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谣言的传播学战争意图扫荡国家合法性
2012年的春节还真是很热闹的，先是老孔的香港风波，接着是韩寒和方舟子大战，更有十大汉奸评选、毛选谣言。关注了几期《环球时报》，才发现这种文字的交锋、思想的碰撞影响很大。看了相关的一些文字和材料，总觉得这里面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而这种精神联系的本质就是使用语言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构建一个令国家合法性、共产党合法性全面崩塌的社会。
在一个文字肆意汪洋，可以轻松绕过网络过滤的环境里；在一个对声望和权威放纵不查的话语权不平等社会里；在一个政府无心争夺文化舆论民间阵地的权力无能型社会里，整个社会失去了对文字的耐心和对学术良心最起码的尊重，将仇恨丢失在无边的文字垃圾里不能自拔，而大众接受的，都是这些文字的垃圾和经不起推敲的事实。
也许，大部分人的目的就是利用整个文化传播的浮躁状态，它们明白：大众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考察和辨析每一篇文章的真实性，而大众阅读时代，每个人的阅读都带有随机性：他也许能阅读到诋毁毛的言论，但是他可能一生都接触不到为毛著作辩白的言论。因此，谣言一出，无论如何灭火，危害已经出现。这个定律足以说明，一个谣言的出现，无论它是否被澄清，但是危害在事实上已经发生，这是信息传播过程的不重复不对等造成的。
最值得研究的现象并不是谣言不断地被制造和不断地腐蚀国家合法性的存在，它和病毒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本身对文字有免疫能力的人群，他本身能够辨别真假，但是对于绝大多数随机接受信息的人，他没有一种专业的心态去追究每个问题的真实情况，因而他实际上最容易将传播的最广的谣言接受下来做为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已经反复澄清了几十年，关于毛泽东的若干谣言仍然“健在”并不断地在网民的留帖中被发现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政治谣言本身的存在和传播，也存在着一群“自带干粮”的破坏者。这些破坏者由于公平、正义的消失和腐败对个人的压榨而主动轻信一切的谣言，而且主动传播一切对国家合法性不利的谣言。最为可怕的是，脱胎于毛时代的改革开放合法性的拥护者想当然地认为反毛非毛能够加大自身合法性的砝码，其实是最为政治幼稚的表现。沿用史记的思维来看，如果说毛泽东真的是所谓红朝的开国太祖，而华时代是短暂的过渡时期，那么邓太宗其实是以“兄死弟及”的方式接管了政权，而脱胎于邓的合法性的孝子贤孙们以为否定太祖就是增强了太宗的合法性，其实是试图自我颠覆和自我毁灭。还记得北宋时期的“斧光烛影”，公元976年10月19日夜，年仅50岁宋朝缔造者赵匡胤忽然驾崩，21日晋王赵光义即位，这就是太宗。政权的延续从赵光义开始一直以其子孙为皇位继承人，这个局面一直到了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后，因宋高宗没有后代，所以才让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慎接任，此时血统继承的回归已经近200年了。在接管政权的过程中，“斧光烛影”的因素一直存在并在民间产生了影响，宣称正是因为“斧光烛影”才导致金兵入侵。可见，民间的政治谣言在南宋初年，起到了损害赵光义子嗣继承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反过头来思索关于毛泽东各类政治谣言的目标指向，显然对于合法性起源于太宗的统治集团，迫不及待地以外媒内鬼制造谣言为起点，以拿政府薪水的学者和媒体为引导者，以笃信学术权威和自带干粮的部分网民为自发传播者，以政府官员的故意放纵为生存环境，并最终以真正学术智者的澄清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抵制为传播边界，形成了一个谣言从“别有用心者的生产、在谣言接盘者之间进行职能分配、通过谣言中渗透的对国家不满和群众不满情绪接轨导致无边界流通、大众在对国家不满中娱乐消费”的生产线。在这个生产线中，谣言和反谣言根本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较量，反谣言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给谣言划定了边界，但是没有抵消谣言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的政治谣言之所以能够流传，都是因为在政治谣言中渗透和添加了民众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因而使民众接受并流传之中。在这一点上，造谣集团恰如其分地掌握了共产党在建国前的土地革命策略：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来实现社会主义被民众接受，而不是直接告诉民众最革命的口号。造谣集团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领会程度，要高于空喊口号却无能为力的语录继承者。
例如，毛选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恐怕与当今时代群众对秘书给领导起草材料的丑陋现象切身观察密切相关，由于他们在这个时代接触的这种不合理现象，导致他们对于毛选是其他人创作的谣言不加辨别，甚至不愿意去澄清。即便拿出真实材料出来，很多人仍然半信半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今社会的面貌正是类似的状态：研究生给导师做实验，实验成果归导师；秘书给领导起草讲话稿，署名是领导。这完全符合大众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的切身感受。而澄清式的文章，说服力非常强，符合历史主义的叙述话语结构和逻辑结构，但是不符合大众对于现实的切身感受，因此接触到澄清文章的读者会自发地停止谣言的传播，但是很难主动传播“澄清文章”本身，因为“澄清文章”与现实联系较远，无法在传播过程中获得其他人的“共鸣效应”。
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大部分关于毛泽东个人的谣言，其中大部分都掺杂了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例如毛泽东亿万稿费的问题，如果没有当今某些官员的疯狂走穴敛财，这种谣言即便出台了也不会有传播的可能性。另外如说毛泽东的私生活问题，正是各种官员私生活的放纵，才使得大众相信这是真的。在普通大众的内在心里逻辑里，太祖时代和太宗时代，同属“红朝”，并非两个“朝代”。在海外的极右翼舆论中，毛邓实际上是一体的，因此他们在谣言的构造上，没有任何政治上逻辑的困难。而这里面最大的失败者，恐怕是延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道路合法性的群体。这个群体试图通过对毛时代的否定和谣言来达到免除毛主义政策复归后对其个人贪污腐败和权力无限滥用的追究，而倾向于容忍并利用这种否定，防止“赵匡胤七世孙接管南宋权力”的事件重演；这种政策的出现与他们大部分在文革时期受到的群众的监督和某些境遇有内在的感情逻辑，因此更是一个自发的感情因素，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恰恰丧失了政治理性，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赵匡胤七世孙接管南宋权力”只会导致财富相对均衡地分配，但并非对其执政合法性全部剥夺；但是政治谣言和非毛化导致的结果，却是完全的颠覆性“革命”，根本目标是取消他们的政治权力。因此，他们所理解和误认为的反毛非毛对他们有利，实际上每个反毛非毛谣言的运作，根本上都是为了借助“历史决议”给予的言论空间来彻底打倒共产党合法性的目的。虽然在反毛非毛这个立场上，执政的三中全会子嗣和国内外反共势力结成了暂时的“谣言配合”联盟，但这是危险的游戏，对毛的谣言有左派和清醒民众的自发抵制，在长时期内无法割裂群众对毛的感情，但是谣言的另外一个效果却达到了：对国家的彻底否决。
因为国家不仅没有从正面上进行任何的辩解，反而袖手旁观，似乎与我无关，更多的监管者似乎以为这就是反毛这么简单，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反毛的本质根本上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且我预言，大部分的右派在内心深处仍然对毛泽东身怀敬意，否则你无法理解他们时刻对他念念不忘，而且真正地将毛的影响力当成是一件大事来对待，来对付，来反对。他们无法忘记毛本身，就已经证明毛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更何况通过多次的舆论交手，我们都发现他们对毛的策略运用的娴熟甚至令我们这些号称左派的人都脸红。我甚至斗胆判断，即便将来中国如同俄罗斯一样发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全面复辟，上台的右派精英们也会把毛泽东磨损化，变成无害的花朵和陪衬，成为体制的装束。这是必然的选择，正如斯大林在俄罗斯比列宁地位高一样，任何一个热爱祖国的共产主义者都能够被作为民族符号接受下来。
恰恰是在反毛非毛的环境里，应该感到浑身恐惧的是执政的三中全会子嗣们。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官方舆论大部分已经控制在思想右倾的人手中，他们从内心深处不会为执政的三中全会体制辩护；而民间舆论又大部分由爱国群众掌握主导权，他们会为爱国者和民众权益保护者的毛泽东自发辩护。只有利益分散的官僚们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但是这些受益者所能做的，就是不断背叛这个体制，掀起出国移民的浪潮，或者被“反毛非毛“的历史积怨、怨愤情绪所绑架，无法看透”反毛非毛“行动中最根本的共产党合法性诋毁之争。在“反毛非毛”中最大的失败者，最终失去了力量的，正是纵容“反毛非毛”的政府和官员。
另外，即便政府内存在着头脑清晰的理性判断者，但是他们对于网络传播模式的不重视，或者说他们对于网络爱国群体的打压（这种打压仍然是出于对毛支持者的戒心），使得正确的声音无法传播出去，使得人们的思想在各种混乱失去了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如果说，单纯一个毛选的真相不会造成大的后果，但是通过女人、稿费、别墅、著作、领土等等全方位的谣言，就可以达到整体性的破坏效果，每个单一的谣言都不能起到破坏性的作用，但是批量谣言就可以起到水滴石穿的效果，而且即便不能一次性将所有谣言都让每个公民接受，但是每个公民只要接受其中的一到两个谣言而没有去辨别，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这种谣言由于它综合了娱乐性、政治性、反现政权性以及爆炸性于一体，更容易自发地在不明真实情况的群体中流传。部分有良心的、愿意追求事实真相的政府在这一点上的无能和不愿意插手，也助长了政治谣言对政治合法性肌体的腐蚀。指望网络生谣而由网络灭谣，其实已经中了政治谣言的圈套。
我们不能将所有民众都看成是一个有辨别能力的行为体，他们由于专业分工、兴趣、掌握材料、能力的差异不可能对每个政治谣言都做到理性的分析，当代文化又带有很强的快餐性质，信息的海量使得每个上网的人看待信息都如同过往云烟，但是那些印象深刻的信息会留下痕迹。政治谣言恰恰都符合这些特点，为了追求爆炸性，往往必须夸大其词，比如说毛选只有十几篇是本人写的，为了增强可信性，还把过去流传、说不是毛写的《沁园春雪》“作为”毛选篇章。夸大其词这一手段为了更快地传播需要，但是恰恰暴露了它的弱点，很容易让较真者看出问题。但是谣言制造者的根本指向目标，根本不是有分辨能力的学者或者追根究底的民众，而是享受快餐文化的99%的人，这才是他们所要影响的目标，而政治谣言能够把影响力施加到这99%的目标上，我们却不能，或者说理性的分析澄清文章却不能，因为它们不具备快餐文化夸大其词、引起噱头的功能。
1、事例之一：孔庆东骂狗事件与政治谣言的战略战术
当孔庆东说“一些香港人是狗”的言论出来以后，凤凰网扭曲为“香港人是狗”，将言论指向的目标边界延展到“香港人”这个整体，从而自然引发一些媒体的“地域歧视”联想。从语言来看，“一些香港人是狗”和“香港人中的一些人是狗”是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的。但是这个言论本身从传播学上看没有任何炒作的噱头：因为这句话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这好比是说“有些中国人是狗”和“中国人中有些人是狗”一样的道理，指的是类似李登辉这样的“中国人”。显然，为了使新闻更加具有爆炸性，必须扭曲孔庆东的言论才能达到，这个“香港人是狗”的言论对于那些追根究底的民众来说，自然不堪一击，但是对于试图损害孔庆东形象的媒体来说，则达到了其传播学的效果：连香港两个特首候选人都出来说事，香港的媒体继续炒作“香港人是狗”这句话，显然已经不是孔庆东的原话。他们在炒作“香港人是狗”本身，并把这句话作为孔庆东的言论本身，就已经说明谣言的效果已经达到，而澄清性言论的效果却仍然传播范围有限，到达99%享受政治娱乐群体中遥遥无期。有人说，我们网民大部分支持他就行，还管那么多人干什么。要知道，我们不是在自娱自乐，我们是在争取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爱国民主事业中来。我甚至怀疑，香港大部分骂孔庆东的人根本就没有看过“一些香港人是狗”的原始视频，看的都是凤凰网的“香港人是狗”加工后的传播学版本。一些好心人，如潘振宇，还希望“腾讯等南方系停止对孔庆东党同伐异”，但是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2、事例之二：韩寒、方舟子大战与传播战争对辩解者言论的吞噬
“人造韩寒”事件本身实质上在《三重门》出版之际就已经有人质疑，但是这个事件被摆到方舟子的台面上来说，已经说明韩寒被驱逐出了“反体制群体”的序列。韩寒的民主三论足以说明他不过是想利用这个体制来达到发财、致富、出名的个人愿望，因此当碰到一群“茉莉花革命”的野心群体时，韩寒自然会退缩并与之划清界限，易中天支持韩寒的举动，恰恰也是因为他是体制的受益者。但是也显然成了对茉莉花革命暗送秋波群体和舆论发动群体的“大忤逆”。因此，对于通过与西方某些势力合作，掌握名人污点档案的方舟子，自然选择在这个时候出面打击韩寒。打谁的假，怎么打，什么时候打，都是有学问的，其背后站立了一个庞大的信息情报系统。“人造韩寒”事件仍然符合笔者所言的传播学战争的规律，当“人造韩寒”的轰动性效应出来以后，任何为其辩解的言论都无法无法达到“人造韩寒”新闻本身的传播力度。当然，笔者本身对韩寒著作的真伪不做评判，但是仍然有较真的网友们写好了“《人造韩寒》事件之一剑封喉”供大家进一步娱乐，另外由于失去了反政权利用价值的韩寒本身存在，会损害精英们的声誉，因此“丢车保帅”是必然之举，类似言论可见李贵仁《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彭晓芸《韩寒，一个贪玩的青年被推上神坛》。据说，韩寒雇佣了一批水军，形成了虚假的“韩寒粉丝”，如果此事属实，更证明了网络时代传播学操纵的人为因素。
3、事例之三：“十大汉奸”评选与精英们对反向传播战争的破解之术
“十大汉奸”评选活动本身具有非凡的杀伤力，而且具备了轰炸性效应，迅速流传并受到热议。但是我们看看“十大汉奸”的评选被严格圈定在一个狭小的网络平台里，只有极少的网站还留有贴文外，其他网站、媒体一概不见。因此，在这个活动中，体制群体和右派群体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略性同盟，那就是不给这个话题提供任何的更广阔的传播渠道。精英们的方法更为巧妙，就是将汉奸的概念搅浑，或者说似是而非地论证汉奸的范围是“所有人”，显示了非常成熟的政治斗争技巧。很显然，汉奸本身的含义值得推敲，但是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各种汉奸言论在某个人的一生中可能就是一句半句，但是其危害性要大于其所作的其他贡献，比如一个酱缸，往里面添了一辈子的水，但是有一天添个虫子，那么酱缸就全腐烂了。这是传播学战争所决定的，学者的100篇文章，传播范围全部累加起来不过几十万，但是一句两句卖国言论则传播范围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人，这种客观效果才是评价汉奸的标准，而不是他本身对正面、负面言论付出劳动的自我比较。正是不去考虑客观影响和传播学效果，单纯去追求个人正负面行为的自我比较，才导致了学术界对李鸿章肯定的荒谬逻辑。
最为痛惜的是，一些学者出于想走中间道路的目的，对汉奸的含义进行辨析，意在拉开与十大汉奸的评选的距离，显得书生气十足，保留的心态也非常明显。其实汉奸的含义非常明确，基本上无需辨析。中是因为参与评选的，大部分不是学者，而是每个参加评选的99%群众们，根据自身所感受到领域危害性进行集体性认知并通过评选综合起来的结果，评选本身就是在凝聚对于汉奸的共同知识。我们试图将这种知识提前预设好，提前解释好，实际上仍然是精英授权意识。更何况，诸位汉奸的坏事都做绝了，而老百姓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这是一个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是被乱棍子打死还是看着子弹飞到脑门上其实人民的传播权力都处于被动地位。
归根结底，政治谣言通过传播学的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形成了一个崩塌型的社会，使民众对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的自信、信仰进入全面的怀疑、质疑、反对的负反馈进程。人们最容易达到的一个思想的里程碑事件，就是“我，什么都不信了，谁都不信了”。这种将政治的权威合法性不断地肢解、切割、解构的过程，正符合一个政权即将面临全面崩塌之前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的文化建设性举措，都根本上立不起来，而损害性的文化则一泻千里。
事实上，传播战争典型地体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官场上的腐败现象里都有所体现。而体现在舆论领域，在鲜明地体现了谣言对澄清性言论的驱逐作用。
谣言是当代最为显著的政治现象，对于政治谣言其实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最为鲜活的形式。然而谣言本身立足于传播学的某种规律，被反政府思维全面掌控，已经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阵地沦丧的典型性症候。而那些捍卫“斧光烛影”的政治自私怪物们，正在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愚蠢境地。
2012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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