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洋自重的政改冲动与失语草根的内心期待
——云山雾罩说“政改”
近期“政改”话题成为热点。稍加谛视不难发现，对这一话题的反应，是左右相悖、强弱异趣：热心者，改革的既得利益强势阶层也，弱势草根，则心里嘀咕，冷眼旁观。右翼除借助喉舌造势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向海外频送秋波——倚洋自重的天平，重心一直在不停右移。多年来，右翼精英一直靠倚洋自重。开始时，不过是为在“体制”前增加分量，后来随着身价日高，便不怎么把“体制”放在眼里，渐露奴大欺主之势，《南方周末》策划被奥巴马接见就是如此，《炎黄春秋》从来也没有把“保持一致”放在眼里，有洋老板仗腰子，“中央”似乎也无可奈何。这次“政改”的冲动，上下呼应，海内外齐鸣。薛宝钗有个名句，叫“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这波“政改”的推动，很有点“借力”洋大人的“好风”，青云直上之意。
“政改”话题，云山雾罩。
过去，人们经历过“指鹿为马”到“指鹿为鹿”，现在，是否会再上演一遍？
一，30年政改回视：只见强弱易位，何来得而复失。
30改革一直是经政并举，政改或为经改鸣锣开道，或为经改保驾护航，或为经改斩关夺隘后树标立柱，将成果肯定下来——它何尝一日停顿过。
这“改”的结果如何呢？
作社会分析，难免想到涉及“阶级”，然阶级论乃“斗争哲学”，为马克思蛊惑暴民的极左万恶之源。再批一百年流毒也消除不尽，于是取而代之的语汇就换成“弱势强势”。
借用这一普世概念，回首一瞥不难发现：改革的最大成果，是社会阶层强弱易位：强势变成了弱势，弱势变成了强势。
经济上是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
经济上被剥夺的“阶层”，政治上能不“失语”变成弱势吗？
经济改革，起步时曰“完善”，拨改贷利改税、厂长经理负责制、优化劳动组合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资本结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抓大放小管理层收购， 一“包”就灵过，也一“股”就灵过，花样翻新与时俱进，“完善”来“完善”去，越“完善”越是嘴歪眼斜脑梗心塞，最后不得不舍将出家“遁入空门”——“产权明晰”给人家，一“卖”就灵了事。
据说，要是不政改，改革成果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过去30年，“政改”何尝一日暂停，“民主化进程”不也是逐步“完善”吗？
简单回顾一下。
1，简政放权，既是经改也是政改，“放”的结果是“公”和“工”“失”，“私”大“得”一把，厂长经理“转型”成了老板。通钢工人是前者的代表，大大小小的马明哲是后者的代表。
2，党政分开。权之所在，利之所存。县长市长一定比书记好？胡长清一定比陈良宇好？现行体制，部门局长部长是“一把手”，地方则书记为“一把手”——二者能见出优劣吗？
3，司法独立。司法腐败一点也不比党政逊色。“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喝人奶的院长，最高院长官。文强模式，与“独立”不“独立”有何关系！
4，集体领导、废除终身制、干部年轻化、等等。
废除终身制，咱们一起下，我自己垂帘听政。挑选HUZHAO，先锋开路，年轻闯关，取舍由我。高标法制，一句话终止宪法条文，废除“四大”。
年轻化云云，吃过糠扛过枪者，虽对文革感冒，但毕竟跟共产党和毛泽东熏泡多年，“思想解放”调教不易，步子很难“再大一点”，不能与沐改革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相提并论。干部队伍要尽快大换血，哈佛学历欧风美雨亲炙，看似年龄，其实还是“政治标准第一”。君不见，贪贿胆大包天和卖国无所顾忌，越来越趋向“年轻化”，不也在与时俱进吗？到后来，就成“官二代”世袭的依据。再后来，随着买官卖官的普世化而“潜规则”成为官场通行的事实标准之后，年龄也就“转型”成为官场权力分配唯一可行的“硬道理”。
5，村民自治，普世民主选举迷信政改的一个得意之作，“实践”结出的硕果，不过是基层政权富豪化，几千年乡绅政权的资本化转型。因为是初级阶段，所以还带着浓厚的“黑”与“封”的特色。它给乡村已经取得各种优势的阶级，提供了通过选举掌控政权的合法途径，在村级政权实现了权钱黑的完美结合。竞选一个村官，“能人”可以花到3百万。
6，言论结社自由。富豪可以这样成立各式协会，工人动辄违法。《炎黄春秋》可以肆无忌惮大放厥词，无视党章宪法，《中流》则非封不可。钱与权可以“不争论”“大胆的干”，畅所欲言为所欲为，草民即使在网络上稍有不敬，就会被“法制”追究，甚至追捕。
赵东民事件就是这“自由”也包括“法制”的一个样板。
不胜枚举，兹不一一。
30年政改的过程，就是人民民主不断消解的过程，也是资本民主膨胀并一步步取而代之的过程，两大阶级地位此消彼长的过程。劳动由领导阶级变成弱势，由领导阶级变成被压迫阶级，资本暴发变成强势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经济剥夺与政治剥夺同时并举，交错进行。
二，右翼精英鼓吹政改的底蕴
过去时。
摆脱“原罪”，使盗窃合法化。做贼三年，不打自招，无论政治家、理论家和文学家怎样给他们包装，他们自己心里明白，自己是怎样“靠勤劳致富”来的，他们永远摆脱不了“赦免原罪”情结和达摩克利斯剑恐惧。而“改旗易帜”，则是他们治疗原罪恐惧强迫症的最佳良药。即使在彻底转型的俄罗斯，那些富可敌国的寡头们，也未曾摆脱了原罪恐惧，即此可以想见他们中国兄弟的心理状态。
现在时。
对于他们的最终目标，邓小平当年曾经一语中的：“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制共和国”。
诚哉斯言，良有已矣，良有已矣。
1，西方崇拜的天生迷信。
如果说在过去时上他们有原罪恐惧，那么，在现在时上，他们则有着强烈的认祖归宗情结。搞资本主义，西方是正宗品牌，其他一切招牌都是假冒伪劣，初级阶段造假贩假原始积累势所难免，既已长成总要 “图穷匕见” “名至实归”，“共”和“社”与“资”世仇天生，权宜之计可以委屈一时，但绝不容忍“一百年不动摇”！
2，“弑父娶母情结”。
转型社会出现的暴发买办资本，是历史造就的20世纪俄狄浦斯，天生的怀着“弑父娶母”情结。母国，其母也，“体制”，其父也。靠母国乳汁和人民血汗，在“体制”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飞速茁壮地成长，羽翼丰满之后，历史注定他要认贼作父——跨国垄断资本是他的教父——弑父娶母，取而代之。与俄狄浦斯不同，他的作孽不是出于误会，而是出于经济人的算计和奴才的卑劣天性。
黄纪苏有段话讲的很精彩：
“而九十年代浮出水面抢注自由主义商标的精英，他们对资本的信仰，纯粹出于势利上的盘算，无非是看明白扫荡天下的已是美国，主宰中国的势必为富人，于是极力迎合，争相依偎，在中国，资本和国家的关系有些微妙，自由主义者往来其间，冷暖自知。正版资本主义属将来时，而唯亲资本主义或官商勾结则为现在时，精英们内部的一些分歧也由此而起：比如有的主张完全投资期货，有的认为还是先做现货生意。现货派和大官的秘书、甥侄们打得火热，为书记向大亨的顺利转型把英法的近代史、印尼南韩政治咨询遍了，弄出不少模式、公式和主义来开导百姓。期货派挟将来自重，仗着洋人看不起官，认为在一体化的全球，洋人才是祖师，官不过是收编的邪派，要矮着一辈儿，自己虽然更矮，但与祖师最亲，是精神上的嫡系。他们和官不大融洽，虽然官那里的好处他们诸项逐月领取一文不差，但就是不肯打收条，而且时不时还要玩回反集权蹦极跳，引得中外观众大呼小叫。官没有办法，只好请最头疼的几位到他们最想去的国度去做活烈士……”
有奶便是娘，拳大就是爷，既是市场原则，也是黑道行规。与其当二等奴才，不如僭越一下，直接进入一等。
3，直接执政冲动。
让人家“保驾护航”，尽管是“超国民待遇”，但毕竟是宾从，不是主公。旗号一天不换，等于“训政”，那如“宪政”，自己直接当家，既是老板，也是州长。什么政协人大，委员常委，哪有杜马、内阁、议员、总统风光！
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到这步，“改革”才算实现，到了天津。
辗转反侧，梦寐以求——谁说经济人就没有理想！
未来时。
买办精英所标榜的 “政改” 以实现“宪政”为目标，这一“宪政”是以彻底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宪法为基本特征。它如同经改中的“产权明晰”，是最终颠覆“特色社会主义”的利剑。
政改，不过是为宪政、为颜色革命、为分裂中国做铺垫。
美国老板最关心中国改革，他们设计的最终目标，一是要“姓资”，二是要四分五裂。
一定要实行宪政，“中华联邦”靠“宪政”，“藏独治藏”、“疆独治疆”、“台独治台”靠“宪政”……核子裂变“持续发展”靠“宪政”。
刘晓波们的“和平奖”可不是白给的。
中国的买办精英满口“崛起”，其实他们从无与母国命运相关的预期和自信。《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从课本中撤出了，话题的现实意义却与日俱增了。 “断了脊梁”的阶层，他们只相信迷信美国。什么“小康大康”，狂卖疯捞，捞了就跑，到美加澳“先富帮后富”，才是他们“开放’的最终目标。怀里揣着绿卡，老婆财产国外，嘴上吆喝政改——政场的假冒伪劣，比商场更为厉害。
欲知 “政改”前景如何，看看南斯拉夫，看看俄罗斯，看看中亚各国实行宪政的结果，便知分晓。
俄罗斯的“政改”也算很彻底了。中国买办精英对普京颇有微词，据说是有点专制主义回归，但人家一点也没有“走回头路”——资本主义私有制，议会制、总统制、多党政治和军队国家化等等，一点也未“动摇”。他的遭到买办奴才诟病，那是因为人家吸取教训，看被戈叶卖的太苦，四分五裂民穷财尽，民族意识开始回归，开始抗衡美国，美国老板不高兴了，中国奴才自然跟着起哄。
俄罗斯国家财富的一半“产权明晰”到七大寡头腰包里，普京虽然对个别寡头罚点税，但总体上一如既往，并未改弦更张。国有化加强了，但那是国家资本主义，于国家固然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也并无不好，可谓名副其实的“双赢”。当年“攻关改制”在“快卖卖光”中花点小钱拿去，现在按市场规则高价卖回，大赚一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他们谈不上“得而复失”。
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失去了就一去不复返，丝毫未曾“失而复得”。
“得而复失”是个伪命题。物质不灭，没有人“失而复得”，哪来的“得而复失”！
反映的不过是劫掠者的“原罪恐惧情结”，过去所谓“心有余悸”也。
三“宪政”也“是把双刃剑”。
宪政实现的结果，俄罗斯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国势一落千丈，国家分裂，生灵涂炭。
对于资本难道都是福祺吗？
未必。
以普世民主颠覆马列阶级论和国家学说，是掌控话语霸权的买办精英鼓吹“思想解放”的基本方略。他们抹杀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将无产阶级国家一律打成“专制”，给资产阶级国家贴上普世民主的标签，鱼目混珠以售其奸。历史上，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有多种形式，政体的区别没有本质意义，政权的阶级性质才是根本的。
英国的女王制、日本的天皇制与沙特王国、科威特王国和阿拉伯酋长国，法国历史上的几个共和国与波拿巴王朝和路易菲利普王朝，国民党蒋介石的“训政”和“宪政”，美利坚和菲律宾的典范共和国，他们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至多是发展程度不同而已，都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议会制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典范形式和理想形式。
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又会选择一些“保守形式”，诸如君主立宪或希特勒和皮诺切特式的独裁专制形式呢？
那是由阶级斗争情势决定的，所谓与时俱进也。
对于法兰西的王权复辟，马克思讲得极为精彩：
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宪政”固然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最终实现“资本对其他阶级的无限专政”，更肆无忌惮地投靠美国主子，但同时，它的统治也就失去了特色的挡箭牌和糊弄人的遮羞布，要自己直接面对劳动群众的愤怒和反抗。
也如马克思所说：
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它各个阶级的对抗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这一对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实现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
过去，他们躲在“保驾护航”的盾牌下，由“看得见的手”帮助，借改开搞的名义疯狂掠夺，可以将一切愤怒怨尤推给“体制”和腐败。改旗易帜之后，资本可以为所欲为了，可以深化对国际霸权资本的投靠了，从倚洋自重到投入怀抱，明确主奴关系，使“中美国”名至实归。这样一来，他们也将直接面对劳工，使阶级对立明朗化。“先富帮后富”、“劳模”、 “民营企业家”、“为改开做贡献阶层”之类曾经呵护他们茁壮成长的光环也将统统烟消云散了，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资本暴发户的角色形象。那时，“破坏安定团结”、“维稳压倒一切”、“反对改革”等等紧箍咒，对于无产阶级也将不复存在，他们再也不必要像通钢工人和赵东民那样，躲躲闪闪动辄得咎，可以轻装上阵，像老欧洲的工人阶级一样，开展反抗资本的斗争。
是的，有一利就有一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对于资产阶级是如此，对无产阶级也是如此。
四，核心问题是执政党的政治路线。
（一）改革，无论经改政改，根本问题还是“姓社姓资”问题。
如前所述，“党政分开”、“司法独立”之类改革，结果无非是强弱异势，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变成“弱势群体”，即被压迫阶级。
加强人大立法机关的权力，是否能够制约行政，约束腐败？
多年的政改，人大已成权贵富豪的议事堂，政协不过是精英沙龙，人大扩权之后又当如何？看看多年来“民主化进程”中的立法吧。人民法院去“人民”的声音，不也是来自人大政协吗？
（二）核心问题是执政党的路线。
关键在执政党执行什么样的路线。
继续“保驾护航”不动摇，只能加速“转型”，最终也必然改旗易帜。
如果执政党改弦更张，“失而复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虽然不是解决“姓社姓资”问题，但却显现出执政党执政路线的巨大影响力量。
右翼买办的担心，不全是危言耸听。
对“体制”，左右双方都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右翼背倚“体制”，是宠儿，又念念不忘颠覆“体制”；左翼反对资改，似另类，又与右翼针锋相对维护“体制”。
这说明，“体制”一天不颠覆，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不能最终排除两种可能。
政改的核心问题是执政党的路线问题，其他都是细微末节，且云山雾罩。
“资改”“社改”云云，不如“走社”“走资”清爽。纵观当代共运，从南斯拉夫模式，到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所谓“民主人道社会主义”，到叶利钦的“休克疗法”，直到中亚各国转型后的“颜色革命”，形形色色的“改革”，可有 “完善”社会主义的么？
气壮山河的改革之歌，“回头路”云云，才是诗眼。
（三）草根视角的可行性政改举例。
剥夺大众民主的普世“政改”，使特权恶性膨胀，天怒人怨。“深化”这种“政改”，只能是灾难。
维持“体制”框架，重庆模式的政改，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比如：
“加快民主化进程”，首先要恢复人民的“四大权利”，至少可以减量回复，“群体上访”之类的恶法必须立即废除。
劳资矛盾日益尖锐，执政不能只为资本“保驾护航”，必须立法明确保证工人建立工会和罢工的自由。赵东民事件必须依法追究当事者的政治责任，这类违宪现象必须受到严惩。
各级执政的持续不断的“招商引资”狂热，为 “大胆的干”张目的“不争论”，招商引资中给洋人和富豪权贵的“超国民待遇”之类，都必须有相应立法立即叫停。
根据宪法和党章清理党政干部，发改委、外事和金融不能为买办势力掌控。
保障言论自由，媒体应改变右翼一元独霸现象，媒体多少给左翼一点言论空间，改开鼓吹买办卖国言论的媒体不能放任，坚持社会主义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应予恢复。
……
俱为弱势大众内心的默默期待。虽然不是根本，但为政改切实的“办实事”也。真正执政为民，真心民主政改，就办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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