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的扫盲
---玉树感言
青海玉树地牛翻身,民众蒙难,唤回数年前我们到青海一周情景和难忘感触,愿在此与读者分享。吾辈非佛教徒,对藏传佛经也毫无研究,所以看法也是世俗的,与宗教教义无关。
任何人踏足藏传佛教寺庙之前,不管是初游还是重游,无论是在拉萨市还是青海湟中县,都会有文化震撼。寺庙周边的街上很多穷人,尤其是衣衫破旧的妇女和儿童向你伸手要钱,几乎穷追不舍。而我们团体每个人初时反应是都在悲悯心情驱使下愿把身上非必用之钱全都给他们--虽然事先有当地藏族朋友要我们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派钱--结果真的是有团友在给钱之后二十分钟仍无法从围者重重之中脱身,直到表现出身上确实已是身无分文才得以逃脱。当时感悟是只要藏传佛教以目前这种形式延续,此种贫民围人的现象将永远延续下去,虽然它在文革期间曾经消亡过一段时间,毛泽东一度取代了佛祖在那里的地位。毛有名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毛在西藏的革命尝试中止在他的续任者们手里。
或许,佛祖释迦牟尼在生前也是和毛一样有解放全人类的襟怀。佛祖生前一定看到同样,甚至更困若的贫穷,所以才愤然出家,亲身体验天下疾苦,先从自家修身求得解脱,再以此救人救世。所以佛教必然产生于印度,而不是中国。但是,目前印度佛教徒不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少于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信徒,反而传到亚洲其他国家之后才兴盛起来。
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仍在印度土地上,但只有在贫穷且没有开发的土地上才能感受到灵气,才能和佛祖作深思式的交流。看恒河日出是世界各地游客,尤其是僧侣信众必做之事。恒河本身并不污染,但通往它的居民小道却脏乱不堪。或许圣河只有在贫瘠的环境中才越显“圣性”,不排除地方政府故意不把其四周环境好好清理干净,以存其“圣性”。不管是西方人,还是日本、港台的游客,到印度除了参观泰姬陵宫殿之外,就是到孟买、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去看贫民窟。印度没有实行全国普及教育,在穷乡僻壤之处不设学校。“越有古老文明,越不能发展”,在印度似乎是硬道理。
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领导人知道解决贫穷问题就是要发展教育,提高贫穷地区民众的教育水平,掌握现代科学的知识促进发展经济。然而印度那套道理在中国的西藏、青海等地仍有市场。愈贫穷的地方,好像离上天愈近,宗教的神秘感愈强。政府的好心并不一定得到已掌握藏人思想深处话语权的寺庙,和生活在它里面的那些僧侣们的认同,如同青藏铁路的建成被少数人看做毒蛇猛兽一般。青海卫视上可以看到喇嘛们对蜂拥而来的机械救援面无表情,他们认为手挖要比机器“仁慈”。青海结古镇的结古庙是玉树州三大寺庙之一,有僧人550人,内有三名活佛,除那位二十多岁的昂文丹巴仁庆外,另两位目前在澳大利亚和印度传教。那位在全世界电视正面都出现的年轻人,因说死亡人数较官方公布为多,而成为焦点人物。但回良玉副总理第二次视察结古镇时罕有地访问了寺庙,那位年轻活佛就在旁边,全国观众都看到,不过他旁边还有一位戴眼镜者似地位更高一些,在和回副总理谈话。回副总理这次的公共关系做的很好,和喇嘛们在一起的画面,向全世界击破了境外别有用心者的谎言及不明真相者的传言。
全中国十多亿民众,尤其是汉族人,应该说不是太了解藏族人,尤其是那些僧侣。了解藏人,你不得不先从宗教方面去了解。那些相当汉化的藏族县长、局长,内心仍然有宗教的影子。沿海近年来发展太快,但在若干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发展太慢,二者在教育方面差别最大。我们看到不少藏族县长和干部,或者是沿海省份援藏工作队的挂职汉族干部,每周要花费很大心思在动员藏民,尤其是牧民的子女到流动小学、中学上课,深受感动。
我们在西藏和青海,曾因担心捐款落入个别人挪作它用,就像四川汶川震区仍有干部花巨款买进口日本丰田越野而不买国产车那样。我们设法运到藏区的书籍和文教用品,最终显得还是不太受当地人欢迎,好像我们到寺庙是捐款更值得他们尊重。
是否藏传佛教认为自身修行比摆脱文盲更重要?倘若不是一场地震把玉树改变,并进而把玉树的未来改变,玉树还会是很少学校,或有学校而学生逃学、失学现象严重?不得其解。再思索深层,那些抗拒消灭农奴制,排斥外来影响的旧势力不是仍然在鼓吹抵制中国内地对藏区的援助吗?那位躲在印度的政治和尚,不仅编造出有10万藏区灾民的“联名公开信”,还声称愿到玉树弘法。这次北京方面对他不予理会是聪明的。只是,右翼们对胡耀邦的纪念,部分转移了境内外对青海玉树的救灾焦点,间接助长境外势力。汉藏关系要真好起来,藏族青少年是触媒,喇嘛僧人也是触媒,事关谁能真正争取人心。如果4.14地震以来,全国人民的钱与力对藏区的投入,只能改变少数被救出的藏人,特别是在读学生的观念,而多数人仍在受僧侣们宁贫穷勿受教育的影响,他们是苦命还是其它,是否值得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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