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八实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加大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2008年中央就提出的经济工作的战略性意见。虽然关于转变成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扩大内需”，减少国际市场动荡的影响是去年被突出强调的。昨天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又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突出的，甚至是提纲携领意见提了出来，而且强调“已经刻不容缓”。但对转变的文字只有“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这些文字并不是新的发展方式的描述，唯一有点实际意义的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这些内容又不足以支撑一个“新的发展方式”。因为“优化”没有实际意义，而发展方式又决定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因此，很难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提法的真实内容。
经济发展方式不完全是主观的东西，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发展方式更多的来自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总会面临特定的发展空间和必然存在的发展机会，这些客观的空间和机会是发展方式选择的基本条件。
就空间来说，虽然现在主流学者已经在说什么“后危机时代”的制度安排了，但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消失。也就是说，危机是因为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和不断垒高债务来消费的“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而美国缓解危机的方法依然是“金融创新”和垒砌更高债务。在Chi-merica的世界核心经济结构中，危机的产生同时也是因为中国拼命扩大生成能力，压低普通劳动者收入和消费以满足美国人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而中国缓解危机的方法依然是扩大生成能力，借钱给美国并压低普通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机会。虽然中美联合行动使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崩溃局面，但世界“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世界贸易总额会长期维持在低水平，贸易壁垒将越来越严重。无论中国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如何搞自主创新，都不可能扩大这个空间。
假如真的像主流学者声称的那样现在就到了“后危机时代”，那么后危机时代的基本特点就是：美国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长期低迷，对中国贸易制裁越来越严厉，国内制造业指数逐步提高，进口需求越来越小。由此引起世界贸易总额长期在低位徘徊，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低，新的金融动荡此起彼伏。
假如贫道描绘的所谓“后危机时代”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构成中国经济发展方法转变的可能性空间。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且不说，起码不包括2008年前支撑中国发展的内容，也就是再以每年25%左右的进出口额带动经济发展的“方法”将不灵了。
也许有人会说，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能改善这个局面。但是，所谓优化和创新，是围绕发展空间的规定性方向来说的。什么是优化？大概是产业升级。那么升级后的产业为谁生产？如果还是为国际市场生产，是不是打算把发达国家最后的装备制造业也给消灭了，真的打算实践小沈阳“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而自主创新是与出口导向相悖的。从企业效益来讲，只要打算出口导向，自主创新一定不如引进技术合算。这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过的。只要全球贸易在萎缩，贸易壁垒在提高，优化和创新都不存在发展空间。
实际上，后危机时代提供的唯一空间就是“两头在内”的经济发展方法。所谓经济发展方法的转变，就是从两头在外为主的经济发展方法转变为两头在内为主的经济发展方法。离开这一点谈“结构优化”，“自主创新”基本就是无的放矢，隔靴挠痒。
问题在于，早在去年经济危机刚来时，很多非主流学者就大声疾呼所谓转变发展方法，就是要完成以内循环为主的结构调整，而且这些提法与去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扩大内需是呼应的。但是，去年11月开始的“扩大内需”变成了“扩大资本形成”，变成了扩大能力。并且主要通过给房地产业输血，刺激房价攀升来缓解经济下滑。这种做法严重限制了经济发展方法转轨的机会，使“转变经济发展方法”的难度大大增加。
其实，即使全球贸易萎缩，中国依然有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机会。空间就是两头在内，机会就是加快城市化并大幅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中国城市化率到2008年大约达到45%，这个比例远低于与中国人均GDP接近国家城市化率60%左右的水平。而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是高度关联的。城市化率越高，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越快。因为第三产业大多属于社区产业，居民居住密集度决定第三产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0%，远低于同类国家60%的比例。中国现在的工业化水平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扩充空间。假定中国一、二产业增加值2009年增长为零，但第三产业比重从40%提高到41%，就意味着GDP增长了1.7个百分点。而且此后拉动力会越来越大。
我国城市化率低与户籍政策等行政措施有很大关系，而解除行政限制的难度很小。因此，通过加速城市化进而使第三产业成为新阶段的经济增长火车头是中国一段时间内非常重要的产业发展机会。所谓“优化结构”，本意应该在这里。
但是，今年的保八措施使这个希望变得渺茫。
今年保八如何来的？说透了，就是扩张信贷和给出优惠购房政策，使房产销售激增并带动前后产业链来实现的。2008年GDP约30万亿，增长8%意味着净增24000亿。今年元至10月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79.2%，净增14000亿。预计全年净增16800亿。也就是说仅商品房带动自身及上游钢铁、有色、水泥、陶瓷等工业以及建筑业就完成了保八的70%。而商品房销售又带动下游的装修材料，家具，家电，纺织等不会低于房屋销售额的30%，全年因商品房增长就拉动22000亿的市场，占8%增长的92%。
由于我国房地产行业早就具备“金融行业”特征，住房早就成为投资品。因此，房价与房地产市场是高度关联的。房价越高，投资欲望越强，销售就越多。今年元至10月，商品房销售额增长79.2%，而销售面积仅增长48.4%。销售额增长速度是销售面积增长速度的1.64倍。理论上讲，这个销售额与销售面积的关系，接近房价上涨倍数。
当此经济危机时期，房价在早已高位情况下再度大幅攀升，讲严重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提高就是城镇居民增加。所谓“居民”首先要有房子住，不管是买还是租。今天公布的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说：
“房价收入比(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应当在3-6倍的范围，6倍以上的居民购买住房就已非常困难，也有研究认为，房价收入比在6-7倍区间。根据这一区间， 2009年城镇居民收入房价比将达到8.3倍，大大超出合理的承受范围……包括中等收入居民在内的中低收入居民要占全体居民的60%，这些居民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
也就是说，大部分城镇居民已经是无力购新房的。但这与扩大城市化关系不大。但是蓝皮书还指出：
“2009年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为22.08倍，而对于农民的城镇房价收入比则为29.44倍。”
也就是说，在城市已经实现就业的农民是不可能拥有自己住房的。因为房价要高于他们实现购房的收入水平的2.67倍。至于目前以务农为主的居民更不要想了，因为他们只有把收入再提高4倍左右，才有资格成为有自己房产的市民。
房价高涨带来的是居住房房租高涨。近年来，市区两居室住房在大城市租金在2500-3500元/月，中等城市也达到1500-2000元。大约相当于一般白领一个月的工资，因此多数农村进城的年轻人都“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中成为“蚁族”，结不起婚，成不了家。也就是说，即使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尚不能成为稳定“市民”，更不要说农民工了。男的只能在工棚里，女的只能住在服务行业提供的临时房里。哪里有一点成为市民的希望！而只要这些人没有可能成为稳定的市民，就谈不上城市化。
同时，这些年相当多商用房也成为了投资品。街面房和一些市场店铺价格暴涨。许多批发市场的几米宽的铺位炒到十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都有（义乌批发市场）。这种价格对商户来讲营业面积已经是投资品而不是营业场所。这样不断攀高的商用房价格将严重约束第三产业的发展。
也就是说，与2008年相比，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空间，城市化机会空间被高房价大大压缩了。
这就是这次用房地产来保八的机会成本。
这将使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等任务，成为纸上谈兵。而中国可能历史性地失去一次调整产业结构以实现平稳发展的机会。这还不说把整个房地产业彻底搞成个赌场后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如果中国早在2003年，房地产还不是个投资市场情况下，政府提供廉价地，银行进行按揭支持，让已经在城市就业的近2亿农民工和“蚁族”成为市民，中国就不会被逼得非要做美国的“宿主”。而且可能创造一个不经过贫民窟阶段就完成城市化的先例。
到经济危机发生后，假如选择让房地产商破产以迫使房价下跌至普通居民能买得起房，使商品房销售回升。也不会形成今天的局面。
今天说这些似乎晚了点。但假如还把“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作为新任务，继续把花园城市作为城市化标准，拒绝贫民窟的出现，恐怕连希望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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