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乱象
非喑
中国大学存在许多问题。其病因被认为多在行政化。也有人为行政化辩护，说大学尽管是教学研究单位，但也有行政事务，所以就不能一味批评甚至取消行政化。这种辩护是把行政事务与行政化等同起来了。大学经常受到批评，大概是因为它与人们对大学的合理期待愈来愈远。大学理应是探索和传播真理的地方，也被认作社会良知的基地，应该在真善美方面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这种期待可能比较传统，却不能认为是失当。当今世风日下，身处其中的大学自然不能幸免，而今天大学呈现全面滑坡的景象，却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一、大学行政化。大学行政化积弊已久，且愈演愈烈，是大学的顽症。行政化是说日益普遍地使用行政方法管理大学的各种事务，也指大学的所有制度被纳入行政体制中。大学行政化，表现为上级行政部门对学校工作的过度干预，也表现为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学校经费来自上级拨款，也来自对学生的收费，还有一部分是自筹。过去学校有很多银行贷款，但随着负债的增加及银根的收紧，学校现在已经很难再贷到款了。自筹经费根据学校的地位和影响，各个学校差距很大，少数学校一笔捐款可达千万上亿的，其他多数二、三流学校就没有这么幸运，能有百万就很不错了。比较而言，自筹经费的使用更加灵活方便一些，如果缺少监督，很容易出现经费流失的问题。
在大学中，具有行政职务者，除了行政权以外，在其他工作中也具有支配权或影响力，所以获取一官半职的想法在校园中非常流行。在遴选校级干部时，尽管有竞聘，或所谓公推直选，其中也有一些员工、专家、领导的评议和打分、征求意见、公示等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程序，但其中一些环节并不公布细节和结果，加上程序设计亦非常复杂，具有相当的人为操作的空间。最终，学校领导是由上级任命的。他们个人以及学校的发展，均与上级的方方面面有关，再说学校经费很大部分来自拨款，所以校领导无不把服从上级和与上级搞好关系作为其政治生活的第一原则。偶尔也会碰到个别校级干部，他们或因年龄原因，或因仕途无望，或因书生气十足，自恃学术或其他方面具有优长，而对上级时有微词，但其在官场版图中的边缘化的位置，则已一目了然。
曾有学校在教学评估中闹出笑话。说是检查组一行到达学校所在地，刚下飞机就受到校全体领导班子的隆重欢迎，而检查组成员中有某校秘书者。论者言下谓一小秘书不应受到作为厅级干部的全体校领导如此屈尊的礼遇。这一笑话多少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因为这个事件颠覆了尊卑有序的官场规则，每当这个规则面临意外时就会手忙脚乱。但此事仅为一小意外，它尽管在发生时的当下性中有其幽默，却符合当事双方的根本诉求。检查组与学校各为上、下级，作为上与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行政体制中任何时候都是必须维护的，而无论其工作任务是关乎教学的还是学术的，其检查对象是科级的还是部省级、厅级的。如是，大校长与小秘书个人身份的尊卑在这一工作关系中的颠倒，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校级官员是由上级任命的，学校的发展以至各方面的事务都必须仰仗上级部门，而政绩又关乎学校官员的仕途。90年代以来，各校为了发展，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更上层次，无不大举借债，扩大规模，到处活动关系，俾使能攻城掠地，以张己势，以期造就各种听起来稀奇古怪的自我定位的所谓名校，并以之为升迁之资。如此，学校及其领导对于上级部门的依赖，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
学校内部的机制，可以看成是外部机制的复制。学校官员对于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化的指责，基本上可以适用于学校内部。对于普通员工来说，他们对于过度行政化的感受，直接地还是来自于学校大小官员的各种事务。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科研，但教学和科研业已被官员们的政绩需求所左右。学校每年都有由各级官员制订的各种繁复的考核指标，完成或完不成指标又有若干的梯级。教师们无论是助教还是教授，都必须围着指标打转，平日里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到了考核时会颜面尽失。更要命的是，指标论量不论质，一些貌似的质其实都是量，课题、文章、奖励等以国家级、省级、市级依次高低排列即是如此。如文章以发表刊物的级别论赏，但按常理，刊物之所以核心是其文章质量的结果，而不是反过来，文章因刊物的核心而有质量。但管理者完全无意于此，他们对于奖惩操作的简便比对质量更感兴趣。于是，那些精力充沛、善于经营、人脉深广、各方面吃得开、成果丰盛并投学校官员所好者，便往往占尽先机。
大学的所有体制都是行政体制。学校也有学术、职称、教学等委员会，但这仅为机构的工作性质而非机构性质之称谓，它们实际上都是行政机构或被纳入行政权力范围的机构。其成员多为官员，各种委员会中不乏非科研教学人员。有时也会有个别普通教师（这是对无官职教师的习称）忝列其中，但多为装点门面，并无多少实际作为。不少官员也是教师，当事人也乐于提醒他人注意这一点，而主事者也愿意通过安排官衔来收编高职称高学历者，此为一石四鸟之举：一方面保持稳定，一方面工作便利——堵塞外行领导内行之议，一方面便于管理——能够在教师中起分化之效，且至少名义上也可被解释为教师的自我管理，一方面也合乎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
教师之所以追逐官职，是因为一般教师获得资源渠道有限，只能依靠学校的资源。学校资源中能够拿出来在教师中进行分配的并不多，其分配权主要掌握在官员手中。所以，当官即意味着占据资源高地，这是教师心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倘若有人真的以为德才兼备是当官的硬指标，那他就犯了幼稚病。天上不会掉馅饼，想当官者亦须首先向管事者表示自己想为学校做点事情——好像不当官就不能为学校做事似的，说白了就是自己想要当官，而管事者也把这种表示作为入门条件——方便管事者在此人任职后易于治理。提拔过程中的一系列程序，名义上是体现公开化科学化，但就上级的心态而言，则多少有欲擒故纵或搪塞公众的嫌疑。求官者经过繁复的过程，已经表明自己死心踏地的态度，今后他对上级对他的命令和支配，就再不能多有微词。就这样，求官者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行政体制，他任职后的所有作为，至少在姿态上不能与其初衷相悖。另外，某人入仕后并不是说一劳永逸了，他还得经常保持与上级的沟通交集，这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表示服从并形成圈子的需要。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者，迟早会被剔出官场，那时就再无可能“为学校做点事情”了，所以此外的长袖善舞也是必须的。一旦为官，往往对上逢迎谄媚卑躬屈膝，对下则傲慢无礼专横跋扈。有各种各样的门户和圈子，如门生故旧、同乡校友之类，既可彼此依赖相互奥援，在办事时亦能确保顺畅牢靠。
这种体制及其所造就的道德与学术的失落，倘能培养出备受人们尊敬的教师，倒是无异于天方夜谭。
二、教师投机化。教师由于其资源短缺，一般都把与行政体制的融合作为己任。一个教师的成长历程既极为单调，也十分漫长，他们一般要遵循学历和职称的长期煎熬，而这一道路的最终目标常常是为官。在这一历程中，行政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在，教师也不得不依傍行政权力来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学历和职称都需要论文，发表论文时的无序化，加剧了教师间恶性竞争的程度。教师论文大跃进，并罔顾斯文，纷纷找关系，托人情，拓门路，扩资源，损耗人力、物力、财力，只为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曾经有过的“一本书主义”、“一篇论文主义”早已化为乌有。并不是说只要申请职称的论文等条件一应俱备就一定能获得擢升。升职得看名额，看人气，看关系，但最终还得看学术和职称机构官员们的好恶。所以，对教师来说，申报职称无异于一场耗费时日、心力俱疲、你死我活的恶战，其在人际关系、个人修养、人格尊严乃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负面效应，非一言以足谓。
按理说教授已是最高职称，但或许是中国大学的主事者们为了治理的需要——内部分化的被治理者总是容易被治理，或许教师本身也有能高人一等的想法，大学通常倾向于在教师中弄出差别而非平等。于是，就在教授中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导称谓。中国大学的博导称谓并没有与国际接轨，这与中国在其他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强烈诉求形成反差，而无论是大学官员还是普通教师，都对这一反差安之若素。对教师来说，最多的资源和机会一般是留给博导而非单纯教授的，而个人的颜面也体现在博导这一称谓上。于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就出现了这种独特的景象：教授们为了成为博导，还得经受如当初申报职称时所经历的新一轮炼狱。但成为博导并不是说这种历练就告结束，他不能自外于学校的考核，更有种种谁也记不清名目的什么“跨世纪人才”、“工程人才”、“计划人才”、“优秀教师”等在等着你，最不济的也有主任书记这些帽子在等着你。这些东西是诱惑，同时也是差别，是头上的光环，同时也是身上的重负，它能青春你的容貌，也能折断你的脊梁。
上面所说的是个人在业务方面的发展。只有少数教师才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才能获得上面对他的特别的惠顾。这些东西能极大地助力于教师进入官场，但多数教师并不具有这些东西，于是其中的一些教师对于当官的要求就更为迫切。每当官员换届、职位空缺或其他什么时候，教授、博导或各类“人才”们就纷纷出动，探消息，提请求、摆姿态、托关系、延顾问、征意见、跑门路、求靠山、表衷心，电话短信满天飞，主事者常常应接不暇，一时热闹得像个集市。竟有跑官要官彼此撞车，大家避之不及，尴尬异常者。跑官之风日炽，依附投靠者有之，卖友求荣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互相攻讦者有之，而事后得意者神采飞舞，失意者长吁短叹，种种景观，不一而足。
三、学术肤浅化。如果学术成果仅为个人的晋阶之资，其价值就会打折扣。教师们由于指标及其他因素所迫，无不希望自己能论文大跃进，致有或剪刀浆糊，或胡言乱语，或主观武断者，所谓成果迭出，而学问几同儿戏，出现了一批论文界的超男快女，独缺少黄卷青灯焚膏继晷的精神。若果有个别潜心向学者，亦难免无用书虫之讥。钱钟书说过，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这话今天听起来已经恍如隔世了。我们用三十年时间使自己成为世界论文的数量大国，亦以同样的时间把自己沦为世界学术小国。与前三十年相比，无论是研究旨趣，钻研精神，还是学术气质，文字境界，均不可同日而语。所谓教授满街走，博士多如狗，教授是为叫兽，专家即为砖家，虽语出刻薄鄙俗，亦为当今学术界之大面目之实在写照。由于缺少自律，于是就有了一些如查重查新等等制度以为约束。但技术不能代替道德，以雷同字样的百分比来判断抄袭还是自创，非但不能减少剽窃的程度，而且还使人更加谨慎狡诘，通过置换文字来表述他人观点或打乱他著文字次序而一概无须注明出处即可。即使有举报者言之凿凿，但处理程序和结果无非取决于上意，多数如泥牛入海，悄无声息。
大环境固然于学术不利，教师的投机心理亦起了很大的作用。既然学术声望取决于成果数量以及各类职务，学术自身的价值即一落千丈。教师之声望不靠学术价值，而全靠盘外工夫。一些人虽为贵为博士教授，但似尚未窥研究方法的门径，而能做到举手投足间立下千言，毫不介意是否会遭受物议。学术仅为装点门面的浮华饰品，除了诸如举报等偶发事件外，学校也决不关心成果项目是否具有原创性学术性，而只注重能否给政绩添薪加柴。所以，倘有人真以学术价值自矜，无非是贻笑大方且不明事理。学校所要处理的工作太多了，谁会以学术质量为鹄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其文上不能达庙堂，中不能助众生，下不能修身性，各位如不是为学校作贡献，闲下来玩玩文字也就罢了，万不可卖弄夸耀，以之自持。学术的价值，在如此顽劣的氛围中早已被消蚀殆尽了。
四、教学边缘化。学校工作中，最不受重视的是教学。尽管没有谁否认大学以教学为中心工作，但没有谁会真的把教学当会事。教育主管部门不以教学而是以学科和硕博士点的数量作为衡量学校水平的核心指标，而教师本人的发展和晋升，也不以教学为基本依据。在这种指挥棒下，教师仅把教学视为维系教师身份的外在符号，心里想的却是课越少越好。而那些有一官半职的人，也有许多理由减免课时，直至完全不授课。 实际上，除非有足够多的课酬，多上课对教师有百害而无一利。
学校也会有一些关于教学的政策，但它们往往与其他政策相左。既然教学在晋升资格中的权重可以忽略不计，偶有把不少时间和精力置于教学方面者往往就被视为傻帽。学校关心的仅为如何获得各级教学课题或奖励，而根本不顾是否真地做到了言传身教。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之道统，在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从事教学，就像从事其他职业一样只为稻粱谋。师生关系仅仅是职业关系，既然学校再无尊师重教的风气，教师的授课就沦为工作程式，除了上课时间外，教师与学生几无更多的接触。也有学校制定了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鼓励教师重视教学，但在教师看来，这些举措无非是空耗时间，并不真的就能提高教学质量，也于教师发展无益。近些年来，不少大学建立了教学督导制度，并让学生给授课教师打分，教授助教概莫能外。这使教师想方设法来迁就学生。学生并不喜爱枯燥乏味的理论，于是就有教师就在授课时穿插若干趣闻故事以赢得学生的好感，以期学生能评出一个好分数。课程考试时，试卷往往被降低难度，俾使学生有好的成绩。此举有诸多益处：一可让教师在学生中有好口碑，二可不损害学校之政绩。学校每年均有毕业率就业率之类的统计比较，如若因为课程不及格而影响毕业就业，并因此影响学校政绩，教师就罪莫大焉。所以教师都尽量让学生轻松过关，且尽量让学生有能有一个体面的分数。前些时候南方某校曝出学生因成绩而威胁教师的事情。此举固然恶劣，但它也是学生普遍心态的一个极端化折射。自己花了钱和时间精力，毕业后因为成绩而弄得灰头土脸，不仅于己于家皆属耻辱，亦会影响到个人的前程，
更为严重的是，学校已被社会上的各种复杂关系所渗透。学校也不能自外于所谓拼爹的时代。学生的成绩和荣誉，时为关系、金钱和权势所侵蚀。成绩不佳者照样可获种种诸如担任干部得到锻炼的机会，养成上下沟通交际的习惯和能力。即使学习平平而被侧目，亦可有“综合素质高”一类官场用语所掩饰，好像学生的能力主要不应是学习能力而是综合能力交际能力似的。这方面虽颇多议论，教师亦很无奈，因为他无权介入对学生的总体评价。成绩好并不意味着一切好，那些能说会道、八面玲珑、组织和活动能力强的学生自会赢得人们的喜爱。但是，你不给他机会锻炼，他会凭空产生出综合能力吗？连教学本身都会受到这样那样莫名其妙的事所干扰，再说什么教学的中心性神圣性，一听起来就让人顿生喜感了。
现今各大学纷纷升格，升格即意味着提高科研学科层次，所以，大学在专业业务方面的中心工作无非是科研与学科，而绝非教学。尽管有科研与教学可互相促进互相提高之说，但此为空泛之论。专著于科研的人，多是无心于教学的。虽说科研成果可转化为教学内容，但转化什么如何转化，却又是无人能一窥堂奥。且据现在的风气，学生恐亦不愿或不能潜心理解精深的科研成果吧。因此，所谓科研转化为教学，对少数一流大学也许尚能兑现，而对其他的大学则有胶柱鼓瑟矫揉造作离本趣末之嫌。现在大学又多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和实践性，但何为创新性实践性，自有纷纭繁复的千百种理解。于是教师、学校是你弹你的琴，我唱我的调，或貌合神离或南辕北辙，只要能上下应付彼此说得过去即可。
五、学习实用化。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即使一年4、5千的学费及其他费用，再加上不断上升的生活费，其经济负担还是挺重的。近几年就业不景气，一些学校和专家教育学生要转变就业观，说什么先就业后择业然后再创业，切不可一开始就好高骛远，意思是无论什么工作，只要先就业就行。但据说人都是理性人，他在就业规划方面同样要遵循投入产出比。普通家庭培养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其付出不菲，无人会乐见大学毕业后每月收入仅一两千元。且收入低的职业其工作环境亦多恶劣。所以，学生的就业期待与学校专家的希望相距甚远就毫不奇怪了。就业压力所及，其学习也颇受影响。学生基本上无意于学习，只是生存的需要或学校的约束才使他们坐在课堂上。感兴趣的是有用的即对今后就业有实际助益的专业知识，从而许多基础专业、传统专业一概受到冷落。前些年大学都在嚷嚷着要提高人文科学素质，出了教材，开了课程，而收效却甚微，概因人文科学素质潜在而隐蔽，无以度量，于就业上岗百无一用，远不及手艺技术活能获立竿见影之效。所以，要不是为了挣学分，所谓人文科学素质课必定无人问津。
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也把实用技术作为重头戏，且冠以加强实践性之美名。多数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都没有对新进学生进行职业培训一说，这方面的负担就交给学校、社会和个人了。公开招聘，除开种种猫腻不论，看的就是能否明天就能上岗，即刻给单位带来效益。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学校所讲的实践性就不得不演化为岗前培训，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少有明言，这种要求甚至被带到了整个教与学，理科和人文社科方面的基础课程不仅逐渐边缘化，而且被要求有助于增进学生的“实际能力”，也就是说，增强其实用性，而这个要求，常常又被冠以理论联系实际的美丽词汇。没有教师无意于理论联系实际，于是大家就都纷纷抄故事、找事例、画图表、编数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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