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海拾荒系列短篇之“漫话改革和与时俱进”
说到改革，其实并非近、现代所进行所流行的新鲜事物，古代早已有之。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满清晚期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属于改革之列。但上述之改革，大抵均与老百姓的希冀无关，而只是为了完善统治或者别的需要，对推动历史的大踏步前进亦无多大的作用。当然，改革总要比不改革好一些，因为那些主张改革者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罪人，像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改革，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才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即改革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前进，目标很明确——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阳光普照、红旗飘飘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性意义的成功的改革，是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当头一棒，它对全世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日后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最充分的证明。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是啊，新中国的天是晴朗的天，翻身的人民好喜欢。人民群众紧跟着共产党、毛主席，用勤劳和智慧在白纸似的大地上精心描绘，终于描绘出了一幅新中国灿烂艳丽的画图。看那钢流滚滚，石油滔滔，稻浪翻腾，四处笑声。两弹的爆炸声是庆祝辉煌成就的礼炮，太空遨游的东方红一号给全世界传去新中国的喜讯。这印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作为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亲历者，我骄傲。
然而，骄傲归骄傲，而且这骄傲也早成了昨日红花，今日之草民，已深感惶恐不已。改革开放本乃大好事，但那些改革开放的“精英”却把经给念歪了。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之上，该如何进行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革命即改革开放，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大问题，这关乎着中国能否真正强盛，人民能否达到共同富裕之目标。而我们今天所耳闻目睹的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三次革命运动”中常常有一个时髦的词语，叫做“与时俱进”，那么，在改革开放伊始，“精英”一族“与时俱进”了些什么呢？请看看“精英”们到底是怎样“与时俱进”的吧——
说国营企业不好，几千万工人于是随着无数国营企业的解体或改制而下岗了，失业了，竟还让他们自谋出路，“不找市长找市场”，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应有的“牺牲”。在另一面，私营企业却似雨后的春笋蓬勃地生长，企业主们日益地发达，终成新一代资本家、大大小小的富翁；是资本家就必是剥削者，而我们的法律是允许他们剥削和牢固地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这就是所谓的“与时俱进”吗？
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在“农村还是搞单干好”的一声号令下，人民公社改名为镇、乡，生产大队改名为村，良田沃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美其名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孙中山曾说过“耕者有其田”的话，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的话由“三次革命”兑现了。试问，这就是“与时俱进”？
而说到毛泽东时代的农村，草民有话要说。“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成了被质疑嘲讽挖苦的话儿。小岗村人将自己的“苦楚”归咎于农村集体化事业，认为“我为什么要为别人出力呢”？所以，你懒我懒他也懒，大家一起偷懒，甚至于不愿意出工。小岗村人的懒惰是懒惰到了骨子里的，却还要振振有词地将自己的懒惰归咎于集体化生产；宁愿外出讨饭，也不愿在集体的田地里积极地劳动——这算什么逻辑？这种本应阻止和劝导的事情，反倒成了农村“先进”的典型，替代大寨作为农村改革开放的一面新大旗树了起来，这是与时俱进吗？凡是种过田地的农民应该知道，单干的辛苦甚于群干，一家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大家的努力就能解决。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规模化、机械化，而拖拉机、插秧机和收割机等等适合于在连片的田畈里发挥其最大的作用，这既解放了劳动力，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体力负担，又不误农事；而且，真正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即使是丧失了劳动力的农民，无子女的老年农民，都能够得到生活的保障。这在今天叫做最低生活保障，是一种恩赐，但那时候却是一种“应该”。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浙江慈溪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写的按语中指出：“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五洞闸合作社所在的这个乡——慈溪县的岐山乡，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农户加入了八个高级社，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如果说，中国人曾经是一盘散沙，那么，中国农民就曾经是散沙中的散沙。但事物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早在上世纪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20年代，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引导下，团结和组织起来，勇敢地向土豪劣绅——旧中国的象征之一——展开了斗争。这在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有详情阐述。对于中国的农民，确有人是瞧不起的，只要一提到农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便是小农意识，四肢发达，没有文化，等等。然而，对农民是可以进行教育和引导的，给他们讲清楚了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并且与工人阶级相联合，组成工农同盟军，这就会成为无敌于天下的大同盟。毛主席眼里的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保护阶级，是革命武装的衣食父母，更是夺取江山和保卫江山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村从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再到生产大队（下辖各生产小队），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觉悟一步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条件一步步得到改善，至1976年，也就是“罪恶文革”结束的那一年，我们这儿的农业生产距离机械化已只差一步之遥。另方面，在生产队里政治上讲民主，生产上讲献计献策，分配上讲公平，即少劳少得，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每一个能够劳动的农民，均由大家评定其的工分级别，最高的是10级，那只有全队的劳动能手才能获得，放牛翁、放牛娃一般也能得个4级，而且只要是劳动日，每天晚上集中时经众人通过后由会计及时记录。队长由集体选举产生，100%的民主。这才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村伟大改革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结果，它使几亿粒“散沙”聚集成了牢固的巨塔。
1976年9月9日，距1927.9.9秋收起义整整49周年之时，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成功的改革家毛泽东主席溘然长辞，离开了他最牵肠挂肚的中国农民——中国的最大群体。也从此，中国农村新的改革不久后又开始了。砸碎农村的集体这口大锅，分田到户，重返单干之老路，于是，巨塔轰然倒下，又成为一粒粒“沙子”。于是，田畈里多出无数条田塍，造成稻田面积的浪费；于是，农民的自私再一次抬头，因为各家各户的田块是分前后左右的，为了争水，而屡屡发生争执，甚至于吵架、打斗；像我这样的从来没有种过田的、但户口却在农村的人（这是浙江的特有现象，在此不作说明，待以后相告）也分得了近一亩口粮田（一家三口），在我得病而永久失去劳动力后，唯一的办法就只能让它荒芜。种田本来就不赚钱，随着小工报酬的日益提升，不少壮劳力也打工挣钱去了，于是，荒芜的“单干田”越来越多——难道，这是“三次革命”的发动者所希望看到的吗？这是“与时俱进”吗？
1999年上半年，稻谷秧苗正长到10来公分长时，在“要致富，先修路”的热潮中，本村位于329国道北边的大量稻田被出让，价格是每亩20000元。村领导层将每亩出让价的百分之六十分给农户（按口粮田的多少），百分之四十留村。后来动员农民在买养老保险时，对购买者给予7000元补助。再后来，良田、土地一次又一次地被出让，现在已经所剩寥寥了。想当初村上盖建新办公楼竣工后，大办宴席两日，引得众人议论纷纷，有的农民在背后大骂他们“铺张浪费”，说村干部们大吃白食。还是一些老农民精明，看穿了他们阔绰的资金来源，那是因为，集体化时期的大面积稻田被改革成一块块豆腐干状后，多出了许许多多条田塍；原先每隔一长段田畈就有一条可供拖拉机、手拉车进出的大道，还有许多很长的水渠，这些相加面积可就大了去了，而这些大面积的出让费被村里占有，并不包括在60%的分配额度之内。去年经一群农民长期、多次前往村里交涉后，村里才又意思性地发放了一部分。故老百姓对村干部们几乎都没有什么亲热感。可乐的是，还闹出过送礼人送错了村官家门的笑话。但，乐过之后，更多的是苦，心苦。“与时俱进”，新中国在毛主席逝世后经过改革的农村，竟然进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
中国没有进入过正宗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些人抓住了这一点，曾经要求中国恶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他们的这种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
列宁、斯大林搞过社会主义，但从赫鲁晓夫掌权开始，苏共渐渐地变修了，最终苏联也解体了，世界上自我覆灭了两霸中的其中一霸。毛泽东在自己的祖国搞起了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成就如何自有公论。尤其是以苏共变修、苏联亡国之惨痛教训为鉴，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宝贵精神财富。赞同也好，否定也罢，一切以事实说话。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那面旗帜上的铁锤、镰刀似乎已经不那么的坚硬了。
大江真宽阔，毕竟东流去。毛泽东时代早已成为一段新中国的历史，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名词。骑在已故巨人肩上的标新立异者们，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不问姓社姓资，其结果是今天中国人有目共睹的财富上的严重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人跟少数人在心理上的严重对立，而量变的结果必然将导致最终的质变，这恐怕不是改革家们所希望看到的吧。据媒体公开的报道，今日之中国，100分之1的人拥有着全国3分之1的财富，我看这还是保守的数目。有言道，时间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良药，更是最好的历史证人。
与时俱进，必须是名副其实的与时俱进。掩耳盗铃太显滑稽，倒走行路更为荒唐。因为，载舟者，民也；覆舟者，亦民也。
201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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