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观于汉奸体制下孔庆东微薄的胜利
2011年12月1日
孔庆东 老师的事件出来以后，我把事情想得很悲观，很多人都说事情没有那么糟糕，列出种种正面的迹象，比如学生的欢迎、网络的投票。但是对于一个敏感的历史学者，我对此并不以为然。我仍然坚持认为事情很危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者是凡事都朝坏里想的人。从各种我们同志里反馈回来的信息，都似乎是正面的。我也指出过，从我们自身途径反馈的信息，自然都是正面的。这里面本身就有一种选择性的信息反馈，不能代表事情整体的面貌。
我认为 孔庆东 老师取得的胜利，并非是左派的胜利，也绝不是右派的失败。对于事情性质，我的判断是这样的：第一是民族主义一次微薄的胜利，第二是政府信誉的大失败。
汉奸如同一个极其负面的资产，是在几千年以来已经被传统反复痛鞭的文化遗产。但是无论汉奸行为如何地被鞭笞，但是汉奸行为却屡绝不断，正是法律在制度层面约束的缺席和伦理在规范生活、学术等行为上的半破产造成的。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获得了某种可以胡说八道的合法性，以北宋、南宋式对知识分子的宽容进行政治要挟，以实际上的党内分裂来获得政治依托，以改开以来对推翻文革合法性的追求来进行政治投机，实现了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的“春天的故事”。
从改开以来，中国体制、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最大破产是伦理的全面崩坏。这个崩坏包括政治伦理、生态伦理、人际伦理等多个层面，可以用孔子的话来套用，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整体性破败。改派分子攻击建国后三十年内的父母子女互相攻讦告密是人伦的破坏，但是经过改开以后我们才发现，资本权贵体制对于人伦的破坏是永恒性的器质性病变，而文革时期集体伦理对于家庭伦理的超越，只不过是暂时的和可逆的。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正如人生病一样，如果是器质性病变，则几乎可逆性很差；但是如果是细菌感染式的，则恢复健康几乎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几千年以来，之所以能够不断地从入侵中不断复兴，从曲折中最终恢复民族的元气，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的健康因素依托着家庭伦理（准确地说是家族伦理和宗族社会）不断地衍生和发展。而这个家族伦理的根本要害，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一系列的伦理决不意味着愚昧的服从，就“廉耻”本身而言，内在地已经包含了对“无廉无耻”的反抗，是逆转的逻辑。
但是改开以来的伦理破坏，是带有器质性的病变，几乎是不可逆的。这意味着汉奸的滋生是一个无限恶性循环的过程。单靠一两个爱国网站，比如，是无法解决这个汉奸温床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左派形成了一个路径：左派的学者特别容易被攻击，之后我们左派朋友再来灭火，不断进行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导致我们的主要目标被转移了。
“奸”的本质意味着背叛。对于西方伦理而言，不存在着“汉奸”问题。由于西方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多元的，导致知识分子不从政府拿工资就可以生活。因此被雇佣和独立，这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是分割得很清楚的。比如如果辛子陵是从政府拿工资的，从雇佣制来讲，就不能攻击雇主。但是茅于轼攻击政府，我就觉得从西方雇佣制的逻辑来讲，就可以原谅（但是给他提供平台的政府机关、政府媒体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因此，我们从改开以来，最大的伦理道德败坏，就是体制内（中央党校等）的人，拿了共产党的钱（工资），还要大骂共产党；而政府养着的高官、媒体，从政府获得基本收入，还要颠覆政府。知识分子如果你宣称自己是政府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就应该退出政府或者退出国家办的各种事业单位，以显示你的独立性。这一点，我们的知识分子显然从道德上远远不如他们所攻击的马恩列斯毛，这个五位先贤从开始革命以来，就与政府隔断了联系。他们从操守上，更不如西方的雇佣知识分子，至少这些被雇佣者还知道为雇主服务。
先富群体逃离中国，也带有背叛的性质。这些人仰仗国家政策暴富，最终背叛国家，既不去带动后富，也不去回报社会，而是为了自己的私房钱的安全，要离开滋养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为了自己的个性，可以背叛任何集体。
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的礼崩乐坏，恰恰起到了示范性破坏作用。上到政府官员，背叛理想与信仰；下到黎民百姓，背叛妻子、子女、父母。中间起社会引导作用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人类灵魂的祭师、人类知识的工程师，也不过是叫兽、禽兽一类肆意侮辱真理、真实、伦理的背叛者。
这种背叛一旦形成了国家体制，而且养成了背叛不可耻，为了私利背叛是理所当然的，为了金钱和权力可以放弃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环境。那么这个社会一旦崩溃，遭遇的绝不会像五代十国、魏晋南北朝、民国军阀时代一样，那么轻松就在几百年后恢复大一统，而最大的可能是中华民族、版图的永久性分裂。这是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文环境与当今时代人文环境的最大区别。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孔庆东事件、张宏良事件、司马南事件，那么我们也许能够破题：司马南事件中的中青院学生，作为团中央培养的共产党青年干部的地方，居然大讲“普世价值”，是对理想背叛的丝毫没有廉耻，对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悖逆的不可耻；张宏良事件中的大肆叫嚣的托派，为了虚拟不存在的未来和活动空间，宁愿引狼入室，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对根基于父母家庭伦理上的爱国主义传统背叛的不可耻；孔庆东事件中的媒体攻击，相当部分是官方豢养的媒体，是拿国家工资的人员，集中火力对一个教师开火，客观上形成了某种组织性，是对组织伦理的某种蔑视。
孔庆东事件中，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就是对于汉奸这个问题上，很多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是被迫表态，但是居然仍然有那么多的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相当数量、占据高位、盛誉远播的精英们是背叛者的强硬派，我不得不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孔庆东事件中最大的密码事件，就是迫使大部分表态者，不得不在汉奸是耶非耶这个问题上，站好自己的立场。但是这绝对和左右的分立是无关的。如果有人得出结论说是左派的大胜利、人民的大胜利，那绝对是政治幼稚。但是这是民族的一场小胜利，从中我们观察到的最为可怕的现象，就是官方豢养的媒体，形成了完全与官方迥异，甚至是彻底破坏官方合法性的政治信仰。这些80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发起攻击，如果是组织的力量反而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自发的，出于某种对信仰、理念的支援而客观上形成的群体性事件，那么将是最为可怕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剥夺，只需要采取经济手段生杀予夺，但是对于背叛了的思想汉奸集团，思想的改造绝不是一两次运动就能实现的。文革的最大失败，就败在体制内的思想汉奸集团手里。
孔庆东事件中最大的失败者，是政府。政府不仅面临着一个全面背叛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无法收拾一个全面汉奸化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滋生汉奸的温床。孔庆东获得的同情，很多是来源于新华社作为政府教师爷身份对于普通人的压制，而这种压制是大众心理所持续感应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普通人决定支持孔庆东，这种支持是反政府（政府媒体）的行为。
官方媒体有了独立于共产党以外的自己的政治信仰，这是跨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这种大事既没有发生在民国时期政府创办的媒体中，也没有发生在西方国家政府出资创办的媒体里，但是它居然发生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这种党和政府对舆论控制的全面失控，正在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力量。这种颠覆绝对要比民国时期，西方大动荡来得更猛烈。
如果说，从集体主义角度来审视，孔庆东的“三妈”是为集体意识批判下的汉奸对象而骂出是正义的，那么从自由主义伦理观角度的审视，个人的人权高于集体人权，那么孔庆东的“三妈”就是非正义的。媒体从80多家蔓延到300多家，正是自由主义伦理观占据主导的象征。
从这个角度观察，孔庆东的胜利，并不带有阶级意识决战的性质，也不带有民族意识决战的性质。网络的投票更多体现反政府的行为，而且由于本身是非实名制的，也是无代价的无成本的。如果说这是一次小战斗的微薄胜利，那么是可信的，但是从一场事关共产党生死存亡、媒体控制权、政治伦理全面沦丧的大战争面前，我们轻言胜利为时尚早。那种我们大胜利的宣告，只是麻醉了我们自己。而且即便是习薄执政，是否能够改变犬牙交错的既得利益集团、思想汉奸集团，都是存在疑问的。毛主席告诫我们，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能把希望寄托到一两个人身上。我们要时刻擦亮自己的眼睛，始终放在人民群众的组织起来、觉悟起来，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权力-利益集团，这样社会主义复兴才有希望。
悲观和乐观的问题，毛主席早就说得非常清楚：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如果我们仅仅一次战术上的胜利就藐视一切战略上的困难，那么我们就是幼稚。我相信，我们还无法超越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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