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奇葩高官在老父的老家大张旗鼓做了个王婆广告——父亲把家庭看得特别重。父亲爱生活、爱家庭、爱亲人，源自他心中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他把自己、把亲人，看做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一员，推己及人。“父亲是特别喜欢跟群众在一起的。”
看来，不“把家庭看得特别重”，就有“不爱生活、不爱家庭、不爱亲人”之嫌疑?那自然也谈不上心中有“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至于“特别喜欢跟群众在一起”，依常人思维：一个“特别”看重“家”又“特别”好跟“群众”一起的人，两个“特别”会不会“打架”呀?智商高点的会不会引导出“特别自我的也特别无我”“特别小器的也特别大方”“特别阴谋诡计的也特别光明正大”……反正内、外一回事?少数、大多数一回事!
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千千万万的先驱先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舍小家顾大家前赴后继(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家就奉献出7位亲人的宝贵生命)……难道为民族、为大众舍生忘死的英烈，被亿万人民歌为“中国人民大救星”的他老人家——都不爱自己的家庭、亲人?不把家庭看得“特别重”而为国捐躯为民奋斗又“源自”什么呢?难道是源自对祖国、对人民的“大恨”?!
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孔繁森，不顾老母病床两度入藏;焦裕禄，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那句“党是叫我们带领30万兰考人民战胜灾荒的，而不是来送人民群众逃难的”可有一丝一毫“顾自家”的影子?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任时，不但几个女儿没有沾到他的光，就连在乡下的老母和妻子也没有享过一天福，甚至符合条件的妻子办农转非的手续也被杨善洲扣下……
反之，如果不是眼瞎，不是别有用心，不是强词夺理，谁发现了那一茬又一茬的裸官、贪官不爱自家人?早早地偷偷摸摸把老婆子孙藏到国外加入外国籍把巨额不义之财转移国外为了别人?难道他们如此绞尽脑汁为东窗事发而对家小的善后不是“爱家”?恐怕是爱到无以复加了吧?按照某高官的奇葩“理论”，这些官场人渣能爱家庭、爱亲人，都是源自他们心中“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好嘛，反腐是不是该换成奖贪?!
彻底否定文革，目的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子女” “过好晚年”，甚至说“我的儿子在*大摔断了腿。他***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这在老百姓看来太有点抬举自己的断腿骄儿了——有学者对此颇有微辞：一个是为国捐躯，一个是担心老子过不了群众运动关而自残，公私泾渭分明!特别眷顾自家子女可算个好父，绝对称不上好领导，古往今来不是有句话叫“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早有文章泄露：在这位“特别喜欢跟群众在一起的”老父再次复出后，便带着儿子一个一个拜访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于是，人们就看到了后来出现的一个新机构：“中国***联合会”(据称还是“部级单位”，不知这世界还有哪个国度能有如此牛派?)虽然引来外报外电斥其有“护犊”嫌疑也不管不顾了，——这是叫“把自己、把亲人，看做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一员”?大公子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倒数第二、十六届中倒数第五，到十七届名落孙山。可见其“得人心”到什么程度?令人想到后来震惊中外的湛江走私案中的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除了自己拼命敛财之外，上任第一天，他也有样学样带着老婆、弟弟、儿子、女儿，一一和当地领导见面……你别误解：这样“爱家庭”“爱亲人”才叫心中有“祖国”、对人民有“大爱”!!!所以，被西人捧为“世界顶级思想家”的“唯一中国人”茅于轼就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如此这般，岂不令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无地自容了——因为他号召“天下为公”，还强调说“人人为公天下太平，个个营私天下大乱”……?
为了丰富其“大爱”，2010年第7期《纵横》杂志上又发了篇文章——标题就叫《***“文革”中为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某某某一辈子很少写信(其女儿说:她“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却多次给党中央、毛主席或其他领导人写信。他的信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大事，全是自家小事和私事，比如“大女儿的婚姻问题”，“大儿子的治病问题”，“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所以这女儿自豪无比地说：“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从这段文字来看，我们敬爱的某先生，那时候并不像有些人后来吹捧的那样“胸怀全球、放眼天下”，更没像后来人所说的那样“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深忧虑着”，而是满脑子装着儿女情长、个人私欲。那时候，全国上下包括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带头把自己的孩子从城市送到农村去锻炼(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高干子女)，而***却多次恳求汪东兴不要把他的女儿分到农村去，说“在农村是很困难的”。甚至对分到工厂做工也不满意，要求“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这样“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1970年9月13日，他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他的大女儿:“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为了安排好自己的子女，他又多次给汪东兴写信，要求把小儿子、小女儿送进大学去深造。结果就在他写信不久的1972年春天，小女儿和小儿子便如愿以偿，分别送进南京医科大学和南昌理工科大学。看来，靠走后门躲避上山下乡、靠走后门进入大学深造，还是从他那时就开始了!从这篇文章看，谁是“走后门、办私事”的始作俑者?
人们不会忘记：胡耀邦当上中组部部长，利用职权平反冤假错案搞一风吹，连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群众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产党离休干部待遇。胡耀邦上台后，与万*到西藏考察9天。亲自倾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当初那位老人利用北京西单民主墙打击华国锋掀起反毛运动时，面对华国锋的镇压要求曾十分坚定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任何人都不能压制群众的呼声”，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仅以此迅速打垮了华国锋，掀起了持续30年的反毛运动，同时还为自己骗取了一顶民主的桂冠。可是后来，随着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断深入，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社会开始向公众利益的轨道回归，那位老人采用强硬手段封闭了西单民主墙。
毛新宇表态——“毛家人决不经商”，又有人紧跟说“*家人在海外没有存款”，然而经不经商，有目共睹;海外存款，谁能查到?谁能去查?!岂非此地无银几百两?是故，古人说得好：听其言不如观其行。俗话也没错——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毛家人就是阳光下人们心目中的毛家人，*家人就是人们只能在私下聊起的*家人……
其实，做广告不是不可以，譬如到电视台，譬如找洋人作传记，或自拉自唱假正史之名，或者干脆借红头文件一用来它个人手一册……在咱这国度“特别是”的那些年头里，恐怕只有你我想不到、没有人家办不到的事儿?想到当年春晚赵本山那台“卖拐”的小品，虽说博得亿万人一笑，可到底有谁信呢?
“忽悠”吧，继续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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