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不足”调整得了吗？--有关我国经济形势的思考

 “内需不足”调整得了吗？　　

                                   ——有关我国经济形势的思考　　

                                      迎春　　

主流经济学界的一些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弊病”是“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太低，只要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就可以保持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他们不承认“内需不足”是由我国私有化进程决定的，与经济制度的变化有着内在联系，以为不必改变经济制度，只要人们想扩大内需，就可以调整，因此，开出的“处方”也不可能“治病”，而且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危机。　　

一，我国的“内需不足”是怎么造成的？　　

1，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内需旺盛”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经济“内需旺盛”，1978年的最终消费支出为62.1%，其中，居民消费占48.8%，消费率一直很高，根本不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而且总是供不应求，被讽刺为“短缺经济”。　　

原因很简单：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那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存在失业、下岗的问题；新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工资和农产品价格也随着生产发展而提高，劳动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多；实行的是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社会养老制度，基本生活有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也不存在大规模发展私人经济的可能，没有积累资本的问题；劳动群众的收入就是用于生活消费，也只能用于生活消费，因此，居民消费率高。需要说明的是，那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长时期的高速度发展。即使消费率这样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而商品仍然供不应求。这正是公有制经济推动生产发展的具体表现，但是却被一些人讽刺为“短缺经济”。可见，当时居民的消费率高，不是人们主观“调整”的结果，而是由公有制经济制度决定的。　　

2，改革开放以后“内需不足”问题日益尖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1979年至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1991年至2008年年平均增长更高达10.3%《中国统计摘要》2009  第23页）；与此相反，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却是直线下降，而且全部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下降：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100）　　

                                                     （摘自《中国统计摘要》2009  第35页）　　

2008年，我国的最终消费支出比1978年下降了13.5%，全部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下降。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蛋糕”是做大了，但最终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却越来越小了，特别是劳动群众所占的份额越来越低。　　

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化　　

在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下，资本家只有压低工人工资，才能增加利润，资本与工资尖锐对立贯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内需不足”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内生性问题”。只要实行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就必然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正是由于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内需不足”，才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反复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有人会说，你的结论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十一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会上透露，“美国居民消费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不错，美国的居民消费率高，但不是美国劳动群众的收入高，而是靠贷款消费：买房靠贷款；买日常用品靠信用卡；上学靠贷款；不仅老百姓消费靠贷款，政府也靠借钱过日子，所以才会爆发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也是由于实行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结果。　　

我国高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吸引了大量外资。1979年至2008年，实际使用外资10498.1亿美元。大量外资为什么会涌入我国呢？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劳动力商品价格特别便宜。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扩大内需”，提高本国劳动群众的消费能力，就会在国内办企业，吸引本国劳动者就业，但是，他们偏要到我国来办企业，就是因为我国有大量特别廉价的劳动力商品。　　

这种特别廉价的劳动力商品，是由我国的特殊的私有化进程造成的。　　

我国由公有制经济转变为雇佣劳动制度，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公有制经济逐步私有化，首先是人民公社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小私有经济，但是，农民仍然保留着公有制的一小块土地，包括宅基地和承包地。这样，我国的农民既是小私有者，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同时还拥有一块公有土地保障基本生活，所以，“农民工”就成了最廉价的商品，因为他们既不要失业保障，又不要养老保险，还可以减少抚养子女的费用等。和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农民进城不同，他们是全家进城，在大城市周围形成贫民窟，而我国的“农民工”则是劳动者进城，春节前后大量返乡，就是因为我国农民工的“根据地”仍然在农村，还有一块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的公有土地，因此我国的“农民工”就成为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商品，而且是最能吃苦耐劳，干最累最脏的活，承受的是最坏的劳动环境。　　

由于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并竭力维护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经济秩序，特别是农民工的低廉价格，吸引了外资大量涌入；国内的资本家也在政府的帮助下，鲸吞公有财产，用廉价的农民工替代原有的工人，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这就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内需不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是内在联系。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支出不断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这种变化，是因为我国经济由公有制演变为私有制的特殊进程造成的，不是人们想怎么调整就调整得了的!　　

二，关于“内需不足”的对策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历史证明，“内需不足”的问题是调整不了的！　　

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下的“内需不足”，不断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至1932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结果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包括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大量投资、扩大信贷搞公共设施和建设项目，虽然也会带来短暂的繁荣，但大量投入纸币引起通货膨胀；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又出现“内需不足”造成的衰退，并且发生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滞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的并存不仅给‘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带来理论上的打击，而且也使它的政策建议无法执行。按照它的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在失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增加就业数量；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从而消除通货膨胀。这种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时便会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府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末，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抬高价格，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它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那末，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简言之，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只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便是近年来，特别是1973年—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所面临的狼狈局面，萨谬尔森说道：‘我们都不像传说中的魔法师那样，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这一事实是混合经济（即资本主义——引者注）的一大污点，也是对我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一大可悲的责难。’”（《经济学》第12版第8页   中译本译者序   高鸿业）这就是对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经济对策的结论。 　　

现在，我国实行的也是雇佣劳动制度，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主流界人士提出设想，要调整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支出，以保持经济发展能够“平稳、较快、持续”发展。初看起来这种设想似乎也很合理，居民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很低，调整构成，扩大内需，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只要看一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会知道“内需不足”不是人们想调整就能调整的了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由1978年的-0.3%增至7.9%，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也由29.8%增至41.1%，说明经济的“内需不足”十分严重，增长主要依靠外贸。现在世界经济危机仍在延续，对外贸易急剧下降，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措施日益加强，要想保持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扩大内需。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扩大内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和消费。　　

我国政府就是沿着西方经济学的办法，去年“出重拳”，大量贷款投向公共设施和房地产业，“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目标是要“保增长”，希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果然，今年经济增长的“保8”已经没有悬念，充分显示出政府对策的作用，但是，这种违背经济内在联系的能动作用，只不过是推迟了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并为下一次的更严重危机和通货膨胀准备条件。英国《卫报》于　12月21日　发表的《全球经济由债务推动的繁荣与萧条交替的十年》就指出:“借贷既是全球增长的脆弱的根基，也是全球衰退的根源。”认为这十年有三大教训，“第一个教训是，由债务推动的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要想靠借钱推动增长，就必须年复一年借更多钱。”（《参考消息》　2009年12月23日　第4版）这个总结包含着科学的成分，而我国当前的对策，正是沿着这条“死胡同”前进呢！　　

我国大量投资和贷款主要是投向房地产业和公共设施。　　

我国的房地产过剩已是铁的事实。银行贷款给人们买房本身就表明房屋生产过剩，就是“寅吃卯粮”。现在我国的房价已经成了“天价”，连副部长级的干部和著名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都说他们憑工资买不起房，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说85%的人买不起房是符合实际的。（参看中央电视台《面对面》  贺铿《信心与挑战》）一些人说什么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城市化”的需要等，都是骗人的说法。我国当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买房的需求不分什么“刚性”不“刚性”，没有钱，开发商是不会卖房给你的！也不管“城市化”不“城市化”，农民没有钱想“城市化”也买不起房。只有具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才是现实的消费需求。“中国在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以后，信贷投放加快，仅今年前9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就高达8.67万亿元。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资金流向了房地产领域，但我们知道，存量住房几乎被销售一空，‘地王’在全国各地一个接一个出现”等。（《中国应做好楼市崩盘的准备》——环球时报　2009年12月18日　      时寒冰）现在我国的商品房实际上和股票等一样，已经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领域。但是，房屋最终还是消费品，还是要消费者消费，否则再生产就不能继续进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像迪拜那样，房屋卖不出去，最后不仅房地产业崩盘，而且会影响到我国的生产建筑钢材、水泥、玻璃等企业的减产、倒闭，最终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公共设施的投资也为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维持、增加生产能力。最近国务院批转九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开指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风电设备等六大行业产能过剩。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２４个行业中，有２１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可见，我国已经存在着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90%以上靠投资拉动，而投资中又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缺乏消费的拉动”。消费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而生产消费最终是要转化为生活消费，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而生产与有购买能力的消费之间的脱节，必然造成再生产的中断，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就是“泡沫”破裂。公共设施的建设也是一样，修建了高速公路没有汽车跑；建设了飞机场，没有飞机起降；修建了高速铁路，但是群众坐不起，这样的公共设施建设，虽然能够带动一时的经济增长，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但是，却为已经过剩的产能增加更多的产能，为下一轮爆发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准备了条件。　　

大量的发放货币和信贷，已经并且会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目前我国的水、气、油、电涨价，食用油、蔬菜涨价，最贵重的生活消费品房屋更是疯涨，这不就是通货膨胀吗？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由负数转为正数了，不过还没有达到3%的通货膨胀的高度。实际上是我们统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时不包括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因为国际上把商品房作为投资对待，如果从对我国居民的实际生活影响看，商品房价格的上涨是物价上涨的重要部分。所以说，当前我国已经存在着通货膨胀。而我国对经济危机的对策就是大量投资公共设施和房地产，造成“天量”信贷和大量现金投放，这就为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准备了条件。　　

         有人说我国去年农产品丰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些人不懂通货膨胀的原因。纸币发行过多，超过商品流通的需要量，就一定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纸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与商品数量的增减是不同的两回事。例如，商品数量虽然比去年增产了一倍，但是，纸币发行增长了两倍，商品价格照样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反之，商品数量减少，但是，流通中的纸币减少的数量更多，商品的价格照样会下降。国民党统治晚期，由于大量发行纸币，生产的产品虽然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远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人说我国现在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这也是不懂通货膨胀原因的表现。产能过剩是反映生产能力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而通货膨胀则反映纸币发行与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劳动群众的购买能力低，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造成产能过剩；而通货膨胀则是纸币发行数量超过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要量，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纸币发行过多，也一定爆发通货膨胀。　　

靠信贷、投资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道路，我国已经实施了多年，问题越积越多，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的威胁日益加剧。当前这样的经济对策能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吗？当然不可能！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发展历史反复证明，“凯恩斯主义”也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需不足”的问题。　　

三，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人们不可能按照主观意志改变“内需不足”，再一次表明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前面已经说过，197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中居民消费占将近一半，2008年则下降到35.3%，是由公有制经济被雇佣劳动经济制度替代造成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只有找出了由“内需过旺”到“内需不足”的变化原因，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重新恢复公有制；只看到经济发展的表面现象，认为“内需不足”是“弊病”，就想按人们的主观意志、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处方”下“药”，必然会被客观现实碰得“头破血流”。　　

从哲学的角度看，究竟是人们的设想、政策决定经济结构？还是经济结构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或者说是经济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历史看，从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历史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西方经济理论由自由主义发展到凯恩斯主义，再发展到新自由主义，又回到这次经济危机的国家干预，反复证明这些理论的变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反映，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决定人们的经济意识，而不是人们的经济意识决定经济存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也承认：“美国经济在我们的整个现代史上一直受着经济周期的折磨。”但是，他预言再不会出现“像20世纪30年代、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和长期的不景气”，理由是“近50年来有了什么变化呢？出现了两个因素：第一，经济科学已经掌握了如何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知识来控制衰退使他在出现后不至于扩大成为长期持续的萧条状态。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等待资本主义在最后的危机中崩溃的话，他们就是徒劳的。第二，混合经济（指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引者注）中的选民们会要求任何执政党——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采取扩张性的行动以防止持久萧条。”（《经济学》第12版  第330页）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以他为代表的经济学的破产，再一次证明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如果我们硬要按照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按照人们的主观意识改变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不仅不能保持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反而会爆发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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