会做主人。从毛主席晚年写给周总理的诗句中可以品出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群体的忧虑和期待。不用多说，读者可以仔细品品毛主席的<<诉衷情>>（1974）：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缺的就是能当家作主的主人，试想宪法第二条铭刻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而我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没有做主人的意识和胆魄，轻易地被请出了人民大会堂，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官员代表大会(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国头三十年中的约占三分之一以上,现在约占十分之一)，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怎样继续？试想人民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德以及三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艰苦创业留下的全民财产以宪法的形式确定属于全体国民,以宪法的形式确定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再苦都提供了免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毛主席周总理都与全国人一样辛勤节俭，可是毛主席周总理走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们高唱"春天的故事"把全民财产和免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送给了官僚买办资本,然后把自己包装成劳动力商品卖去了,把自己的妻女(2000万女性卖淫)包装成性商品也卖去了,那社会主义建设还能怎样继续啊! 相反，要是我们工农阶级能像通钢工人一样对私有化全民财产的各种资本摆出主人翁的样子，敢于打死资改强盗，那社会主义建设必定胜利在望。
九、 端回我们的牛奶,牵回我们的奶牛
当奶农们要挽救被强盗控制下频临倒闭的奶牛场时，可从以下三方面下手：
即1：奶农们牵回被强盗卖掉的和牵到他们私人牛圈的奶牛。2：奶农们从强盗手里夺回对奶牛的经营管理权；3：奶农们端回奶牛场的牛奶。
同理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工农阶级的子弟兵们要治疗挽救并发展壮大我国正在硝蚀的公有制经济也只有以下三个办法：
其一是劳动人民复查并夺回被官僚买办资本私有化的公有制经济，恢复对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
发动工农群众，让广大劳动人民意识到公有制经济是自己的财产，我们有权夺回人民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德以及三千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艰苦创业留下的全民财产。全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不容谈判和出卖的，我们有权把被私有的全民财产重新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恢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恢复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我国新生资产阶级中，除党政机关中的腐败分子、走资分子与社会上的暴发户及各类富翁外，60％以上产生于被卖企业。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由工人阶级充当主力军和冲锋队去收回这些公有制经济，开展一个新的没收官僚买办资本的运动，对于30年来“靠侵吞公有资产致富”的人的财产实行没收，才能重建我国社会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才能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其二是劳动人民夺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管理权
在全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如今的人民代表被请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堂外了，中国政情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曾经针对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应该是官员代表大会！”问题是另外不是官的30%是谁选出来的,还不是内定的。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国头三十年中的约占三分之一，降至在十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更不用说成千万的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等的底层人民。劳动人民要首先改变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性质，严格控制官员代表占人民代表的10%以下，使工农群众的代表占人民代表的绝大多数。发动群众严格监督各级人民代表，把现行人民代表中的强奸犯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吴天喜在算命先生告知和处女发生关系有助于健康和财运时，他先后强奸了三十多名12岁到16岁的少女…….）、杀人犯代表(辽宁省人大代表侯建军驾车杀人……..) 、贪污犯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陈良宇、许宗衡巨额贪污有贿…...) 、黑社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桑粤春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卖淫，强奸，非法储存枪支、弹药，贪污等14项罪名….) 、民族分裂分子代表(疆独分子热比娅曾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大代表…..) 、叛国间谍分子代表(原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刘广智为台湾台谍)、贩毒分子代表（湖南祁阳人大代表何田徕云南运毒…..）及时揪出并清理出人民代表队伍。只有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属性，才能根据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监督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才能恢复共和国国体的人民性质，才能恢复共和国政体的原有功能。
而在个体上来说，公有制经济实体应该废除厂长经理负责制，废除厂长经理的一言堂。实行大众民主即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的民主, 实行四大自由，是要把原来只由少数精英享有的自由权利扩大到全体人民。废除资改权贵通过垄断传统媒体而把人民大众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制度，强化企业领导班子的监督制约机制。制止企业私有化和劳动者雇佣化，不断缩小厂长经理和工人的差别，最终实现工人民主管理，使厂长经理成为和工人一样的普通职业。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较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他认为，“私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改革前三十年公有制经济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是对公有制经济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鞍钢宪法”是大跃进运动中工人民主管理探索实践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它一方面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有利于厂长经理体会工人的处境，限制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保证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强调工人参加管理，让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企业有说话权和管理权，从制度上保护了工人的权益，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大庆经验”基本内容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外，还包括“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三条要求，五个原则”（要求项项工程质量全优，事事做到规格化，人人做到事情过得硬，有利于质量全优，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安全生产，有利于增产节约，有利于文明生产和施工）、“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等内容。应该说，大庆经验是“鞍钢宪法”的继续和发展，是在工人民主管理基础上落实岗位责任制，实现了企业内部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管理体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L·托马斯明确指出，“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其三是劳动人民收回财政收入和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利润的支配权
首先是把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降到5%以下，纵向比较，数据显示，在1978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4.71%(当时世界学习的模范)，到2003年上升到19.03%，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2008年是20%以上(还没有包括9000亿三公开支)!横向比较，世界各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数据显示:
德 国（1998年） 2.7%
埃 及（1997年） 3.1%
英 国（1999年） 4.2%
韩 国（1997年） 5.1%
泰 国（2000年） 5.2%
印 度（2000年） 6.3%
加拿大（2000年） 7.1%
俄罗斯（2000年） 7.6%
美 国（2000年） 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可见我国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世界甚至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可见资改后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奢侈豪华，最纸醉金迷的的行政方式。中国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民之一，可是中国却有全世界最豪华的各类党政机构办公楼，却有全世界最壮观的公车队伍，却有全世界最奢侈的公款吃喝，却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公款出国旅游……2008年光是公车、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就花掉了9000亿元，帝王一般的奢侈生活，将人民奴隶一般拼命生产出来的财富，挥霍得一干二净。
其次是减低官员占劳动人民的比重，今日之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官灾”浩劫——比“蝗灾”难扑灭，比雪灾面积广，比震灾持续长，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损失严重得多！今日之中国官员比例之高，也是绝无仅有的，纵向比较，数据显示中国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横向比较，数据显示，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官僚比日本多27倍!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 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 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1/3，GDP是东京的千分之9、纽约的千分之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更有甚者，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可见我们急需降低官员占劳动人民的比重，把那些贪污腐败、无所事事、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僚撵回家去种红薯或养母猪，把这群庞大的官僚体系改造成普通劳动者是势在必行的。
再者是拔掉外国买办资本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吸血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外资何以这样快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呢，关键在于他们通过超国民待遇吸取了中国人民的血汗，比如“洋人企业五减”， “洋人企业三免”，“出口退税”“ 洋人买中国股票价格的价格是中国人自己买股票价格的十分之一” ，“给洋人的股票分红是给国人分红的十倍”， “引进外资硬性规定”， “中投海外投资巨亏”,“所购美国国债大幅贬值”………
其后是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制度，限制公有制经济管理层的天价高薪。吉林通化钢铁厂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再限产，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10余万工人的暖气都无法供应，但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总经理陈国军还领着300万的年薪。象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今日之国有企业包括老总在内的高管收入畸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悬殊很大。普宏德会计事务所有关负责人在对部分央企财务年报进行统计分析后说：“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只有一两千元甚至几百元”。这种巨大的收入反差，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不安定因素。更为突出的是，国企不论其效益如何，老总等高管都能拿到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的年薪。其实公有制经济扣除生产成本和发展资金后，剩余的钱应该通过各种形式普惠给全国劳动人民，而不是企业内部形成小金库，中层领导年薪几十万、高层几百万。所以不应给予公有制经济高管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的权力，而应该由人民代表代表和职工代表大会为他们制定薪酬，并设定薪酬上限，并在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基础上，缩小工人与厂长、经理的差距。
综上，只有劳动人民在夺取财政收入和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利润的支配权之后，公有制经济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才有希望恢复人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养老等福利，才能扩大医疗、教育、科技等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彻底推翻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四座大山（住房、 医疗、教育、养老）。才能扩大再生产，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并在财政赢余的情况下给予全体国民分红或更高的劳动待遇。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支持而进入到一个良性发展的佳境。
总之，公有制经济只有做到归劳动人民所有、由劳动人民经营管理、为劳动人民谋福利这三点才能真正立于健康发展的不败之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以及劳动人民的子弟兵们要挽救正在硝蚀的公有制经济并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也只有同时从夺取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夺取公有制经济的经营管理权、夺取公有制经济的利润分配权这三方面着手。
本文声明:本文引用大量其他学者资料，未能一一标出，在此表示歉意。本人放弃本文版权，任何人均可用引用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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