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毛泽东生前身后绝然不同的两种“政改”

毛泽东生前身后绝然不同的两种“政改”　　

 “政改”问题，热门话题，举国关注。然立场不同，感受迥异：弱势百姓，与操“改”之牛耳的强势阶层，是同床异梦，没有共同语言。强势阶层，就像当年刘文彩在收租院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收获正要颗粒归仓一样，虽还期待，却志得意满，信心十足。而弱势草民心里在嘀咕：难道中国的一切，就永远归他们了？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改：毛泽东时代的政改，后毛泽东时代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政改。

一，毛泽东是最富创新精神、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家和改革家。　　

劳动大众革命掌权，开天辟地第一次，本身就决定它是史无前例的创新。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可以“以俄为师”了，孙中山看到这点了不起，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革命，连工农政权的名字都袭用“苏维埃”，所以，“一省数省”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幼稚，历史地看并不奇怪。虽是借鉴，依然是伟大的历史创举。

而毛泽东就不同，他从搞农民运动时崭露头角，就表现出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包括以弱胜强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都是史无前例的创造。一开始大家还不承认，在付出血的教训之后，才为全党接受。其后，从国共合作抗战、论持久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二五减租、三三制政权，到建国后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协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公社等等，无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创造。

不是王明式的照搬苏联，更不是不是西化买办式的二道贩子，这一切，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经过反复实践，创造出来的。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富独创精神的、前无古人的革命家和改革家。

革命胜利，毛泽东把进城掌权称为“进京赶考”，如何跳出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就成为他的主要思考点。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都是“政改”的创新。苏联的变质，更把这一历史课题严峻地摆到中国党的面前，促成毛泽东思考的升华。与黄炎培谈话的当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的还是坚持抗战和反对以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所以毛黄谈话，也只能一般化地强调民主，加之彼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实践，也无从做深入的回答。自然，从后来的实践看，当年的回答，有点显得空泛。但“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大方向没错。

如果满足于和谐安定，他完全可以按照“老大哥”和“兄弟党”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那样四平八稳，他个人也可以养尊处优安度晚年，以他的崇高威望，中国党还没有人能够非分挑战取代的。然而，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没有停下脚步，为了人民，他不顾许多战友的反对，一刻不停地继续向前进。

这就是毛泽东后半生不为多数战友理解支持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

在“人民民主”探索中，毛泽东发现“三反”“五反”不行，“四清”运动也不行，“最后找到一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的途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修正主义和腐败现象，避免“公仆变成主人”，保证党和国家的颜色不变。否定颠覆文革，是腐败脱缰膨胀的根本政治原因。

二，后毛泽东时代，反其道而行之。　　

“教改”“医改”和“房改”就是样子。　　

30年的“思想解放”精英打造出一个霸权思维定势：毛泽东时代都是“陈旧”和“传统”，颠覆毛泽东就叫 “改革”和进步。这是天然的合理的，不容置辩的原道。马列经典和革命年代的一切都可以置疑颠覆，没有禁区，“不争论”；唯独这“原道”，绝对不允许“争论”。

于是教医房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这样洪水滔天的。

毛泽东时代打碎了千百年来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给大多数劳动者提供受教育机会，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率曾令世界羡煞。当年，只要你能考上大学，不存在上不起的事。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是人民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国民教育。毛泽东时代教育方针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而不是升学教育和贵族教育。当年叫“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

如今的“教改”，先是将人民教育变成了“学历教育”， 市场化之后更将教育投入资本的融金炉，提高国民素质的公益事业教育变成了赚钱的工具。过去，为保证劳动大众子女能够上学，中学大学都设置助学金；现在，各地不择手段设置几万几十万奖金争夺高材生和高考状元，名牌大学全成了美国大学的预科，劣势学校不得不以回扣保证招生……这都叫“改革”！如今，教育“改”得只剩下学历教育、产业教育、精英教育和买办教育。

毛泽东时代的“医改”，颠覆的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出“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形式，以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如今，医改的市场化，是贵族化 、富人金卡化和穷人看不起病的改革，医院和医生“与效益挂钩” 使医德丧尽、医院变成了宰客的屠场，医风之恶劣古今中外罕见。

“房改”将社会资源变成暴发户掠夺国民的资本，将原先分配住房变成勒索房奴的绞索，以扭曲经济危害安全的代价制造了房地产支柱和土地财政。

30年，“改”得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虽不是“政改”，但却是“政改”的产物，是“改”的理念路线的必然结果。进一步“深化”，亦不过是用“政改”巩固“三改”取得的“成果”耳。　　

三，两种不同政改的六大区别　　

（一）毛泽东的政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颠覆毛泽东的政改，指导思想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普世”观念。　　

马列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是基本原则，不是权宜之计，背离中国实际是教条主义，背离原则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述，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论述，都见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的严谨性。

后毛时代政改的指导思想：由“坚持体系”到 “不问姓社姓资”，由“完善”到“快卖卖光”， 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国退民进”、国企“攻关改制”，“公有制为主体”名存实亡，以西方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代表“先进生产力”， “转型接轨”“融入世界”……真正的指导思想，执着改革牛耳的，是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

因此，这才有“看的见的手” 与“看不见的手” “两手都硬”的现象。招商引资、给政策、超国民待遇、限期攻关改制、快卖卖光时，“看的见的手”令行禁止，长官号令不受法律宪法限制，“仇卖光”是是铁腕。面对“传统”质疑和“大众”的抗争时，保安特警随时出动“保驾护航”，是“大政府”。而面对资本鲸吞国资、买办卖国、操纵股市、疯抬房价、克剥劳工、劫掠大众时，它又“不争论”， “大胆的干”，则变成了“小政府”。哄抬房价，是“小政府”；野蛮拆迁，是“大政府”。恣意享受改开成果玩“三陪二奶”，是“小政府”；出现邓玉娇式“谋杀”，维持法制是“大政府”……

什么 “小政府大社会”，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资本以超经济掠夺为特征。贩卖黑奴起家的老祖宗，靠着炮舰“外向型” 掠夺而崛起；“补课”的子孙们，痴迷认祖归宗，然而强弱异势，只好用“内向型掠夺”和“外向型奉献” 以“接轨转型”。明乎此，对“招商引资”和“保驾护航”中的 “大政府”“小政府”争论，你就不会困惑了。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许多问题就一头雾水。私有化剥夺了工农大众，主人公变成弱势群体、失去话语权，不谈所有制的根本，仅仅在人大中加几个农民工的代表做花瓶，“民主化”又如何“进程”！30年的政改，劳模、入党、进人大政协，早成奖酬资本家的筹码，人大已成官僚与富豪的议事堂和俱乐部，政协早是精英沙龙，随着自己的成长，政改云云，不过反映了他们进一步参政并直接执政的政治要求罢了。　　

（二）毛泽东的政改从中国实际出发，颠覆毛泽东的政改，靠海归精英从哈佛剑桥趸来，在翰院幕府闭门造车。　　

搞社会主义，史无凭借，只有一个苏联老大哥可资借鉴。革命年代，中国吃了教条主义的大亏，毛泽东因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多年被讥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受尽排斥打击。以致斯大林对中国党是否马列都心存疑虑。建国之后，是毛泽东最早从盲目学习苏联的倾向中跳出来，《论十大关系》就是他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模式大胆创新的出色代表。要说“特色”那才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60年，毛泽东时代总结推广的企业管理制度，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毛泽东把这“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就是扬弃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科学总结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创新的产物，要说“先进生产力”，那才是最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

后来，取代“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是从西方趸来的、亦步亦趋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

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一切往昔管理奴隶的方法，从丰田模式、福特模式、富士康模式，到周扒皮模式、包身工和黑窑奴工模式，都打着改革的旗号、举着“不争论”的诏旨，在各级政权的保驾护航下，粉墨登场卷土重来，而且还闪耀着反“传统”的“先进”和“现代”的光辉。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雇佣奴隶血汗工厂。

这一改革过程，在实践上是“不争论”，“大胆的干”；在理念上，则以西方“普世”为核心，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从斯密、李嘉图、哈耶克、罗斯福到当代的张五常，从卢梭、孟德斯鸠到亨廷顿、撒切尔，都被请进改革的奥林帕斯神殿供奉起来，在这诸神面前，中国的先锋和大师们，统统得了阳痿不育症，顶礼膜拜、诚恐诚惶、亦步亦趋，甘当食人余唾的二道贩子，失去任何思考能力——他们才是极端无出息的“现代迷信”和“凡是派”。

一位网友将这种没出息的普世教条主义者概括为“三洋四旧”：“洋教条、洋八股、洋经验和旧体系、旧内容、旧语言、旧体例。‘三洋’可分为‘大三洋’和‘小三洋’。‘大三洋’是洋教条、洋八股、洋经验，‘小三洋’是洋语录、洋句式、洋段子。”

（三）毛泽东政改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不是为富豪权贵保驾护航。　　

全国胜利之前，毛泽东即用警惕“糖衣炮弹”着重提醒全党，从“三反五反”起，特别是苏共20大之后，反修防变逐渐成为他思考的主要着眼点。发动文革，他自知“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见下决心之难。这是一个空前艰难的抉择，是抗美援朝之类决策所不能相提并论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人民，为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责无旁贷，毅然前行。　　

因为“重点走资”分歧，毛刘分道扬镳。　　

王震同志晚年讲，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是的，30年后重温毛泽东主席的话，只要不怀偏见，谁都会产生醍醐灌顶般的感受。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与张平化的谈话，如今重温真如醍醐灌顶：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吗！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侯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从“包产到户”到“融入世界”， 身后几十年间事，毛泽东一语囊括，不幸言中。

高瞻远瞩，简直像玄机天书！

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但不否认伟人预见。

根本问题，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泽东身后，“民主进程” 30年，社会阶级构成强弱易位：靠改革“先富起来”的“新社会阶层”居支配地位成“强势群体”；原先的“领导阶级”连其“同盟军”，占人民多数的工农大众，变成了“弱势群体”。

强弱云云，不惟经济，亦包括政治、思想文化也，也就是民主和话语权。

难道“民主化进程”深化，“杀开一条血路”云云，是想改变这一“强弱易位”现象么？

人大立法“民主化进程”， 人们看到的是：

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也是颠覆宪法的过程——以促进私有化、蚕食公有制为宗旨，与西方“接轨” 亦步亦趋，与社会主义宪法背道而驰。

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财产申报制度、等等的难产，或者颠倒。

劫掠赦免原罪、贪官废除死刑、富豪慎用刑拘、开胸验肺、嫖宿幼女张扬封建特权的一轮轮冲击波，以及各地五花八门的招商引资“超国民待遇”。

贪官、飚车、醉驾与小偷量刑标准的厚此薄彼，天差地别。

为了资本统治的长治久安，许多约束富豪权贵的必要立法，在多数资产阶级国家，也多是“普世”的，然而在特色中国，却难而又难。

“法制建设”有过一个新闻。多年前文强还在台上时，媒体着力宣传过的重庆市的改革：为强化保驾护航，市公安局长与富豪设热线电话，可以随时出动，以确保其安全云。

 “民主化进程”，首先得问：谁的民主？谁有权民主？　　

（四）毛泽东实施民主的根本，是依靠群众，给“主人”充分监督“公仆”的权利，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全心全意依靠精英保护富豪，害怕与防范群众。　　

毛泽东为政，始终坚持一条，为群众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干部的施政。

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监督。

后来的改革，精英们爱讲“制度建设”和“法制”，可“建设”了30年，却“建设”出世所罕见的吏治腐败来，以致郎咸平说出“中国公务员是世界上最无耻的群体”的激愤之言。

近年仇毛颂蒋，精英们在妖魔化大陆的土改运动的同时，大讲台湾的赎买式“土改”。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对“恩赐主义”，搞土改发动不发动群众是路线问题。三反、社教和文革中“整干部”，也是如此。发动群众不光是为了有效地开展斗争，同时也是为了教育锻炼群众，树立群众的主人公意识。“永远不搞群众运动”之后，吏治腐败就像接种了转基因一样疯长，愈演愈烈，失去控制。不幸撞上枪口的，“按照法律程序”调查取证，就像当年搞地下工作，异地审讯，落水后当地媒体讳莫如深，前腐后继，等等千奇百怪现象眼花缭乱——这是剥夺群众的民主监督权的必然结果！何尝不是“求仁得仁”的初衷。

“国家机关的改革，根本的一条，那就是联系群众。”　　

毛泽东一贯反对脱离群众的专业办案路线。

如今，老百姓的呻吟，唯有“上访”一途，“上访”成功万不及一这且不说，就连这仅留的一个透气小孔，都让各级政府的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截访”执政给堵死了，三人以上就算“群体”，可以“法制”解决！

毛泽东的“四大”，是史无前例的人民民主形式，一切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之类，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对“四大”咬牙切齿者，无不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面前顶礼膜拜诚恐诚惶。

近日的湖北省委门前的“误打门”，就是“截访”政改结出的一枚苦果。“误打”者，为其不是百姓也，否则何“误”之有！

不禁使人想起“十年浩劫”。

当年“天下大乱”，小百姓不仅可以“炮轰火烧”而且可以“夺权”，真是无法无天！可是在这看似无政府乱象之中，刑事不轨却十分罕见，一旦出现，“群众组织”谁读能管。“三结合”未成，暂时军管，解放军在政府机关门口站岗，与群众发生冲突，军队有个“五不”原则——“ 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典出196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后来遂成定法，即使抢枪，也不许开枪。

 “由兰空工程部队抽调一个团（二千人）加强铜川支左力量，协同原驻铜川的部队，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制止武斗，封存收交武器。在执行上述指示时，部队一律徒手，坚持五不（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收缴武器，实行革命大联合等。由军管会召集两派进一步协商，贯彻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搞革命的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尽快把煤炭生产抓上去。”　　　

古今中外，枪杆子对百姓，可曾有过这样的执政气魄？　　

也只有毛泽东敢！　　

看今朝，工人护厂只要风吹草动，马上万千武警云集，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以维持“和安定团结”。广州街头的武警演习，就名正言顺以防止劳工索薪为主题　　

敢问 高唱“民主”的诸君，可有胆量像毛泽东那样“无政府”一下不？　　

(五)毛泽东制订政策，遵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的到群众中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而不是猫论实用主义哲学。　　

以《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制定为例。　　

1958年出现人民公社，毛泽东经过认真考察，认为“人民公社好”。后来出现了左的倾向，大刮“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对此，党内上下、一二线看法各异，通过多方面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最先冷静下来，最早纠左。然而阻力重重。一直到1962年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才制定出这个适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政策。

这一过程，在辛子陵嘴里，是所谓的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穷水尽的日子里，“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混迹于春藕斋的轻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　　

被遮蔽歪曲的历史真相是怎样的呢？ 　　

从1958年10月开始，毛主席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调查研究，先后与天津、保定地委、唐县、安国、正定县委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同时，派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张春桥到河南调查。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针对党内“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毛泽东强调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现阶段不能废除商品经济，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号召认真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浮夸风和高指标问题。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反对高指标。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稿指标问题。

会后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南下继续调研，一路同河北、天津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泰、张明河、万晓塘、李耕涛、山东负责人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和山东历城县委第一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处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长和几个基层干部谈话。2月27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28日，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的，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基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会上，毛泽东找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王任重、李井泉谈话，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感到“主席谈话象丢了一个炸弹”。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强调尊重价值法则，三级所有间要“算账”，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

4月29日毛泽东写《党内通信》，发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在信中，他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结束时，出现了“上书”事件，遂有了反右倾的8届8中全会的著名历史公案。

1960年底，毛泽东让陈伯达执笔，起草一份类似“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东西，以总结“大跃进”的失误。1961年初，《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起草完毕，1961年1月，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4月25日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进一步调研。 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将草案进一步修改成“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六十条”明确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有制体制，以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家庭副业，从而健全了人民公社化体制。

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坚持西化、私化、市场化、殖民化大方向，卑躬屈膝喁喁仰望祈求美国人承认“市场国家”。其实，中国的改革几乎是将一切都交给市场支配，如果说 “实际”，也仅仅是考虑大众承受能力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增加温水煮鳖的温度。

一个教育产业化，不仅剥夺了穷人的受教育权，而且毁灭了教育。全球化的世界虽然绝大多数都“姓资”，但执政的资产阶级，头脑里还是有一点国家民族观念，唯独中国，教育是按照最鄙俗短视的资本暴发户的“理念”，放手让“看不见的手”作践。因此，“连续30年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第三”之后，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占GDP的比率，居然全球化排名倒数前十名，还不如黑非洲的穷国！

日前新闻出版署长柳斌谈出版改革，“力争三年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完成重塑市场主体和培育战略投资者、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他所说的“深化文化改革，既有明确的路线图，也有具体的时间表”无非是将出版社送进钱眼，深化也就是企业化，报纸也将照此办理——改革的方向和政策的制定即此可见一斑。

（六）毛泽东搞改革襟怀坦荡旗帜鲜明，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不是 “从北京到天津先说到通县”， “打左灯向右转”，“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嘴里说出来，真是石破天惊之论。

“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60年代社教时就明确提出。

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坦荡荡，旗帜鲜明。

“资改”“政改”，风格迥异。

“从北京到天津先说到通县”曰“渐进”，论功行赏这发明权属于赵紫阳。鲍彤在《改革历程导言》里说赵的“扩大自主权”“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一步”，也是“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就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稳当”，“当时胡在平反的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词汇，赵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词汇”……“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鲍彤：赵紫阳《改革历程》“导言”）　　

极右派讲的坦率： “打左灯向右转”，‘“温水煮鳖”，“指鹿为马”，等等，是他们的夫子自道。

难怪毛泽东“比较喜欢右派”。

所以，老人家将“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列为 “三要三不要”之一。

四，同床异梦左右为难的“政改”。　　

（一）“政改”会不会重复“经改”的过程？　　

经济改革从打着“完善”的旗号起步，30年间改革的星空曾划过多少耀眼的新星啊：简政放权、拨改贷、利改税、厂长经理负责制、优化劳动组合、砸三铁、承包责任制、国营变国有、优化资本结构、抓大放小、现代企业制度、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MBO攻关……到头来还得一个“快卖卖光”才算“产权明晰”！　　

 “从北京到天津先说到通县”、 先“指鹿为马”，“图穷匕见”再“指鹿为鹿”——这一模式，会不会再在政改中重演？

政改无非是将经改的成果用政治的形式巩固下来，政改是经改的继续，他们所取的形式具有先天的继承性。

（二）弱势民主权利缺失亟需“政改”，不是“走回头路”。　　

在中国富豪权贵不过不缺民主，而且有点民主过剩——他们在各方面享有着为西方资本所望尘莫及的特权，带有浓厚封建性，在他们自己的话语里叫超国民待遇。

一个七品芝麻官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将手里的官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将看中的女人搞光”！

“民主化进程”30年，大大小小的文强横行霸道、恣意挥霍、为所欲为，蝼蚁草民连“击鼓鸣冤”的呻吟权利都被“截访”法制掉——无视这些，进一步用“深化”产生文强现象的政改来解决文强现象，行么？

不是“深化”，而是“反思”“回头”“改弦更张”，国民的大多数，弱势阶层，他们希望叫停无限扩张的富豪权贵民主，叫停资产阶级民主。呼吁草根民主，劳动者的民主，也即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

如果这叫“走回头路”，那这个“头”“回”得值！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胡锦涛同志深圳特区30年的纪念的这段讲话，也包含着草根民主的吁求的反映。

不过，如何才能与强势阶层的民主吁求“和谐”，是个不好解决历史难题。

（三）强势言说中的“政改”，反映的是资本现阶段的政治诉求。　　

西山会议，8宪章，《炎黄春秋》，“南方”报系，大小袁腾飞们，他们是“政改”最积极的鼓吹者。

官僚买办暴发阶级，在经济转型中崛起，他们的经济成果已到用政治形式肯定下来的时候了。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在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中，人民到底有多大的成果”害怕“得而复失”？　　

恐怕老天爷也讲不清。

中央党校黄苇町2001年曾写过一本有影响的书：《苏共亡党十年祭》，但其中有一句话却讲得极佳：

“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黄先生并非左翼，他的这个观点用来诠释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政改”冲动，应该说是颇为准确、公平的。

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也就是官僚买办阶级。正是他们害怕“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得而复失”，及其渴望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工人阶级变成了“打工仔”，农民的“承包地”本来就有，目前，刘文彩黄世仁们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期待政改出“流转”和“产权明晰”来——他们也快一无所有了，又有何“得”可“失”！

在国外，美国人更关心中国的政改。中国大陆出现点的微调，国媒体马上众口汹汹——又要从“民主化改革”“倒退”了！《炎黄春秋》和“南方”报系以及袁腾飞们，就是靠着这个仗腰子飞扬跋扈。

一面不遗余力地包围、分裂中国，一面又如此热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这年头事情就这么怪！　　

也难怪，“中美国”嘛，利益一致，和谐双赢。中国领导人荣登“2000年以来改变美国经济的10名人物”金榜，美国则关心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天经地义，一点也不奇怪。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茅于轼这话说的倒不错。　　

（四）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中的尴尬和清醒　　

民主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改革也是有阶级性的。掌握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是追求民主的根本前提。哪里有超越阶级的普世改革！

要么是毛泽东式的改革，为人民大众永远享有民主。

要么是戈尔巴乔夫式的、赵紫阳式的改革，保证为资产阶级夺取的成果不致“得而复失”。

赵紫阳虽是罢免了曾经的总书记，但赵的路线和班底对中国改革的进程都不可小觑。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改革历程》的英文版《序》里，认定赵是“改革的设计师”，说“真正打造改革的人不是邓小平，是赵”。麦氏的论断绝不是溢美对于政改，赵氏是一杆子戳到“天津”：

 “二十一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总之，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所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 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 “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　　

（赵紫阳：《改革历程》）　　

有着深厚阶级基础的《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在其为《改革历程》写的《序》中，就旗帜鲜明地宣示：要 “继承赵紫阳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近，又同“内地知名政、商、学界人士联合呼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

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毛泽东路，是“回头路”。此路不通。

赵紫阳、杜导正、辛子陵、袁腾飞和美国设计的路，走下去必然“改旗易帜”，重蹈苏联的覆辙。

所以“政改”话题在主流媒体也视为“敏感话题”。

同床异梦，左右为难的“政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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