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注：美国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民骐，从阶级矛盾的角度，回顾了90年代国企改革，并对当下的混改做出评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国有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决定》的用词隐晦委婉，但是对于长期关注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来说，不难做出如下的解读，即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要对剩余的、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私有化。
事实上，今年8月12日，英国权威报刊《金融时报》就以“中国发起第二轮国企私有化”为题在头版做了专题报道。《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试点方案，拟在两家央企引入私人投资。控制着三分之二国企(全国有15.5万家国企)的地方政府将在这次私有化进程中起带头作用。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和重庆在内的地方政府都宣布了对大量国企至少实施部分私有化的计划。上海计划让60%以上的国企引进某种形式的私人投资” 。
关于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有这样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国家何以要在目前阶段重启国有企业的改革?其次，通过对剩余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又要实现怎样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下历史回顾与梳理。
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说起
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的前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当时也叫“国营企业”。
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从满清王朝到北洋军阀，再到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始终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将中国建设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核心的和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是必须解决农民问题。在二十世纪，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独立自主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国防军事力量。为此，就必须将国家的经济剩余(国民经济产值中超出人口最低基本需要以上的一切部分)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用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的绝大部分，都被城乡统治阶级(特别是被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挥霍浪费掉了，或者被外国帝国主义所掠夺。
所以，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对农村土地制度实行根本的改造，从根本上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并且打倒在城市中占统治地位但与封建地主阶级发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将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经济剩余全部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强力推进工业化和国防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实上主要是以劳动农民为主体完成的，但是要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中国的劳动农民就决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中，而是必须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来完成对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这既是农业现代化所必需，也是为了国家工业化和资本积累而集中农业经济剩余所必需)，另一方面逐步地转移到城市中、成长为中国现代的产业工人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工农联盟。并且，就城市工人阶级代表着劳动农民的未来而言，可以说，这个工农联盟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正因为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历史基础)是工农联盟，现代的中国革命就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必须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因为中国革命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动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来完成的，新的、革命后的国家就只能建立在对广大劳动群众的一系列历史性承诺之上。这些历史性承诺，在事实上构成了1949-1976年间，新中国与中国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之间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
一方面，新中国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经济剩余，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和国防近代化(现代化)，为此就要求工农劳动群众在物质消费水平方面做出相当的牺牲，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接受较低的物质消费水平(尽管这种物质消费水平与旧中国相比仍然有了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相对于广大劳动群众在物质消费水平方面的牺牲，新中国在如下三个方面向劳动群众提供了补偿以及未来的承诺。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集体负责保障工农劳动群众的基本需要。
在城市，这主要是采取了国家向城市工人提供“铁饭碗”的形式。所谓“铁饭碗”，即国家在就业保障、住房、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向城市工人提供全面的保障。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城市工人曾经享受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好、最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中光荣的一页。在农村，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以后，人民公社体制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巩固，并且在七十年代几乎完全普及了基础医疗卫生和教育，并且为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由于这些保障，中国在基础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在人均预期寿命方面已经可以与韩国、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比肩，甚至取得了领先。
向城乡劳动群众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第一个基本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保证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最基本的优越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向城市劳动人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基础就是城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农村劳动人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基础就是农村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人民公社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人民所做出的一个庄严承诺。那就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简单地说，就是共产党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都要坚持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广大劳动群众同甘共苦。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关于长远未来的期许。新中国认为自己不仅在现阶段要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各项社会和经济权利，而且还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三大差别”)，逐步缩小直到完全消除各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实现完全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直至最终建立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
1978年中国开始推进私有化和经济去集中化道路。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农村的基础医疗卫生和教育体制随之瓦解，并且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肥、种子等基本生产资料也已经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完成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不得不到城市“打工”，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开始获得来自农村的、几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私有化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
作为一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中国不可能与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前沿竞争，也不可能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些半外围国家(比如中东石油出口国)在自然资源出口方面竞争。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唯一“比较优势”，就是依托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转变为“廉价劳动力”，据此来吸引跨国资本，进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必须“对外开放”，中国工厂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竞争就必须以低廉的价格为西方跨国公司打工。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繁荣依靠的是对广大中国工人的超强度剥削，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的掠夺，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繁荣以后，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矛盾日益增长，中国资本积累体制赖以运转的三项基本条件都正在走向他们自身的反面。首先，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停滞和动荡时期。2009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复苏乏力，或者停滞徘徊，或者陷入新的危机，预示着中国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即将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再者，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资本积累以后，中国的资源大量耗竭，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各种生态系统到了崩溃边缘，并且社会各界群众的反污染斗争逐渐高涨，日益增长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将对中国的资本积累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
最主要的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资本积累以后，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总量开始停滞并减少，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增加速度开始放慢，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劳动力按照整个生命周期计算的再生产成本。
自本世纪初以来，以拉丁美洲一系列进步政权的出现为开端，世界各地人民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到了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局面。面对中国资本积累体制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矛盾，中国领导集团面临着巨大挑战。
国企与国企改革
2003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在李荣融担任国资委首任主任后，开始推行央企“做大做强”扩张战略。但是到了2008年开始出现一种关于国有企业的批评论调。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始，国企改革的合法化论述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那么现在的问题被称为“市场垄断”、“国进民退”。这肇因于08年山西屡屡出现恶性煤矿事故，国企介入开始收购生产安全无法达标的小煤窑，引发了小煤窑老板们的激进不满，称国企强行兼并。其典型代表就是由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3月份发布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
天则《报告》认为存在结构性的“国进”现象，其依据一是山西省政府收回小煤矿开采权等案例，二是能源等行业国企相应值的比重，然而其所列的七个行业的数值中国企各项指标呈一致性上升的仅有电力蒸汽热水供应产业，上升的幅度是：国企所占资金从2005年的85.8%上升到2009年的87.4%，工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87%上升到2007年的88.8%。且不言《报告》中的案例如何无视小煤窑中工人的生命，如此一个产业，如此小的上升幅度，就可以得出中国“存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
图表1清晰地表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退民进”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和集体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及至2008年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伴随着国有企业大面积退却的是其容纳的城镇就业人口的迅速下降，到2012年这一数值仅为约20%。
图表1：1978-2008年间国有和集体企业产值和就业人员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表013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1;城镇中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人口占比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表4-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就中国的经济结构来说，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地位，从而无法在技术前沿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中国经济就仍然只有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维持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力。就现实情况来说，面对改革红利的迅速耗竭，以及随后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的破灭，对于剩余的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地、迅速地完成私有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一种必然选择与共识。在这个历史的时刻，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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