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今世界愈加多极化，权力更加分散，有了更多的全球合作与协调，像美国这样的特殊利益体或许很难建立一个以牺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有利于全球化的公平。
■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生，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曾任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等。197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93—1995年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1997年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2000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高级副总裁。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政策对话倡议组织。2001年，因对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9年被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在多个委员会任职。2011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2011—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斯蒂格利茨促进了信息经济学的建立，并且对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发展经济学、公共金融、公司金融、产业组织及农村组织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等均作出贡献。著有《喧嚣的九十年代》、《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不平等的代价》、《全球化及其不满》等。
3月20—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学术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研讨会在京举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会上作了题为“2014经济展望：谋求增长，预防跌落”(An Economic Outlook for 2014: Striving for Growth, Preparing for Weakness)的演讲。会议期间，本报记者就全球经济的现状、挑战及出路等问题采访了他。
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合理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请您谈谈信息经济学的重要性。
斯蒂格利茨：自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拥有完美的信息，就像在物理学的简单模式下，人们假定没有摩擦力一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假定是错误的，却不清楚如何分析和思考信息不完美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我提出了分析的方法，并表明近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结果都需要重新思考，以及“市场总是清晰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等结论都是不正确的。后来就出现了大量文献，研究在信息不完美、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是如何运转的。还有许多文献探讨代理问题、诱因问题、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治理问题，如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市场与政府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如何寻找这种平衡?
斯蒂格利茨：历史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完全依靠市场或政府的极端路线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你把一切都交给市场，那么就会出现危机，产生剥削、垄断、环境恶化等问题，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转。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政府，也行不通。二者间需要一个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各不相同，因此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仍需要不断讨论。但政府应该对环境进行监管，提供社会保护，促进机会平等、促进科学和创新，这些都是市场做得不够的地方。在明确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后，该如何作为就因国家而异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我们在市场和政府间找到了合理平衡，是否能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
斯蒂格利茨：在二者间寻找平衡任重而道远。金融市场自身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管制方式，也容易出现新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如果有了正确的监管结构，就可以成功获得稳定性，但必须意识到要不断对监管适时作出调整。例如，美国经济自大萧条后，政府针对金融市场上的不良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一切都运转得很好，后来有一届政府认为既然一切运转良好，就不再需要监管，随即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监管。既然问题已经产生，就应该采取措施，但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理念不需要进行监管，看到危险的人则认为需要监管，双方因此展开了激烈争论，不幸的是推崇不监管的人取得了胜利，之后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深受其害。
欧美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至今已近6年，您如何评价目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
斯蒂格利茨：我们现在的状况当然比当初跌到谷底时要好得多，但也没有非常大的改观。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或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working-age population)仍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美国目前的经济仍低于正常水平约15个百分点，尽管已经开始有所增长，但也只能勉强为新增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这表明美国失业率并没有降低，约有2000万想要获得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所谓的经济复苏让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社会上层。2008—2012年，收入增长的95%都集中到1%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这是一种失败。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甚至低于1989年的水平，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仍不太好。而欧洲一些国家也处于经济萧条状态。整体来看，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美国和欧洲经济都没有回到健康水平，而鉴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拯救方案是失败的?
斯蒂格利茨：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情况会比现在更糟，但这些刺激措施的时间太短、规模太小，规划也不够好。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有一点晚。议案被提交国会讨论，但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主张实行紧缩政策，使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
一个正常增长的经济体中，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应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但美国的公共部门从业人数比危机前减少了约50万。假如美国的增长正常，该人数应该增加200万。所以我说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不够。例如，很多钱都无条件地给了银行，却没有要求银行把钱借给中小企业，流向美国普通民众的钱少之又少，以上都是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划不完善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似乎认为紧缩政策并非良策，如今欧洲正在实行紧缩政策，您也提出欧洲需要结构性改革。请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斯蒂格利茨：欧洲目前的经济困境，一部分是紧缩政策所造成的，并且紧缩力度最大的国家，经济表现也最差。希腊就是最好的例子，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希腊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危机前低25%，出现了经济萧条的现象。德国等欧洲国家所坚持的紧缩政策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受害。
我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整个欧元区本身的。欧元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一些国家可以通用一种货币，还意味着各国使用了一种无法控制的货币，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同时还使调整机制中最重要的利率和汇率无法正常发挥调控作用，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金钱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贫穷国家受教育水平最高者涌向富裕国家，形成了不稳定的体制，这非但没有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反而扭曲了欧洲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欧洲需要结构性改革。倘若欧洲要实行货币联盟和通用货币，就必须有更多的财政联邦制度，在财政方面通力合作，拥有银行业联盟，制定产业政策、发展计划，促进落后产业的发展。但今天欧洲的做法恰恰与这些背道而驰。
世界贸易应朝多边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了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那么现在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目前新兴国家的状况好得惊人。经济危机发生后，很多人认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大量依赖出口，担心欧洲和美国出口市场的崩溃可能会造成新兴国家的经济衰退，新兴国家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然而新兴国家没有采用紧缩政策观念，而是意识到凯恩斯主义和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性。例如，中国启动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其经济发展也为其他新兴国家带来巨大益处。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从过去的重视数量向注重经济质量转变，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另外，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混乱，使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面临更困难的处境。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最初大量资金涌入许多新兴国家，导致汇率升值，资产泡沫产生。美国还没有修复好自己的金融市场，资金没有流向真正需要去的地方。现在美国逐渐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却造成了资金从许多国家流出，引起新一轮的破坏。美国在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应该多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可能造成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哪些主要挑战，该如何应对?
斯蒂格利茨：随着经济增长，国家由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时，必须重新调整经济结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处理全球化和资金流动问题。现在，全世界在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方面存在很大压力。新贸易协定中的大部分并不像其所规定的那样有益于人民和国家。我们想要一个全球性而非地区性体系，需要一个多边体系而不是将全球割裂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因此贸易协商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进行。但美国不愿取消其针对某些产业而采取的保护政策，导致现在仍没有一个全球性协议。美国正试图割裂全球贸易体系，并将知识产权制度、投资协议强加于人，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取相关知识，而这些知识对当前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是中国和其他很多新兴国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现在美国贫困问题加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也是很多新兴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些国家能缓解不平等、减少贫困，实现机会均等，这就表明不平等现象不仅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也是经济政策和政治造成的。另外稳定对新兴国家而言非常重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经济稳定，就必须解决不平等和机会不均等的问题。
应对这些挑战，只靠市场是不行的，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政府要在各领域促进公平和经济转型，这是市场难以做到的。中国想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市场自身有时会作出很糟糕的决定，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框架让市场促进发展、增进社会和谐与社会福祉，确保环境不被污染，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使不同部门能为彼此带来益处，共享知识等。另外，教育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对中国而言，进一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型，建立更加依赖内需和消费的发展模式?
斯蒂格利茨：内需既可以是个人消费，也可以是政府出资的消费，如教育和卫生事业。政府可以在促进城镇化、打造宜居城市方面有所投入。在私营部门中，提高工资、设立工会帮助工人提高生活水平很重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就可以消费更多，从而刺激内需。另外，美国的经验表明，私营卫生保健系统不可行，因此中国建立一个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也很重要。英国、瑞士、瑞典也都有通过公共消费刺激内需的成功经验。政府要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环境等。
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就要加强纵向创新，发展创新性经济。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在创新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我要强调必须关注创新的源泉——基础科学研究。中国要实现赶超，也必须了解基础科学，加大对大学和基础科学的投入。
全球总需求成经济发展关键阀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全球总需求，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斯蒂格利茨：全球总需求问题有的是在很多国家都存在，有的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有关。欧洲和美国实行紧缩政策削弱了全球总需求。二者的金融体系未能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信贷以促进就业，这关系到全球的利益，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全球不平等问题。如果社会更平等，经济就会更强劲。另外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法则。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储备体系。正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体系，全球总需求才被削弱。我们知道应当做什么，但问题在于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是否有政治机构和政治意愿来推动问题的解决。金融危机及其后果让我们都意识到加强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和困难性，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对全球金融监管加大协调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前景如何?
斯蒂格利茨：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与危机前截然不同的世界。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模式的弱点，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如今世界愈加多极化，权力更加分散，有了更多的全球合作与协调，像美国这样的特殊利益体或许很难建立一个以牺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有利于全球化的公平。今后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让这样一个体系良好运转。我此前提议建立“政策对话倡议组织”时也抱着这样一个初衷，希望它能促进平等的全球化，让世界更平等、更稳定，生活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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