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著 希桐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摘要：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2月号刊登了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题为《美国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阶级和危机》的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经济形势不妙，许多人受到主流媒体和政客们的煽动，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要对我们经济体的结构性衰退承担主要责任，并认为，经济复苏首先就要求迫使中国政府实施使中美贸易关系实现平衡的“市场自由”的政策变革。
尽管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很多，以这种民族国家方式来理解中美关系变迁却存在严重的错误。这种观点鼓动人们错误地相信，在中美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中国政府通过“不公平的”做法，增进了其国民的福利，却让美国付出了代价，美国产业问题就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这种观点的结果是导致了非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将提出另一种理解中美贸易关系的方式；这种理解方式立足于以阶级为基础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变迁。这种理解方式导致的极为不同的经济学认识和政治挑战并不令人吃惊。例如，这种理解方式揭示出，对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活动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源于一种跨国的、采取了企业形式的地区生产体系的运作，而在这一体系中，中国只不过是地区终端组装平台。
这种理解方式也揭示出，尽管中国的跨国资本和精英们从这种体系的运作中获益巨大，中国的工人们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事实上，中国工人也像美国工人一样，经受了这种体系运作所产生的许多相同的消极后果。
简言之，我的分析揭示出，我们经济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因此，我在结论中简要地陈述了我们面对的挑战，那就是，利用上面的认识来提出一种既能阐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逻辑，又能打破这种逻辑的策略，这将使美国工人团结起来，而不是与中国工人竞争。
所谓“民族国家”观点
有些人认为，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往往作如下推理：中国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出口集团，而美国则是其主要目标。刚开始，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例如纺织品和鞋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也成了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的主要出口者，例如电脑、手机以及其他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商业周刊》指出，这远非“正常的”发展：
“美国曾经成功应对了源于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的进口浪潮。而且，美国已经与中国共存了20年。但是某些极为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人们曾长时间认为，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将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保持领先，而发展中国家则致力于低技能部门。这现在已经成为可以争论的事情。‘中国令人吃惊在于，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能够在低工资和高科技两方面都进行竞争的庞大的、贫穷的国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B.弗里曼说，‘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美国就出问题了。’”
据说，这种连续猛击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部门，促使企业破产，既损害了制造业的就业，也损害了工资水平。家庭为了保持消费被迫负上越来越重的债务。而且，由于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的物品的那一部分日益增长，政府促进就业和生产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缺乏效果。
为了给因此导致的贸易逆差融资，也需要不断加大向外国的借贷，尤其是向中国的借贷，这种借贷加速了经济金融化，并给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上了额外的制约。这些趋势加到一起，导致经济增长过程更加虚弱、更加不平衡和不稳定，从而为当前危机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逻辑上说，扭转这些趋势是美国经济复兴的关键，而通过重建中美经济关系最容易实现美国经济复兴这样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必须迫使中国重估其货币，更宽松地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并在游戏中遵守公认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规则。人们期望这些措施能够推动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因此复兴美国的制造业，刺激“家庭工资”的工作机会创造，减少国内外的债务，重建国家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观点有意无意地在提倡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要强化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力量。我们接下去就会看到，这种看法对在中国发挥作用的力量以及那些力量对于美国（和中国）工人的后果认识不足。
中国采用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策略
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强大的出口集团。1990—2008年间，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量中的份额从1.8%上升到9.1%。照此速度，中国将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这种出口导向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动力的一种重大改变。在毛泽东时期（1949—1976年），中国拥有的是高度中央计划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生产是由国有企业组织的，以满足国内需要为导向。出口很少且主要是为了支付必要的进口而进行的。
在这一时期，中国既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也实现了工业化。莫里斯·迈斯纳解释说：“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步时，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还要小，……在毛时代的末期，中国成了世界上六个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之一。”另外，由于中国在毛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隔绝开来，中国被迫（也真正地）发展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例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看到中国的计算机部门后，评论到：
“在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模仿苏联体制，建立了一个科学技术研发网络，而且其电子部门连续生产了几代计算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生产与资本主义国家差距很小或者没有差距。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开发于1958年，只比日本的晚一年，中国的第一个集成电路生产于1964年，只比美国的第一个专利品晚五年。1977年开发了一台微机（甚至早于IBM公布它自己的PC），1980年开发了微处理器，1983年开发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以及一台与IBM兼容的PC。”
毛死后不久，（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决定大幅增加经济对市场力量的利用。共产党宣称，这种措施对于克服国家正在增多的经济问题是必要的，据说，这些经济问题是毛的过分中央集权化的国家计划和生产体制造成的。然而，尽管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肯定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渴望的，但学者们却非常夸大地描述了当时存在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公众对探索其他非市场改革对策的呼吁。
无论其意图为何，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计划的结果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市场决定的。而且，虽然国家继续主导着许多战略性部门，例如金融、能源和运输，关键性制造业部门的绝大多数附加值现在是由营利性的私有企业生产的。
更为重要的是，外国资本现在在中国经济中、尤其是在制造业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外国资本的活动使中国转化为一种出口推动的经济：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6%攀升到2006年的超过40%。而外资生产的出口份额从1985年的2%增长到2005年的58%（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是8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全资企业生产的出口份额也飞速增加。这种变化不能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相反，随着中国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的继续，中国积累的动力日益依赖于跨国企业的投资和出口活动。结果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陷入更为广泛的东亚重组的过程中，这种重组过程是由跨国企业控制的、跨国界的生产网络的建立和加强所推动的，这种生产网络把所有涉及的经济体联系起来，并使它们集体地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经验尤其是其出口动力，只能在更为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变迁中得到解释。
中国和跨国重组的动力
跨国界网络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企业降低“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商品生产成本的欲望所推动的，这些商品中最为重要的是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产品（例如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及电信、音频和视频设备）和电气产品。这两种生产线合起来“占［东亚］地区2006—2007年出口总额的将近四分之三”。
与这种网络的逻辑相一致，该地区不断增加的贸易活动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逐渐限于生产这些产品所用零部件的区域内进出口。亚洲发展银行指出：“制造业贸易被分解为一边生产终端产品，另一边生产零部件，这种分解表明……亚洲的区域内贸易主要集中在零部件部分。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中亚洲地区的零部件贸易在区域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近上升了20%，2005—2006年间达到62%，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总贸易额上升了8个百分点。”
中国岂止是被拖入了这种地区重组过程，中国还成了这种重组运作的核心。用亚洲发展银行的话来说，“区域内贸易重要性的增长，主要归因于零部件贸易，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发挥了终端产品生产平台的作用”。中国从东亚进口的制造品中，零部件所占的份额从1994—1995年间的18%上升到2006—2007年间的44%以上。在机械和运输设备分类中，零部件进口所占的份额从46.1%急剧上升到73.3%。
在区域零部件贸易中，中国是产生逆差的唯一国家，而且中国出口的几乎全是终端产品，这一事实更加突出了中国作为区域终端产品生产平台的独特地位。正是这种独特地位，使得中国能够把它占世界ICT产品出口的份额从1992年的3%提高到2006年的24%，并且在同一时期，把它占世界电气商品出口的份额从4%提高到21%。
中美双边贸易关系
上文重点论述的跨国生产的变迁，导致东亚国家（中国除外）把它们的出口活动从美国和欧盟转向东亚，尤其是转向中国。与此同时，这种变迁导致中国扩大其出口活动，并把出口从东亚转向美国和欧盟。1992—1993年间和2004—2005年间，东亚占中国终端产品出口的份额从49.5%跌落至26.5%，而经合组织（OECD）（去掉日本和韩国）所占的份额从29.3%上升到50.1%。
因此，并不奇怪，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急剧上涨，从1990年的16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3400亿美元。2003年，中国成为第二大向美国的出口国，仅次于加拿大。从那时起，这两个国家的排名不断变换，中国在2007年成为最大出口国，接着于2009年卷土重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有增长，但增速慢得多：从1990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50亿美元。结果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从1990年的110亿增长到2007年的2740亿美元。这是美国与所有国家之间的最大逆差。
虽然美国长期以来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都是制成品（大约9%），这些制成品的构成（如前文所述）却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变化了。玩具、衣服和鞋类这样的“杂项”制成品所占的份额从1995—1996年间的58.5%下降至2005—2006年间的37.7%。同一时期，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份额从26.3%上升到44.1%。在这一大类中，ICT产品占据主导地位。2005—2006年间，ICT产品占据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制造业总额的37.6%。
中国不仅对美国的出口变得日益尖端化，中国还越来越成为这种产品的主要外国供应者。例如，1995—1996年间，中国只占美国ICT产品总进口的6.5%，2005—2006年间，中国占了总进口的33%。
这些趋势使得人们清楚看到中国出口在美国受到极大注意的原因。这些趋势还揭示出，与前文对东亚跨国积累动力的分析相吻合，这些“尖端的”中国出口品，只是在它们是在中国组装的意义上，才真正是中国的。这一点也为这样的事实所确证，那就是，美国贸易逆差中，与中国所占份额的增加相匹配的是东亚其他国家所占份额的减少。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份额从20.4%上升到32.1%。同一时期，日本的份额从21.1%下降到10.2%。而东亚其他国家的总份额也从16%下降到7.9%。简言之，对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业活动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跨国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策略。
东亚企业在打造和扩大该区域的跨国生产网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美国公司也从这一生产网络中受益，并推动了这一网络的扩张。有些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进口然后销售中国出口的产品的美国公司：就进口商品的美元面值而言，沃尔玛和戴尔居于最大的受益者之中。
以美国为基地的、生产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制造业公司也参与了这种网络。例如，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零部件的份额从1995—1996年间的36.1%增长到2005—2006年间的50.8%。同一时期，从中国进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零部件的份额实际上略有下降，从25%下降到24.2%。
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ICT产品中。美国向中国出口的ICT产品中，零部件的份额从51.2%上升到72.8%。在该类产品的进口中，零部件的份额稍有下降，从23.5%下降到20.7%。
因此，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业者不是在美国生产终端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提供那些以中国为基地的生产者生产那些终端产品所需的零部件。普雷马-昌德拉·阿图科罗拉（Premachandra Athukorala）和山下（Nobuaki Yamashita）对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描述如下：“美国的［ICT］零部件出口中，向其他东亚经济，尤其是东盟国家出口的份额，要远高于向中国出口的份额。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探究表明，位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美国公司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从事进一步加工和组装原本在美国设计和生产的零部件的活动，上述模式和这种发现是相吻合的。”
对中国经济经验的批评性评价
许多分析家声称，中国劳动者从他们国家作为区域出口平台的枢纽地位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往往把中国的出口成就等同于国家发展中的进步。然而，更为直接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和重组对中国工人生活和国家技术能力产生的真实影响后，就会得到不同的回答。
社会状况
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该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未能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资料，1990—2002年期间，城市制造业（常规）就业实际上从5390万减少到3730万。因此，中国制造业工人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受到了就业机会减少的危害。
这一时期，虽然城市就业总量小幅增加，但几乎所有增加的就业都是非正规就业，这意味着临时性工资或者自我就业——具有代表性的是建筑业、房屋的清洁和维护行业、零售业、摆地摊、维修业或者家政服务业等行业内的就业。更准确地说，在这13年间，城市总就业增长了8170万，但这种增长中有8000万是非正规就业。结果是，现在中国非正规工人构成了城市就业的一个最大单类。
改革进程使国有部门工人损失特别严重，但私营部门的就业——特别是在为出口而进行生产的公司的就业——增长了。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的新工作工资微薄，工作条件恶劣。“即使在2002—2005年间翻倍之后，在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有每小时60美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墨西哥的每小时2.46美元。”维泰公司（Verite Inc.）是一家主张跨国公司从事负责任的商业实践的美国公司，该公司所做的一份关于中国劳工实践的报告发现，“中国出口工厂中，薪酬实践存在体制性问题，这种体制性问题一贯地导致克扣工人工资，夺走他们至少15%的薪酬”。工作场所安全问题更为严重。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劳工政策，是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在中国经营的公司的出口竞争力而设计的。工资和消费的趋势表明了这些政策的成功。作为GDP的一部分，中国的工资从1992年大约占GDP的53%下降到2006年少于40%。同一时期，私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也减少了，从大约47%降到36%。相比之下，私人消费作为GDP的一部分，在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印度、日本、法国和韩国超过50%；在美国要超过70%。《经济学家》杂志解释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尽管收入中流向劳动者的份额在许多国家都下降了，“没有地方的下降像中国那样巨大”。
这种“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中国对国内农民工实行的国家政策，农民工构成了制造业劳动力的大约70%，构成了建筑业劳动力的大约80%。在最近的25年间，约有1.5—2亿中国人从乡下流动到城市地区来找工作。虽然绝大多数人是合法流动，他们却遭受了巨大的歧视。例如，由于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他们仍被划归农村居民，他们不仅为了成为城市临时居民而必须交纳不合理的费用，而且他们无权享受城市出生的居民能够得到的公共服务（包括免费的或者享受补贴的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和养老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他们的孩子，尽管这些孩子出生在城市地区。
这些和其他的合法差别，使得公司易于剥削它们的工人。富士康是苹果和戴尔这种公司的一家大型台资分包商，它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富士康在深圳（中国南部的一个主要制造业中心）的装配线工人每周工作60小时，大约挣32美元（连同公司提供的宿舍式居住条件和伙食）。苹果雇用的针对一个制造ipod的富士康工厂的调查者发现，管理者习惯于使用体罚来管理工人，“而且，在25%的时间里，工人要连续劳作6天以上”，尽管存在中国法律“要求每周至少休假一天”这样的事实。
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包括市场改革推动的国家医疗、住房和退休保障的废除）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多的人们（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对抗雇主和官员，以维护他们的权利。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2003年的58000起增加到2004年的74000起，2006年的94000起，2008年的120000起，2009年的第一季度是58000起（照此频率，2009年底将要达到创纪录的230000起）。尤其使人担忧的是劳工行为性质的改变：工人越来越采取直接的行动，参与地区性的和全行业的抗议，并且扩大他们的要求。
为了阻止不断增加的抗议浪潮，党试图引进一些改革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有2008年1月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该法要求企业向它们的工人提供一份书面合同（这种东西，大多数工人没有或者从未见到过），加班和周末工作要有加班费。
虽然该法导致了仲裁案例的急剧增加，它对雇佣条件的影响仍是有限的。无论如何，很多官员决意维持国家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这意味着共产党不能做多少事情来积极应对公众的不满。甚至在2008年底之前，很多官员已开始废除该法中的许多工人保护措施。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导致出口低迷，很多官员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因出口低迷而受到重击的公司利润。
国家技术能力
上面谈到的社会状况不大可能证明是短期的牺牲。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的国家技术能力也受到了跨国公司设计的跨国重组的侵蚀。
上文谈到，在改革时期开始之前，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研发基础组织在工作。然而，考虑到该国的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计划的，大多数研发成果都支持了被排在优先地位的军工和重工、化工部门。很少——如果有的话——应用技术让消费性产业分享或者是为了消费性产业而设计的，而且这些产业内的企业没有动机（或者资源）来开发它们自己的创新技术。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之一，随着毛的去世，这种局限性需要得到解决。
早期的分权改革确实促进了新技术的活力，而且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然而，收益并没有保持住，随着改革计划的推进，外资对产业活动的控制逐渐开始侵蚀国家的发展能力。这种结果的表现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尤其是其计算机产业在后改革时期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开始减少对中国各种国有研究所的直接资助，目标是迫使这些研究所自筹资金。作为对策，而且也是在政府的鼓励下，这些研究所创建了新的营利性企业。为了增加这些新企业的成功机会，这些新企业被授予了独立经营权，而且更重要的是，授予了它们免费使用它们所属研究所的人员和（改革前）研究成果的权利。这些企业的最成功者之中包括四家电脑公司：联想、方正、长城电脑和四通。例如，联想就是中国科学院创办的。
由于两个存在相互联系的原因，这些公司有能力迅速扩张，主导了国内计算机市场。它们有能力把它们所属研究所开发的与中文语言文字处理有关的创新技术和从国外购买的硬件和技术结合起来，来生产人们买得起的、能够处理汉字的电脑。而且，它们有能力以相对优惠的条件从外国公司获得所需的硬件，这要归功于限制了那些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家政策。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逐渐依赖于外资，并陷入外资的区域网络中。由于不愿意改变其增长策略，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抛弃其对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因而产生的竞争影响到了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公司，其中就包括那些电脑产业内的公司。
联想（它在2005年获得了IBM的PC部门）仍然是中国最大的PC销售商，但却面临着利润压缩，且正在丢失地盘给惠普和戴尔（两者都在迅速扩张它们自己的分销网络）。联想的市场份额从2006年的36%跌落至2007年的29%。中国其他的电脑制造者（《商业周刊》称之为“电脑制造商中的失败者”）真正有了危险，其中包括过去一直在中国市场上坐第二把交椅的方正。
虽然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公司继续为在国内市场生存而奋斗，在高技术出口活动方面，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例如，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计算机出口国，装配了世界大约80%的笔记本和台式机。然而，中国对这种活动的主要贡献仅限于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
中国在出口中的主导地位要归功于这样的事实，台湾地区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DMs）主导了世界的电脑制造，它们把自己的生产转移到了大陆。2001年，台湾地区电脑制造商只在中国制造了自己4%的电脑。5年之后，制造的数量是100%。反映这种转移的是，现在中国排名前十的出口商，八个是台湾地区原始设备制造商。
联想的运作使这种状况更为突出。通过收购IBM的PC部门，联想立即成为全球PC产业的一个重要玩家。然而这种收购对于促进中国的技术能力没什么作用。联想继续利用IBM以前利用的（以大陆为基地的）台湾原始设备制造商，甚至把它的总部搬到了美国，联想在美国雇用美国工程师来进行产品开发。
纵览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5年内的状况，中国经济学家韩德强回忆说，他曾经“认为，成员身份的最大危害是损害了中国产业和技术发展的自主控制能力。我认为有把握说过去的这五年不只是证明了这一点的真实性。在中国，任何产业想要发展自有技术或者市场，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
《商业周刊》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利证据，其中写道：“深入研究关于战略产业进步的可观数据和夸大宣传，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为跃升到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做好准备。中国在商用喷气式飞机和高速火车方面的成就受到大肆吹捧，熟悉这些成就的专家说，这些成就的基础性技术很大程度上是别的地方开发的。”2008年，中国出口了价值4160亿美元的高技术商品，“但是减去台湾地区合约制造商和诺基亚、三星和惠普在大陆的工作，中国在电子行业只是一个轻量级选手。……大多数大陆公司挖掘现有的技术，在日用品上进行大数量和低成本的竞争”。
像联想这样，有些中国公司（由于并购活动）已经确立了自身作为重要国际竞争者的地位。毫无疑问，还会有其他公司。但这样的成就并不足以表明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地强化了本国的开发能力。而根据这种标准，看起来中国并不成功。相反，与其越来越深入地整合进入跨国资本的区域生产网络相吻合，中国经济缓慢地但却稳定地提高了其对外国技术、生产和市场的依赖性，这种轨迹预示着中国劳动者的灾难。
中国的阶级现状
中国生产也创造了巨量的新财富，这是毫无争议的。不幸的是，如同在美国一样，这些财富的大多数流向了相对少数人，导致了中国不平等的急剧加大和新阶级关系的形成（或者固化）。亚洲发展银行对22个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报告总结说，中国已经成为该区域第二个最不平等的国家，仅次于尼泊尔。在一个大约十年的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初）中，记录表明，中国是该区域不平等增长第二多的国家，也是仅次于尼泊尔。
伴随并推动中国这个策略展开的是财富的集中，虽然亚洲发展银行的研究结果引人注目，但这些研究结果并没有充分表述出财富集中的真正情况。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资料，中国在2005年有250000个百万美元富翁家庭（不包括现住房的价值）。虽然这一集团只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但这一集团持有中国70%的财富。胡润是中国千名最富人物年度排行榜的出版人，根据他的资料，10亿美元富豪的数量从2003年的0个增长到了2009年的260个（除了美国之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这个国家的“暴发户”在花钱时并不畏缩。“路易威登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制造商，它计划每年在中国开办两到三个店铺，在中国的销售额每年上升50%。瑞士历峰集团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生产商，它期望通过销售更多的卡地亚珠宝和伯爵表，在五年内把销售额翻两番。”
中国不少官员一直乐于与国际资本分享国家生产的成果——虽然关于分配问题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因为国际资本加强了其在中国的地位——因为国际资本的参与对于中国新经济机制的运作至关重要。
世界性衰退在促使中国领导人改变其国家经济增长策略方面没起到多少作用。虽然中国遭受了出口的显著下降，它的表现却比大多数其他国家好得多，事实上，我们已经指出，在2009年，它很可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
虽然中国比去年卖的东西少，它却通过拿走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而提高了它在美国和欧盟进口中的份额。《纽约时报》指出，原因是“由于衰退，消费者需要廉价商品，而北京决心保持其出口机器运转，找到了方法来供应”。在这种语境中，“供应”意味着中国政府尽其所能来确保“［基地处于］中国的制造商有能力通过减少工资以及常常依靠农民工的生产地区的其他成本，迅速削减价格”。中国地方政府所做的事情中，包括上文提到的收回最近批准的劳工保护措施、冻结最低工资。
再谈美国经济状况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和中国经济以复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传统的认识是，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侵略性的中国出口政策造成的，中国的出口政策使中国收益，却给美国留下了一个虚弱和不平衡的经济。上文论证过，实际上，这种结果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变迁造成的，就其本身而言，这种结果影响了核心的阶级现实：跨国资本及其（两国的）同盟者获利了，而（两个国家的）工人被迫去互相竞争，造成了双方都被损害。
考虑到这种现实，当前的世界危机最多只是对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战略乃至双边贸易关系发生微弱的影响。两国政府都实行了刺激计划，刺激计划的设计是为了在不改变现存经济活动模式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增长。事实上，两国都采取了重大举措来强化这种模式。中国政府积极干预（重组劳工市场）以加强其出口商的竞争力，而美国政府（以大规模补贴）积极干预以支持主要的金融企业。
那么美国的经济问题应如何解决呢？不幸的是前文谈到的政策都是非建设性的政策。例如，重估中国货币不能让生产回到美国。相反，这或者促使中国工人工资下降，以便抵消币值的变化，或者这会导致跨国资本把其部分生产过程转移到其网络中的其他国家。
要求中国向美国出口开放其市场也很可能只有很小的经济影响。大多数美国大公司在结构上是依赖于跨国网络的，未必会调整它们的生产。另外，中国工人仍然太穷，不能购买足够的美国制造的商品，以显著削减双边贸易逆差。
最后，要求中国遵守资本主义竞争的公认规则也没有什么好处。中国政府已经根据资本主义改造了本国经济。产业生产主要是由私有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是由跨国公司组织的）从事的，而且是受利润追求推动的。劳动力市场已经高度“灵活”。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组织的（或者是无人代表的，即使在官方工会存在的条件下），无论在业或者失业，其拥有的劳动保护是最低限度的。考虑到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竞争的性质，这种要求只能意味着美国资本从在中国的生产中寻求更多优惠。
这种类型的政策鼓动美国工人相信，现存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经济体系的运作、或者更一般地说不在于资本主义的运作，而在于外国政府的行为。不幸的是，在美国，太多的工人已经太聪明了，以至于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下降而责备其他国家的工人——中国的和/或拉丁美洲的。
中国工人受到了压迫美国工人的同一体系的压迫。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认识整合到我们自己的组织中，我们就很可能发现我们有宝贵的同盟军。
［希桐：中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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