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与反控力
姚齐源 宋晓丽
近来，一个新词语——“后金融危机”——正悄然而至，这意味着人们认为金融危机正在过去。
真是如此吗？
确实，主要经济国家（美国、中国等）的一些指标有所改善，股市也开始回暖，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危机已真正过去？此次危机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否真正得到了解决？恐怕除了说话胆大的少数人外，没有多少人敢下什么结论。因为此次危机所折射出的问题，远不像人们开始想象得那样简单。
一、调控：不仅要考虑政策本身，更要注意反控力逼迫下的政策变向
2008年金融危机（下简称“08危机”）起始，国家就出台了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政策刚一出台，就有人认为：与其大规模投资，不如建立社保，以增强居民消费信心，真正刺激需求。
其实，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已是中国经济自90年代后期以来就被上下都弄得再明白不过了的一个老问题，按理说，08危机初始就该下决心解决之。然而，一个令人气馁的情况是：尽管中央很早就指明了调控的“重投资、轻消费”的缺陷，但说归说，就是迟迟难以纠错，最后也仅只是微调而已。据2008年底的报道：“ ……保障性安居工程增加1200亿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增加1100亿元……同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工程建设分别减少3000亿元和1400亿元”，“调整率”不过6%，九牛一毛而已。
正是这种调控选择上的首鼠两端，使“四万亿”诱发了新一轮投资膨胀。仅据政策颁布一个多月后的统计，各地“配套投资”已高达18万亿元。2009年8月国家正式提出“产能过剩”判断，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指出“目前……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而实际上，此时的产能已过剩至极——两类基本供给的需求弹性均呈恶降态势：“轻工/消费弹性”，从2007年1-9月的1.013下降到2009年同期的0.576，降幅为43.1%；而“重工/投资弹性”则问题更大，从0.742下降到0.261，弹性降幅竟然高达64.8%！即便考虑价格因素，这样的降幅也显然过大（因为此间涨价不多）。这意味着，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正在丧失着对有效增长的刺激力,其中投资尤甚。
表一，2007—2009年1-9月工业生产的需求弹性
2007年增长率（%） 2008年增长率（%） 2009年增长率（%） 弹性:09年比07年下降
轻工 16.1 13.1 8.7
重工 19.6 16 8.7
消费 15.9 22 15.1
投资 26.4 27.6 33.3
轻工/消费弹性 1.013 0.595 0.576 -43.1
重工/投资弹性 0.742 0.580 0.261 -64.8
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本来应该促使决策实现重大转变，用霹雳手段把需求支持重点从投资转到消费上来。然而人们很快看到，抑制产能过剩的要求发出不足一月，很快再次复旧，以这样那样的“坚持”、“不变”，再度回归到了“重投资轻消费”……。
观察此种变化之背景不难发现，就目前的经济刺激政策看，并不在于调控措施本身是否“得当”，而是有一股强大的“反调控力量”（以下均简称“反控力”），在顽固地对调控政策进行着“反调控”，迫使其服从“反控方”的需要。这一点，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有，习惯上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调控被“反控力调控”这种状况还将继续，所以尽管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金融危机还远未摆脱。从表二不难看出，货币发行就出现了新的恶化态势，在2008年同期的“向好”（同期增幅下降）之后，今年以来再度“向坏”，广义货币增幅竟然比前年（2007年）同期高出50%以上。
表二，2007-2009年1-9月货币发行增长幅度
货币发行量增长率
07年1-9月 08年1-9月 09年1-9月
货币和准货币（M2 18.5 15.2 29.3
货币（M1 22.1 9.2 29.5
流通中现金（M0） 13.0 9.3 16.0
这就是反控力强大的后果。所以对于中国这次克服危机来说，与其翻来覆去地去研究什么是“好对策”，不如首先认真研究，在既定政策颁行后，有哪些力量会反调控？反控力将如何进行反调控？在反控力存在并且很强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将是何种状态？
二、08危机：不是一般性的供需失衡，而是重大结构演化遭遇了强大反控力
1、两类不同的危机
08危机乍起时，国内一些论者相当乐观，以为这属于常见的经济周期波动，以美国等现代发达国家的调控能力，“危机”立马会成为过眼云烟。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事情没有那样简单，危机比预想得要严重得多，于是“难以见底”、“W型波动”、“危机将是长期的”等论调又叠起。之所以会乐极生悲，就是一些论者把经济的重大结构演化过程，误判为了一般性的市场供需失衡。
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般性的供需失衡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消费需求不足→就业减少→需求价格下降→投资结构调整及增加→就业增加→消费需求增加→需求价格上升……”。显然，这个过程是可以靠市场自动调节、或者说“看不见的手”支配的。所以，“经济衰退”越来越不是什么谈虎色变的事，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历史不只有一种经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启示是，在某些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危机，会比一般性供需失衡可怕得多。这个“某些条件”，就发生于经济发生重大周期性结构演化的阶段。按照笔者研究，所谓的“重大结构演化”，指的是“重大产业发展周期升级”：从“农业周期”升至“工业周期”，再从“工业周期”升至“服务业周期”，再后又从“服务业周期”升至“大文化业周期”……（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b5t8.html）。每一个产业演化周期,都有一个从创新到成长、再从成长到稳定、最后再转变为下一代新周期的演化进程。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个与一般供需失衡所不同的突出问题是：基础性生产要素——劳动与资本，其间将发生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劳资矛盾将不会按照那种“你发财我亦改善” 的“帕累托改进”去调整，而会出现“你发财我蚀财”的“希克斯改进”。于是，危机的克服，也就不再具有前面那种“一般性供需失衡”危机的可自动修复性，而要靠“非自动修复”。概括起来说，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
——首先，重大产业结构演化属于产业“质变”，像在农业周期转变到工业周期这一演变过程中，就不是一般性的资本进出，而是要将大部分劳动从有产农民变为无产工人的转变，这对劳动和资本素质也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劳资关系将会有新的重大变化，甚至可能走向尖锐冲突，所以这种调整就痛苦得多。
——其次，由于重大产业结构演化过程比较长，这就需要长期持续某种“偏态”制度。例如，从农业周期向工业周期的转变中，就需要一种更加“偏活”（活力更强）的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去激活要素转变。但这种“偏活”的制度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当其持续过久时，会使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过于向后者倾斜，所以会从制度上加剧利益结构调整的难度。
——最后，由于重大产业周期性变化中的产业与制度的调整难度同时增大，使危机的克服难以自动进行，这就需要“外部干预”，即“非经济”（或者说通过政治制度进行）的调控，实行强“公”（政府经济管理）弱“私”（市场），对劳资关系作出校正，以最终克服危机。但是，由于“偏态制度”持续过久，既得利益主体会强烈地要求维护既定制度，使公私校正这样的外部干预难以推进。例如中国现在就流行着某些主流学者“民主要防止民粹”的呼声，压制着弱势群体诉求。
显然，在上述种种矛盾中，各不同的利益主体，将会分别作为推进合理调控的力量——“控制力”，和阻碍合理调控的力量——“反控力”，进行各种较量，也就是人们爱说的“利益博弈”。他们之间的冲突往往会被激化，甚至会演变为“阶级斗争”（人们可以不喜欢这个概念，但一定条件下又无法不承认它），从而导致纠错过程的不确定性。例如中国目前频繁出现的群体事件，就会迫使利益“调整”以非常方式进行，其结果就很可能是一种“以错纠错”的扭曲“调控”。
应该说，在一般性供需失衡中，也会发生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但由于没有上述产业的、制度的、政治等方面的历史性演变，所以其冲突性比较弱，市场机制自动调整的能力也不会被压制甚至消除。而在重大结构演化时期，上述产业、制度、政治等因素使利益博弈具有比较尖锐的冲突性，甚至某种破坏性，使市场机制失去效力。所以，市场经济状态下有两类不同的危机：一种是一般性供需失衡危机，可以自动调整；另一种是重大结构演化中出现的危机，一般难以自动调整，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以此类调整为背景的。
2、中国进入工业周期后的两次转轨
以此观察，08危机中的中国已处于上述“第二类危机”之中。因为中国目前恰恰处于新的重大结构演化阶段，只不过不是上面所说的需要“偏活”的演化，而是需要类似开始向工业周期后期转变时“偏稳”的演化，类似二战前后欧美国家那种演变。中国经济从农业周期进入工业周期后，先后进行过两次重大结构演化，因此有了两次重要的“转轨”。
1）“第二次转轨”
这是从农业周期向工业周期的转轨，或者叫“（建国后）第二次转轨”（建国后第一次转轨，是农业周期中从创新成长期到稳定期的转变，详见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那本书）。此次转轨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里不去展开，与本文其它地方的讨论一样，有兴趣者可以参阅笔者的《转轨：两种力的博弈》一书（http://blog.sina.com.cn/pfyhjjx）。第二次转轨的最基本特点，就是要着重发挥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主要作用，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就劳动与资本二者而言，资本是更强大的改革动力，是合理调控中的控制力。对此说法，左翼人士可能不大喜欢，但如果他们还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就至少曾经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对于封建制的进步。
此间还发生了一个对中国改革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美国为了改革其二战后形成的、已日趋僵化的福利市场经济，开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而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这一做法在当时是正确的（后面还要讲到）。于是，把美国作为重要的开放对象和学习榜样的中国改革，又带上了强烈的“中国式新自由主义”色彩，尽管这在中国开始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毕竟迅速导致了在几乎所有领域推进“泛市场化”，最终制造出了声名狼藉的“新三座大山”。
2）“第三次转轨”
自1995年以后，中国经济又开始了建国后的第三次转轨。这次转轨，与第二次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从工业周期的“创新—成长期”向“稳定期”转变。其制度选择，出现了一个新特点：主要不在于更多地增强活力，而是要对在“中国式新自由主义”推动下已经失稳的经济结构进行协调。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改革”与“市场改革”混为一谈，从一种“偏稳”的经济（“偏计划”的经济）改变为一种“偏活”的经济（“偏市场”的经济），是一种改革，例如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而从一种“偏活”的经济改变为一种“偏稳”的经济，同样也是一种改革，例如西方发达国家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的转变。二者都是历史演变的要求。这一点，右翼又会很反感，但这同样是历史事实。
尽管由于“唯有市场改革为改革”新僵化思维的影响，上下对“第三次转轨”的认识都比较晚，但随着利益矛盾逐渐突出，至少中央一级已经越来越清楚：在某些历史时期，经济发展非“活”不能增速；而在另一些历史时期，经济发展非“稳”则不能持续。于是，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向“稳”调整的口号：例如“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协调”，例如“兼顾效率与公平”，例如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例如注意弱势群体，等等。特别是2003年以后提出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两个口号，基本确认了这次转轨的“稳”的取向……
进而，也就招来了新的麻烦。
3、遭遇四股强大的反控力
近年来，一些代表社会强势方的人心急难耐，高呼国家强化公共利益本质上是“改革倒退”；而另一些代表社会弱势者的人则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各级政府口头上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资为本”。对于同一事件，双方都是恶语相向，人们很不喜欢也很害怕的阶级斗争宛如似曾相识燕，使宏观决策左右为难。足见第三次转轨遭遇了十分强大的反控力。概而言之，这些反控力主要有四股：
——资本（家）阶层。客观地评价，资本阶层，本来是上次转轨（即从农业周期转向工业周期中开始阶段转轨）这一“搞活”阶段的改革与发展之基本动力，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在眼下的新转轨中，它正历史性地转化为一种反控力，因为这个阶层已成为了不断恶化劳资关系的主要方面。由于中国资本阶层是在激烈而又复杂的竞争中成长起来，对资本有一种至狂的渴求，以至于留下了许多“原罪”，这就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尖锐，其“反调控倾向”也就特别明显。本次危机中先后出现的“胡德平要求赦免原罪”、“张茵反对修改劳动合同法”、“任志强主张房价不断上涨”等怪异论调，就是他们坚决反调控的典型，而“四万亿”政策主要转化为投资，则基本上服从了这个阶层的利益。所以资本阶层是第三次转轨的反控力的核心力量。但须注意的是，资本阶层在本次转轨中是反控力，不等于他们永远都是反控力，在下一个新周期转轨中他们将会再度变为控制力，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螺旋式前进”。
——被“泛市场化”的“地方与部门”。目前，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一大疑难杂症，究其根源，不仅仅是人们爱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更是自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在“泛市场化运动”下推行“公共服务有偿化”、换言之就是某种程度的“政府私有化”的结果。一旦允许公权成为交易品，“官员资本家化”就成了一种“最高追求”，它可以让任何“严厉措施”、任何监督机制都会在“合理不合法”的腐败面前孱弱无力，无论有无宪政民主的国家，都有此教训。所以，“地方和部门”已是目前中国无穷无尽的市场化的最大受益者，势必会坚决反对“稳化”取向的宏观调控。今年某网站以《地方政府是内需乏力的主凶》为题，说到“地方政府其实都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集团”，并称全国工商联的最新报告证实“房价中的一半以上都是被地方政府拿走的。”这种以赢利为目的的政府，必然与资本勾结在一起。其实，前述把4万亿迅速放大到18万亿，就是地方与部门反控制的一个典型，因为执行消费政策地方和部门难以拿到好处，而在投资政策中拿到好处机会则大得多。
——被“泛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众所周知，中国居民之所以“不消费”，就在于“新三座大山”的巨大压力。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涉及到“人力资本积累”的部门，由于其供需关系具有预期性（未来性与模糊性），“强即期性”的市场调节，很容易使其偏离实际供需关系，所以原先都将之安排为“公共部门”，以“强预期性”的“计划经济”进行调节。而随着改革向“泛市场化”推进，这些部门也都一一被“市场主体化”了，它们利用该行业供需关系的预期性，把老百姓不知道如何估价的需求，变成了“天价供给”，这些“事业单位”自然地都变成了一个个的暴利行业。这使得亟需的社会保障改革难以推进，消费率也就难以提高。所以，这部分“单位”也是反控制的重要受益者之一。
——除此而外，还有一类人数不多但影响颇大的反控力——依附于反控力的“理论家”。眼下“主流经济学家”名声之所以那么坏，就在于他们完全依附于资本，进而也从曾经推进过改革的控制力，转变为了反宏观调控的反控力。茅于轼公开标榜“为富人说话”，吴敬琏主张要继续按供应学派思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厉以宁竭力推动林权改革，等等，在过去或许还有某种合理性，而在需要增强公共性的调控中，就都转换为了激化劳资矛盾的反调控行为。有位喜好给国人上课的“海外学者”陈志武，居然把人们早有定论的“中国人为何不花钱”的原因，说成是“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并据此吹嘘美国已经出了毛病的“超前消费”，除了怡笑大方之外，只能说是其在控制力与反控力激烈对抗中已感情化的“资本立场”所致了。所以，这些“反控主流”遭遇社会多数人的恶言，实在不能心怀耿耿。
4、谁是“控制力”？
尽管反控力已成为调控的严重障碍，但它也不是没有“克星”，与上述四种反控力相对应，还有一类对结构演化起促进作用的力量——控制力，将会分别与各反控力进行对决，所以其主要也有四种。有趣的是，在上一次转轨中，这些控制力更多地在扮演着反控力的作用，这才有了反控力与控制力各自的都不那么“华丽”的“转身”。
——与资本阶层对应的劳动阶层。在资本阶层作为新兴发展动力而处于上升地位的那个阶段（严格讲，应从1970年开始，到1995年结束），长期依附于国有、集体企业的劳动阶层，对于触及其切身利益的改革，确实是有着抵制倾向的，无论他们的境遇多么地值得同情，其确实在起一种“反控力”作用，这一点是勿庸回避的。而随着“泛市场化”的弊端不断明显，导致第三次转轨艰难，资本阶层的反控力角色越来越鲜明，相比之下，劳动阶层作为控制力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显著。转轨，从根本上讲是劳动与资本这一对基础要素关系的再调整，经过三十余年的制度充分“活化”（“泛市场化”）后，对资本的补偿已经达到极端过度，而对劳动的补偿则降到极度短缺，基本供需关系已被严重破坏，无法再产生新的需求，严重阻碍发展。所以，“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经不仅是劳动者与中左翼学者的诉求，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学者”及一些地方官员都如是说，尽管他们是违心的。就此而言，劳动阶层，已成为新第三次转轨的的“第一控制力”。
——与“地方和部门”对应的“中央”。1995年以前的中国，处于需要不断放开搞活的过程，而无论是出于传统影响还是实际需要，中央政府的主要行为，是要去“校正”放开搞活行为，所以其反控力属性更强一点。这话不大好听，但仔细想去，改革开放前20年，不就是中央力求“管住”，地方、部门、企业力求“搞活”这样的博弈关系吗？在那个阶段中，显然后者的行为要比前者合理。然而在进入工业稳定期以后，再无休止地“放开搞活”，只能使越发地放任国民收入向资本倾斜，越发地放任经济无序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在此阶段，中央的统筹作用显然日趋重要，实际上，本世纪初以来，在调节劳动与资本关系上，地方与部门的态度一般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只有中央政府还真的有所作为。当然，由于“政府私有化”的影响，特别是与地方和部门的天然联系，中央也要受各反控力的制约，所以时而也会看到其举棋不定甚至服从反调控的怪异。
——与“事业单位”对应的“中产阶级”。主流学者们之一大谬误，就是把“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其实，“中产阶级”是一个在“服务业周期”中成长起来的、介乎劳动阶层与资本阶层之间的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与发展，既不主要依赖于劳动也不主要依赖资本，其所主要依赖的是其在“人力资本”上的特别优势。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文艺人、律师等等，均属此类。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他们既没有无产阶级那种“失去一切”所导致的激烈，又没有资本家阶级那种极欲“占有一切”所推动的极端；所以，在近代社会，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缓冲层”。而对于中国而言，它更有一层特殊作用：由于这是一个工业周期中开始兴起的新生阶级，所以他们属于新兴控制力，或者说未来控制力，因为恰恰是这些阶层正好处于“新三座大山”所涉及到的那些部门，所以，他们直接决定着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着劳资关系的调整。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该阶层曾依附于“事业单位”的利益，故其也曾经有过“反控力依附”的一面；而随着新调整，这种地位将渐渐丧失，实际上，“事业单位改革”，正在将这个阶层与“事业资本家”分离开来。
——与“依附反控力的主流学者”对应的“中左派学者”。与右翼学者依附于反控力一样，有少许“中左派学者”开始依附控制力。其最典型代表，为中国经济学元老刘国光，他是目前唯一坚持“历史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的“国家级理论家”，不仅仅是“不左不右”，而是明确指出了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要将原来“偏右”的政策，适度调整到略为“偏左”的方向上来。所以在调整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上，中左派学者是传递控制力的“声音”的，尽管其作用目前还比较弱。
5、三大博弈，三类矛盾
上述四组反控力和与之对应的四组控制力，除了直接对应者之间的博弈外，还将形成彼此交叉的诸多的博弈。比如说，本来应该去调节劳资矛盾的政府，可能受“官员资本家化的”影响而反其道而行之，从而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官民博弈”，而这种博弈的背后，仍然是劳资冲突；又比如中产阶层与劳动阶层之间，自“新三座大山”出现后博弈加剧，但随着保障制度逐步推进，一般劳动者与中产阶层的博弈会变得不那么重要；……等等。所以，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看，对转轨起主要作用的、对08危机影响最大的，主要还是前三种博弈，或可以称之为“三大博弈”。
这三大博弈，将会使各类矛盾不断转变：在矛盾平缓时，会使经济得以正常增长；而在矛盾激烈时，便会爆发为某种阻碍发展、甚至破坏社会的“危机”。据此，矛盾又可以归结为三类：
——第一类，冲突性矛盾。例如，由于劳资矛盾是最基础的矛盾，而工业化过程中又最易于发生劳动者无产化倾向，所以其变化最为剧烈，在转轨中它最容易具有冲突性（注意：在非转轨时期，这种矛盾可以是非冲突性的）。此外，由于本质上与劳资矛盾相同，“地方与部门”与“劳动”之间亦容易发生此类冲突。
——第二类，非冲突性矛盾。例如，一般而言，普通劳动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矛盾就不那么直接；又如中央政府所处地位，使其与劳动者之间在许多情况下也不会发生冲突性矛盾。
——第三类，冲突性与非冲突性混合的矛盾。“官民矛盾”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就中央政府看，与“民”（劳动者和中产阶级）之矛盾比较少；而地方与部门，与“民”之间的矛盾就比较尖锐。
笔者对“反控力”进行了测量（参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b6h7.html），结果表明：自1995 年中国经济开始新的“活转稳”转轨以来，除了少数年份外，反控力多处于明显高于控制力的水平，2003年以后都在控制力的两倍以上。在这种状态下，调控被逼迫而反弹也就毫不奇怪了。而从实际看，中国这次调整过程中，维护新自由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一些人总是寄希望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也就是寄希望于股市、房市解决居民保障问题，这等于是把应该统筹协调的问题，又推向了已然对之失效的市场，其结果，除了继续制造泡沫外，还势必导致财产收入的两极分化（这倒是为资本积累作出了贡献，因为连小股民都早已看穿了“为大户抬轿子”的股市游戏）。目前的所谓“投资需求”实非投资需求，而是资本需求，是全社会追求“资本家化”的产物，而资本家绝不会是普及于全社会的。
因此，调控中会出现目前这种无效产能难以收缩、“经济增长但就业减少”的背离调控目标的状况。劳资矛盾不断恶化，通钢事件、林钢事件、邓玉娇事件、刘汉黄事件……等等，一起再起。这种反控制引发的冲突，又只能迫使调整以非常方式进行，其结果将会是一种扭曲的、以错致错、后患无穷的调整。
三、外部：不只是美国危机影响，还有中美之间的“双输博弈”
中国这次克服危机的难度，不仅来自内部，还来自与外部的互动行为，或者说“外部反控力”的障碍。一般认为，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的；而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金融泡沫确实直接诱发了危机；而许多学者还进一步指出，这次危机是美国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
不带偏见地讲，美国实行新自由主义，在福利市场经济从兴到衰的过程中，是符合经济周期演化的需要的，因为美国那时正好开始了“大文化业周期”的“创新—成长期”，需要一个“偏活”的制度。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还包括英国）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也确实搞活了它的服务业、大文化业，尤其是创造了全新的网络产业，并远远领先于其它国家（详见《转轨：两种力的博弈》）。
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后来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多数研究都指出美国问题在于消费过度，但这样的分析失之简单了一点，无论人们主观上承认还是不承认，美国的消费过度与中国的“消费不足”有着内在联系，中美两个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经济互动，造成了一种最终对双方都不利的“双输博弈”，加剧了金融泡沫的全球化。
1、不同发展周期导致的“非对称互补”。由于中国的发展比美国整整低了两个周期（中美之间隔了一个“服务业周期”，目前两国所处都是各自周期的“稳定期”阶段），又使二者之间看似有一定的“互补性”：中国需要工业技术与设备，此为产业升级必须；美国需要填补其已变为基础产业的工业等产品的供给不足。但这其中存在着两个障碍：一是“低端产业互补障碍”，在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竞争下，中国低廉工业品可以顺利进入美国，推动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使其制造业趋于萎缩，就业人口大量涌入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虚产业”；二是“高端产业互补障碍”，在市场化推动下，中国一段时期里高端产业停滞，而美国又需要保护其高端竞争力，所以高端产业互补难以弥补低端互补差额。这就出现了“非对称互补”：美国高价值转移难，中国低价值转移易。
2、持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形成的制度障碍。由于非对称互补，中美之间形成了巨大贸易逆差。其解决办法，本来应该是在新自由主义出现问题之后，逐渐推进“稳化”的制度安排：中国应该通过公共政策支持，提高对高端产业的吸纳力，而美国则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支持，提高对低端产业的容纳力，以增强双方互补的对称化。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在新自由主义的“泛市场化”上相互促进，制度“稳化”条件很弱，活转稳改革难，导致“非对称互补”难以克服。
3、中美的“经济金融化”，使双方共同选择了“以虚补实”消解逆差。中、美两国的新自由主义各有特色，但共同点是“经济金融化”：由于美国发展周期高，产业总体上预期性偏强（这是高端产业的特征），使其预期金融市场过度发展，股市、房市等泡沫严重，持续其产业空心化；中国产业周期偏低，产业即期性强，除了金融市场虚增外，通过大量增发货币推进金融化，使国民收入大量转入资本方，而劳动方的收入又大量转化为教育、医疗、住房等“人力资本积累”，消费严重不足，被迫持续增加出口和投资，导致了工业比重过大、后继产业发展不足的“产业实心化”：在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之比持续上升的同时，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加和之比，则发生了波动，特别是2003年以后5年中有明显下降（见表4），这显然是产业升级不力的表现。“经济金融化”使中、美共同采取一种“资本化”的办法去解决逆差问题：美国提供一种虚拟主权——美元货币，使中国靠“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债券）去“消化”顺差；而中国则把美国的货币资产作为一种“经济主权”（债权），去维持自己的“产业实心化”。
表三，中国的产业实心化
年 二产/一产 三产/（一产+二产）
1992 1.9938 0.5328
1993 2.3629 0.5088
1994 2.3566 0.5061
1995 2.3751 0.4902
1996 2.4141 0.4875
1997 2.5996 0.5192
1998 2.6323 0.5682
1999 2.7782 0.6054
2000 3.0483 0.6399
2001 3.1305 0.6806
2002 3.2592 0.7085
2003 3.5921 0.7017
2004 3.4514 0.6773
2005 3.9098 0.6694
2006 4.3097 0.6667
2007 4.3009 0.6694
综上可见，中美经济在三个方面的互动博弈，一起加剧了这次危机：
——首先是“以虚补实”掩盖了两国经济的结构危机。这既会维持着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又使中国产业难以摆脱实心化，使两国的结构危机长期被掩盖。
——其次是“经济金融化”持续推动两国经济的经济泡沫化。从表四可以看出，中美两国近年来确实出现了“金融深化”的同趋向变化：与90年代初期相比，中国“金融深化指数”（即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差距还很大，而到了21世纪之后二者的变化越来越趋同。
表四，中美两国的金融深化指数比较
美国 中国
深化指数 07年指数与该年比值 深化指数 07年指数与该年比值
1990年 0.6831 1.2169 0.8192 1.9734
1995年 0.5850 1.4209 0.9993 1.6178
2000年 0.7154 1.1619 1.3568 1.1915
2005年 0.7552 1.1007 1.6248 0.9950
2007年 0.8313 1.6166
——最后，是新自由主义制度本身在顽固地抗拒改革。这种金融过度扩张的制度，具有制度持续偏态（偏活）的特征，最终形成了强大反控力，使其改革非常困难（奥巴马医改难就是“美国反控力”的杰作），最终使金融危机总爆发。
尽管近期美国金融市场有所好转，但失业率却未降反升，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基本结构问题并未有根本改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实心化这一基本结构问题更难改变。所以，即便金融市场有所好转，“中-美泡沫经济”也并未真正“见底”。从某种意义上讲，08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总危机，在解决产业与制度的新的适应性之前，是不会真正结束的。
四、走势：不仅要看决策的好坏，更要看两种力博弈的输赢
综上所述，要渡过这次金融危机，不仅要看决策的好坏，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控制力与反控力之间博弈的结果，只有在控制力可以战胜反控力的情况下，才敢说中国真正渡过了危机。
1、对未来走势须做长、短期结合的判断
随着美国股市回暖，“危机渡过论”兴起。自然，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发展周期较高，危机的损害程度会比较小；但中国则不同，历史经验证明，工业周期中发生的危机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所以即便某些表象指标有所好转，也不能掉以轻心。既然08危机的背景之一是中国经济发生重大的产业周期演变，就不仅仅要看短期波动，而更要看长期趋势。笔者在《转轨：两种力的博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b5o5.html）中指出：“……（中国）的第三次转轨，可能会出现下述“三步走”的未来态势：
“第一步，‘转轨前期’。时间为1995—2005年。这是一个已经度过的时期。……
“第二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转轨不定期’。大约在2006—2018年。这是控制力与反控力较量得最激烈的阶段，将会是一个控制力由弱至强、反控力由强至弱的过程；中国是否发生倒退，关键也在这一步。一旦发生倒退，则可能使这次转轨拖延至2033年以后。
“第三步，‘转轨后期’。大约在2019—2025年。这是在不发生退化的条件下，反控力处于劣势、控制力开始顺利发挥作用的阶段。渡过了这个阶段，第三次转轨亦随即完成。”
即是说，中国的08危机，恰恰发生于工业稳定期中的“转轨不定期”。根据笔者研究，在这个阶段中，将特别易于爆发资源与环境、金融和社会这三大风险，甚至会几种风险叠加在一起爆发，属于长、短期风险易共发状态，危险最大。而且还要注意到，08危机目前还只是发生于2006—2018年这个“14年不定期”的初期，今后难以逆料之事尚多，因此，即便暂时度过了当前的危机，也不能轻言“向好”。反危机既要考虑当前，更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2、短期走势：即便是表层矛盾亦未完全解决
近一年多来措施很多，特别是“四万亿”投下去，无论如何都会增大投资需求，今年1—8月，城镇社会投资已达112984.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甚至超过了三年前（2006年）全年109998.2亿元的投资，这无疑总会相应地带动起一定的消费，1-8月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15%。所以就短期看，总需求还会有所上升，经济增长有所加速，全年8%的增长目标并不难。
但这只是表层运行状态的描述，一些反映深层矛盾的基本指标还缺乏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是以重大结构演化为背景的，所以对于是否克服危机，不能简单地用增长率、出口、价格之类的短期参数去判断（且不言在中国这些数据的可靠性不高），而要看那些能够反映基本矛盾（尤其是劳资矛盾）的指标，反映这两种基础要素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与否的指标，例如真实的就业率、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等，唯此，才能判断出转轨的矛盾是爆发还是延缓，是正在还是已经解决。从眼下的国情考虑，有一个基本参数——“消费/投资比”，十分重要，其所揭示的背景，既是当前的产能过剩水平，又是基础要素（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的变化趋势，所以对之要做重点分析。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这方面的运行状态不仅丝毫没有改善，还在继续恶化（详见表五）：2-8月，累计“消费/投资比”持续下降，从1.954降至0.697，说明分配继续向资本倾斜，趋势是不好的。
表五，2009年、2008年2—9月消费/投资比变动及比较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09比08年下降
投资 消费 投资 消费 消费/投资 消费/投资
二月 10275.8 20080.4 7552.7 17028.2 1.954 2.255 -0.300
三月 23562.0 29398.0 16823.3 24988.3 1.248 1.485 -0.238
四月 37082.3 38741.2 25772.2 32930.0 1.045 1.278 -0.233
五月 53520.3 48769.6 35912.1 41454.2 0.911 1.154 -0.243
六月 78098.4 58711.2 51857.3 49904.5 0.752 0.962 -0.211
七月 95932.0 68647.7 64370.4 58350.6 0.716 0.906 -0.191
八月 112984.8 78763.3 75699.8 66870.0 0.697 0.883 -0.186
九月 133176.6 89676.1 99907.4 77641.6 0.673 0.777 -0.104
另外，外部需求亦未有改善。例如出口降幅，基本是增大态势。所外部亦未改善，详见表六。
表六，2009年1—9月累计出口情况
绝对值 同比%
一月 904.5 -17.5
二月 1553.3 -21.1
三月 2455.4 -19.7
四月 3374.2 -20.5
五月 4261.4 -21.8
六月 5215.3 -21.8
七月 6271 -22
八月 7307.4 -22.2
九月 8466.5 -21.3
所以，即便从短期看，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也没有增长之类的指标看上去那样乐观，日趋严重的产能过剩随时可能演变为新麻烦。
3、长期趋势的量化判断
表七、态势分析
年 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投资(亿元) 消费/投资比 应消费 少消费(亿元) 少消费量占应消费比例(%)
1998 33378.1 28406.2 1.175 33746.0 -367.9 -1.09
1999 35647.9 29854.7 1.194 35466.8 181.1 0.51
2000 39105.7 32917.7 1.188 39105.6 0.1 0.00
2001 43055.4 37213.5 1.157 44208.9 -1153.5 -2.61
2002 48135.9 43499.9 1.107 51677.0 -3541.1 -6.85
2003 52516.3 55566.6 0.945 66012.0 -13495.7 -20.44
2004 59501.0 70477.4 0.844 83725.7 -24224.7 -28.93
2005 67176.6 88773.6 0.757 105461.3 -38284.7 -36.30
2006 76410.0 109998.2 0.695 130675.7 -54265.7 -41.53
2007 89210.0 137239.0 0.650 163037.2 -73827.2 -45.28
2008 108488.0 172291.0 0.630 204678.3 -96190.3 -47.00
为了作出更确切地长期走势判断，这里对“消费/投资比”的长期态势做了量化分析（基础数据见表7），可以得出下述“运动学”、“短期动力学”、“博弈动力学”三个方面的长期态势分析：
1）“运动学状态”：过剩产能已接近实际产能的一半，“重资本、轻劳动”的基本分配态势仍在继续恶化。所谓“运动学状态”，就是“消费/投资比”长期变化趋势的直接描述。从表七可见，如果不考虑出口，按2000年“消费/投资比”（那时已是投资过度）计算的2008年的消费，只及应消费量的不足50%，意味着过剩产能的已接近实际能力的一半。这显然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根据这里的数据推测，对劳动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约比十年前下降了40%。足见长期以来“重资本轻劳动”的分配关系毫无改观。
2）“短期动力学状态”：“消费/投资”弹性由降转升，表明“短期动力”又有某种向好态势。所谓“短期动力学状态”，就是用“消费/投资弹性”描述的每一份投资增长所带动的消费增长。注意到这里的“动力”是逐点统计的，而非长期统计，所以只能算是“每一时点（年）”的短期动力描述。比较乐观的是：从2003年“消费/投资弹性”降至最低点以后，开始比较缓慢地由降转升。这反映出自2003年以后，虽然还看不到直观的“向好”，但“向好”的短期动力是逐步增加的（见表八）。
表八、短期动力分析
年份 消费增长 投资增长 “消费/投资”弹性
1999 6.8 5.1 1.3336
2000 9.7 10.26 0.9454
2001 10.1 13.05 0.7739
2002 11.8 16.89 0.6985
2003 9.1 27.74 0.3281
2004 13.3 26.83 0.4956
2005 12.9 25.96 0.4969
2006 13.74 23.91 0.5749
2007 16.75 24.76 0.6764
2008 21.61 25.54 0.8461
3）要解释上述“产能不好、弹性较好”之间的矛盾，就还必须看“博弈动力学”的状态，其表现为：“消费/投资比”开始呈现控制力与反控力犬牙交错的“复杂博弈”态势。对表七的数据进行“多次动力”（即多项式展开）的回归计算，“消费/投资比”为六次曲线：
y=0.000007x^6-0.000338x^5+0.006093x^4-0.050063x^3+ 0.178715x^2-0.258547x+1.301036（R2 = 0.998）
不难看出“消费/投资比”变化的长期态势是：一、三、五级“动力”为反控力（即降低“消费/投资比”的负项），而二、四、六级“动力”为控制力（即提高“消费/投资比”的正项），即是说，每一级反控力，都有控制力对其进行纠正；但每一级控制力，又反过来受到反控力的遏制；而总体上看，目前反控力尚占优势。据此可以说，中国消费与投资（进而也就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的未来变化态势，是一种控制力与反控力之间你来我往、交叉对博、但反控力暂时强于控制力的“复杂博弈”态势。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运动学状态”不好、而“短期动力学状态”又好的现象了：由于反控力强大，目前还控制着一、三、五……级等“主动力”，因此运行状态暂时难以好转；而二、四……等“被动力”，又使反控力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这就会使短期动力有着向好趋势。
4、长期走势的三种过程与前景
将前述理论与数量两方面的分析相结合，转轨期的控制力与反控力的博弈，可能有三种过程和前景：
1）第一种过程与前景：矛盾逐步激化
即：反控力占上风的基本态势无法扭转，局部的冲突性矛盾一直不能缓解，逐步激化为全面的冲突性矛盾。必须看到，如果“官员资本家化”进程不能扭转，致使官民博弈持续地激化劳资矛盾，最终迫使越来越多的无产化的劳动方，被迫选择以非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途径，使“通钢事件”、“林钢事件”之类的事件逐渐泛用化。应当说，这种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就中国的国情看，其发生概率并不是最大的。“短期动力”向好态势，便初显此种端倪。
2）第二种过程与前景：矛盾逐渐解决
即：反控力占上风态势得以较快地扭转，局部冲突性矛盾较为顺利地解决，迅速弱化为非冲突性矛盾。如果能解决好了后面所说的制度创新问题，合理地通过调节公私关系去调节劳资矛盾，从而遏制住反控力的反调控，就不难使中国顺利的渡过工业稳定期，危机自然消除。但在反控力尚强的情况下，这种趋势的概率也不会很大。上述关于“运动学态势”继续向坏的定量分析，也表明这种前景不易出现。
3）第三种过程与前景：矛盾“改善—恶化—再改善……”
即：控制力与反控力之间的博弈不断地反复，冲突性与非冲突性的“混合矛盾”较长长间地起作用，经济运行不断地出现“改善—恶化—再改善……”，决策者在此过程中不断作出新的选择，逐步改善着经济运行。就中国目前的状况看，公私关系对劳资矛盾的调节虽然时好时坏，甚至有局部冲突，但尚不至于全面恶化，制度创新进程也在逐渐推行。这就可能使控制力与反控力之间的博弈过程长期对峙，且表现出一定不确定性。这其实也就是前面综合定量分析得出的“复杂博弈”态势。据此可以判断：这种过程与前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不难注意到，短期动力“向好”的2003年，是科学发展观一类的“新政”开始实施的起点年。可见，尽管目前中国问题尚多，控制力与反控力之间的博弈尚很不确定，但自选择了科学发展道路后，至少在目前对反控力具有一定抑制能力——尽管这种抑制能力还不够强。根据一般趋势外推，如果政策把握得当，到2013年前后，可能使“消费/投资比”由降转升；而只有到2016年左右，才可能使其上升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只有到这种状态出现时，才可以说真正渡过了危机。这一点，与前述第三次转轨的到2018年渡过其不定期的判断，也比较接近。
五、选择：既要注意一般性调控对策，更要注重遏制反控力的制度创新
工业周期的“稳定期”，是几乎所有经济系统一道重大的历史难关。西方国家的反面教训与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只要处理好劳资矛盾，是可以安全度过这个难关的；反之则就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这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能迷信“市场万能”，而是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需要，敢于并善于改革市场经济中那些不适应历史要求的体制。
上面讲到的“2016年左右渡过危机”的预测，是基于政策“把握得当”条件的。应该说，真正持公共立场的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种种建议，很多还是合理的；但普遍存在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考虑如何增强遏制反控力的能力，这就使最初合理的政策选择被引导到了不合理的结果上去，例如“4万亿变18万亿”，就是市场体制中那些不符合历史需要的规则所导致的。据此，要真正度过危机，除了选择合理的政策之外（此已有汗牛充栋之文献，这里就不赘述了），还需要高度注重对宏观调控本身进行提高抵御反控力能力的制度创新。根据前述种种分析，需要在基本分配制度和外部制约机制两个基本方面下特别的功夫：
1、基本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人力资本分配公平，缓解劳资矛盾
由于本次转轨的特点是从工业周期向服务业周期转变，这是一个社会主体阶层从劳动（制造业工人）阶层逐渐向服务业阶层转变的过程，即“社会中产化”趋势的开端。这既能遏制资本的过度强势，从而防止冲突走向极端的“阶级斗争化”；又能扩大社会“稳定层”（中产阶层），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不过，由于中国尚处于工业化稳定期，且农业人口众多，还难以真正实现中产化；反过来看，在资本强势状态下，劳动阶层还随时可能出现无产化的危险（例如当前失地失业失财农民大量增加的现象）。所以需要提前推进中产化进程。从理论上讲，要提前推进中产化，一方面，在调整分配关系上，主要不是着力于即期收入（工薪），而是预期收入（即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保障性积累），或者叫人力资本积累，这也是中产阶层的基本收入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又不能走当年西欧国家福利市场经济的道路，而是要靠既非私人部门又非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去调节预期性收入。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
1）加快建立覆盖率更高的社会保障基金。本文笔者早在1997年就出了要建立起各类社保统一的“个人安全与发展基金帐户”（“安发基金”），以覆盖全社会，并提高使用效率。对此已有许多论述（详见《转轨：两种力的博弈》），此处只强调其三个要点：
——其一，须将医疗、住房、教育、退养等诸多的人力资本帐户合并为一个，并委托非公非私的“第三部门”去管理。现在由医疗部门操刀的医改，要么可能使人力资本积累被实际上私有化的医疗机构“打劫”，要么被低效率的官僚机构所浪费；而适应新的产业周期的“第三部门”，是一种既突破了传统市场体制、又改变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制度创新，可以防止上述两类问题的发生。
——其二，个人帐户虽然具有共济性，但其基础是劳动积累（要与个人业绩挂钩）的，这就可以避免福利市场经济那种过份依赖国家的“养懒汉”色彩。此外，合并保障的另一大好处，是可以扩大使用时间差，有利于提高共济效率。
——其三，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对于具有预期性的行业，包括提供人力资本服务的科技、教育、医疗等部门，以及政府公务员，提供相对优厚的安发基金，使其行为预期化，更顾及长远利益，从而更符合其工作性质。而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对那些曾经有着强烈反控力倾向的服务业和政府官员“化敌为友”，使其从反控力转化为控制力。
2）进行预期性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为了保证安发基金的增值，需要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本市场”，并将之与股市、期货等高投机性的预期性（金融）市场隔离开来。这种市场，重在保障安发基金的长期稳定，使其能够与经济增长同步，并坚决拒绝暴利。通过这种市场，也可以进一步将社会保障与“部门利益”分隔开来，使其无法染指公共利益。
2、外部制约机制：推进经济民主，有效遏制反控力
这是提高控制力的有效途径，亦是遏制反控力的强大力量。眼下一些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危势：在劳资矛盾严重激化的形势下，过速的政治民主，可能导致来势汹汹的“民粹”，最终很可能在“正义”旗帜下对资本的进行不当洗劫。但另一方面，若是没有民主，就不能遏制公共政策的“私有化”，劳资矛盾将继续加剧。所以，需要在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介态”制度，既能够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平、合理、透明），又不至于导致社会动荡。这种介态制度，就是“经济民主”。其要点有四：
1）要对人大、政协的专业委员会（而不是整个人大、政协）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选，首先将这一部分改造为具有与社会结构一致的代表性的“经济议会”性质，以真正行使公共决策的最终决定权。例如像“四万亿”、像新医改、像购买美国国债等重大决策，就不能由哪个人或部门“计上心来”就出台，因外国人或者“权威”一说话就变脸，而必须通过“经济议会”裁决。这就可以使重大公共政策从受反控力所左右转变到由控制力掌握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也是政治改革一个更容易为公众积极参与、更为实际的步骤。
2）“经济议会”对整个经济调控实施过程进行完整的监督，由它行使问责主体的职权，使监督落到实处。同时，也要加强全社会对“经济议员”的监督，使其行为处于严格的民主监督之下。
3）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类似上述“安发基金”等涉及到公众利益的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也必须使之在经济民主的严格监控之下。
4）鉴于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反控力”（见《转轨：两种力的博弈》），会极度放大转轨风险，所以要利用各类经济民主的措施对其进行遏制，而绝不能象张五常、胡德平等暗示的那样，要继续靠腐败推进资本家阶层的形成和壮大。特别要充分发展“网络民主”这种新型的广覆盖、高安全、低成本的民主，对公共政策进行监督，从周老虎、邓玉娇、“最牛局长”等事件的经验看，将网络反腐与“经济议会”监督结合，其作用比什么“重大措施”都会来得实在。
以上内容，都在《转轨：两种力的博弈》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2009年9月3日—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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