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噩梦远离孩子

写在前面的话：　　

值此5.1汶川特大地震两周年之际，地震孤儿却没有回到人们的视野！他们是一群需要帮助的孩子，他们还生活的好吗？为此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08级硕士研究生苏茂林等一行，对四川省绵阳市地震孤儿的生活、心理援助状况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与大众媒体报道迥然不同，这也导致许多刊物均以问题太敏感不愿刊发，费尽周折，《农民日报》在2月3号刊载了其中部分内容。各位：没有反思的泪水只会白流，现将全文在网上登出，希望能对你了解孩子实情有帮助！　　

让噩梦远离孩子　　

——绵阳地震孤儿心理受援状况调研纪实　　

苏茂林 彭利 吕松旭 黄念兵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 成都 ）　　

“地震孤儿”，这个因上天失误造就的名字，当我们面对他们时，他们是一群“怕做噩梦”的孩子。人情的冷落加速了他们的孤独和反叛，过分的热情却又扭曲了他们想要的平和心态。这种对立的情绪意味着在地震孤儿的一生中心灵的震颤和抚慰将持续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是我们在持续半年多的调研后最想告诉那些或“心血来潮”或“急功近利”的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们的事实和结论。

一、调研缘起

对地震孤儿心理受援状况进行调研基于这样的事实和理由：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社会各界的捐赠和帮助下，地震孤儿开始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我们想知道：物质需求无忧，那么孤儿心理是否也无患？震后初期，各路心理援助“蜂拥而入”，有时甚至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会有心理咨询师答应”的程度。可激情过后，这些心理援助来去匆匆，有的只呆一天就悄然离开，灾区甚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传言。那么我们想知道：心理援助为何出现如此困境？当曾在九州体育馆被温家宝总理接见的北川女孩刘小桦笑吟吟地对着镜头说：“我有3个同学在地震中死了，还有一个同学脑袋里的东西流了出来……”此时，我们不知道刘小桦的表现是走出了地震的阴影，还是对生命的漠视，我们想知道：究竟什么样的关心和照顾才会对孤儿的心理健康成长有利？基于这样的疑问，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汶川灾区孤儿的心理状况和心理援助机制做一个详细的调研。　　

在我校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硕士生导　师李刚副　教授的指导下我们四个硕士研究生成立了一个调研团队。为了时效性，我们选择了以占四川地震孤儿50.79%的绵阳地区为样本，从2009年3月至10月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调研。在四川省民政厅和妇联的帮助下我们先后前往绵阳、安县、北川、双流县等地的与地震孤儿相关的管理部门和集中安置点。一方面获取灾区管理部门现行的心理辅导政策及实施方案；另一方面对灾区群众集中安置点进行实地取材，用访谈和问卷的方式获取心理援助现状的第一手材料。另外，为了对比研究孤儿“散养”和“群养”的优劣，我们对绵阳分散安置的孤儿和双流县绵阳孤儿“安康家园”分别随机抽取了40名8岁至14岁的孤儿和40名平日与孤儿较熟悉的相关成人，并设计了成人版和儿童版两种问卷进行对比研究。　　

二、疑问的产生　　

经四川省民政厅确认，因5．12汶川特大地震，全省共增地震孤儿632名，其中绵阳地区为321人。绵阳地区中有134名孤儿被送往由山东日照钢铁公司资助的双流安康家园生活，其余孤儿大都在本地由亲属抚养。目前孤儿被收养的人数极少，在我们所调查的安县仅有一例成功收养的孤儿。我们首先对处于“散养”状态的由亲属抚养的孤儿进行了调研，为了加强信度，我们分别从孤儿和孤儿亲友两个视角了解孤儿心理及受援状况，通过问卷分析结果如下：　　

1、在对40名孤儿亲友的调查问卷（如表一）中，97％的孤儿亲友认为孤儿的性格在地震后发生了变化；90％的人发现孤儿经常或偶尔要做噩梦；70％的人认为现在孤儿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表一　　

2、在对孤儿的问卷（如表二）中，我们从孤儿地震之后发生变化的心情、学习、兴趣、梦境、与人交往等指标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孤儿存在心理问题或心理问题还未解决。　　

表二：　　

3、令人不解的是，在对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的效果评价中，孤儿与其亲友出现了矛盾。在对孤儿亲友的问卷调查中，42.5%的受访者认为对孩子心理辅导效果较好的是专业心理辅导人员。但在对孩子的问卷调查中发现，60%孤儿认为对自己心理帮助最大的是亲朋好友，而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的效果只有2.5%的孤儿认可。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和不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专业的心理援助应有的重要作用在孤儿们那里却是一种否定。经调研我们发现，通过各机构组织的专业心理辅导的专家、咨询师、志愿者很多，仅四川共青团省委就组织了心理服务专家团队40余支，有496名心理专家先后奔赴18个重灾区参与心理服务活动，辅导个案已经3417个。但这一切行动的效果却没得到大多数孤儿的认可。是什么原因造成专业心理辅导的作用被孩子们给否定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再次踏上了考察之旅。　　

三、解疑之行　　

难道是政府的心理援助政策和组织出了问题。可是我们发现，地方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灾区干部群众的心理辅导工作。针对灾区人民的心理状况，四川省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指导性的文件。如《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震灾区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心理服务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08]57号）、《四川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震伤员医疗康复和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川卫办发[2008]140号）、《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地震灾后心理卫生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卫办发[2008]305号)等等。为了保障灾区心理辅导工作的组织有序，四川成立以常务副省长魏宏为组长的“地震灾区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心理服务协调小组”，负责全省心理服务的协调工作。而且，在《关于开展对口支援灾区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四川省卫生厅明确指出，要建立对口支援工作机制，认真制定工作方案，要选派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的心理卫生医务人员到各受灾县开展心理卫生服务对口支援工作。同时，国务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共青团四川省委相继组织了多批次针对灾区妇女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的活动。如“儿童友好家园”、“12355灾区青少年心理康复援助专家团”、“12355心灵驿站”等。　　

难道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上出了问题？于是我们把焦点放在了绵阳安县上。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安县政府部门也按部就班地执行了上级政策。在震后安县相应成立了副县长刘胜军同志为组长的“安县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心理服务协调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全县心理辅导工作。同时成立4个干部群众和学校师生心理服务小组，负责指导各乡镇的心理服务工作。在各乡镇中心医院和村卫生室以及县医院，共设了326个心理服务点，覆盖全县每个村及街道，工作人员都接受了县卫生局的心理干预知识培训，并且全天坐诊。而且，安县也开通心理辅导专线，并得到了辽宁省、四川大学和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对口援助。

四、真相的浮出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经过几番调研和分析，我们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和原因。　　

1、缺乏针对孤儿心理问题的特殊政策。经调研我们发现，所有的心理援助政策指向的对象泛指灾区民众。专门针对孤儿的特殊政策没有，但他们确实又是需要长期特殊关注的少数群体。孤儿们在经历地动山摇的恐惧和失去亲人的悲痛之后，有着与灾区其他群体十分不同的巨大心理伤痛和压力。可是由于我们的疏忽，在心理援助中他们再次成了援助的“孤儿”。　　

2、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的文件和实施计划几乎成一纸空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震后针对心理辅导工作的文件从中央到灾区县市出台了很多，但文件的执行和落实却未完全到位。例如要求各级政府成立的“心理援助协调小组”，文件一层一层的传达下来，但到了基层它的功能几乎是摆设，很难起到协调作用。一些领导只是去“视察”、“督导”一下心理辅导工作，回来写一篇“调研”工作总结就了事，即使发现了问题因难度较大最终没有解决。如安县设立的心理援助站点，在乡村大都是摆设，有块牌子，什么设备也没有，也没专业心理辅导人员。一些乡村医生只会治疗如头痛、感冒等小病，哪能进行心理辅导，在他们眼里心理辅导就是劝说聊天而已。因此，这类问题较为复杂，涉及卫生、人事、财政诸多部门，要一个由副县长任组长的“心理援助协调小组”彻底解决是难以做到的。　　

3、目前心理援助工作政出多门，指挥系统失灵。在地震后，心理援助工作要求卫生部门统一主导。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参与的部门和渠道十分繁杂。在灾区开展心理辅导工作的，既有卫生厅、民政、妇联、团委等政府部门组织的各自“独立作战”的专业队伍，又有一些大学和非政府组织派遣的“游击队”志愿者。各个心理援助机构和人员进入灾区活动，不登记不备案，导致多家心理辅导同时做，但每家都没有在卫生部门统一安排下进行，导致的结果就是心理辅导多“管”齐下，而敢于负责的却一个没有。例如安县在全县建立了326个心理辅导点，但这些站点均各自为阵，只受本系统内指挥，没有机构之间的协调，信息不能共享，很多工作如灾民心理摸底调查、个人档案的建立等都是重复劳动。结果把老百姓弄得晕头转向：“刚刚才参加了一个心理援助活动，咋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邀请我参加另外一个活动。第一感到‘累’，第二觉得‘烦’！”　　

4、心理辅导面存在盲点。各机构为灾区组织了大量的心理援助专家、咨询师和志愿者，但每批次的辅导团都几乎是去了交通方便的集中安置区。虽然这样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给予更多的人帮助，但也造成了如安县茶坪乡这样的交通偏远的小地方无人问津的现状。我们从茶坪乡政府、小学和医院了解到，地震后根本就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到茶坪乡进行心理辅导工作，只有茶坪乡“儿童友好家园”接受过两次志愿者的帮助。而对于茶坪的孤儿们自然就更谈不上接受什么心理辅导了。　　

5、心理辅导人员资质杂乱，各怀不同的目的。一些所谓的“心理咨询师”根本不具备心理咨询资质。有的打着心理辅导的幌子，从事各种违法活动，例如一名来自香港的自称是心理医生的“志愿者”来安县后由于证件不齐，县卫生局不让其活动，结果他私自进入灾区煽动民众闹事。后经卫生局查证，他是医生，但却是兽医。有的心理辅导人员来灾区的目的是兜售医疗器械，而有的心理辅导人员来灾区的目的就是搜集资料。在对灾区民众的调查中有32.5%的人认为这些辅导没有回访。在对孩子的调查中显示那些志愿者来访不定期的有60%，间或半年以上的有15%。这一点我们从安县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那里得到证实，他发现许多心理辅导都是先和灾民聊聊天，然后让灾民填写问卷就了事。他说这些人的目的一般是搜集论文资料，而不是来进行心理咨询的。不言而喻，这种把灾民当成实验室“小白鼠”的心理辅导是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6、灾区民众对心理辅导的观念淡薄。灾区心理援助出现困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本身对心理辅导了解甚少。经调查，有50%的受访民众对心理辅导仅知道一点。5%的民众不知道什么是心理援助。这次地震绵阳灾区，震前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辅导站点，心理咨询人员更是缺乏。地震发生后，心理辅导问题突然显现，这对于灾区农村来说简直是稀奇事。人们对心理咨询的陌生，自然会产生阻抗，这必然就会加大本身在援助机制方面不健全的心理辅导工作的难度。　　

五、孤儿养育模式比较　　

在为期半年多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反复思考着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对于孤儿来讲什么样的抚养模式更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是把孤儿集中在一起的“群养”方式更好，还是或寄养在孤儿的旁亲家中或由陌生人领养这些单个“散养”方式更有利？由于孤儿领养方式的数量很少和私密性质，我们只好选择了另外两种方式作对比研究。我们对绵阳分散安置的孤儿和双流县绵阳孤儿“安康家园”，分别随机抽取了40名8岁至14岁的孤儿进行同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如下：　　

1、如下表三显示,我们可以看出集中安置的孤儿整体心理状况比分散安置的孤儿要好得多。　　

表三：　　

2、表四表明，地震后在孩子的快乐程度、学习兴趣、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对比中，集中安置的孤儿明显都好于分散安置的孤儿。　　

表四：　　

3、表五显示，对心理辅导效果的评价中，安康家园的孩子也比分散安置的孩子要高。　　

表五：　　

以上三方面数据对比可以得出结论：地震孤儿集中安置，配以优良的教育环境和师资，更有利于孤儿的身心健康和成长。但集中安置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融入社会上，安康家园的孤儿表现不及分散居住的孤儿。安康家园里有25%的孩子明显表现出不敢和外面的陌生人接触，而分散居住的孤儿则相对较少，只有17.5%。这种问题在全国很多孤儿院中也普遍存在，一些孤儿长大后不愿意离开孤儿院进入社会，最后形成“大龄孤儿”现象。　　

六、结束语　　

调研结束了，我们的感触很深，思绪久久不能平息，许多问题萦绕脑海。我们对孤儿的关注如何才能做到适度，既不显得冷漠又不过分热情；政府在灾区如何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如何协调管理咨询机构和人员、如何加强政策实效、如何细化对“散养”孤儿的特殊政策、如何优化集中“群养”环境。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事关孤儿心理援助的实效性和长效性的机制问题。我们希望，当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那一天，噩梦将会远离这些“怕做噩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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