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啊，中国官场上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改革者太少了！那些没有信仰的官员，一切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常常把改革当成演戏，拼命在上级领导面前上窜下跳，弄虚作假，大搞形象工程，大玩文字游戏。有些更是物欲横流，常常假改革之名，谋物欲之实。让这样的人搞改革，不可能越改越好，只会越改越乱，越改越糟。
例如机构改革，应该是越改越精简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机构改革从未间断过，差不多每届政府都要大张旗鼓地搞一次。可结果呢？据统计，我国官民比例在1949年是1:300，1978年是1:50，1997年是1:40。1998年的机构改革可谓声势浩大，仅国务院部委就从40个削减为29个。地方上随之跟进，都轰轰烈烈地搞起了“机构改革”，部委办局数量一下子削减近半。可是，仅仅过了一年，1999年的官民比例即迅速从“精简”前的1:40上升到1:30。2005年更有官民比例1:16之说。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地方所谓的机构改革是在弄虚作假，如换汤不换药地大局套小局，增设临时机构，增加领导职数，等等。据网传，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郑州市政执法局竟有29个领导，开会主席台挤不下；山东沾化县（省级贫困县）配有6名副县长、15名县长助理；财政收入不足3亿元的贫困县湖南平江县配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可见，我国的机构臃肿、人员冗杂已经到人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又如人事制度改革，大多是纸上谈兵，走过场，装样子，搞形式主义。中央说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大竞争性选拔力度”，各地都不甘落后，马上召开大会小会贯彻落实，相继推出了“竞争上岗”、“公开招聘”、“公推直选”等改革方案。可是，等到公开招聘的简章公布时，人们发现，公招的职位差不多清一色是副职。殊不知，真正能让一个单位或部门改变面貌的是正职，正职强则单位强，副职只是正职的助手而已。谁见过有哪个国家不是拿出总统职位竞选而偏搞副总统竞选？同样地，公推直选也假得很，首先公推那一关就设了不少的框框，目标人选早已圈定在这个框框里。纵然东拉西扯凑了数位候选人，可到最后依然是等额选举老一套。至于竞争上岗，完全是单位一把手自导自演的双簧戏，有些单位连“规定动作”都懒得做，过场也不走了，只叫秘书们凭空创作一套竞争上岗材料上报了事。
再如国有企业改革，本来是要企业改进技术，提高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很多改革却适得其反。2007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西北轴承厂改革的惨痛教训。西轴厂原有职工1100多人，是西北地区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之一。2002年，西轴厂跟德国FAG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富安捷铁路轴承有限公司。合资后，德方只留用500人，之后又陆续辞退了一些工人。因合资公司聘用的人员工资比合资前低，且拒不跟录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出现多次罢工。而600多未被聘用的职工因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职工情绪很不稳定，至今上访不断。2001年合资前，西轴上交利润高达2000多万元，纳税3711万元，合资的2002、2003两年纳税总共才67万元，而且这67万元税收差不多都是2002年1～5月合资前的西轴厂贡献的。更可气的是，中德双方在合资协议上曾明确规定，德方的股份中有100万欧元的无形资产技术投资，可直到合资变成了独资，德方所谓的100万欧元技术投入连半个子都未能见到。时至今日，富安捷生产的产品图纸和工艺竟然全是中方原有的东西。这岂不是越改越糟！
类似这样的改革，中央有统一部署，目的非常明确，到头来都被搞得乱七八糟，至于官员们自选式的所谓“改革”那就更乱了。
没有信仰的官员根本不懂改革什么，如何改革，可他们又特别想装扮成改革者。怎么办？他们只好哗众取宠：什么“三个大”、“四个好”、“五个新”、“六个奇”的改革方案一个比一个精妙；什么“改革区”、“开放区”、“加工区”、“合作区”、“物流区”，一个比一个规划得美妙；什么“孙悟空出生地”、“牛郎织女故乡”、“西门庆故里”，一个比一个荒唐。有些地方把大片农田、民房毁了，说搞什么大型园区，惊天动地的开工仪式举行过三番五次，可就是不见正式动工。有些地方的路边、山头树起争当什么“排头兵”、“先行区”、“试验区”的巨幅标语，可几年过去了，标语牌都快烂了，非但没有先行先试的行动，就连学习推广外地成功改革的行动都没有。
这不是瞎折腾吗！倘若任凭这样的“改革”泛滥下去，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中国当前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好官员的信仰问题。
关于改革问题，还将陆续撰文，详细策划一系列改革方案，并及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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